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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是一个历史过程
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改革是一个核心性的命题，不进行市场化方向的改革，国有企业生存都难，更谈不上有所发展。
中国的国有企业当初是作为计划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建立的。这些企业的结构特征、管理体制、社会定位、职工观念与市场经济和市场竞争完全没有关系，改造这样一个庞大的国有经济系统，使之能够适应市场经济，需要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研究中国的国有企业问题、观察中国国有企业的状态需要一种历史感、
回顾国企改革的20年，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解决了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是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实质性的变化。这主要是通过国有中小企业改革实现的，国有经济从中小企业层面实现了退出。
二是国有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彻底得到了改变，一些财政、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输血渠道被彻底切断，这样就迫使国有企业走向市场，变成一个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
三是国有企业优胜劣汰机制初步形成。
四是国有资产监管体系初步建成，企业经营责任制度和激励约束机制初步建立。
五是企业内部机制有所改变。
目前我们正处在以国有大企业改革为中心的阶段上。这个阶段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找到国有大企业与市场经济最终融合的方式。依托资本市场实行公众公司改革、实现企业的多元化和国有资产的资本化，是未来国有大企业和市场经济最终结合的具体形式。围绕这一关键环节，还需要做一系列的工作：其一，进一步收缩战线，集中资源于重要的行业和关键领域。其二，进一步推动企业重组优化、资源配置。其三，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推动董事会制度的完善，其四，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监管系统，保证透明度，更有效、更科学地考核和评价，其五，进一步推动企业内部改革，使内部机制进一步市场化，同时进一步减轻国有企业的各种负担
国有企业目前的状态并不是改革的终点，而是下一阶段改革的起点，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中国国有企业还将出现许多新的变化，可以预见，国有企业在体制上会与市场经济进一步融合，竞争性的国有企业会进一步提高国际竞争力，公益性国有企业会更好地为社会和公众提供服务，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履行好自己的社会责任。
央企发展质量和效益大幅提升
“十一五”期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在前些年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推进，例如国有资产监管体系的建立，对企业经营者的考核评价和激励约束制度初步形成，企业改制上市、引入了市场的资金和约束，企业重组优化了资源配置等等。这些因素促使中央企业改革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
中央企业发展质量和经济效益大幅度提升。2005年一2010年，中央企业资产总额由10.5万亿元增长到24.3万亿元，年均增长18.2％；营业收入由6.79万亿元增加到16.777亿元，年均增长19.7％；实现净利润由4642.7亿元增加到8489.8亿元，年均增长12.8％
中央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和布局结构调整深入推进。中央企业及其所属子企业的公司制改制面从2005年的40％提高到2010年的70％，实现主营业务整体上市的中央企业有43家，中央企业控股境内外上市公司达336家，目前中央企业资产总额的52.88％、净资产的68.05％、营业收入的59.65％都在上市公司。
中央企业科技研发和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2006年-2009年中央企业科技投入经费年均增幅达到28.5％，科技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达2.1％，其中军工行业已达到5.36％。33家中央企业被命名为国家级创新型企业，46.2％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建在中央企业。
中央企业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2006年-2010年，中央企业累计向国家上缴税金5万亿元。2006年开始，中央企业累计上缴国有资本收益1686亿元。截至2009年底，已有1561.26亿元国有股权转让收入划归社保基金，占全部社保基金财政性收入的41‰中央企业在北京奥运、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重大活动保障中，在雨雪冰冻、汶川和玉树地震等抢险救灾中，发挥了骨干中坚作用。社会责任越来越成为国有企业经营中的一种理念。到2010年年底，有52家中央企业发布了《社会责任报告》或者《可持续发展报告》。
围绕做强做优深化改革
以上这些数字可以说为“十一五”画上了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然而国企改革可谓任重道远，今后我们必须围绕做强做优的目标，进一步深化改革。
首先，突出主亚、把主业做强是国资委对中央企业的一个基本要求。以房地产行业为例，2010年国务院国资委提出非主业不是房地产的中央企业，需要逐步从房地产市场退出，这是突出主业的一个必然要求和方向。
目前这项工作可以说进展顺利，另外也必须看到，这个退出需要一个过程。中央企业有一些介入了房地产业，实际有非常复杂的历史原因：有一些中央企业，尤其是独立工矿区，职工宿舍都没有交出去，职工宿舍是自己建、自己维修、自己管理，这样的企业要真正退出房地产就需要一个过程；一些原先在城市中心的企业，现在要搬到开发区。原先占的地自己开发去安置职工。它要退出需要把这个项目做完。
国务院国资委对房地产业的政策非常明确：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可以参加商业性竞标，没有主业的只能从事自有土地的开发，开发完逐渐地退出。2010年退出房地产业的企业有14家，今年估计有20多家，其他企业把现有的项目做完，会逐渐退出，集中资源搞自己的主业。
其次，涉及中央企业红利的上缴问题。2010年中央企业利润总额是11315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是5621亿元。2009年中央企业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是315亿，2010年国有资本收益测算值超过600亿，增长幅度将近一倍。
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有一个很大的变化过程。在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的利润全额上缴，亏损了政府再补贴——严格地讲实际是收支两条线。改革后的一段时间发现这个政策执行不下去了，主要是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亏损的国有企业越来越多，而盈利的企业很少。1994年前后做了一个很大的政策调整，停止国有企业利润上缴和亏损补贴。随着国有企业经营状况好转，2007年开始上缴国有资本的经营收益。
2007年国企红利的征收标准是5％和10％两档。征收标准较低，主要是出于两方面考虑：国有企业的包袱还很重，需要很多资金去卸包袱；企业也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今年上缴的比例提高到10％和15％两档。随着以后国有企业经营状态进一步改善，这个上缴比倒应该是进一步提升的趋势。最终对于竞争性的国有企业，将提到国内上市公司分红的平均水平——这是一个 比较合理的状态。
国有企业利润通过投资形成了新的净资产。“十一五”期间，中央企业的净资产平均每年增长15.6％，基本是五年翻了一番。这个净资产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利润转化。
国有企业是属于国家的，属于人民的，它的利润内部人不可能分掉拿走、这好像是家里有一笔储蓄，平常不用，存在银行里，一旦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取出来使用。这几年中国处于高增长时期，财政增收还很大，但是这种速度不可能永远这么高。一旦中国进入老龄社会，这笔资产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改革的探索没有止境
除此之外，我们必须对面临的一些新问题进行积极的探索。
首先。关于走出去问题。“十一五”期间，中央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比较大，效益是不错的。2009年中央企业境外资产总额占中央企业总资产的19％，当年实现的利润占中央企业利润总额37％。这说明“走出去”的战略是对的，也说明中国企业在很多方向上有比较优势。
当然，“走出去”的风险也非常大。国有企业境外亏损的性质和境内亏损是一样的，出现重大亏损，实际是国有资产的重大损失。从制度上讲，国务院国资委要查明原因，明确并且追究责任。随着中央企业境外资产的增长，境外资产的监管实际上对国务院国资委来说是一个新课题。监事会把监督范围延伸到境外去；委托境外中介机构统一进行审计等等。这些方法都具有可探讨性。无话怎样提高监督的有效性，首先企业的责任主体必须明确。因为中央企业境外资产一般都是二级企业的资产，监督责任首先在集团公司。
国际化经营是整个国有企业包括中央企业的一个“短板”。因此国务院国资委要求中央企业：第一，高度重视，谨慎经营，严防风险。第二，高度重视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的培养，切实提升国际化经营水平。
其次，产融结合的问题也需要深入研究，很多专家学者认为这是企业经营的方向，国务院国资委也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有这个必要。例如大型企业集团有一个财务公司，有利于集团内部资金的集中管理和资金的有效运用。大型企业集团办财务公司是产融结合最浅的一个层面，往下走还有不同的深度，例如大型企业集团参股金融结构、金融为主业服务等。国务院国资委现在研究的问题是，大型国有企业走到哪一步比较合适、同时要注意防范哪些风险。
最后，关于高管薪酬问题。国资委成立之后就建立了一套薪酬的管理办法，既依据考核结果，也参照社会上的水平，采取了半市场化的办法。之所以是这样一种折中办法，是因为这些企业需要参与竞争，你的岗位需要有一点市场竞争力，你要承认这个岗位的价值，但是同时他们又不是完全的市场人，国务院国资委对他们的管理还有很重的行政色彩——这也是改革过程中的一种折中措施。因此，国企高管薪酬明显比社会上同类岗位要低。他们的收入对于国务院国资委和监事会来说是非常透明的，是没有问题的，需要的话可以向社会公开。
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改革是一个核心性的命题，不进行市场化方向的改革，国有企业生存都难，更谈不上有所发展。
中国的国有企业当初是作为计划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建立的。这些企业的结构特征、管理体制、社会定位、职工观念与市场经济和市场竞争完全没有关系，改造这样一个庞大的国有经济系统，使之能够适应市场经济，需要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研究中国的国有企业问题、观察中国国有企业的状态需要一种历史感、
回顾国企改革的20年，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解决了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是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实质性的变化。这主要是通过国有中小企业改革实现的，国有经济从中小企业层面实现了退出。
二是国有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彻底得到了改变，一些财政、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输血渠道被彻底切断，这样就迫使国有企业走向市场，变成一个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
三是国有企业优胜劣汰机制初步形成。
四是国有资产监管体系初步建成，企业经营责任制度和激励约束机制初步建立。
五是企业内部机制有所改变。
目前我们正处在以国有大企业改革为中心的阶段上。这个阶段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找到国有大企业与市场经济最终融合的方式。依托资本市场实行公众公司改革、实现企业的多元化和国有资产的资本化，是未来国有大企业和市场经济最终结合的具体形式。围绕这一关键环节，还需要做一系列的工作：其一，进一步收缩战线，集中资源于重要的行业和关键领域。其二，进一步推动企业重组优化、资源配置。其三，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推动董事会制度的完善，其四，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监管系统，保证透明度，更有效、更科学地考核和评价，其五，进一步推动企业内部改革，使内部机制进一步市场化，同时进一步减轻国有企业的各种负担
国有企业目前的状态并不是改革的终点，而是下一阶段改革的起点，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中国国有企业还将出现许多新的变化，可以预见，国有企业在体制上会与市场经济进一步融合，竞争性的国有企业会进一步提高国际竞争力，公益性国有企业会更好地为社会和公众提供服务，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履行好自己的社会责任。
央企发展质量和效益大幅提升
“十一五”期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在前些年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推进，例如国有资产监管体系的建立，对企业经营者的考核评价和激励约束制度初步形成，企业改制上市、引入了市场的资金和约束，企业重组优化了资源配置等等。这些因素促使中央企业改革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
中央企业发展质量和经济效益大幅度提升。2005年一2010年，中央企业资产总额由10.5万亿元增长到24.3万亿元，年均增长18.2％；营业收入由6.79万亿元增加到16.777亿元，年均增长19.7％；实现净利润由4642.7亿元增加到8489.8亿元，年均增长12.8％
中央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和布局结构调整深入推进。中央企业及其所属子企业的公司制改制面从2005年的40％提高到2010年的70％，实现主营业务整体上市的中央企业有43家，中央企业控股境内外上市公司达336家，目前中央企业资产总额的52.88％、净资产的68.05％、营业收入的59.65％都在上市公司。
中央企业科技研发和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2006年-2009年中央企业科技投入经费年均增幅达到28.5％，科技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达2.1％，其中军工行业已达到5.36％。33家中央企业被命名为国家级创新型企业，46.2％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建在中央企业。
中央企业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2006年-2010年，中央企业累计向国家上缴税金5万亿元。2006年开始，中央企业累计上缴国有资本收益1686亿元。截至2009年底，已有1561.26亿元国有股权转让收入划归社保基金，占全部社保基金财政性收入的41‰中央企业在北京奥运、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重大活动保障中，在雨雪冰冻、汶川和玉树地震等抢险救灾中，发挥了骨干中坚作用。社会责任越来越成为国有企业经营中的一种理念。到2010年年底，有52家中央企业发布了《社会责任报告》或者《可持续发展报告》。
围绕做强做优深化改革
以上这些数字可以说为“十一五”画上了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然而国企改革可谓任重道远，今后我们必须围绕做强做优的目标，进一步深化改革。
首先，突出主亚、把主业做强是国资委对中央企业的一个基本要求。以房地产行业为例，2010年国务院国资委提出非主业不是房地产的中央企业，需要逐步从房地产市场退出，这是突出主业的一个必然要求和方向。
目前这项工作可以说进展顺利，另外也必须看到，这个退出需要一个过程。中央企业有一些介入了房地产业，实际有非常复杂的历史原因：有一些中央企业，尤其是独立工矿区，职工宿舍都没有交出去，职工宿舍是自己建、自己维修、自己管理，这样的企业要真正退出房地产就需要一个过程；一些原先在城市中心的企业，现在要搬到开发区。原先占的地自己开发去安置职工。它要退出需要把这个项目做完。
国务院国资委对房地产业的政策非常明确：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可以参加商业性竞标，没有主业的只能从事自有土地的开发，开发完逐渐地退出。2010年退出房地产业的企业有14家，今年估计有20多家，其他企业把现有的项目做完，会逐渐退出，集中资源搞自己的主业。
其次，涉及中央企业红利的上缴问题。2010年中央企业利润总额是11315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是5621亿元。2009年中央企业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是315亿，2010年国有资本收益测算值超过600亿，增长幅度将近一倍。
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有一个很大的变化过程。在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的利润全额上缴，亏损了政府再补贴——严格地讲实际是收支两条线。改革后的一段时间发现这个政策执行不下去了，主要是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亏损的国有企业越来越多，而盈利的企业很少。1994年前后做了一个很大的政策调整，停止国有企业利润上缴和亏损补贴。随着国有企业经营状况好转，2007年开始上缴国有资本的经营收益。
2007年国企红利的征收标准是5％和10％两档。征收标准较低，主要是出于两方面考虑：国有企业的包袱还很重，需要很多资金去卸包袱；企业也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今年上缴的比例提高到10％和15％两档。随着以后国有企业经营状态进一步改善，这个上缴比倒应该是进一步提升的趋势。最终对于竞争性的国有企业，将提到国内上市公司分红的平均水平——这是一个 比较合理的状态。
国有企业利润通过投资形成了新的净资产。“十一五”期间，中央企业的净资产平均每年增长15.6％，基本是五年翻了一番。这个净资产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利润转化。
国有企业是属于国家的，属于人民的，它的利润内部人不可能分掉拿走、这好像是家里有一笔储蓄，平常不用，存在银行里，一旦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取出来使用。这几年中国处于高增长时期，财政增收还很大，但是这种速度不可能永远这么高。一旦中国进入老龄社会，这笔资产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改革的探索没有止境
除此之外，我们必须对面临的一些新问题进行积极的探索。
首先。关于走出去问题。“十一五”期间，中央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比较大，效益是不错的。2009年中央企业境外资产总额占中央企业总资产的19％，当年实现的利润占中央企业利润总额37％。这说明“走出去”的战略是对的，也说明中国企业在很多方向上有比较优势。
当然，“走出去”的风险也非常大。国有企业境外亏损的性质和境内亏损是一样的，出现重大亏损，实际是国有资产的重大损失。从制度上讲，国务院国资委要查明原因，明确并且追究责任。随着中央企业境外资产的增长，境外资产的监管实际上对国务院国资委来说是一个新课题。监事会把监督范围延伸到境外去；委托境外中介机构统一进行审计等等。这些方法都具有可探讨性。无话怎样提高监督的有效性，首先企业的责任主体必须明确。因为中央企业境外资产一般都是二级企业的资产，监督责任首先在集团公司。
国际化经营是整个国有企业包括中央企业的一个“短板”。因此国务院国资委要求中央企业：第一，高度重视，谨慎经营，严防风险。第二，高度重视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的培养，切实提升国际化经营水平。
其次，产融结合的问题也需要深入研究，很多专家学者认为这是企业经营的方向，国务院国资委也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有这个必要。例如大型企业集团有一个财务公司，有利于集团内部资金的集中管理和资金的有效运用。大型企业集团办财务公司是产融结合最浅的一个层面，往下走还有不同的深度，例如大型企业集团参股金融结构、金融为主业服务等。国务院国资委现在研究的问题是，大型国有企业走到哪一步比较合适、同时要注意防范哪些风险。
最后，关于高管薪酬问题。国资委成立之后就建立了一套薪酬的管理办法，既依据考核结果，也参照社会上的水平，采取了半市场化的办法。之所以是这样一种折中办法，是因为这些企业需要参与竞争，你的岗位需要有一点市场竞争力，你要承认这个岗位的价值，但是同时他们又不是完全的市场人，国务院国资委对他们的管理还有很重的行政色彩——这也是改革过程中的一种折中措施。因此，国企高管薪酬明显比社会上同类岗位要低。他们的收入对于国务院国资委和监事会来说是非常透明的，是没有问题的，需要的话可以向社会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