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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中國古代哲學，就是關於生命的意義的學說，就是關於做好人的學說。道家講無欲，佛家講慈悲，儒家講仁義，墨家講兼愛——人生在世，克己為人，改過遷善，人格昇華，把做人的責任履行好，把人生的價值實現好，把人生的意義踐行好。生命有意義。
羅素認為，一種哲理的形成，一般是兩個因素綜合作用的產物，一是宗教信仰，二是科學研究，“至於這兩種因素在哲學家的體系中所佔的比例如何，則各個哲學家大不相同。”人類歷史是越來越好還是越來越糟，其結論的形成，無疑也與這兩大因素有關。科學時代主要持進步史觀，宗教時代主要持退步史觀，大抵就是羅素所說的這個“比例”的道理。
按照猶太——基督教的歷史觀，歷史上最好的人就是最初的人，是上帝剛剛造出來的人，沒偷吃善惡果的人，沒犯原罪的人。人類的光輝頂點就是它剛被造出來的那個時點，當然，這也是它墮落的起點。上帝造人後不久，看到人開始墮落變壞，後悔了，為了挽救人類，他採取了一些無奈的“整人”措施，諾亞方舟發洪水，巴別塔後遣散人類、變亂語言，等等——這些，不是真正的歷史，卻是真正的歷史觀，猶太——基督教的退步史觀——人之初性本善，然後越來越惡。
關於人類由性善向性惡演變的歷史機理，猶太——基督教用的寓喻是“知善惡，必定死”，莊子的寓喻則是：“七竅生，渾沌死”，說的，都是知識越多越邪惡的道理，只是，古聖先賢們多數都用暗喻的方式，明說的，大概只有老子：“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歷史退步主義，也穿糖葫蘆。釋迦牟尼佛就是用一串糖葫蘆表達佛教的退步史觀的。他把我們這個娑婆世界的歷史分成三個時段：正法時代，像法時代，末法時代，一代不如一代。我們今天已經處在末法時代，五濁惡世。
《禮記·禮運》孔子觀上之歎者：“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堯舜禹“三代之英”那個時代多好啊，那是“大道之行”的時代啊，是“天下為公”的時代啊，是“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的“大同”社會啊，可惜我孔丘沒趕上，只能在心裡嚮往一下了，今天沒辦法，找不回大道時代了，就只能求“小康”啦。這段故事，反映了儒家的退步史觀。孔子反復講禮崩樂壞，就是站在歷史退步主義的立場來看待他那個時代出現的一些社會問題的。
“賽先生”來中國以前，三千年中國哲學史，儒釋道各家，都是持歷史退步觀的，都認為歷史越來越糟，歷史無意義。同時，各家都認為生命有意義——人生在世，不管世道如何，都應當把人生的路走好，把人做好。整個中國古代哲學，就是關於生命的意義的學說，就是關於做好人的學說。道家講無欲，佛家講慈悲，儒家講仁義，墨家講兼愛——人生在世，克己為人，改過遷善，人格昇華，把做人的責任履行好，把人生的價值實現好，把人生的意義踐行好。生命有意義。
更深入一層說，“歷史無意義”與“生命有意義”，二者之間還存在一個相互映襯、相互作用的關係——歷史越是無意義，生命就越是有意義。世道越惡，社會就越需要好人，人生在世就越應該做好人。歷史每墮落一步，人生就艱難一分，做人的難度就要強化一分，道德的意義就重要一分，生命的價值就增加一分。
關於歷史為什麼會進步，歷史進步主義者已經把自己的理由說得很充分、很明確，對不對不說，至少邏輯很清楚。那麼，認為歷史在退步，理由是什麼？是哪些因素，推著歷史一路走下坡路。把道理說得最透最深的，就是偉大的老子，他認為，歷史的墮落，源於人的墮落;人的墮落，源于人心的墮落。
老子的退步史觀，也是通過一串糖葫蘆來表述。春秋公羊學與佛家都是三球串，老子是五球串：“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依歷史墮落的順序，他把人類社會分為了五個階段：道世，德世，仁世，義世，禮世。
第一個階段是道世，最好的時代，大道的時代，渾沌的時代，大同的時代，伊甸園的時代，上古黃金時代，其時，人性質樸自然，如赤子嬰兒，不分善惡是非，也不必分善惡是非，人人率性而為，行為自然中道，社會美好無比。
要解釋道世為什麼這麼好，需要先解釋什麼是“道”，而這個問題又是誰也解釋不了。中國哲學史上，以“道”字命名的學術門派，至少有三家，道家——老莊，道教——仙家，道學——理學，其中沒有一家能給“道”下個精確的定義。老子說，“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莊子說“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淨是這種“定義”。所以，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道的定義本就不可說，別硬說了，總之是美好無比、強大無比、真實無比的宇宙本體。
道，講不清楚，道與人的關係卻可以講清楚，宇宙的本體，就是人的本體，這就是中國哲學的“天人合一”理念。莊子說，“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孟子說“萬物皆備於我”，《中庸》說，“天命之謂性”——人性就是天性，人理就是天理，人道就是天道，道世，就是天人合一之世。這樣說，對道世之美好，多少就能理解一點？
後來，“七竅生，混沌死”，人漸失天真，人心開始“純白不備”（莊子），道世逐漸褪變而為德世。德是什麼？德者，得也。得道者，大德也。大德者，聖人也，至人也。在道世，天人合一，多數人生而有道，用道教修行的話說，那個時代的人，大概一生下來，大小周天就是通的，用禪家的話說，人一生下來可能就是開了悟的，其行為自然合於天的要求，不必專門修道而得之。而到了德世，雖然仍有一些人生而有道，生而為聖，但越來越多的人則必須修而得道了。《中庸》說的“修道之謂教”，就是這個概念。所謂得道，儒家謂之成聖，佛家謂之成佛，道教謂之成仙，名異而實同，中國文化中以反觀內省、人格昇華為中心的所謂修行，就是以此為終極目標展開的。不管是生而有道者還是修而得道者，其行為，都能自動地符合天道之要求。一個有道之人，碰上一件事，該怎麼做，不但不會受情緒影響，而且也不受“算計”影響，刺激——反應模式是自然的，統一的，恰如其分的，無過無不及的。如朱子所述，“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 關於生而為聖與修而成聖的關係，孟子此句可作參考：“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什麼意思？朱子跟著有解釋：“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複其性。”堯舜生而有道，湯武修而得道，由此或許就可以粗略地推斷，堯舜之世是道世，到了湯武之世，就是德世了。
慢慢地，生而有道的人，很少了，修而當世便能得道的人，也越來越少了，歷史就進入了仁世。孔子在《論語》中給“仁”下了好多定義，“仁者愛人”，“仁者親親”等等，可見，仁世是個重感情的時代，是個講愛心的時代，用佛家的詞說，仁世的社會秩序，是建立在人的慈悲心基礎上的。
道與德，是純粹關於人格品質的概念，有道之人之所以那樣做事，純粹是因為他就是那麼個人，他自己認為就該那樣做，與社會的約束或規範無關，這也就是佛家所說的“不著相佈施”。而仁者，人格上仍有一定的品質基礎，但其行為已在相當程度上社會化了。愛心，慈悲心，仍然是好心，但這好心主要是表現在對他人的態度上，強調的是一種社會效果了。仁者愛人，是因為社會需要他去愛人，是因為愛人被社會認為是好事。對此，莊子有個“相濡以沫莫若相忘江湖”的寓言。兩條魚在一個幹溝裡相互用唾沫濕潤以互助，很仁愛，很可歌可泣，但如果各自回歸大江大湖裡自由自在地生活而從此老死不相往來，那不是更好嗎？用江湖來寓喻道世，用幹溝來寓喻仁世。當然，道世德世比仁世好。老子說得更直接，“大道廢，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當你把仁義、智慧、孝慈、忠貞都當作好事去歌頌的時候，你可不要忘了，這些東西都是社會已經墮落的結果，或者，是人類為了抵抗社會的墮落而不得不吃的苦藥。社會失了大道以後，才不得不去講仁義;六親不和了以後，才不得不去提倡孝慈。若大道尚在，何需仁義？若六親和合，何需孝慈？
人心繼續變惡，愛心、慈悲心逐漸褪化，仁世也維持不下去了，就進入了義世。義者，宜也，這是《中庸》給“義”下的定義。宜者，適宜也，恰當也，正確也。所謂義舉，就是善舉，就是恰如其分之舉，也是當做就做之舉。所以，義舉，往往也是壯舉，往往和英雄行為相聯繫。道世德世的有道之人、得道之人，其行為依天人合一的靈性自發而動，仁世之人受慈悲愛心的情感力驅動，那麼，義世以何為動力？意志力。為什麼愛孩子不算義舉而孝敬父母算？前者無需意志力而後者需要。一句話，義，是通過個人的努力，個人的意志力，去做好事。
說到這裡，我們需要面對一個大問題了：什麼是好事？有道之人，自己自動地知道什麼是好事，而且不是理論性地知道，是具體地知道，碰上一件具體事，誰對誰錯，該幫誰，他自動地就知道。仁愛之人，已經沒有了這種悟性，而只是根據自己的慈悲心去利益他人，去博愛，去奉公，去佈施。仁者的世界，是個佈施者與受施者的雙相世界，面對楊白勞，是送他一件棉襖，還是送他一袋白麵，盡力而為就好。大原則上，這種雙相關係不難處理，就是克己為人嘛，因而不太需要一套善惡之辨的理論。而到了義世，社會出現了一個重要的現象：人群開始有強弱暴良之別，出現了以強淩弱、以眾暴寡、以智詐愚等現象。此時的“義人”，所面對的社會關係，已經不是雙相的而是三相的了，除了楊白勞，還有個黃世仁了。現在要做好人好事，要幫助楊白勞，最有效的途徑不是送襖或是送面，而是殺黃世仁——除暴是安良的最好的辦法。然而黃世仁也是人啊，孰暴孰良，要有個標準啊;厚楊薄黃，要有個道理啊，於是，此世的人倫道德中出現了一些重要的概念：善惡、親疏、責任。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首先是要能見到有“不平”，這就需要社會有一套公允的善惡標準，這套標準不是“義人”自己的，而是社會統一的。見到不平後，該不該拔刀相助，就與另外兩個概念，親疏與責任，有關了——從親疏而論，這事於我有多大責任。
義世，社會已經有了統一的是非標準，但還沒有細化，沒有系統性地落實到文字上，沒有形成標準的行為規範體系。這是禮世的事。
羅素認為，一種哲理的形成，一般是兩個因素綜合作用的產物，一是宗教信仰，二是科學研究，“至於這兩種因素在哲學家的體系中所佔的比例如何，則各個哲學家大不相同。”人類歷史是越來越好還是越來越糟，其結論的形成，無疑也與這兩大因素有關。科學時代主要持進步史觀，宗教時代主要持退步史觀，大抵就是羅素所說的這個“比例”的道理。
按照猶太——基督教的歷史觀，歷史上最好的人就是最初的人，是上帝剛剛造出來的人，沒偷吃善惡果的人，沒犯原罪的人。人類的光輝頂點就是它剛被造出來的那個時點，當然，這也是它墮落的起點。上帝造人後不久，看到人開始墮落變壞，後悔了，為了挽救人類，他採取了一些無奈的“整人”措施，諾亞方舟發洪水，巴別塔後遣散人類、變亂語言，等等——這些，不是真正的歷史，卻是真正的歷史觀，猶太——基督教的退步史觀——人之初性本善，然後越來越惡。
關於人類由性善向性惡演變的歷史機理，猶太——基督教用的寓喻是“知善惡，必定死”，莊子的寓喻則是：“七竅生，渾沌死”，說的，都是知識越多越邪惡的道理，只是，古聖先賢們多數都用暗喻的方式，明說的，大概只有老子：“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歷史退步主義，也穿糖葫蘆。釋迦牟尼佛就是用一串糖葫蘆表達佛教的退步史觀的。他把我們這個娑婆世界的歷史分成三個時段：正法時代，像法時代，末法時代，一代不如一代。我們今天已經處在末法時代，五濁惡世。
《禮記·禮運》孔子觀上之歎者：“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堯舜禹“三代之英”那個時代多好啊，那是“大道之行”的時代啊，是“天下為公”的時代啊，是“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的“大同”社會啊，可惜我孔丘沒趕上，只能在心裡嚮往一下了，今天沒辦法，找不回大道時代了，就只能求“小康”啦。這段故事，反映了儒家的退步史觀。孔子反復講禮崩樂壞，就是站在歷史退步主義的立場來看待他那個時代出現的一些社會問題的。
“賽先生”來中國以前，三千年中國哲學史，儒釋道各家，都是持歷史退步觀的，都認為歷史越來越糟，歷史無意義。同時，各家都認為生命有意義——人生在世，不管世道如何，都應當把人生的路走好，把人做好。整個中國古代哲學，就是關於生命的意義的學說，就是關於做好人的學說。道家講無欲，佛家講慈悲，儒家講仁義，墨家講兼愛——人生在世，克己為人，改過遷善，人格昇華，把做人的責任履行好，把人生的價值實現好，把人生的意義踐行好。生命有意義。
更深入一層說，“歷史無意義”與“生命有意義”，二者之間還存在一個相互映襯、相互作用的關係——歷史越是無意義，生命就越是有意義。世道越惡，社會就越需要好人，人生在世就越應該做好人。歷史每墮落一步，人生就艱難一分，做人的難度就要強化一分，道德的意義就重要一分，生命的價值就增加一分。
關於歷史為什麼會進步，歷史進步主義者已經把自己的理由說得很充分、很明確，對不對不說，至少邏輯很清楚。那麼，認為歷史在退步，理由是什麼？是哪些因素，推著歷史一路走下坡路。把道理說得最透最深的，就是偉大的老子，他認為，歷史的墮落，源於人的墮落;人的墮落，源于人心的墮落。
老子的退步史觀，也是通過一串糖葫蘆來表述。春秋公羊學與佛家都是三球串，老子是五球串：“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依歷史墮落的順序，他把人類社會分為了五個階段：道世，德世，仁世，義世，禮世。
第一個階段是道世，最好的時代，大道的時代，渾沌的時代，大同的時代，伊甸園的時代，上古黃金時代，其時，人性質樸自然，如赤子嬰兒，不分善惡是非，也不必分善惡是非，人人率性而為，行為自然中道，社會美好無比。
要解釋道世為什麼這麼好，需要先解釋什麼是“道”，而這個問題又是誰也解釋不了。中國哲學史上，以“道”字命名的學術門派，至少有三家，道家——老莊，道教——仙家，道學——理學，其中沒有一家能給“道”下個精確的定義。老子說，“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莊子說“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淨是這種“定義”。所以，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道的定義本就不可說，別硬說了，總之是美好無比、強大無比、真實無比的宇宙本體。
道，講不清楚，道與人的關係卻可以講清楚，宇宙的本體，就是人的本體，這就是中國哲學的“天人合一”理念。莊子說，“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孟子說“萬物皆備於我”，《中庸》說，“天命之謂性”——人性就是天性，人理就是天理，人道就是天道，道世，就是天人合一之世。這樣說，對道世之美好，多少就能理解一點？
後來，“七竅生，混沌死”，人漸失天真，人心開始“純白不備”（莊子），道世逐漸褪變而為德世。德是什麼？德者，得也。得道者，大德也。大德者，聖人也，至人也。在道世，天人合一，多數人生而有道，用道教修行的話說，那個時代的人，大概一生下來，大小周天就是通的，用禪家的話說，人一生下來可能就是開了悟的，其行為自然合於天的要求，不必專門修道而得之。而到了德世，雖然仍有一些人生而有道，生而為聖，但越來越多的人則必須修而得道了。《中庸》說的“修道之謂教”，就是這個概念。所謂得道，儒家謂之成聖，佛家謂之成佛，道教謂之成仙，名異而實同，中國文化中以反觀內省、人格昇華為中心的所謂修行，就是以此為終極目標展開的。不管是生而有道者還是修而得道者，其行為，都能自動地符合天道之要求。一個有道之人，碰上一件事，該怎麼做，不但不會受情緒影響，而且也不受“算計”影響，刺激——反應模式是自然的，統一的，恰如其分的，無過無不及的。如朱子所述，“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 關於生而為聖與修而成聖的關係，孟子此句可作參考：“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什麼意思？朱子跟著有解釋：“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複其性。”堯舜生而有道，湯武修而得道，由此或許就可以粗略地推斷，堯舜之世是道世，到了湯武之世，就是德世了。
慢慢地，生而有道的人，很少了，修而當世便能得道的人，也越來越少了，歷史就進入了仁世。孔子在《論語》中給“仁”下了好多定義，“仁者愛人”，“仁者親親”等等，可見，仁世是個重感情的時代，是個講愛心的時代，用佛家的詞說，仁世的社會秩序，是建立在人的慈悲心基礎上的。
道與德，是純粹關於人格品質的概念，有道之人之所以那樣做事，純粹是因為他就是那麼個人，他自己認為就該那樣做，與社會的約束或規範無關，這也就是佛家所說的“不著相佈施”。而仁者，人格上仍有一定的品質基礎，但其行為已在相當程度上社會化了。愛心，慈悲心，仍然是好心，但這好心主要是表現在對他人的態度上，強調的是一種社會效果了。仁者愛人，是因為社會需要他去愛人，是因為愛人被社會認為是好事。對此，莊子有個“相濡以沫莫若相忘江湖”的寓言。兩條魚在一個幹溝裡相互用唾沫濕潤以互助，很仁愛，很可歌可泣，但如果各自回歸大江大湖裡自由自在地生活而從此老死不相往來，那不是更好嗎？用江湖來寓喻道世，用幹溝來寓喻仁世。當然，道世德世比仁世好。老子說得更直接，“大道廢，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當你把仁義、智慧、孝慈、忠貞都當作好事去歌頌的時候，你可不要忘了，這些東西都是社會已經墮落的結果，或者，是人類為了抵抗社會的墮落而不得不吃的苦藥。社會失了大道以後，才不得不去講仁義;六親不和了以後，才不得不去提倡孝慈。若大道尚在，何需仁義？若六親和合，何需孝慈？
人心繼續變惡，愛心、慈悲心逐漸褪化，仁世也維持不下去了，就進入了義世。義者，宜也，這是《中庸》給“義”下的定義。宜者，適宜也，恰當也，正確也。所謂義舉，就是善舉，就是恰如其分之舉，也是當做就做之舉。所以，義舉，往往也是壯舉，往往和英雄行為相聯繫。道世德世的有道之人、得道之人，其行為依天人合一的靈性自發而動，仁世之人受慈悲愛心的情感力驅動，那麼，義世以何為動力？意志力。為什麼愛孩子不算義舉而孝敬父母算？前者無需意志力而後者需要。一句話，義，是通過個人的努力，個人的意志力，去做好事。
說到這裡，我們需要面對一個大問題了：什麼是好事？有道之人，自己自動地知道什麼是好事，而且不是理論性地知道，是具體地知道，碰上一件具體事，誰對誰錯，該幫誰，他自動地就知道。仁愛之人，已經沒有了這種悟性，而只是根據自己的慈悲心去利益他人，去博愛，去奉公，去佈施。仁者的世界，是個佈施者與受施者的雙相世界，面對楊白勞，是送他一件棉襖，還是送他一袋白麵，盡力而為就好。大原則上，這種雙相關係不難處理，就是克己為人嘛，因而不太需要一套善惡之辨的理論。而到了義世，社會出現了一個重要的現象：人群開始有強弱暴良之別，出現了以強淩弱、以眾暴寡、以智詐愚等現象。此時的“義人”，所面對的社會關係，已經不是雙相的而是三相的了，除了楊白勞，還有個黃世仁了。現在要做好人好事，要幫助楊白勞，最有效的途徑不是送襖或是送面，而是殺黃世仁——除暴是安良的最好的辦法。然而黃世仁也是人啊，孰暴孰良，要有個標準啊;厚楊薄黃，要有個道理啊，於是，此世的人倫道德中出現了一些重要的概念：善惡、親疏、責任。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首先是要能見到有“不平”，這就需要社會有一套公允的善惡標準，這套標準不是“義人”自己的，而是社會統一的。見到不平後，該不該拔刀相助，就與另外兩個概念，親疏與責任，有關了——從親疏而論，這事於我有多大責任。
義世，社會已經有了統一的是非標準，但還沒有細化，沒有系統性地落實到文字上，沒有形成標準的行為規範體系。這是禮世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