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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60年代初,我调入国防科委的十院导航研究所工作,说起和雷达的渊源,应当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吧。
现在许多人对抗美援朝比较了解,但谈起抗美援越来,往往就知之甚少了。那时在抗美援越的对空战斗中,我们高炮部队使用的还是苏制“松九阿”式雷达,那是一种炮瞄雷达,说实话,那种雷达很笨重,犹如现在我们经常见到的搬家公司的大厢体车,不但机动性差,而且遇到急行军或者爬个山坡就更费劲了,累死累活也抢不出速度,雷达掉队是常有的事儿。有时遭到美军飞机发射的“百舌鸟”导弹攻击,就会造成雷达机毁人亡。
造成被敌机导弹攻击的原因,是因为当我们的雷达波束一对上敌机时,敌机上的导弹便沿着波束向雷达车袭来,而雷达车的机动性又差,所以一旦被导弹瞄上,就很少能跑掉。
前线部队的领导对前去的同事曾经说:“后方的兄弟们,做个小点的吧;搞科研的同志们,做个轻点的吧,越轻越好。”
为了对付美机的导弹攻击,中央军委决定研制一种新型的炮瞄雷达。1969年8月,我和战友们开赴济南,成立了研制新型炮瞄雷达的工程队,这些技术骨干都有着较高的学历和技术水平,均是60年代哈军工等高等学府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
对付美军的“百舌鸟”导弹,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快速发现问题,然后再设法甩掉它,对于我们来讲,这就意味着要开发对数接收机的新项目,讨论结果出来后,大家都感觉心里没底,几经磋商,队领导张金吾把目光投向我说:“老李,这项任务,非你莫属啊。”
事后老张给我鼓劲说:老李,这个项目很急迫,敌人炸我们的雷达,就是在毁部队的眼睛啊。
从技术上来说,飞机的强回波与导弹的弱回波,在同一时刻进入雷达时,现有的雷达接收机往往顾此失彼,难于适应。接收增益定低了,导弹发现不了;定高了,大信号趋于饱和。解决的办法是变线性放大为对数放大,将动态范围图陡峭的直线压缩为平缓的对数线。
那时候,这类技术只在外文杂志上粗略地介绍过,而真东西谁也没见过。为了攻破这个技术难关,我抱着坚定的信念,日日夜夜呆在科研室里反复研究实践,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终于让对数精度达标。后来我把这项科研成果写成了论文,发表在了1976年第十期的《无线电技术》上。
进入新型雷达总调阶段后,我被任命为雷达站的站长。当首批新型雷达出厂时,我汇集了战友们的智慧与汗水,写出了311乙型雷达整机调试技术总结,为今后保证生产质量打下了基础,1978年,我们研制的雷达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后记
我的父亲李长余,生于1934年11月,1956年9月开始,在郑州大学物理系学习,大三时选送中科院电子研究所学习,在陈芳元先生(“两弹一星”功勋奖获得者)的研究室学习脉冲技术。1961年调中科院中南电子所;1962年秋调入炮兵科技研究院。
(责编:田茵)
现在许多人对抗美援朝比较了解,但谈起抗美援越来,往往就知之甚少了。那时在抗美援越的对空战斗中,我们高炮部队使用的还是苏制“松九阿”式雷达,那是一种炮瞄雷达,说实话,那种雷达很笨重,犹如现在我们经常见到的搬家公司的大厢体车,不但机动性差,而且遇到急行军或者爬个山坡就更费劲了,累死累活也抢不出速度,雷达掉队是常有的事儿。有时遭到美军飞机发射的“百舌鸟”导弹攻击,就会造成雷达机毁人亡。
造成被敌机导弹攻击的原因,是因为当我们的雷达波束一对上敌机时,敌机上的导弹便沿着波束向雷达车袭来,而雷达车的机动性又差,所以一旦被导弹瞄上,就很少能跑掉。
前线部队的领导对前去的同事曾经说:“后方的兄弟们,做个小点的吧;搞科研的同志们,做个轻点的吧,越轻越好。”
为了对付美机的导弹攻击,中央军委决定研制一种新型的炮瞄雷达。1969年8月,我和战友们开赴济南,成立了研制新型炮瞄雷达的工程队,这些技术骨干都有着较高的学历和技术水平,均是60年代哈军工等高等学府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
对付美军的“百舌鸟”导弹,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快速发现问题,然后再设法甩掉它,对于我们来讲,这就意味着要开发对数接收机的新项目,讨论结果出来后,大家都感觉心里没底,几经磋商,队领导张金吾把目光投向我说:“老李,这项任务,非你莫属啊。”
事后老张给我鼓劲说:老李,这个项目很急迫,敌人炸我们的雷达,就是在毁部队的眼睛啊。
从技术上来说,飞机的强回波与导弹的弱回波,在同一时刻进入雷达时,现有的雷达接收机往往顾此失彼,难于适应。接收增益定低了,导弹发现不了;定高了,大信号趋于饱和。解决的办法是变线性放大为对数放大,将动态范围图陡峭的直线压缩为平缓的对数线。
那时候,这类技术只在外文杂志上粗略地介绍过,而真东西谁也没见过。为了攻破这个技术难关,我抱着坚定的信念,日日夜夜呆在科研室里反复研究实践,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终于让对数精度达标。后来我把这项科研成果写成了论文,发表在了1976年第十期的《无线电技术》上。
进入新型雷达总调阶段后,我被任命为雷达站的站长。当首批新型雷达出厂时,我汇集了战友们的智慧与汗水,写出了311乙型雷达整机调试技术总结,为今后保证生产质量打下了基础,1978年,我们研制的雷达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后记
我的父亲李长余,生于1934年11月,1956年9月开始,在郑州大学物理系学习,大三时选送中科院电子研究所学习,在陈芳元先生(“两弹一星”功勋奖获得者)的研究室学习脉冲技术。1961年调中科院中南电子所;1962年秋调入炮兵科技研究院。
(责编:田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