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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德”思想是梁启超“新民说”理论的重要内容。梁启超提出要正确处理公德和私德的关系，培养国民“利群”“利国”的公德思想。文章以梁启超公德观的内涵为切入点，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弘扬其优长，寻求其公德观的文化价值，从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
关键词：梁启超；公德观；唯物主义；文化价值；成才
中图分类号：G641；G7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561（2016）33-0015-02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把中国推向了衰落与耻辱的时代。梁启超开启了变封建主义之旧、维资产阶级之新的政治运动和文化运动，他认为，只有具备了“公德”的国民，才符合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才能够振兴中华民族。可见，梁启超的“公德”思想，不仅是其社会变革的基本理念，也是中国历史进程的本质要求和中国近现代国民性格改造的重要标志，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中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一、梁启超“公德观”的基本内涵
梁启超在《新民说》第五节《论公德》中提到，“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对于公德，梁启超认为：“夫所谓公德云者，就其本体言之，谓一团体中人公共之德性也；就其构成此本体之作用言之，谓个人对于本团体公共观念所发之德性也。”可见，就其本体而言，公德是一个民族国家或个体成员所具有的公共德性；就其作用而言，公德是一个民族国家或个体成员在共同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中所产生的公共观念或公共德性。梁启超充分利用了边沁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对中国传统道德和思想进行了整体性的批判。此时，梁启超所强调的是“立新德”和“道德革命”。
可见，针对整个民族，公德应具备本民族国家的公共德性，即整体性；针对个体成员，公德应具备个体成员在公共生活中所应遵守的社会公共生活，即利群性。正是因为有了这个道德根基，才能够“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梁启超在《论公德》中说：“公德之大目的，即在利群，而万千条理即由是生焉。本论以后各子目，殆皆可以利群二字为纲以一贯之者也。” 梁启超指出了公德的根本目的就是利群。当时，人们缺少利他、为群、为公的思想，当个人利益与社会群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体不会为了群体利益而舍弃个人利益。因此，利群的公德就是爱国思想。个人对群体、社会和国家有着不可推诿的责任，应当培养人们自尊、自强、自治、进取、冒险、尚武等新的理想人格。
后来，梁启超的观点有所改变，强调新民着重公德，并不是说私德是无所谓的。他认为，“私德者，人人之粮，而不可须离者也。” 可以看出，梁启超认为公德和私德都是不可或缺的，“公德者私德之推也，知私德而不知公德，所缺者只在一推；蔑私德而谬托公德，则并所以推之具而不存也。故养成私德，而德育之事思过半焉矣”。梁启超认为，完善的私德是公德的基础和前提，要提高国民的公德水平，必须培养国民个人的私德。公德和私德是“同一个德”，也可以说是同一主体之德的两个向度。私德是“独善其身”的修养，体现为个体成员利于他人、社会和国家。公德是“兼济天下”的修养，是集体、国家之善。私德是主体内在的善，公德是主体外在的善，两者相结合就是全善。总之，《论公德》和《论私德》，前者可看作是《新民说》“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后者是“淬厉其所固有而新之”。梁启超的“公德观”，对于今日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梁启超“公德观”的文化价值
梁启超新民思想中的“公德观”，与当代中国的公民道德建设高度契合，因而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1. 培养民族精神的重要因素
文化的天然属性是民族性。世界上每个民族都维系着特定的文化气质，影响并支配着本民族的思想和行为，成为本民族生生不息、奋勇前进的动力。梁启超的“公德观”源于中华文明，根植于中华民族生存空间，是培养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因素。
首先，民族精神是本民族文化认同的根本内容。梁启超在《新民说：释新民之义》中指出：“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特具之特质，上至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我同胞能数千年立国于亚洲大陆，必具所具特质，有宏大高尚完美厘然异于群族者，吾人所当保存之而勿失坠也。” 可见，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精神纽带。中华民族精神中的“重德”精神和人格“完美”精神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人文关怀。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的客体，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主体。中华民族精神中的重德精神作为一种精神动力，不断推动中华民族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自我激励和自我凝聚，自我认同和自我肯定。
其次，民族精神是本民族文化整合的核心和原则。文化整合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的重要环节，全球化时代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文化整合的进程。当代，我们应该在借鉴西方责任伦理、制度伦理的同时，自信地汲取中国传统的“公德精神”。梁启超的“公德”与“私德”的核心点是“公私兼善”，以及“伦理之德”和“德性之德”的内在统一，而“公私兼善”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中国传统的公德精神，即“内圣外王”——以内化的德性和修养作为安身立命和取得成就的基础。梁启超认为，“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日淬历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日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梁启超对一味崇拜西方文化和一味固守传代文化的倾向都予以否定，指明了新民说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发扬，又是对西方文化的汲取，既保持了开放性思维，又秉承了民族性原则；既促进了创新性思维，又构建了秩序性原则。
2. 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因素
梁启超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和“合群”“利群”的高尚的公德意识，对于推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仍然具有指导意义。经济决定文化，文化对经济具有反作用。马克思说过：“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作为一种自由竞争的经济和利益驱动型的经济，市场经济既提高了人们的竞争意识、法制意识、创新观念和平等观念，同时又造成了社会人文价值的失落和文化认同的危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和精神不仅高度联系且相互转化。梁启超的新民公德思想中所涉猎的权利义务意识、自由进取精神、自治合群理念等，对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个体成员的价值迷失和道德消解提供了价值引导。另外，梁启超的新民公德思想中深刻蕴含着其塑造中国近代社会的理想人格的迫切愿望，深刻表达了其强烈的民族国家责任意识和注重集体主义的倾向，对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群体成员凝聚价值提供了理论支撑。为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公德意识携手前行，带来经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齐头并进的互动和张力。
3.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因素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必然面对继承和发展、培育和弘扬的现实问题，核心点在于充分把握文化的“导向”，既要充分表达国家意识形态和民族精神的文化，又要充分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多样化的时代，价值取向正在以去中心化的结构主义面孔呈现，并不断挑战并模糊价值主导的内容和目标。在主导价值和多元价值论争的多重困扰中，在精神和物质的较量下，在精英和大众的离散下，个体对于自身价值困惑不解。价值多样打破了传统一元性的地位，但是也使个体深深陷入相对与虚无的逻辑批判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生产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可见，在现实性上，从价值多样走向价值共识得益于共同的道德、精神和价值。梁启超的新民道德人格塑造寄希望于青年，并通过加强青年教育，使青年具备自由与民主的观念，自强不息的精神，勤劳务实的品格，遵纪守法的品质，其内涵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研究如何培育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仍具有现实价值。
四、结束语
梁启超的新民公德的核心就是爱国主义，由“立人”而“立国”，公德与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紧密结合。梁启超的新民公德思想对于今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培养大学生公德自觉意识，提升大学生的个人品德水平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价值。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新民说[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2]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新华社中央新闻采访中心.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4]陈泽环.《新民说》的当代意义——基于伦理学视角的文本考察[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4）.
关键词：梁启超；公德观；唯物主义；文化价值；成才
中图分类号：G641；G7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561（2016）33-0015-02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把中国推向了衰落与耻辱的时代。梁启超开启了变封建主义之旧、维资产阶级之新的政治运动和文化运动，他认为，只有具备了“公德”的国民，才符合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才能够振兴中华民族。可见，梁启超的“公德”思想，不仅是其社会变革的基本理念，也是中国历史进程的本质要求和中国近现代国民性格改造的重要标志，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中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一、梁启超“公德观”的基本内涵
梁启超在《新民说》第五节《论公德》中提到，“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对于公德，梁启超认为：“夫所谓公德云者，就其本体言之，谓一团体中人公共之德性也；就其构成此本体之作用言之，谓个人对于本团体公共观念所发之德性也。”可见，就其本体而言，公德是一个民族国家或个体成员所具有的公共德性；就其作用而言，公德是一个民族国家或个体成员在共同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中所产生的公共观念或公共德性。梁启超充分利用了边沁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对中国传统道德和思想进行了整体性的批判。此时，梁启超所强调的是“立新德”和“道德革命”。
可见，针对整个民族，公德应具备本民族国家的公共德性，即整体性；针对个体成员，公德应具备个体成员在公共生活中所应遵守的社会公共生活，即利群性。正是因为有了这个道德根基，才能够“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梁启超在《论公德》中说：“公德之大目的，即在利群，而万千条理即由是生焉。本论以后各子目，殆皆可以利群二字为纲以一贯之者也。” 梁启超指出了公德的根本目的就是利群。当时，人们缺少利他、为群、为公的思想，当个人利益与社会群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体不会为了群体利益而舍弃个人利益。因此，利群的公德就是爱国思想。个人对群体、社会和国家有着不可推诿的责任，应当培养人们自尊、自强、自治、进取、冒险、尚武等新的理想人格。
后来，梁启超的观点有所改变，强调新民着重公德，并不是说私德是无所谓的。他认为，“私德者，人人之粮，而不可须离者也。” 可以看出，梁启超认为公德和私德都是不可或缺的，“公德者私德之推也，知私德而不知公德，所缺者只在一推；蔑私德而谬托公德，则并所以推之具而不存也。故养成私德，而德育之事思过半焉矣”。梁启超认为，完善的私德是公德的基础和前提，要提高国民的公德水平，必须培养国民个人的私德。公德和私德是“同一个德”，也可以说是同一主体之德的两个向度。私德是“独善其身”的修养，体现为个体成员利于他人、社会和国家。公德是“兼济天下”的修养，是集体、国家之善。私德是主体内在的善，公德是主体外在的善，两者相结合就是全善。总之，《论公德》和《论私德》，前者可看作是《新民说》“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后者是“淬厉其所固有而新之”。梁启超的“公德观”，对于今日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梁启超“公德观”的文化价值
梁启超新民思想中的“公德观”，与当代中国的公民道德建设高度契合，因而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1. 培养民族精神的重要因素
文化的天然属性是民族性。世界上每个民族都维系着特定的文化气质，影响并支配着本民族的思想和行为，成为本民族生生不息、奋勇前进的动力。梁启超的“公德观”源于中华文明，根植于中华民族生存空间，是培养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因素。
首先，民族精神是本民族文化认同的根本内容。梁启超在《新民说：释新民之义》中指出：“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特具之特质，上至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我同胞能数千年立国于亚洲大陆，必具所具特质，有宏大高尚完美厘然异于群族者，吾人所当保存之而勿失坠也。” 可见，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精神纽带。中华民族精神中的“重德”精神和人格“完美”精神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人文关怀。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的客体，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主体。中华民族精神中的重德精神作为一种精神动力，不断推动中华民族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自我激励和自我凝聚，自我认同和自我肯定。
其次，民族精神是本民族文化整合的核心和原则。文化整合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的重要环节，全球化时代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文化整合的进程。当代，我们应该在借鉴西方责任伦理、制度伦理的同时，自信地汲取中国传统的“公德精神”。梁启超的“公德”与“私德”的核心点是“公私兼善”，以及“伦理之德”和“德性之德”的内在统一，而“公私兼善”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中国传统的公德精神，即“内圣外王”——以内化的德性和修养作为安身立命和取得成就的基础。梁启超认为，“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日淬历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日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梁启超对一味崇拜西方文化和一味固守传代文化的倾向都予以否定，指明了新民说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发扬，又是对西方文化的汲取，既保持了开放性思维，又秉承了民族性原则；既促进了创新性思维，又构建了秩序性原则。
2. 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因素
梁启超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和“合群”“利群”的高尚的公德意识，对于推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仍然具有指导意义。经济决定文化，文化对经济具有反作用。马克思说过：“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作为一种自由竞争的经济和利益驱动型的经济，市场经济既提高了人们的竞争意识、法制意识、创新观念和平等观念，同时又造成了社会人文价值的失落和文化认同的危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和精神不仅高度联系且相互转化。梁启超的新民公德思想中所涉猎的权利义务意识、自由进取精神、自治合群理念等，对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个体成员的价值迷失和道德消解提供了价值引导。另外，梁启超的新民公德思想中深刻蕴含着其塑造中国近代社会的理想人格的迫切愿望，深刻表达了其强烈的民族国家责任意识和注重集体主义的倾向，对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群体成员凝聚价值提供了理论支撑。为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公德意识携手前行，带来经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齐头并进的互动和张力。
3.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因素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必然面对继承和发展、培育和弘扬的现实问题，核心点在于充分把握文化的“导向”，既要充分表达国家意识形态和民族精神的文化，又要充分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多样化的时代，价值取向正在以去中心化的结构主义面孔呈现，并不断挑战并模糊价值主导的内容和目标。在主导价值和多元价值论争的多重困扰中，在精神和物质的较量下，在精英和大众的离散下，个体对于自身价值困惑不解。价值多样打破了传统一元性的地位，但是也使个体深深陷入相对与虚无的逻辑批判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生产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可见，在现实性上，从价值多样走向价值共识得益于共同的道德、精神和价值。梁启超的新民道德人格塑造寄希望于青年，并通过加强青年教育，使青年具备自由与民主的观念，自强不息的精神，勤劳务实的品格，遵纪守法的品质，其内涵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研究如何培育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仍具有现实价值。
四、结束语
梁启超的新民公德的核心就是爱国主义，由“立人”而“立国”，公德与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紧密结合。梁启超的新民公德思想对于今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培养大学生公德自觉意识，提升大学生的个人品德水平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价值。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新民说[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2]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新华社中央新闻采访中心.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4]陈泽环.《新民说》的当代意义——基于伦理学视角的文本考察[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