俊马腾空辞旧岁，灵羊捷足登新年。
　　早在几万年以前，人类通过驯化，就把山上的岩羊、野羊变成六畜之一，且位居前列。据记载，五千年前，我国西北的先民就选择宽阔的大河沿岸，开始放牧养羊，羊在人类12生肖的文化中也处于居中之位，这不仅说明其在古人心目中的重要位置，也更可见，它伴随人类的时间之久远和与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密切关系，的确值得大书特书。
　　与人类历史息息相关
　　最早驯化野羊的古巴比伦人，对羊有着特殊的感情，他们把夜空中的繁星形象地称为“天的羊”，在创制天文“黄道十二宫”时，古巴比伦人又把白羊宫列为十二宫之首，标志太阳运行的开始和春天的到来。这时正值亚欧非文明发祥地羊图腾崇拜的鼎盛期，我国这一时期传说中的伏羲氏也从羊角图腾柱投在地上的投影中得到启示，开始仰观天象，构建了羊与天文历法之间最早的联系。
　　古人有“水之精为玉，土之精为羊”的说法，羊是各种艺术形式着力表现的对象。从商代的四羊方尊、三羊铜罍，到汉代的羊型铜灯、东晋羊首壶、唐代的三彩陶羊，直至当今的年画、剪纸等各种民间工艺品，羊的各种形象随处可见，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进入文字时代以后，羊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再一次承担起重要使命。起源于五千年前的两河文明和古希腊古罗马文明，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羊皮，作为书写记录的材料，保存重要的典籍文献。在中国的造纸术传入西方之前，羊皮书一直担负着西亚和欧洲文明的承载与传递重任。与此同时，在东方，我国文字的记录工具也发生着历史性的变化。竹子与羊毛之间的完美结合，让毛笔最终成功替代了笨拙的刻刀，从而极大地加快了中华文明的积累和传播，也为独树一帜的中国书法、绘画艺术的形成提供了创作基础，可以说整个中国书法绘画艺术的殿堂就是以小小的毛笔为支点建立起来的。在羊皮书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今天，取之于羊的毛笔在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中仍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与吉祥联系在了一起
　　先秦时期，人们对羊的个性有两个归纳：善良知礼；外柔内刚。羊“跪乳”的习性，被视为善良知礼，《三字经》开头说“人之初，性本善”，其中的“善”字从羊。甚至被后世演绎为孝敬父母的典范；外柔内刚也被引申出许多神圣的秉性，传说的始祖皋陶敬羊，《诗经·召南》中也有“文王之政，廉直，德如羔羊”的说法。在这里，羊与祥不仅仅是字的通假，而是羊身上被赋予的上述种种秉性使然。
　　羊最通俗或民间化的象征意义便是“吉祥”，至少从汉代开始，羊就与吉祥联系在一起，汉代瓦当、铜镜等铭刻中多见“宜侯王大吉羊（祥）”铭文，吉祥有时直接写成“吉羊”。 羊也是“和”文化的象征，古有“钟律和则玉羊见”的传说。清代喜欢用三羊组成工艺品，意寓“三羊（阳）开泰”。为一年开头的吉祥语，有万物更新的象征意义。古人把牧羊与治国联系起来，从中悟出牧羊如牧人的道理。《列子》记载杨朱大谈治理天下之道，梁王说：“你一妻一妾都管不好，三亩的园子除草不净。天下那么好治吗？”杨朱说：“你见过牧羊人吗？百来头羊做一群，三尺童子挥鞭在后跟着，要羊东就东，要羊西就西，如果让尧在前面牵羊，舜拿着竹竿跟着，羊倒不肯走了……”杨朱的意思是说顺着羊性，牧羊则很容易；顺着民性，治民也非难事。古人说“牛性前顺，羊性前逆”，牛要人在前牵着，羊要人在后赶着，才会乖乖听话。
　　“替罪羊”原本充满“神圣”内涵
　　人类如此推崇羊，为什么还会有贬义的“替罪羊”一说出现呢？
　　替罪羊产生的源头，应该始于上古时期的献祭仪式。在殷商时期，有用奴隶献祭的恶俗即所谓“人祭”，这在河南安阳殷墟考古中有大量发现。在当年，特别是殷人的敌人——以羊为图腾的羌人，被殷人大量捕获用于杀祭。后来随着文明的进步、羌人的反抗，人祭被严格控制使用，便用羌人的图腾羊来替代，这也许才是“替罪羊”的真正开始。
　　从考古发现来看，在殷商时期，羊是被使用最多的牺牲，确实是可怜的“替罪羊”。如在殷墟一座宫殿的置础仪式上，一次就埋了101只羊。而从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上看，用羊来祭祀的记载特别多，几乎是祭必用羊。需要补充的是，用羊献替罪并非中国独有，如古代犹太教祭礼上，便常用羊来替人承担罪过。
　　替罪羊现在看是一个贬义词汇，是羊的一种悲剧，实际当初并无此义，替人担罪的羊是神圣的。替罪羊是“代人受过”、“代人赴死”，这种“奉献精神”是羊身上的又一闪光之处。
　　当然，讲了羊这么多的好话，归根结底还是把它视为一种美味。在《广东新语》中说：“东南少羊而多鱼，故字以‘鱼’、‘羊’为‘鲜’。”羊肉不仅味美，而且营养丰富。《齐民要术》中，记有腩炙、肝炙、筒炙、蒸羊、羊盘肠等14种羊的烹饪法。唐以后，羊肉的吃法越来越多，有柳蒸羊、碗蒸羊、羊头签、炒羊肚等。至明末清初，更发展出全羊席。最大众化的吃法当数涮羊肉。在隆冬季节，坐在炭火熊熊的火炉前，夹上一片薄薄的羊肉，在滚开的汤里一涮，再蘸一蘸佐料，入口不腥不膻，鲜嫩可口，顿使人忘了室外寒冷，暖得浑身添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