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后，混合所有制被认为是当前深化国企改革的突破口。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就落实三中全会的该领域改革要求，李克强指出“优化国有企业经济布局和结构，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并且“在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领域，向非国有资本推出一批投资项目”。
继中石化2月19日宣布将在油气销售领域引入民资，由此开启新一轮国资混合所有制改革序幕后，许多央企和地方国企也加快了混合所有制改革探索。一时间，这项改革在全国范围如火如荼，大有“运动化”之势。
那么，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当如何实行？其面临的主要障碍是什么？改革的未来前景到底怎样？就此，《中国经贸聚焦》（下称CBF）记者日前专访了知名经济学者、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
“国资+混合所有制”概念
CBF：您如何理解混合所有制及其对国企改革的意义？
刘胜军：混合所有制在实践中早有探索，上市公司就是一种混合所有制形式。其实从三中全会《决定》来看，它不仅提出混合所有制，还以国有资本的概念取代了国有企业。这是有其重要意义的，也是当前国企改革大的思路。
强调国有资本概念，意味着不再像过去那样行政力量过多干预企业微观行为，因为作为资本所有者，只要关心回报率就可以了。要做到这一点，发展混合所有制则是一个必然的路径。
混合所有制的意义在于，有助于解决国企长期以来存在的体制上的弊端。如果一家国企政府还是绝对的大股东，就必然拥有人事控制权，必然导致政企不分，企业也必然搞不好。目前广东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已经提出，国有资本持股将不设下限。如果国资持股占比降得很低，甚至国有股东变成了小股东，尤其是在有一个比较强大的民营大股东的情况下，这家企业就有望从国企转变为一个真正有效率的市场化企业。
CBF：但是对一些大型央企而言，民资会不会并无足够实力持有多数股份？
刘胜军：对于央企改革来说，一方面要打破垄断，像电信行业完全就应该给其他企业发放运营牌照。如果不打破垄断，光在混合所有制上做文章是不够的。另一方面，国有股份要减少。比如将部分国有股划拨社保基金，从长远来看，国有股还可以通过市场进行减持，以缓解政府负债压力等。政府抛售部分国有股后，企业股权就越来越多元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就会慢慢淡化对企业的控制，民资后来居上自然顺理成章。
透明的环境和公平的竞争机制
CBF：目前民资对进入国企这些领域似乎还多有担忧，混合所有制改革面临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刘胜军：这些障碍主要有：一是规则不透明。习近平在此次两会期间谈到国企改革时也特别强调，“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关键是细则，成败也在细则”。举个例子，在新华都集团董事长陈发树向红塔集团讨要云南白药股权纠纷案中，双方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但时隔3年多股权转让协议未获国资监管机构审批，而云南白药股价已经大涨。目前股份转让协议被云南高院确认合法有效，但陈发树交割股权的请求却被驳回。这对民营企业来说就是很不公平的。规则的透明和对契约的尊重，非常重要，否则民资投资难有保障。
其次，国企吸引民资进入，还可能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的风险。比如，中石化将其下游业务的一部分拿出来引入民资，它并非一个独立业务，可能与中石化有很多关联交易，民营投资者很难判定它不会被做手脚，在此情形下就可能缺乏信心。说到底，民资愿意做国企的小股东，往往是因该领域存在超额利润，否则它可能没有任何兴趣。其道理很简单，民营资本的运作效率要远比国企高，只有所进入领域存在垄断和超额利润，才能弥补效率上的损失。
因此，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需要做好两件事，一是要建立非常清晰的规则，包括详细的转让流程、国企股份如何定价、怎么竞标、发生纠纷怎样解决等，审批程序也要透明化；二是要通过一些司法判例给市场以信心，“对所有市场主体一视同仁”不能只是一个口号，而实际却是“国企是亲儿子，民企是干儿子”。
总体来说，国企改革是一个非常庞大复杂的问题，毕竟涉及数十万亿计的国有资产，可能需要分阶段分步骤不断完善其中的规则。
对于国资管理者而言，他们也担心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让自己承担政治责任。当年“国退民进”浪潮就因遇到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指责而被迫停止。所以，习近平此番强调“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改革关键是公开透明”。在新一轮国企改革推进过程中，如何确保国有资产有序退出，也就是在退出过程中，国有资产得到合理价格非常关键。要实现这一点，国有资产的转让（包括管理层持股等）必须有一个透明的环境和公平的竞争机制，才能避免这方面的风险。
经济领域改革两大难点之一
CBF：您如何看待混合所有制及国企改革的未来前景？
刘胜军：事实上，在国企改革上，中央此前的认识已经很到位，但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包括利益集团阻挠、意识形态上的认知问题等。
中央先后提出了国企要从竞争性领域退出，要实行政企分开，要破除行政垄断，国企改革最难的其实就是这三点。如果都能做到，就不存在国企与民争利现象，国企领导也能通过市场化机制选聘而不是由党委组织部任命，并通过公平竞争提高效率。只有这样还能继续生存下来的国企，才能证明其有存在的必要。不过，这些都执行得很不好。
国企改革在观念上还存在两点障碍。三中全会提出“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这段话很令人费解。如果改革的结果是国企越来越强大，对中国经济而言可能不是好事，也不可能带来真正的变革。另一个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就是坚持国企的党管干部，以及国企领导行政化。党管干部管人事必须从企业中退出，国有股东可以行使权力监督董事会，维护自己的利益，但由党委组织部门任命企业领导就很荒唐了。
就目前来看，以混合所有制作为突破口的国企改革在一些央企和地方国企的“风行”，或许更多还是政治作秀的成分，表明其积极响应中央号召。但改革最重要的不是看谁做得快，而是要抓紧制定制度规则，既要保护国有资产不流失，以合理价格转让，又要不让民资失去信心，不是进来以后就被“关门打狗”。
国企改革和行政审批权下放，被普遍视为所有经济领域改革中最难的两块。审批权就是官员的命根子，包括IPO注册制等审批权改革直接触动官僚集团核心利益，势必遭遇强势反弹。而如果说政府官员审批权变现尚有风险的话，国企领导的权力套现则堪称合法，国企一定程度上已经沦为了权力合法套现的温床。因此，涉及巨大经济利益的国企改革同样将是举步维艰。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就落实三中全会的该领域改革要求，李克强指出“优化国有企业经济布局和结构，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并且“在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领域，向非国有资本推出一批投资项目”。
继中石化2月19日宣布将在油气销售领域引入民资，由此开启新一轮国资混合所有制改革序幕后，许多央企和地方国企也加快了混合所有制改革探索。一时间，这项改革在全国范围如火如荼，大有“运动化”之势。
那么，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当如何实行？其面临的主要障碍是什么？改革的未来前景到底怎样？就此，《中国经贸聚焦》（下称CBF）记者日前专访了知名经济学者、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
“国资+混合所有制”概念
CBF：您如何理解混合所有制及其对国企改革的意义？
刘胜军：混合所有制在实践中早有探索，上市公司就是一种混合所有制形式。其实从三中全会《决定》来看，它不仅提出混合所有制，还以国有资本的概念取代了国有企业。这是有其重要意义的，也是当前国企改革大的思路。
强调国有资本概念，意味着不再像过去那样行政力量过多干预企业微观行为，因为作为资本所有者，只要关心回报率就可以了。要做到这一点，发展混合所有制则是一个必然的路径。
混合所有制的意义在于，有助于解决国企长期以来存在的体制上的弊端。如果一家国企政府还是绝对的大股东，就必然拥有人事控制权，必然导致政企不分，企业也必然搞不好。目前广东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已经提出，国有资本持股将不设下限。如果国资持股占比降得很低，甚至国有股东变成了小股东，尤其是在有一个比较强大的民营大股东的情况下，这家企业就有望从国企转变为一个真正有效率的市场化企业。
CBF：但是对一些大型央企而言，民资会不会并无足够实力持有多数股份？
刘胜军：对于央企改革来说，一方面要打破垄断，像电信行业完全就应该给其他企业发放运营牌照。如果不打破垄断，光在混合所有制上做文章是不够的。另一方面，国有股份要减少。比如将部分国有股划拨社保基金，从长远来看，国有股还可以通过市场进行减持，以缓解政府负债压力等。政府抛售部分国有股后，企业股权就越来越多元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就会慢慢淡化对企业的控制，民资后来居上自然顺理成章。
透明的环境和公平的竞争机制
CBF：目前民资对进入国企这些领域似乎还多有担忧，混合所有制改革面临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刘胜军：这些障碍主要有：一是规则不透明。习近平在此次两会期间谈到国企改革时也特别强调，“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关键是细则，成败也在细则”。举个例子，在新华都集团董事长陈发树向红塔集团讨要云南白药股权纠纷案中，双方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但时隔3年多股权转让协议未获国资监管机构审批，而云南白药股价已经大涨。目前股份转让协议被云南高院确认合法有效，但陈发树交割股权的请求却被驳回。这对民营企业来说就是很不公平的。规则的透明和对契约的尊重，非常重要，否则民资投资难有保障。
其次，国企吸引民资进入，还可能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的风险。比如，中石化将其下游业务的一部分拿出来引入民资，它并非一个独立业务，可能与中石化有很多关联交易，民营投资者很难判定它不会被做手脚，在此情形下就可能缺乏信心。说到底，民资愿意做国企的小股东，往往是因该领域存在超额利润，否则它可能没有任何兴趣。其道理很简单，民营资本的运作效率要远比国企高，只有所进入领域存在垄断和超额利润，才能弥补效率上的损失。
因此，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需要做好两件事，一是要建立非常清晰的规则，包括详细的转让流程、国企股份如何定价、怎么竞标、发生纠纷怎样解决等，审批程序也要透明化；二是要通过一些司法判例给市场以信心，“对所有市场主体一视同仁”不能只是一个口号，而实际却是“国企是亲儿子，民企是干儿子”。
总体来说，国企改革是一个非常庞大复杂的问题，毕竟涉及数十万亿计的国有资产，可能需要分阶段分步骤不断完善其中的规则。
对于国资管理者而言，他们也担心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让自己承担政治责任。当年“国退民进”浪潮就因遇到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指责而被迫停止。所以，习近平此番强调“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改革关键是公开透明”。在新一轮国企改革推进过程中，如何确保国有资产有序退出，也就是在退出过程中，国有资产得到合理价格非常关键。要实现这一点，国有资产的转让（包括管理层持股等）必须有一个透明的环境和公平的竞争机制，才能避免这方面的风险。
经济领域改革两大难点之一
CBF：您如何看待混合所有制及国企改革的未来前景？
刘胜军：事实上，在国企改革上，中央此前的认识已经很到位，但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包括利益集团阻挠、意识形态上的认知问题等。
中央先后提出了国企要从竞争性领域退出，要实行政企分开，要破除行政垄断，国企改革最难的其实就是这三点。如果都能做到，就不存在国企与民争利现象，国企领导也能通过市场化机制选聘而不是由党委组织部任命，并通过公平竞争提高效率。只有这样还能继续生存下来的国企，才能证明其有存在的必要。不过，这些都执行得很不好。
国企改革在观念上还存在两点障碍。三中全会提出“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这段话很令人费解。如果改革的结果是国企越来越强大，对中国经济而言可能不是好事，也不可能带来真正的变革。另一个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就是坚持国企的党管干部，以及国企领导行政化。党管干部管人事必须从企业中退出，国有股东可以行使权力监督董事会，维护自己的利益，但由党委组织部门任命企业领导就很荒唐了。
就目前来看，以混合所有制作为突破口的国企改革在一些央企和地方国企的“风行”，或许更多还是政治作秀的成分，表明其积极响应中央号召。但改革最重要的不是看谁做得快，而是要抓紧制定制度规则，既要保护国有资产不流失，以合理价格转让，又要不让民资失去信心，不是进来以后就被“关门打狗”。
国企改革和行政审批权下放，被普遍视为所有经济领域改革中最难的两块。审批权就是官员的命根子，包括IPO注册制等审批权改革直接触动官僚集团核心利益，势必遭遇强势反弹。而如果说政府官员审批权变现尚有风险的话，国企领导的权力套现则堪称合法，国企一定程度上已经沦为了权力合法套现的温床。因此，涉及巨大经济利益的国企改革同样将是举步维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