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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师范大学 文史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抗战时期，大批高校内迁，原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迁入西北，几经波折，最终落脚甘肃兰州，成立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本文主要关注的是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师生们是如何逐渐适应这段充满艰辛的迁校岁月的，从被动适应到主动热情，这是一条复杂的心路历程。通过对此方面的探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校史无疑会更加饱满。
[关键词]抗战时期；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在“抗战”时期被迫迁入西北并最终落脚甘肃兰州，成立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是为很多人所了解的。只是，历史变迁所展现的结果背后充满了太多人们所不知或无法想象的点点滴滴。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追溯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师大开始西迁，到1941年在陕西城固改组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这样一段历史过程中，从北平师大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这样一个名称变化的背后所充斥的复杂内涵。其中，关于北平师大教师与学生对于此次被迫迁徙事实的内心认同与适应过程是较少有研究者关注的，优越的京城生活环境与西北艰苦的条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师生内心的极大反差也是有一个长时间的平复过程，尤其是刚刚迁校被迫离开家园的师大师生们心态与几经周折最终定校兰州的心境有所不同，前期情绪必然更加复杂多变，本文力图从这一角度窥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的另一真相。
一、师生的心理状态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危及京城，大批高校西迁，一大部分教授与学生们被迫跟随，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颠覆性的变化对任何人来说都需要有一个逐渐接受和适应的过程。其实，早在战争形势没有严峻到需要迁校的程度时，1933年2月18日，北平《世界日报》曾透漏过“师大迁校西安”的消息，时任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长的李蒸先生是不甚赞同的，“外传教育部当局，以北平师大环境不适，改革多阻，拟迁西安，彻底整理，养成高等教育人才，刻正详筹校址及改善办法，本人事前并未闻悉，敝校与教育部函电往来，教部亦无片语及此，想师大迁设西安之说系外间误传……师范大学一校迁移，想无此理，事实上有种种困难”。①据李蒸先生回忆，此次迁校计划为当时教育部长朱家骅心中所想：“我记得有一次去南京时，朱家骅确曾向我提出师大在北平不适宜，应当搬开，地点在西安、洛阳或石家庄可以选择，我表示不能接受。”关于此事，李蒸先生心中对朱家骅始终是有些抱怨之感的，而后来迁校至西安城固时，教育部又令已经改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北平师大奉令迁往兰州，李蒸先生同样表示过对于当时教育部长陈立夫的不满之情：“陈立夫强把北平师大改为西北师院后并不甘心。1940年4月又出了一个主意，要学校再迁甘肃兰州。表面理由是兰州高等学校太少了，迫切需要培养中学师资，而城固是一个偏僻的小地方，高等学校又太多，应当加以分散。其实，他的内心里是有一种自私的报复打算，否则为什么不令西北大学和西北工学院迁移呢？西北师院在政治上没有力量，无法‘抗令’，同时在城固同西北大学一起，麻烦也很多，学校同仁考虑到：为谋学校的发展，迁到一个较大的省会地方也好，于是决定迁校兰州。” ②显而易见，此段北平师大迁校的历程中牵扯到了错综复杂的政治人情关系，李蒸先生内心的真实想法与感受也充满了矛盾，其中不乏高校中固有的意气之争，但他关于学校发展受限的考虑与抱怨又是完全合乎常情的，有多少人真的愿意离开各方面条件优于西北数倍的北平而长久居于此地呢？只是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心使得很多人“既来之，则安之”，并且逐渐为亲眼所见的西北人民的贫困生活所动容，激发出建设发展西北的热情却是实实在在的，不容怀疑。
此外，由于20世纪以来新式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具有封闭性、等级性的，脱离一般民众的道路。根据许纪霖先生的研究，在近代中国，大学有很强的自主性，学校拥有自身的文化标准和精英选拔标准，拥有现代社会独一无二的文化权力，但是独立后的学校也带来了另外一种趋势：“独立后的知识分子越来越游离于社会……学院里的知识分子可以与乡村没有关系，与所在的城市没有联系，也可以与政治隔离……到1930年代，以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文化贵族。”③而作为北京知名高等院校内的学子们，先不讲家庭与学校生活条件，心理上总是有一种隐隐的一般人之上的孤傲与清高也自是在情理之中了，即使是校风一向朴实低调的北平师范大学，学生们的这种心态也是普遍存在的。关于这一点，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教授也谈到过：“过去大都市里的许多学校，一切物质方面的设备未免太舒适，或甚至于太奢侈，与中国的实际社会相差太远，而学生大部分是‘来自田间’，在都市里这些大学毕业以后，就不愿再回乡下去，一个家庭把子女送进了大学，就等于把他们丧失了。有人说：‘许多大学里的学生生活，如同温室内培养的花一样’。”④虽然讲这些话的背景是在迁入陕西城固学生满腹牢骚的情况下，有点自我安慰兼安抚学生的目的，但也道出了一个不可忽略的真实情况。鉴于此，物质匮乏所受到的困苦加之精神方面的优越感遭到挫折的双重打击，与在北平师大巨大的生活落差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很多师生内心的纠结与伤感。从北平过来的学生对北平母校的眷恋之情，内心始终隐存着一种“临时心态”，没有归属感，因此，在纪念师院成立周年纪念时，一些同学以文抒发了自己的内心渴望：“北平师大为什么在西安来纪念它的校庆？这是谁赐予我们的机会……师大穷是北方流行的一句老话，所以它的校舍和设备较之清华、燕京当然是相形见绌，但如今，和它在西安的变身——临大比较一下，未免使人怀慕它原来的姿态！让我们来回忆昔日投在它怀抱里的旧梦……总之，母校的一切都很周全，很适用；都有条理，有秩序……第一，我们内心上应当时刻勿忘我们是‘北平’师大的学生！我们不甘流亡在‘西安’，过着变态的学校生活！我们更不愿在‘西安’来纪念‘北平’母校的校庆！”⑤诸如此类的情感抒发在由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与北平师大在初迁西安组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时期十分常见，而1939年教育部对西北联大进行改组，成立西北师范学院，这样，北平师大在抗战期间又恢复了独立设校，但是由于名义换了，规模小了全校师生，心里也是很不愉快的。⑥
二、困难中的强烈使命感
上文主要关注了作为一院之长的李蒸先生以及北平师大的学生在被迫随校内迁至西北过程中所遇到的生理与心理阻碍，环境虽艰，但师院师生们的情绪不可能长时间任由悲观主导，尤其是随着抗战形势的不断严峻与短期内回到原校址希望的逐步破灭，师生们内心的不甘与怀念逐渐转化为对抗战建国的热情和对西北高等教育发展的关注。资料显示，包括北平师大36周年及接下来的周年纪念刊上，明显少了情绪化的发泄与对现状的抱怨，刊登的内容多为热情宣扬师大所应当承载的使命以及一些学术性的研究文章，⑦在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所办的期刊《校务汇报》中，也充满了自觉承担责任的热情言论，“七七事变后我校播迁西北，改变环境，适应抗战建国之需要，又值政府扩充高级师范教育，在学制上创设师范学院制度，实为一新生时期。我校此后之使命将益行重大，不但要继续发扬师大精神，并且要奠定西北高级师范教育基础，负起抗战建国的责任”。⑧当然，这些并不代表师生内心中已经对现在的生活状态没有怨言，只是抗战特殊背景下国家形势发展的现状逐渐使得学生与教师心中对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在抗战期间为国贡献力量的使命感与承担责任的高度自觉性迸发，浅层次的情绪宣泄不会长时间占据师生们生活状态的主流。笔者以为，其中主要缘由为以下几点：
首先，身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院长的李蒸先生对师院的内心定位是较高的，多次在公开向师生致辞时着力强调：“本院前身北平师范大学系以前全国六大高等师范学校之仅存硕果，今此硕果又分衍为西北高级师教之一新枝，同时全国适成立多数师范学院。故本院负有为国育师之使命，同时具有承先启后之责任。”类似这样的讲词还有很多。这里有一个不可不提的插曲，这便是抗战爆发前国内教育界出现的撤销师范大学设置的事件，1932年7月，报刊报导当时教育部向行政院提出“整理大学办法”的提案中令师大等校停止招生。到了年底，国民党三中全会开会时中央组织委员会就公然提案“停办师范大学”。“虽然经全校校友多方奔走，据理力争，该案未予成立，但从此引起对高等师范教育制度之争论远无休止，以致影响本校师生之情绪，使学校不能安心教学，处在风雨飘摇之中”。⑨此件事留下的阴影可以说在一段时间内萦绕于很多从事师范教育的知识分子心头无法散去，而这正好与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重视教育的政策相配合，一方面长久积压的怨气得到了释放，另一方面激励出了师院师生更加想要证明自己的豪气，在国难当头的危急环境下，刚好又迁于政府与全国舆论都予以特殊重视的西北地区，使得师院教师与学生欲努力以实际行动证明政府对教育的重视政策是明智之举。李蒸先生一直将师院与北平师范大学紧密相连，一方面当然是意在继承北平师大本身优良的校风，激励师生之精神，但也或多或少令人感到了这股一直存在于北平师大师生心中的意气之争。因此，笔者认为，此种欲向世人证明师范教育存在价值的迫切心情与北平师大长时间据全国教育界首席地位的事实，以及此时西北大后方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加之抗战形势愈发严峻的境况，共同催生了北平师大师生的强烈使命感与自觉担负责任的精神。
三、实际行动中的充实与锻炼
师生们的热情表达没有仅仅停留在书面上，民国二十八年（1939）8月14日，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奉教育部令改组为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由此独立设置，迁于陕西城固县，院长为李蒸。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作为当时西北少数的几个高校之一，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不能再仅仅满足于单纯封闭的象牙塔形式了，因此，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的这段时期内，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都十分重视社会实际问题的参与和研究，这种非常时期里的参与热情，给学生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积极方面就是逐渐减少了动荡迁校所带给学生们的烦躁情绪和消极人生观，大批学生投入到与下层民众的交流活动中，而当下层民众的生存状态被学子们亲眼所睹并亲身参与后，全新的生活感受必定伴随而来，学生们的生活态度与人生观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新生的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在陕西城固时积极推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教育活动，主要目的一方面在于配合抗战建国的形势需要推进西北乡村教育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响应教育部大力倡导的乡村社会建设方针，而进行这些活动的主体，很大部分上是师院的学生。
这是一次洞悉民间疾苦的难得机会，学生们对社会体制的黑暗体验更加深刻，年轻的学子们在慰问抗战军人家属活动中所给予乡民们情感上的慰藉具有较为冷酷强硬的政府工作方式所无法达到的效果。一方面，抗战军人家属普受精神之安慰；另一方面，学生们与民众的交流更加顺畅，关系更加融洽，对民众的情感理解愈发深厚，不难想象，来自北平的青年学生们在亲身参与过如此贴近西北下层民众生活的社会实践活动后思想上受到的触动，面对着真实的苦痛、真实的喜悦，滋生出了与曾经较为舒适的京城生活完全不同的体验与感悟，他们消极悲观的情绪得到了有效释放，抗战保国建设后方的激情也在这样的历练中不断被点燃。而这种双向互动所带来的另一影响便是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逐渐赢得了当地民众的认同。
四、结语
抗日战争的爆发对中国社会物质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在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里，我们在关注国内各个高校状况时，伴随学校的内迁浪潮，物质设备对本校整体状况的影响已不可避免地减少。这个时期，教师与学生的精神世界与所展现出来的生活态度应当作为我们探索这段校史变迁历程的重点，从北平师范大学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这是一条从被迫迁徙的无奈抱怨之痛，到对旧时北平时光的念念不忘之情，再到主动承担责任帮助民众的使命感的迸发，并且最终升华为抗战保国、建设西北大后方的强烈热情的心态情感变迁路程。教师与学生们内心中的奋斗与气馁、崇高与利己、热情与冷淡、喜悦与悲伤、抑郁与乐观、冲动与克制等情绪往往是相伴而存，赞美歌式的研究是无法真正令我们看到深处的问题所在，褒扬了精神却放逐了情感，抗日战争特殊氛围下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师生们艰苦奋斗面貌的背后则更加充斥着多样的挣扎，当我们能够大概看到这样的纠结与落寞是如何被转化与释放，并最终得到升华时，研究历史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也就不言自明了。
[注释]
①②⑥⑨李溪桥：《李蒸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6页、第80页、第79页、第70页。
③许纪霖：《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第13页。
④⑤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主编《纪念专刊》，第41页、第34页。
⑦ 参见《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纪念专刊》。
⑧《师大三七周年纪念增刊》，第2页，《师大对于国家的贡献》，1939年。
[摘要]抗战时期，大批高校内迁，原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迁入西北，几经波折，最终落脚甘肃兰州，成立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本文主要关注的是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师生们是如何逐渐适应这段充满艰辛的迁校岁月的，从被动适应到主动热情，这是一条复杂的心路历程。通过对此方面的探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校史无疑会更加饱满。
[关键词]抗战时期；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在“抗战”时期被迫迁入西北并最终落脚甘肃兰州，成立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是为很多人所了解的。只是，历史变迁所展现的结果背后充满了太多人们所不知或无法想象的点点滴滴。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追溯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师大开始西迁，到1941年在陕西城固改组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这样一段历史过程中，从北平师大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这样一个名称变化的背后所充斥的复杂内涵。其中，关于北平师大教师与学生对于此次被迫迁徙事实的内心认同与适应过程是较少有研究者关注的，优越的京城生活环境与西北艰苦的条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师生内心的极大反差也是有一个长时间的平复过程，尤其是刚刚迁校被迫离开家园的师大师生们心态与几经周折最终定校兰州的心境有所不同，前期情绪必然更加复杂多变，本文力图从这一角度窥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的另一真相。
一、师生的心理状态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危及京城，大批高校西迁，一大部分教授与学生们被迫跟随，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颠覆性的变化对任何人来说都需要有一个逐渐接受和适应的过程。其实，早在战争形势没有严峻到需要迁校的程度时，1933年2月18日，北平《世界日报》曾透漏过“师大迁校西安”的消息，时任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长的李蒸先生是不甚赞同的，“外传教育部当局，以北平师大环境不适，改革多阻，拟迁西安，彻底整理，养成高等教育人才，刻正详筹校址及改善办法，本人事前并未闻悉，敝校与教育部函电往来，教部亦无片语及此，想师大迁设西安之说系外间误传……师范大学一校迁移，想无此理，事实上有种种困难”。①据李蒸先生回忆，此次迁校计划为当时教育部长朱家骅心中所想：“我记得有一次去南京时，朱家骅确曾向我提出师大在北平不适宜，应当搬开，地点在西安、洛阳或石家庄可以选择，我表示不能接受。”关于此事，李蒸先生心中对朱家骅始终是有些抱怨之感的，而后来迁校至西安城固时，教育部又令已经改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北平师大奉令迁往兰州，李蒸先生同样表示过对于当时教育部长陈立夫的不满之情：“陈立夫强把北平师大改为西北师院后并不甘心。1940年4月又出了一个主意，要学校再迁甘肃兰州。表面理由是兰州高等学校太少了，迫切需要培养中学师资，而城固是一个偏僻的小地方，高等学校又太多，应当加以分散。其实，他的内心里是有一种自私的报复打算，否则为什么不令西北大学和西北工学院迁移呢？西北师院在政治上没有力量，无法‘抗令’，同时在城固同西北大学一起，麻烦也很多，学校同仁考虑到：为谋学校的发展，迁到一个较大的省会地方也好，于是决定迁校兰州。” ②显而易见，此段北平师大迁校的历程中牵扯到了错综复杂的政治人情关系，李蒸先生内心的真实想法与感受也充满了矛盾，其中不乏高校中固有的意气之争，但他关于学校发展受限的考虑与抱怨又是完全合乎常情的，有多少人真的愿意离开各方面条件优于西北数倍的北平而长久居于此地呢？只是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心使得很多人“既来之，则安之”，并且逐渐为亲眼所见的西北人民的贫困生活所动容，激发出建设发展西北的热情却是实实在在的，不容怀疑。
此外，由于20世纪以来新式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具有封闭性、等级性的，脱离一般民众的道路。根据许纪霖先生的研究，在近代中国，大学有很强的自主性，学校拥有自身的文化标准和精英选拔标准，拥有现代社会独一无二的文化权力，但是独立后的学校也带来了另外一种趋势：“独立后的知识分子越来越游离于社会……学院里的知识分子可以与乡村没有关系，与所在的城市没有联系，也可以与政治隔离……到1930年代，以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文化贵族。”③而作为北京知名高等院校内的学子们，先不讲家庭与学校生活条件，心理上总是有一种隐隐的一般人之上的孤傲与清高也自是在情理之中了，即使是校风一向朴实低调的北平师范大学，学生们的这种心态也是普遍存在的。关于这一点，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教授也谈到过：“过去大都市里的许多学校，一切物质方面的设备未免太舒适，或甚至于太奢侈，与中国的实际社会相差太远，而学生大部分是‘来自田间’，在都市里这些大学毕业以后，就不愿再回乡下去，一个家庭把子女送进了大学，就等于把他们丧失了。有人说：‘许多大学里的学生生活，如同温室内培养的花一样’。”④虽然讲这些话的背景是在迁入陕西城固学生满腹牢骚的情况下，有点自我安慰兼安抚学生的目的，但也道出了一个不可忽略的真实情况。鉴于此，物质匮乏所受到的困苦加之精神方面的优越感遭到挫折的双重打击，与在北平师大巨大的生活落差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很多师生内心的纠结与伤感。从北平过来的学生对北平母校的眷恋之情，内心始终隐存着一种“临时心态”，没有归属感，因此，在纪念师院成立周年纪念时，一些同学以文抒发了自己的内心渴望：“北平师大为什么在西安来纪念它的校庆？这是谁赐予我们的机会……师大穷是北方流行的一句老话，所以它的校舍和设备较之清华、燕京当然是相形见绌，但如今，和它在西安的变身——临大比较一下，未免使人怀慕它原来的姿态！让我们来回忆昔日投在它怀抱里的旧梦……总之，母校的一切都很周全，很适用；都有条理，有秩序……第一，我们内心上应当时刻勿忘我们是‘北平’师大的学生！我们不甘流亡在‘西安’，过着变态的学校生活！我们更不愿在‘西安’来纪念‘北平’母校的校庆！”⑤诸如此类的情感抒发在由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与北平师大在初迁西安组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时期十分常见，而1939年教育部对西北联大进行改组，成立西北师范学院，这样，北平师大在抗战期间又恢复了独立设校，但是由于名义换了，规模小了全校师生，心里也是很不愉快的。⑥
二、困难中的强烈使命感
上文主要关注了作为一院之长的李蒸先生以及北平师大的学生在被迫随校内迁至西北过程中所遇到的生理与心理阻碍，环境虽艰，但师院师生们的情绪不可能长时间任由悲观主导，尤其是随着抗战形势的不断严峻与短期内回到原校址希望的逐步破灭，师生们内心的不甘与怀念逐渐转化为对抗战建国的热情和对西北高等教育发展的关注。资料显示，包括北平师大36周年及接下来的周年纪念刊上，明显少了情绪化的发泄与对现状的抱怨，刊登的内容多为热情宣扬师大所应当承载的使命以及一些学术性的研究文章，⑦在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所办的期刊《校务汇报》中，也充满了自觉承担责任的热情言论，“七七事变后我校播迁西北，改变环境，适应抗战建国之需要，又值政府扩充高级师范教育，在学制上创设师范学院制度，实为一新生时期。我校此后之使命将益行重大，不但要继续发扬师大精神，并且要奠定西北高级师范教育基础，负起抗战建国的责任”。⑧当然，这些并不代表师生内心中已经对现在的生活状态没有怨言，只是抗战特殊背景下国家形势发展的现状逐渐使得学生与教师心中对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在抗战期间为国贡献力量的使命感与承担责任的高度自觉性迸发，浅层次的情绪宣泄不会长时间占据师生们生活状态的主流。笔者以为，其中主要缘由为以下几点：
首先，身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院长的李蒸先生对师院的内心定位是较高的，多次在公开向师生致辞时着力强调：“本院前身北平师范大学系以前全国六大高等师范学校之仅存硕果，今此硕果又分衍为西北高级师教之一新枝，同时全国适成立多数师范学院。故本院负有为国育师之使命，同时具有承先启后之责任。”类似这样的讲词还有很多。这里有一个不可不提的插曲，这便是抗战爆发前国内教育界出现的撤销师范大学设置的事件，1932年7月，报刊报导当时教育部向行政院提出“整理大学办法”的提案中令师大等校停止招生。到了年底，国民党三中全会开会时中央组织委员会就公然提案“停办师范大学”。“虽然经全校校友多方奔走，据理力争，该案未予成立，但从此引起对高等师范教育制度之争论远无休止，以致影响本校师生之情绪，使学校不能安心教学，处在风雨飘摇之中”。⑨此件事留下的阴影可以说在一段时间内萦绕于很多从事师范教育的知识分子心头无法散去，而这正好与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重视教育的政策相配合，一方面长久积压的怨气得到了释放，另一方面激励出了师院师生更加想要证明自己的豪气，在国难当头的危急环境下，刚好又迁于政府与全国舆论都予以特殊重视的西北地区，使得师院教师与学生欲努力以实际行动证明政府对教育的重视政策是明智之举。李蒸先生一直将师院与北平师范大学紧密相连，一方面当然是意在继承北平师大本身优良的校风，激励师生之精神，但也或多或少令人感到了这股一直存在于北平师大师生心中的意气之争。因此，笔者认为，此种欲向世人证明师范教育存在价值的迫切心情与北平师大长时间据全国教育界首席地位的事实，以及此时西北大后方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加之抗战形势愈发严峻的境况，共同催生了北平师大师生的强烈使命感与自觉担负责任的精神。
三、实际行动中的充实与锻炼
师生们的热情表达没有仅仅停留在书面上，民国二十八年（1939）8月14日，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奉教育部令改组为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由此独立设置，迁于陕西城固县，院长为李蒸。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作为当时西北少数的几个高校之一，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不能再仅仅满足于单纯封闭的象牙塔形式了，因此，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的这段时期内，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都十分重视社会实际问题的参与和研究，这种非常时期里的参与热情，给学生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积极方面就是逐渐减少了动荡迁校所带给学生们的烦躁情绪和消极人生观，大批学生投入到与下层民众的交流活动中，而当下层民众的生存状态被学子们亲眼所睹并亲身参与后，全新的生活感受必定伴随而来，学生们的生活态度与人生观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新生的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在陕西城固时积极推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教育活动，主要目的一方面在于配合抗战建国的形势需要推进西北乡村教育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响应教育部大力倡导的乡村社会建设方针，而进行这些活动的主体，很大部分上是师院的学生。
这是一次洞悉民间疾苦的难得机会，学生们对社会体制的黑暗体验更加深刻，年轻的学子们在慰问抗战军人家属活动中所给予乡民们情感上的慰藉具有较为冷酷强硬的政府工作方式所无法达到的效果。一方面，抗战军人家属普受精神之安慰；另一方面，学生们与民众的交流更加顺畅，关系更加融洽，对民众的情感理解愈发深厚，不难想象，来自北平的青年学生们在亲身参与过如此贴近西北下层民众生活的社会实践活动后思想上受到的触动，面对着真实的苦痛、真实的喜悦，滋生出了与曾经较为舒适的京城生活完全不同的体验与感悟，他们消极悲观的情绪得到了有效释放，抗战保国建设后方的激情也在这样的历练中不断被点燃。而这种双向互动所带来的另一影响便是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逐渐赢得了当地民众的认同。
四、结语
抗日战争的爆发对中国社会物质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在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里，我们在关注国内各个高校状况时，伴随学校的内迁浪潮，物质设备对本校整体状况的影响已不可避免地减少。这个时期，教师与学生的精神世界与所展现出来的生活态度应当作为我们探索这段校史变迁历程的重点，从北平师范大学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这是一条从被迫迁徙的无奈抱怨之痛，到对旧时北平时光的念念不忘之情，再到主动承担责任帮助民众的使命感的迸发，并且最终升华为抗战保国、建设西北大后方的强烈热情的心态情感变迁路程。教师与学生们内心中的奋斗与气馁、崇高与利己、热情与冷淡、喜悦与悲伤、抑郁与乐观、冲动与克制等情绪往往是相伴而存，赞美歌式的研究是无法真正令我们看到深处的问题所在，褒扬了精神却放逐了情感，抗日战争特殊氛围下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师生们艰苦奋斗面貌的背后则更加充斥着多样的挣扎，当我们能够大概看到这样的纠结与落寞是如何被转化与释放，并最终得到升华时，研究历史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也就不言自明了。
[注释]
①②⑥⑨李溪桥：《李蒸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6页、第80页、第79页、第70页。
③许纪霖：《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第13页。
④⑤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主编《纪念专刊》，第41页、第34页。
⑦ 参见《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纪念专刊》。
⑧《师大三七周年纪念增刊》，第2页，《师大对于国家的贡献》，193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