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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于19世纪30年代步入了大众报刊信息传递的阶段，而中国却出现了政党报纸裹挟新闻信息并行发展的特殊现象。中国历史从清末到20世纪30年代之间，有行将走到末路的清政府，还有国民党和共产党三种社会力量交织在一起发展，作为阶级和政党的主要宣传工具之媒介，也将政论作为其主要的宣传武器。相对而言，新闻信息在此期间却被排除在主流之外，但历史并没有对新闻报道宣判死刑。本文旨在通过对此阶段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电讯事业的发展、新闻专业主义的萌生和新闻工作者的主观条件等因素的分析，来探讨新闻业务兴起的成因。
关键词：信源 技术支持 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记者
独立战争结束后，就是否批准宪法问题，美国形成了支持此问题的联邦派和反对此问题的反联邦派。为了宣传各自的见解主张，纷纷创办报纸作为自己的舆论宣传工具。美国报纸随即进入了“政党报纸时期”。但工业革命之后，随着美国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民主意识的觉醒和对信息的高度渴求，促使了大量以社会中下层劳动人民为服务对象的便士报的诞生，在19世纪30年代，这种大众化的报刊迅速取代了政党报纸在美国报业的中心地位。政党报纸结束后，美国新闻业迎来了新闻信息时代。但是中国报业的发展历程却经历了政党报纸裹挟大量新闻信息而发展的阶段。以现代报业发展理念来审视，信息服务无疑是大众传媒基本的、也是首要的社会功能。然而，在改良派和革命派各自为己之阶级理想、政党主张而奔走之时，在军阀混战、国共合作与对峙之时，政论在报纸上处于中心地位之际，新闻信息并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没能唱主角，不代表在报业舞台上没有新闻信息的一席之地。正是这点点的萌芽在种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使信息报道逐渐成为报纸的主角，中国的新闻业务有了长足的发展。
信源丰富
著名传播学家施拉姆在《传播是怎样运行的》一文中提出传播至少要有三个要素：信源、讯息和信宿。①对于新闻报道而言，多变的时势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在清末至20世纪30年代间，有几件影响较大的事件，也刺激了新闻信息的大量报道。
首先，清末新政引起民众的高度关注。清朝政府为了挽救自己于1901年开始被迫在政治和经济等领域推行系列改革。如政治上裁撤通政司、废除刑讯等，经济上，中央政府设立了商部，并颁布了在省会及大城市成立工商两局的章程等。但随着武昌起义枪声的打响，大清的图强之梦也随之瓦解。但在此期间作为臣民的受众对清政府推行的新政的内容、进程、影响等进行关注，各刊物报纸、各社会团体也争相鼓吹开议院、定宪法，声势十分浩大，因此客观上保证了新闻源的丰富性和持续性。
其次，一战的爆发使得人们对信息高度渴求。一战中虽然中国没有出兵，但在物质和精神上的相应支持也算尽到了盟国的义务。再加之一战期间，十四万华工在英法两国政府的征召和中国政府的安排下，远涉重洋，作为苦力来到战火纷飞的欧洲，他们有的挖战壕，有的在码头和铁路货场干苦力，有的给盟军下属工厂卖命。对他们的生存与生活状态，人们也是极为关切的。更为重要的是，战后巴黎和会对中国权益的践踏激起了民愤。美、英、法、日等国根本不让中国参加有关会议。1919年5月1日，英国外交大臣将有关山东问题条款的主要内容转告中国代表团，中国代表团再三索要草约文本和会议记录，都被拒绝。6月28日《凡尔赛条约》正式签字的前3小时，中国代表团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向大会提交了将来在适当时机重议山东问题的书面声明，被最高会议退回。中国非但没有得到应得的利益，反而再次成为任其宰割的羔羊。整个一战牵涉到中国的多方利益，这在客观上刺激了人们对信息的渴求。
再次，军阀混战，国内局势多变。中华民国的胜利果实迅速被袁世凯篡夺，建立反动独裁统治。从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推行武力统一政策，进攻西南，发动第三次南北战争，接连引发了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孙、吴、冯反奉活动等，历史发展进入了军阀混战的阶段。在这期间，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号召下、在巴黎和会的刺激下，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继而出现了国共两党并存的局面，并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人们急切关注着所有事态的变化，以便采取相应的对策。因此，多变的国内局势自然成为信息报道的源泉。
技术支持：电讯事业发达
电报在中国最早见于上海租界，“戊戌变法”之后，内地少数大中城市陆续设置电报局，不久，电报网就遍及全国。电波的出现，以其快速、覆盖广泛的特性将中国各地与世界紧密连在一起。在电报遍设于中国后，新闻报道的时效性有了保证，远隔万里的事情，当日或次日便可为中国各地报馆所知，并立即载于报刊。
到了清朝末年，新闻电报开始减半收费。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交通部特地颁发了《新闻电报章程》，规定：“国内往来新闻电报，华文明语电报每字收银元三分，英文明语每字收银元六分。”新闻电报费用的降低，使报纸可以更多地使用专电。有线电报的不断架设、电报费用的降低以及铁路线的延伸，使当时的各大报纸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建立通讯网成为可能，这在客观上也对中国报业在民国初年开始由“政论时代”向“新闻时代”过渡，确立新闻在报纸上的“中心地位”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从1912年10月起，电讯在《申报》、《时报》、《新闻报》等报纸上所占版面越来越多，遇到重大政治事件，甚至会整版刊登电讯。电讯的增多大大提高了报纸的新闻报道水平。
新闻专业主义的萌芽
新闻专业主义是美国政党报纸解体之后在新闻同行中发展起来的“公共服务”的一种信念，随着美国民主政治构架的成熟，政党报纸宣告破产，一批以为市民阶层提供新闻信息为主要目标的便士报问世。这些报纸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黄色新闻”冲击波之后，很快走上了专业主义的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专业主义的思想深入人心，美国新闻工作者开始寻找适当的专业规范。1923年，美国报纸编辑人协会制定《报业信条》。②而在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徐宝璜等人把新闻职业化界定为职业意识、职业品格和职业教育。③徐宝璜认为报纸的首要职责就是供给新闻。他认为事实是舆论的基础，舆论因事实而生，并且把提供正确和详细的事实作为报纸的要求。简言之，新闻即事实，事实必须与言论分开。在《新闻学》一书中，他谈到了新闻的专业主义精神，谈到了新闻人的职业道德，谈到了新闻事业商业化等，这种对专业主义精神的追求与弘扬，使得中国的报界逐步接近新闻报道本身。
名记者的积极努力
在清末民初这样一个历史夹缝中，生活着一批怀有远大理想、富有生活激情和才华的记者，如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徐彬彬、胡政之、张季鸾、邹韬奋、范长江等。正是他们对新闻理念的不懈追求、对大众的关爱、对国家命运的牵系，使得新闻报道逐渐脱离政党色彩而占据报纸的中心地位。
文学功底深厚。在夹缝中生活的这批记者大多接受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与熏陶，传统国学功底极为厚重。如徐凌霄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受家世的影响，徐凌霄青少年时期受过很好的儒家传统教育，长于文学，娴于经史。他以熟悉历史掌故著名，所写新闻通讯注意有关人物历史背景的介绍，文笔优美又富于趣味。著名女记者刘韵琴出身书香门第，母许氏，通诗文。长兄刘增诜，次兄刘祥诜，皆善音律，工诗词。“韵琴九岁能诗，及笄文名籍甚”，文学素养很高，而以诗词成就最高。邵飘萍从小天资聪慧，1898年，年仅12岁的他就中了秀才。黄远生，1885年出生于江西九江一个“文采秀发”的书香世家。曾祖黄凤楼系道光年间的进士，三个叔伯父均为举人，父亲黄儒藻也系秀才出身。黄远生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熏陶，发蒙时期就广涉经史子集等等。正是这些记者所经受的良好教育，使得他们的新闻报道文笔流畅、趣味盎然，脱离政论色彩，回归新闻信息本身。
报国有方。这些名记者没有像中国传统文人走仕途之路，靠做官来实现自己的价值，也没有走实业救国之路来兼济天下，反而从事多种类型的知识性传播活动，靠手中之笔，传递信息来服务社会。如徐凌霄曾在京师大学堂学土木工程专业，本来打算搞工程设计，曾到长江考察，目睹腐败，愤而给报社投稿，引起了社会关注，遂进入了新闻界，并借以表达自己对国家和社会的关切。邵飘萍1902年考入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后返回家乡金华，相继在金华中学堂、长山书院等中学任教。他一边教书，一边为上海各报撰稿。1911年，他去杭州和杭辛斋合作创办《汉民日报》并被该报聘为主编，终于实现了宿愿，走上了他在中学读书时立志“新闻救国”的道路，开始了他的办报生涯。1903年黄远生中进士后心怀远大抱负，不愿按清廷惯例接受官职，而决定赴日本留学，入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法律。6年后归国，任邮传部员外郎、派参议厅行走兼编译局纂修等职。这时恰值李盛铎以北洋五大臣之一赴西欧考察宪政归国，他对黄远生说：“西洋方面那些熟悉近代史和国际情况的，大都是报馆撰述人员，你如果干这一行，将来一定是位名记者。”黄远生深感清廷腐败，仕途不彰，做官之意顿消，并接受建议，投身于新闻界。
接受资产阶级新闻学教育。黄远生幼年时期，家里就特地请了一位外籍女教师教他学习英语，1903年赴日本留学，入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法律。刘韵琴因向往日本明治维新，民国二年遂不顾世俗物议，毅然东渡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中央大学，在日与黄兴、宋教仁、邵飘萍交往。1905年陕西省遴选留日学生，张季鸾由宏道学堂保送到日本留学。到日本后，他先后曾入东京经纬学堂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不久即能默读日文字典，最后到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与经济学，这些都奠定了他们运用现代科学理念认识问题的基础。这些留日的经历，使得新闻工作者充分认识到日本的现代资产阶级先进的制度和先进的思想，同时在国外学习的先进的办报理念和办报经验，为日后回国投身报业，以思想启蒙、揭示真相来改变国人的思想认识、救国救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20世纪30年代中国报业在这些主客观条件的综合作用下，渐渐摇起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大旗，慢慢踏上了新闻纸的信息传播时代，加之1926年9月1日，新记《大公报》续刊出版第一天刊登的《本社同人之志趣》中阐释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即“四不方针”，把新闻报道在报业中的地位迅速地推向了高潮。新闻报道冲破了政党色彩的藩篱，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报业的重心。
注释：
①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②蓝鸿文：《新闻伦理学简明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③吴飞：《新闻专业主义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参考文献：
1.方汉奇：《大公报百年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3.吕思勉：《中国通史》上编，太原：山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5.迈克尔·埃默里：《美国新闻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作者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
编校：张红玲
关键词：信源 技术支持 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记者
独立战争结束后，就是否批准宪法问题，美国形成了支持此问题的联邦派和反对此问题的反联邦派。为了宣传各自的见解主张，纷纷创办报纸作为自己的舆论宣传工具。美国报纸随即进入了“政党报纸时期”。但工业革命之后，随着美国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民主意识的觉醒和对信息的高度渴求，促使了大量以社会中下层劳动人民为服务对象的便士报的诞生，在19世纪30年代，这种大众化的报刊迅速取代了政党报纸在美国报业的中心地位。政党报纸结束后，美国新闻业迎来了新闻信息时代。但是中国报业的发展历程却经历了政党报纸裹挟大量新闻信息而发展的阶段。以现代报业发展理念来审视，信息服务无疑是大众传媒基本的、也是首要的社会功能。然而，在改良派和革命派各自为己之阶级理想、政党主张而奔走之时，在军阀混战、国共合作与对峙之时，政论在报纸上处于中心地位之际，新闻信息并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没能唱主角，不代表在报业舞台上没有新闻信息的一席之地。正是这点点的萌芽在种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使信息报道逐渐成为报纸的主角，中国的新闻业务有了长足的发展。
信源丰富
著名传播学家施拉姆在《传播是怎样运行的》一文中提出传播至少要有三个要素：信源、讯息和信宿。①对于新闻报道而言，多变的时势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在清末至20世纪30年代间，有几件影响较大的事件，也刺激了新闻信息的大量报道。
首先，清末新政引起民众的高度关注。清朝政府为了挽救自己于1901年开始被迫在政治和经济等领域推行系列改革。如政治上裁撤通政司、废除刑讯等，经济上，中央政府设立了商部，并颁布了在省会及大城市成立工商两局的章程等。但随着武昌起义枪声的打响，大清的图强之梦也随之瓦解。但在此期间作为臣民的受众对清政府推行的新政的内容、进程、影响等进行关注，各刊物报纸、各社会团体也争相鼓吹开议院、定宪法，声势十分浩大，因此客观上保证了新闻源的丰富性和持续性。
其次，一战的爆发使得人们对信息高度渴求。一战中虽然中国没有出兵，但在物质和精神上的相应支持也算尽到了盟国的义务。再加之一战期间，十四万华工在英法两国政府的征召和中国政府的安排下，远涉重洋，作为苦力来到战火纷飞的欧洲，他们有的挖战壕，有的在码头和铁路货场干苦力，有的给盟军下属工厂卖命。对他们的生存与生活状态，人们也是极为关切的。更为重要的是，战后巴黎和会对中国权益的践踏激起了民愤。美、英、法、日等国根本不让中国参加有关会议。1919年5月1日，英国外交大臣将有关山东问题条款的主要内容转告中国代表团，中国代表团再三索要草约文本和会议记录，都被拒绝。6月28日《凡尔赛条约》正式签字的前3小时，中国代表团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向大会提交了将来在适当时机重议山东问题的书面声明，被最高会议退回。中国非但没有得到应得的利益，反而再次成为任其宰割的羔羊。整个一战牵涉到中国的多方利益，这在客观上刺激了人们对信息的渴求。
再次，军阀混战，国内局势多变。中华民国的胜利果实迅速被袁世凯篡夺，建立反动独裁统治。从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推行武力统一政策，进攻西南，发动第三次南北战争，接连引发了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孙、吴、冯反奉活动等，历史发展进入了军阀混战的阶段。在这期间，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号召下、在巴黎和会的刺激下，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继而出现了国共两党并存的局面，并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人们急切关注着所有事态的变化，以便采取相应的对策。因此，多变的国内局势自然成为信息报道的源泉。
技术支持：电讯事业发达
电报在中国最早见于上海租界，“戊戌变法”之后，内地少数大中城市陆续设置电报局，不久，电报网就遍及全国。电波的出现，以其快速、覆盖广泛的特性将中国各地与世界紧密连在一起。在电报遍设于中国后，新闻报道的时效性有了保证，远隔万里的事情，当日或次日便可为中国各地报馆所知，并立即载于报刊。
到了清朝末年，新闻电报开始减半收费。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交通部特地颁发了《新闻电报章程》，规定：“国内往来新闻电报，华文明语电报每字收银元三分，英文明语每字收银元六分。”新闻电报费用的降低，使报纸可以更多地使用专电。有线电报的不断架设、电报费用的降低以及铁路线的延伸，使当时的各大报纸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建立通讯网成为可能，这在客观上也对中国报业在民国初年开始由“政论时代”向“新闻时代”过渡，确立新闻在报纸上的“中心地位”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从1912年10月起，电讯在《申报》、《时报》、《新闻报》等报纸上所占版面越来越多，遇到重大政治事件，甚至会整版刊登电讯。电讯的增多大大提高了报纸的新闻报道水平。
新闻专业主义的萌芽
新闻专业主义是美国政党报纸解体之后在新闻同行中发展起来的“公共服务”的一种信念，随着美国民主政治构架的成熟，政党报纸宣告破产，一批以为市民阶层提供新闻信息为主要目标的便士报问世。这些报纸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黄色新闻”冲击波之后，很快走上了专业主义的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专业主义的思想深入人心，美国新闻工作者开始寻找适当的专业规范。1923年，美国报纸编辑人协会制定《报业信条》。②而在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徐宝璜等人把新闻职业化界定为职业意识、职业品格和职业教育。③徐宝璜认为报纸的首要职责就是供给新闻。他认为事实是舆论的基础，舆论因事实而生，并且把提供正确和详细的事实作为报纸的要求。简言之，新闻即事实，事实必须与言论分开。在《新闻学》一书中，他谈到了新闻的专业主义精神，谈到了新闻人的职业道德，谈到了新闻事业商业化等，这种对专业主义精神的追求与弘扬，使得中国的报界逐步接近新闻报道本身。
名记者的积极努力
在清末民初这样一个历史夹缝中，生活着一批怀有远大理想、富有生活激情和才华的记者，如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徐彬彬、胡政之、张季鸾、邹韬奋、范长江等。正是他们对新闻理念的不懈追求、对大众的关爱、对国家命运的牵系，使得新闻报道逐渐脱离政党色彩而占据报纸的中心地位。
文学功底深厚。在夹缝中生活的这批记者大多接受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与熏陶，传统国学功底极为厚重。如徐凌霄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受家世的影响，徐凌霄青少年时期受过很好的儒家传统教育，长于文学，娴于经史。他以熟悉历史掌故著名，所写新闻通讯注意有关人物历史背景的介绍，文笔优美又富于趣味。著名女记者刘韵琴出身书香门第，母许氏，通诗文。长兄刘增诜，次兄刘祥诜，皆善音律，工诗词。“韵琴九岁能诗，及笄文名籍甚”，文学素养很高，而以诗词成就最高。邵飘萍从小天资聪慧，1898年，年仅12岁的他就中了秀才。黄远生，1885年出生于江西九江一个“文采秀发”的书香世家。曾祖黄凤楼系道光年间的进士，三个叔伯父均为举人，父亲黄儒藻也系秀才出身。黄远生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熏陶，发蒙时期就广涉经史子集等等。正是这些记者所经受的良好教育，使得他们的新闻报道文笔流畅、趣味盎然，脱离政论色彩，回归新闻信息本身。
报国有方。这些名记者没有像中国传统文人走仕途之路，靠做官来实现自己的价值，也没有走实业救国之路来兼济天下，反而从事多种类型的知识性传播活动，靠手中之笔，传递信息来服务社会。如徐凌霄曾在京师大学堂学土木工程专业，本来打算搞工程设计，曾到长江考察，目睹腐败，愤而给报社投稿，引起了社会关注，遂进入了新闻界，并借以表达自己对国家和社会的关切。邵飘萍1902年考入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后返回家乡金华，相继在金华中学堂、长山书院等中学任教。他一边教书，一边为上海各报撰稿。1911年，他去杭州和杭辛斋合作创办《汉民日报》并被该报聘为主编，终于实现了宿愿，走上了他在中学读书时立志“新闻救国”的道路，开始了他的办报生涯。1903年黄远生中进士后心怀远大抱负，不愿按清廷惯例接受官职，而决定赴日本留学，入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法律。6年后归国，任邮传部员外郎、派参议厅行走兼编译局纂修等职。这时恰值李盛铎以北洋五大臣之一赴西欧考察宪政归国，他对黄远生说：“西洋方面那些熟悉近代史和国际情况的，大都是报馆撰述人员，你如果干这一行，将来一定是位名记者。”黄远生深感清廷腐败，仕途不彰，做官之意顿消，并接受建议，投身于新闻界。
接受资产阶级新闻学教育。黄远生幼年时期，家里就特地请了一位外籍女教师教他学习英语，1903年赴日本留学，入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法律。刘韵琴因向往日本明治维新，民国二年遂不顾世俗物议，毅然东渡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中央大学，在日与黄兴、宋教仁、邵飘萍交往。1905年陕西省遴选留日学生，张季鸾由宏道学堂保送到日本留学。到日本后，他先后曾入东京经纬学堂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不久即能默读日文字典，最后到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与经济学，这些都奠定了他们运用现代科学理念认识问题的基础。这些留日的经历，使得新闻工作者充分认识到日本的现代资产阶级先进的制度和先进的思想，同时在国外学习的先进的办报理念和办报经验，为日后回国投身报业，以思想启蒙、揭示真相来改变国人的思想认识、救国救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20世纪30年代中国报业在这些主客观条件的综合作用下，渐渐摇起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大旗，慢慢踏上了新闻纸的信息传播时代，加之1926年9月1日，新记《大公报》续刊出版第一天刊登的《本社同人之志趣》中阐释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即“四不方针”，把新闻报道在报业中的地位迅速地推向了高潮。新闻报道冲破了政党色彩的藩篱，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报业的重心。
注释：
①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②蓝鸿文：《新闻伦理学简明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③吴飞：《新闻专业主义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参考文献：
1.方汉奇：《大公报百年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3.吕思勉：《中国通史》上编，太原：山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5.迈克尔·埃默里：《美国新闻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作者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