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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全国范围内,高等院校都在大力提倡通识教育,但究竟什么样的通识教育才是符合中国高等教育现实的通识教育?笔者曾多次作为指导教师,亲历了所在城市举办的多场大学生辩论赛的全过程。辩论是展现一个人的综合素质的最直观、最有效的方法之一。通过对大学生辩论赛全过程的考察,可以发现对大学通识教育建设有意义的一些问题。
一、通识教育的侧重点应在于知识沟通和能力培养
历次参与辩论赛的高校参赛队伍中,有医学、海洋等专业方向非常强的院校,也有以师范类为代表的人文社科类院校。不同院校自身的发展定位直接影响到选手的知识结构。例如在最近一场有关廉政建设话题的辩论中,师范院校的选手在例证方面就很擅于旁征博引,从尧舜德治到明清酷刑,从孔融让梨的故事到《清实录·世祖实录》里的祖训,诸多事例名言信手拈来,频频赢得观众的掌声。而对手是海洋科学方向的院校,辩手在总体上擅长用严密的逻辑思维分析问题,比如在概念界定上下功夫,在辩题要素之间的关系上寻找突破口,更多阐述抽象的道理。这两支队伍显得性格鲜明、特色突出,各有各的精彩。观众们似乎更倾向接受师范院校选手的形象说理,面对大量丰富的实例,抽象说理只能做到招架而已。而这场辩论赛的结果却是海洋科学专业的院校取胜。除开辩论技巧的因素不谈,就知识结构及其对听众的影响方面来看,师范院校的选手在解析和处理辩题的时候出现了明显的概念和逻辑上的偏执,被对方准确地抓住了这一点,因此影响了评判的结果。
从辩论过程来看,信息的快速沟通与整合直接影响到人的表达能力。人文社科与自然领域之间的知识整合水平尤其考验学生的思维能力与反应能力。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曾言:“今日而言学问,不能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大部门:曰通识者,亦曰学子对此三大部门,均有相当准备而已,分而言之,则对每门有充分之了解,合而言之,则于三者之间,能识其会通之所在,而恍然于宇宙之大,品类之多,历史之久,文教之繁,要必有其一以贯之之道,要必有其相为因缘与依倚之理,此则所谓通也。”[1]对照梅先生的论断和辩论场上选手们的表现,我们不难发现:大学不同的“术业”划分对学生的知识结构乃至思维方式都会产生很深刻的影响。通识教育正是要缩小甚至消除这种影响所带来的不平衡。对于以自然科学为主专业的院校而言,加强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学科的教育十分必要而且紧迫;而对于以人文社科为主的院校则应适当通过增加数理分析等课程来培养和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笔者所指导的辩论队成员全部来自大学二年级,按照我国素质教育的实施要求,这个阶段的学生正是接触综合知识多于专业知识的阶段。但在辩论赛的备战和实战过程中,我们发现学生对本专业的内容可以大谈特谈,如要稍作拓展,无话可谈的表现就会十分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目前我国高校专业教育对学生的影响太强了。可见以学科间沟通为主的通识教育是相当必要的。
2007年哈佛大学将本科的通识教育教学大纲修订为八大门类:美学与阐释、文化与信仰、经验与数学推理、伦理推理学、有生命系统的科学、物质世界的科学、世界上的社会、美国与世界。通过覆盖面如此之广的课程体系,除了拓宽学生的基础知识面之外,更希望学生通过对不同领域的涉猎,体验不同的思维视角和方法。学习知识的目的不在知识本身,而在于掌握思维的方法。目前,我国高校中属于通识教育的课程设置与教学方面背离这一目的的现象不乏其例。最突出的就是在大学前两个年级中设置的政策类公共必修课程。我们参与的一场辩论赛的主题正是围绕党风廉政进行。这一内容对于所有专业的学生来说都是必修的课程,但在辩论备战时无论对政策条文还是社会实例,学生们还是“现学现卖”。此外,我们还发现学生无论在查找资料的途径和方法上,还是在理解、提炼材料的能力上都明显表现出不足。这说明课程的教学既没有告诉学生这门学科的核心意义是什么,更没有显示出这门课程对学生的思维发展有何裨益。传统的考查方式也造成学生习惯于短期的死记硬背。而在哈佛,一个学期精读或速读三五十本书是常态,不读这么多书、不写几篇读书报告就不可能获得学分。此外,通识课程还要以通识的思维来设置,求得与专业课程的协调发展。比如同样是高等数学课程,对于中文、英语等专业学生的教学从教材选取到课时设置都不必参照数学专业的要求,而要以填补知识结构的空缺、培养数学思维能力为目的。
二、通识教育应以完善学生的人格精神为根本
参加辩论赛不仅是检验既有知识和能力的好机会,也是一个在短时间内迅速提升综合能力的过程。特别是高级别的辩论赛,完全可以作为队员们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难得机遇。但在最近一次辩论赛的备战过程中,笔者发现曾全力以赴的队员们突然纷纷表示想退出。究其原因,众口一词:时近期末,备战辩论赛的繁重工作与考试复习之间发生了矛盾。他们无一例外地宁愿放弃参加辩论赛的机会,也不愿在期末成绩上损失分毫。
笔者认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冲突的问题,而是一个人如何看待自身的发展方向的问题。大学生毕业后就要跨入社会,如何在多元、复杂、市场化与商业化的社会里做出理性的选择,是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应该具有的素质。因为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让学生学会理性思考。高等教育家约翰·亨利·纽曼在其著名的《大学理念》中提出,“教育却是一个高级的词,它意味着对我们的心智性质的一种作用,意味着一种人格的形成,它是某种个人的和永久的东西,人们谈到它的时候通常会联系到宗教和美德。因此,当我们把知识的传递作为教育来谈论时,我们确实是在说,知识是一种心智的状态。”[2]这一教育目的的实现则需要以通识教育为载体。
通识教育的目标定位直接影响着教育的实施状态。“通识教育的目标即为避免学校课程的过早分化与科系间的壁垒,希望为提供学生‘统整的知识’进而培养‘统整的人格’,亦即培养开朗的胸襟、广阔的视野与人文的器识。”[3]哈佛文理学院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也曾明确提出哈佛大学的教育目的是为了培养“有教养的人”:具有清晰有效的思考及写作能力;对宇宙、社会及人类自身的方法具有一种判断鉴别的能力;勤于思考伦理道德问题,具有明智的判断力和抉择力;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对于世界各种文化及时代有深刻的认识;在某些知识领域具有较高的成就。[4]这一论断至今还在影响着美国本科教育。长期关注通识教育的香港大学学者甘阳先生也曾说过:通识教育“就是一个人自我超越的问题”[5]。人们在跳出了专业的狭小圈子的同时,更应该学会超越自己已有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局限。而通识教育能够帮助学生通过学习人类思想和文明的历史、社会的发展历程、各国多元的文化等,从而达到形成超越性人格的目的。正是基于上述的认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综合性重点大学都在本科培养方案中强调用通识教育来强化对学生的素质教育,并在课程设置上对通识教育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如北京大学开展元培计划、复旦大学成立复旦学院、南京大学的匡亚明学院,中山大学的博雅学院等。
与这些重点综合性大学相比较,笔者所在的高校属于地方院校,通识教育还是一个比较新鲜的概念,甚至在师生之间还是一个相对陌生的话题。一直以来开设的公共教育课程主要是国家规定的外语、计算机、体育和“两课”等课程,而培养学生人文素质的公共性人文课程、通识课程在学校难见踪影。正是由于欠缺这些教育,导致学生难以从更高的层次进行更理性的思考、选择,促使他们考虑问题时往往纯粹是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难以逾越眼前功利的鸿沟。从某种意义上讲,功利性正是专业化教育的核心特征,过度强调实用性、工具性的专业化教育导致了功利思想在校园里无处不在。美国著名的高等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曾任芝加哥大学校长的赫钦斯曾对人类的前途表示担忧,担心如果教育只注意培养“人力”而不注意培养人性,人类只懂得发展科技而不知善用科技,其结果将是相当危险的。“人类在20世纪中,分裂了原子,又脱离了地心引力飞往太空。这是人类自发现美洲新大陆以来最伟大的两项成就。人类也有理由相信,我们的后代终有一天能了解万物运动的奥秘,进而操纵万物。人类也有理由怀疑,我们的子孙是否能将所获得的知识与力量善加利用呢?”“如果我们能够善用这种知识,人类将进入一个辉煌的太空探险新时代;反之,如将这种知识误用,则会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6]
通识教育重在对全体学生进行普遍性知识的传授、个性品质的训练、公民意识的陶冶以及不直接服务于专业技术的人的基本社会能力的培养。通过对辩论赛这种综合考查和训练能力的方式以及本市高校组队参赛的情况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在我国大学开展通识教育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针对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通识教育应该以沟通知识、培养能力为主要内容,以完善人格为出发点和目的,合理利用和消化目前课程的优劣,加大实践性通识教育的内容,避免出现将通识教育理论化、说教化的弊端,促使学生更主动地选择通识教育,达到培养德才兼备、知识广博、个性充分发展的人才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杨东平主编.大学精神[M].北京:文汇出版社,2003.
[2][英]约翰·亨利·纽曼著.大学的理念[M].高师宁,等译.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3.
[3]陈小红.试论通识教育与大学改革[J].复旦教育论坛,2006.1(23).
[4][美]亨利·罗索夫斯基:美国校园文化——学生·教授·管理[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
[5]甘阳.中国通识教育的务实之道http://www.forum1.cn/show.aspx?id=851&cid=226
[6]李建强.大学的理想与理想的大学――赫钦斯高等教育思想研究[D].河北大学未刊博士论文,2000(5).
一、通识教育的侧重点应在于知识沟通和能力培养
历次参与辩论赛的高校参赛队伍中,有医学、海洋等专业方向非常强的院校,也有以师范类为代表的人文社科类院校。不同院校自身的发展定位直接影响到选手的知识结构。例如在最近一场有关廉政建设话题的辩论中,师范院校的选手在例证方面就很擅于旁征博引,从尧舜德治到明清酷刑,从孔融让梨的故事到《清实录·世祖实录》里的祖训,诸多事例名言信手拈来,频频赢得观众的掌声。而对手是海洋科学方向的院校,辩手在总体上擅长用严密的逻辑思维分析问题,比如在概念界定上下功夫,在辩题要素之间的关系上寻找突破口,更多阐述抽象的道理。这两支队伍显得性格鲜明、特色突出,各有各的精彩。观众们似乎更倾向接受师范院校选手的形象说理,面对大量丰富的实例,抽象说理只能做到招架而已。而这场辩论赛的结果却是海洋科学专业的院校取胜。除开辩论技巧的因素不谈,就知识结构及其对听众的影响方面来看,师范院校的选手在解析和处理辩题的时候出现了明显的概念和逻辑上的偏执,被对方准确地抓住了这一点,因此影响了评判的结果。
从辩论过程来看,信息的快速沟通与整合直接影响到人的表达能力。人文社科与自然领域之间的知识整合水平尤其考验学生的思维能力与反应能力。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曾言:“今日而言学问,不能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大部门:曰通识者,亦曰学子对此三大部门,均有相当准备而已,分而言之,则对每门有充分之了解,合而言之,则于三者之间,能识其会通之所在,而恍然于宇宙之大,品类之多,历史之久,文教之繁,要必有其一以贯之之道,要必有其相为因缘与依倚之理,此则所谓通也。”[1]对照梅先生的论断和辩论场上选手们的表现,我们不难发现:大学不同的“术业”划分对学生的知识结构乃至思维方式都会产生很深刻的影响。通识教育正是要缩小甚至消除这种影响所带来的不平衡。对于以自然科学为主专业的院校而言,加强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学科的教育十分必要而且紧迫;而对于以人文社科为主的院校则应适当通过增加数理分析等课程来培养和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笔者所指导的辩论队成员全部来自大学二年级,按照我国素质教育的实施要求,这个阶段的学生正是接触综合知识多于专业知识的阶段。但在辩论赛的备战和实战过程中,我们发现学生对本专业的内容可以大谈特谈,如要稍作拓展,无话可谈的表现就会十分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目前我国高校专业教育对学生的影响太强了。可见以学科间沟通为主的通识教育是相当必要的。
2007年哈佛大学将本科的通识教育教学大纲修订为八大门类:美学与阐释、文化与信仰、经验与数学推理、伦理推理学、有生命系统的科学、物质世界的科学、世界上的社会、美国与世界。通过覆盖面如此之广的课程体系,除了拓宽学生的基础知识面之外,更希望学生通过对不同领域的涉猎,体验不同的思维视角和方法。学习知识的目的不在知识本身,而在于掌握思维的方法。目前,我国高校中属于通识教育的课程设置与教学方面背离这一目的的现象不乏其例。最突出的就是在大学前两个年级中设置的政策类公共必修课程。我们参与的一场辩论赛的主题正是围绕党风廉政进行。这一内容对于所有专业的学生来说都是必修的课程,但在辩论备战时无论对政策条文还是社会实例,学生们还是“现学现卖”。此外,我们还发现学生无论在查找资料的途径和方法上,还是在理解、提炼材料的能力上都明显表现出不足。这说明课程的教学既没有告诉学生这门学科的核心意义是什么,更没有显示出这门课程对学生的思维发展有何裨益。传统的考查方式也造成学生习惯于短期的死记硬背。而在哈佛,一个学期精读或速读三五十本书是常态,不读这么多书、不写几篇读书报告就不可能获得学分。此外,通识课程还要以通识的思维来设置,求得与专业课程的协调发展。比如同样是高等数学课程,对于中文、英语等专业学生的教学从教材选取到课时设置都不必参照数学专业的要求,而要以填补知识结构的空缺、培养数学思维能力为目的。
二、通识教育应以完善学生的人格精神为根本
参加辩论赛不仅是检验既有知识和能力的好机会,也是一个在短时间内迅速提升综合能力的过程。特别是高级别的辩论赛,完全可以作为队员们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难得机遇。但在最近一次辩论赛的备战过程中,笔者发现曾全力以赴的队员们突然纷纷表示想退出。究其原因,众口一词:时近期末,备战辩论赛的繁重工作与考试复习之间发生了矛盾。他们无一例外地宁愿放弃参加辩论赛的机会,也不愿在期末成绩上损失分毫。
笔者认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冲突的问题,而是一个人如何看待自身的发展方向的问题。大学生毕业后就要跨入社会,如何在多元、复杂、市场化与商业化的社会里做出理性的选择,是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应该具有的素质。因为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让学生学会理性思考。高等教育家约翰·亨利·纽曼在其著名的《大学理念》中提出,“教育却是一个高级的词,它意味着对我们的心智性质的一种作用,意味着一种人格的形成,它是某种个人的和永久的东西,人们谈到它的时候通常会联系到宗教和美德。因此,当我们把知识的传递作为教育来谈论时,我们确实是在说,知识是一种心智的状态。”[2]这一教育目的的实现则需要以通识教育为载体。
通识教育的目标定位直接影响着教育的实施状态。“通识教育的目标即为避免学校课程的过早分化与科系间的壁垒,希望为提供学生‘统整的知识’进而培养‘统整的人格’,亦即培养开朗的胸襟、广阔的视野与人文的器识。”[3]哈佛文理学院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也曾明确提出哈佛大学的教育目的是为了培养“有教养的人”:具有清晰有效的思考及写作能力;对宇宙、社会及人类自身的方法具有一种判断鉴别的能力;勤于思考伦理道德问题,具有明智的判断力和抉择力;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对于世界各种文化及时代有深刻的认识;在某些知识领域具有较高的成就。[4]这一论断至今还在影响着美国本科教育。长期关注通识教育的香港大学学者甘阳先生也曾说过:通识教育“就是一个人自我超越的问题”[5]。人们在跳出了专业的狭小圈子的同时,更应该学会超越自己已有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局限。而通识教育能够帮助学生通过学习人类思想和文明的历史、社会的发展历程、各国多元的文化等,从而达到形成超越性人格的目的。正是基于上述的认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综合性重点大学都在本科培养方案中强调用通识教育来强化对学生的素质教育,并在课程设置上对通识教育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如北京大学开展元培计划、复旦大学成立复旦学院、南京大学的匡亚明学院,中山大学的博雅学院等。
与这些重点综合性大学相比较,笔者所在的高校属于地方院校,通识教育还是一个比较新鲜的概念,甚至在师生之间还是一个相对陌生的话题。一直以来开设的公共教育课程主要是国家规定的外语、计算机、体育和“两课”等课程,而培养学生人文素质的公共性人文课程、通识课程在学校难见踪影。正是由于欠缺这些教育,导致学生难以从更高的层次进行更理性的思考、选择,促使他们考虑问题时往往纯粹是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难以逾越眼前功利的鸿沟。从某种意义上讲,功利性正是专业化教育的核心特征,过度强调实用性、工具性的专业化教育导致了功利思想在校园里无处不在。美国著名的高等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曾任芝加哥大学校长的赫钦斯曾对人类的前途表示担忧,担心如果教育只注意培养“人力”而不注意培养人性,人类只懂得发展科技而不知善用科技,其结果将是相当危险的。“人类在20世纪中,分裂了原子,又脱离了地心引力飞往太空。这是人类自发现美洲新大陆以来最伟大的两项成就。人类也有理由相信,我们的后代终有一天能了解万物运动的奥秘,进而操纵万物。人类也有理由怀疑,我们的子孙是否能将所获得的知识与力量善加利用呢?”“如果我们能够善用这种知识,人类将进入一个辉煌的太空探险新时代;反之,如将这种知识误用,则会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6]
通识教育重在对全体学生进行普遍性知识的传授、个性品质的训练、公民意识的陶冶以及不直接服务于专业技术的人的基本社会能力的培养。通过对辩论赛这种综合考查和训练能力的方式以及本市高校组队参赛的情况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在我国大学开展通识教育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针对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通识教育应该以沟通知识、培养能力为主要内容,以完善人格为出发点和目的,合理利用和消化目前课程的优劣,加大实践性通识教育的内容,避免出现将通识教育理论化、说教化的弊端,促使学生更主动地选择通识教育,达到培养德才兼备、知识广博、个性充分发展的人才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杨东平主编.大学精神[M].北京:文汇出版社,2003.
[2][英]约翰·亨利·纽曼著.大学的理念[M].高师宁,等译.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3.
[3]陈小红.试论通识教育与大学改革[J].复旦教育论坛,2006.1(23).
[4][美]亨利·罗索夫斯基:美国校园文化——学生·教授·管理[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
[5]甘阳.中国通识教育的务实之道http://www.forum1.cn/show.aspx?id=851&cid=226
[6]李建强.大学的理想与理想的大学――赫钦斯高等教育思想研究[D].河北大学未刊博士论文,2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