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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两届对话会侧重于政治议题，到本届对话会聚焦经济议题，议题的多元化转变中，世界既可以看出中國共产党越来越开放的姿态，也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愿意向世界分享自己在经济发展和改革过程中的经验。
贝淡宁和马丁·雅克并肩交谈着步入会场，通过拥挤的过道在代表席中找到两个相邻的座位坐下。离开会时间还有两三分钟，除了偶尔抬头观看会场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的短视频《中国共产党与你一起在路上》，以及用说唱方式演绎重庆火锅的城市宣传片，两人似乎并不愿意结束正在进行的交流。
这两位分别来自加拿大和英国的学者，多年前均以“中国模式辩护者”的角色，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此番同是首次到访重庆，两人却各自以微观和宏观的视角度量着这座城市，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如今作为中国清华大学教授的贝淡宁，关注点放在挖掘这座中国西南部直辖市高速发展背后的城市精神，而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学与国际问题系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则与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就“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展开了一场对话。
促成贝淡宁和马丁·雅克成行的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于10月13日至15日举办的“2016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共同出席对话会开幕式的除了中外学者、商业人士外，还有来自50多个国家、70多个主要政党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
这一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与世界对话的平台，首次聚焦全球治理议题，将对话会的主题确定为“全球经济治理创新：政党的主张和作为”，吸引了300多名中外嘉宾，参会规模远超前两届。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在对话会开幕式上作主旨演讲时，以历史发展的视角阐述中国共产党推动全球经济治理进程背后的初衷。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从成立那天起，中国共产党就有着天下情怀和全球眼光，始终致力于实现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愿同国际社会共享发展成果、共创发展未来。”刘云山说，“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并本着这样的原则倡议建设‘一带一路’，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经济治理。”
吉尔吉斯斯坦社会民主党主要领导人、议会议长齐内巴依·图尔松别科夫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也道出了这次对话会成功吸引各方参与的原因。
“这个对话会使我们有机会可以就世界经济发展，以及探讨全球经济治理的创新途径开展积极的讨论，以应对当前世界经济中的困难。”
在10月14日举行的“2016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以下简称“对话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与会者不无意外地发现，台上坐着的除了波兰前总统博罗尼斯瓦夫·科莫罗夫斯基，印尼专业集团党主席、前国会议长诺凡多等政要，还有百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京东集团首席执行官刘强东等商界人士。
“我也在思考，政治家和企业家坐在一起有什么共同点？”李彦宏作为首位发言者，主动谈及这一“奇怪”的组合，“中国政府堪称是全世界最大的公司，能够连续保持这么一个经济体40年的高速增长，其实有很多东西是企业家可以学习的。”李彦宏回忆称，公司刚开始做搜索时，“并不是说能挣很多钱，只是许多网民需要它，所以就做。”而到今天，互联网已经变成很多国家，尤其是中国，特别看重的一个发展战略——“互联网 ”。他还用自身创业的例子，概述了在过去十几年里，互联网行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所发生的巨变。
同样见证中国经济奇迹的还有中国交通建设集团董事长刘起涛，他认为，“要致富先修路”是中国多年来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之一，而中国共产党由此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一个“好药方”。
“中国企业积累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传统性的供给侧优势，所以能为沿线的国家带来供给侧改变，带来共同发展的能力。”刘起涛说。
在9月上旬刚落幕的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中，互联网经济和改善基础设施等议题也是与会各方关注的焦点，并将相关共识纳入到《G20创新增长蓝图》和《G20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等成果文件。
“G20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向世界展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能坐在一起，和七国集团会议机制是不一样的。”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副主席班可夫在对话会的“经济学者圆桌会议”上谈到。班可夫认为，发达国家过去推崇的一些经济模式已不再适用，“所以新兴经济体的声音要让世界听到”。
出席同一场合的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在致辞中对“全球经济治理创新”的必要性作了更为深入的论述。“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由低收入进入高收入的经济体，目前为止只有13个，有8个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或者石油生产国，另外5个是日本跟‘亚洲四小龙’。”从数据来看，二战后形成的以“华盛顿共识”为主流的国际治理发展理念，对180个发展中经济体来讲，实践成功的非常少。
曾在世界银行工作多年的林毅夫说，每个发展中国家都非常希望自己能够成为高收入国家，国际发展机构也非常努力，希望实现他们减贫、实现繁荣的愿望，但“从推行的发展理念来讲，对发展中国家正面的效果不多，负面的效果非常多”。
10月14日，“2016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在重庆开幕。
与此同时，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却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发展，从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跃升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林毅夫看来，中国的巧妙之处在于，在转型过程中推行渐进的双轨，小心地在经济自由化和贸易保护主义之间游走，平衡两种政策，避免了完全接受“华盛顿共识”、进行完全自由化，并避免造成经济被发达国家资本控制，导致经济危机频发。 他还指出，除了中国，越南、柬埔寨等转型绩效较好的国家也都推行渐进的双轨。二战后经济发展较好的少数经济体，基本上都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来推行自己的经济发展。
“在发达国家适用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不见得适用。”林毅夫说，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应该对解决他们的问题会有更大的帮助。
本次对话会约200名外国代表中，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代表，“借鉴彼此的实践”“分享彼此的经验”，也是他们常挂在嘴边的词汇。
对于身处的这座中国中西部城市于2015年实现全国经济增速第一的成绩，来自纳米比亚的代表在10月13日参观重庆市规划馆时，向当地政府官员接连发问，急切地想了解其背后的发展经验。
“我们期待通过这样的一次活动，学习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了解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领导中国实现翻天覆地的变化。”纳米比亚执政党——人组党总书记南戈洛·姆奔巴当日在接受中国媒体联合采访时谈及此行的期待。
哈萨克斯坦执政党祖国之光党中央书记法尔哈德·库安加诺夫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谈到，哈方把这次对话会看作G20杭州峰会的延续，而各国政党通过对话会，有助于将峰会上的共识推进落实。
“政党不一定直接参加全球治理的过程，但是在国内，政党，特别是执政党是研究、做国内发展计划和项目的重要政治力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党可以做出很大的贡献。”法尔哈德·库安加诺夫说，“政党主要依靠民众，所以会做出一些中远期规划。但来自各种各样国家的政党，做出这样规划的能力也不一样。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制度，所以我们必须通过类似的活动来互相学习，学习各种各样的经验和战略。”
在西方国家仍未能摆脱金融危机阴影的当下，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政党代表在对话会上寄希望于中国能肩负起一些“老师”的角色。
“在过去许多年，中国都不愿意扮演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的角色，它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政策。但遗憾的是，世界上的大国不都是像中国这样的‘天使’。”南非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总书记格维德·曼塔谢在开幕式致辞中谈到，从非洲的角度来说，中国正在填补由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以及单极世界崛起而产生的真空。
在对话会框架下，第二届中非政党理论研讨会于10月14日下午顺利举行。15个非洲国家政党的70余名官员、专家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围绕“党和政府如何引领经济发展”“中非合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等议题进行了研讨。
在中非政党进行对话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首次与越南共产党、柬埔寨人民党、老挝人民革命党、泰国民主党和缅甸巩发党等湄公河国家政党展开对话。
对话会通过的《重庆倡议》提到，与会代表希望以此次对话会为契机，定期召开中国共产党与湄公河国家政党对话会，更好地发挥各国政党对澜湄次区域合作的政治引领作用。
这一区域内的对话形式，未来有望朝着机制化的方向发展。柬埔寨人民党中央委员、中央外委会副主席索斯亚拉在闭幕式上总结“中国共产党与湄公河国家政党对话会”成果时，谈到建立一个有效交流平台的必要性。同时，各方通过开放和务实的讨论，提出了一系列倡议，包括每个政党建立一个记录小组，并建立联合研究项目，建立澜湄合作秘书组等。
《重庆倡议》还谈到，开放的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是推动世界经济包容联动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创新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方面。中方与湄公河国家政党代表围绕“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开展研讨，对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引领区域合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大家谈得比较多的是全球治理，事实上，许多全球问题在地区层面，表现得更加明显，一些地区问题，也影响各国在全球层面上达成共识，所以地区治理不能忽视。”中联部部长宋涛在致闭幕词时谈到举行这一地区对话会的原因，“地區治理既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全球治理的必由之路。”
2014年第一届对话会聚焦“全面深化改革”， 2015年第二届则是“从严治党”，而今年对话会转向全球治理议题，将焦点对准政党在全球经济治理创新中的主张和作为。哈萨克斯坦执政党祖国之光党中央书记法尔哈德·库安加诺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对话会议题的多元化，既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开放的姿态，也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愿意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议程，向世界分享自己在经济发展和改革过程中的经验。
1978年丹麦交换生柏思德来到中国，次年来到重庆。那时对外开放不久，外国人在重庆民众眼中仍十分“稀罕”。走在街道上，柏思德总能吸引到许多人投来目光。
10月15日，这位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亚洲研究中心学者和另外40多名中外与会代表坐着大巴，从对话会主会场渝州宾馆前往中共重庆市委机关大院参观，一路上的景象让他看到这座城市过去数十年来的巨大变化。
大巴驶进了重庆市渝中区上清寺中山四路36号市委机关大院。这里不仅是如今中共重庆市委所在地，也有着一系列建筑文物群，记载着这座城市从1891年开埠以来的历史变迁。
佩戴着黑框圆眼镜的柏思德，如今已是满头白发银须，但这位中国观察者显得十分兴奋，脸上始终微笑着，跟随着讲解员的脚步。
拾级而上，柏思德和与会代表走进了小山坡上的重庆市委2号楼，也就是原德安里103号，一栋坐北朝南的中西式砖木结构两层建筑。
在这栋建筑里，蒋介石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于1945年曾进行过为期43天的谈判，共同讨论战后中国的前途问题。1950年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也曾在这栋楼内办公。
与会代表首先参观的是重庆谈判陈列展。柏思德佩戴着耳机一边听着英文讲解，一边拿着手机翻拍墙上的历史照片。他也有些心急，向讲解员问道，“邓小平在哪里？” “他是我年轻时特别想见到的中国领导人。”柏思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经历过‘向内看’的时期，但对外开放的大门由邓小平和他的同僚重新打开了。”
参观过程中同样被邓小平所吸引的还有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他在当天下午举行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还反复咀嚼着邓小平在这栋建筑中曾说过的一句话：“政治是人民的，也是为人民的，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生产力的。”
在座谈会上回应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教授费立民关于重庆城乡一体化规划的提问时，重庆市委副书记张国清谈道，“我有信心，他们将和我们一起迈入小康社会，包括基础设施、教育、文化、医疗等。”
张国清是这场座谈会中的主讲人，瓦努阿图总理萨尔维也向他提问：“我们治理几十万人的国家都有很多问题，你们国家这么大，怎么管理？”后者的回答是，在95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特别是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让中国人民享受了物质基础，通过几十年的时间，让几亿中国人摆脱贫困，“（如果）你说不让中国共产党执政，这些人都不答应。”
不过，张国清也谈到自己在工作中有 “紧迫感”，“我和我们在座的同事，现在都是‘诚惶诚恐’，老有一種恐慌，生怕哪天干得不好，老百姓不满意。”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很简单，就是两个字：人民。”郑永年说。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他向与会者分享起自己领会到的信息，称自己从重庆地方干部身上读到了“恐慌感”和“自信感”。
郑永年认为，这种“恐慌感”是中国共产党进步的动力，而有了“自信感”，就不会失去方向。
中联部副部长郭业洲介绍称，组织外国政要、学者走进一个省或直辖市级别的党委，“这在中共党史里是第一次”，其目的就是想让他们近距离地观察中国共产党如何在省一级开展工作，了解中共不同层级是如何运作的。未来中联部还计划将这种体验式的考察安排在市、县等更加基层的党委，从而让外界了解并触及中国共产党的神经末梢。
中联部相关负责人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走进重庆市委”是该部此前组织的“走进党的部门”系列活动的一个创新，此前该部已分别举办过走进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党校等活动。
为了筹备本届对话会，中联部早在今年4月就启动相关工作，较往年提早了3个月。中联部相关人士称，2014年举办首届对话会，原是为了创造一个向外方深入说明中国共产党政策，将政策解读转化成学术语言、百姓语言，解决跨国、跨文化交流障碍的渠道。而到了今年，对话会已不仅是世界看中国的窗口，而且成为了政党看世界的重要平台，以及促进不同文明沟通理解的重要桥梁。
贝淡宁和马丁·雅克并肩交谈着步入会场，通过拥挤的过道在代表席中找到两个相邻的座位坐下。离开会时间还有两三分钟，除了偶尔抬头观看会场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的短视频《中国共产党与你一起在路上》，以及用说唱方式演绎重庆火锅的城市宣传片，两人似乎并不愿意结束正在进行的交流。
这两位分别来自加拿大和英国的学者，多年前均以“中国模式辩护者”的角色，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此番同是首次到访重庆，两人却各自以微观和宏观的视角度量着这座城市，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如今作为中国清华大学教授的贝淡宁，关注点放在挖掘这座中国西南部直辖市高速发展背后的城市精神，而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学与国际问题系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则与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就“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展开了一场对话。
促成贝淡宁和马丁·雅克成行的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于10月13日至15日举办的“2016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共同出席对话会开幕式的除了中外学者、商业人士外，还有来自50多个国家、70多个主要政党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
这一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与世界对话的平台，首次聚焦全球治理议题，将对话会的主题确定为“全球经济治理创新：政党的主张和作为”，吸引了300多名中外嘉宾，参会规模远超前两届。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在对话会开幕式上作主旨演讲时，以历史发展的视角阐述中国共产党推动全球经济治理进程背后的初衷。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从成立那天起，中国共产党就有着天下情怀和全球眼光，始终致力于实现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愿同国际社会共享发展成果、共创发展未来。”刘云山说，“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并本着这样的原则倡议建设‘一带一路’，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经济治理。”
吉尔吉斯斯坦社会民主党主要领导人、议会议长齐内巴依·图尔松别科夫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也道出了这次对话会成功吸引各方参与的原因。
“这个对话会使我们有机会可以就世界经济发展，以及探讨全球经济治理的创新途径开展积极的讨论，以应对当前世界经济中的困难。”
助推G20杭州峰会共识的落实
在10月14日举行的“2016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以下简称“对话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与会者不无意外地发现，台上坐着的除了波兰前总统博罗尼斯瓦夫·科莫罗夫斯基，印尼专业集团党主席、前国会议长诺凡多等政要，还有百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京东集团首席执行官刘强东等商界人士。
“我也在思考，政治家和企业家坐在一起有什么共同点？”李彦宏作为首位发言者，主动谈及这一“奇怪”的组合，“中国政府堪称是全世界最大的公司，能够连续保持这么一个经济体40年的高速增长，其实有很多东西是企业家可以学习的。”李彦宏回忆称，公司刚开始做搜索时，“并不是说能挣很多钱，只是许多网民需要它，所以就做。”而到今天，互联网已经变成很多国家，尤其是中国，特别看重的一个发展战略——“互联网 ”。他还用自身创业的例子，概述了在过去十几年里，互联网行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所发生的巨变。
同样见证中国经济奇迹的还有中国交通建设集团董事长刘起涛，他认为，“要致富先修路”是中国多年来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之一，而中国共产党由此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一个“好药方”。
“中国企业积累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传统性的供给侧优势，所以能为沿线的国家带来供给侧改变，带来共同发展的能力。”刘起涛说。
在9月上旬刚落幕的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中，互联网经济和改善基础设施等议题也是与会各方关注的焦点，并将相关共识纳入到《G20创新增长蓝图》和《G20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等成果文件。
“G20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向世界展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能坐在一起，和七国集团会议机制是不一样的。”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副主席班可夫在对话会的“经济学者圆桌会议”上谈到。班可夫认为，发达国家过去推崇的一些经济模式已不再适用，“所以新兴经济体的声音要让世界听到”。
出席同一场合的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在致辞中对“全球经济治理创新”的必要性作了更为深入的论述。“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由低收入进入高收入的经济体，目前为止只有13个，有8个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或者石油生产国，另外5个是日本跟‘亚洲四小龙’。”从数据来看，二战后形成的以“华盛顿共识”为主流的国际治理发展理念，对180个发展中经济体来讲，实践成功的非常少。
曾在世界银行工作多年的林毅夫说，每个发展中国家都非常希望自己能够成为高收入国家，国际发展机构也非常努力，希望实现他们减贫、实现繁荣的愿望，但“从推行的发展理念来讲，对发展中国家正面的效果不多，负面的效果非常多”。
与此同时，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却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发展，从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跃升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林毅夫看来，中国的巧妙之处在于，在转型过程中推行渐进的双轨，小心地在经济自由化和贸易保护主义之间游走，平衡两种政策，避免了完全接受“华盛顿共识”、进行完全自由化，并避免造成经济被发达国家资本控制，导致经济危机频发。 他还指出，除了中国，越南、柬埔寨等转型绩效较好的国家也都推行渐进的双轨。二战后经济发展较好的少数经济体，基本上都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来推行自己的经济发展。
“在发达国家适用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不见得适用。”林毅夫说，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应该对解决他们的问题会有更大的帮助。
本次对话会约200名外国代表中，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代表，“借鉴彼此的实践”“分享彼此的经验”，也是他们常挂在嘴边的词汇。
对于身处的这座中国中西部城市于2015年实现全国经济增速第一的成绩，来自纳米比亚的代表在10月13日参观重庆市规划馆时，向当地政府官员接连发问，急切地想了解其背后的发展经验。
“我们期待通过这样的一次活动，学习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了解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领导中国实现翻天覆地的变化。”纳米比亚执政党——人组党总书记南戈洛·姆奔巴当日在接受中国媒体联合采访时谈及此行的期待。
哈萨克斯坦执政党祖国之光党中央书记法尔哈德·库安加诺夫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谈到，哈方把这次对话会看作G20杭州峰会的延续，而各国政党通过对话会，有助于将峰会上的共识推进落实。
“政党不一定直接参加全球治理的过程，但是在国内，政党，特别是执政党是研究、做国内发展计划和项目的重要政治力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党可以做出很大的贡献。”法尔哈德·库安加诺夫说，“政党主要依靠民众，所以会做出一些中远期规划。但来自各种各样国家的政党，做出这样规划的能力也不一样。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制度，所以我们必须通过类似的活动来互相学习，学习各种各样的经验和战略。”
中国应肩负起一些“老师”的角色
在西方国家仍未能摆脱金融危机阴影的当下，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政党代表在对话会上寄希望于中国能肩负起一些“老师”的角色。
“在过去许多年，中国都不愿意扮演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的角色，它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政策。但遗憾的是，世界上的大国不都是像中国这样的‘天使’。”南非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总书记格维德·曼塔谢在开幕式致辞中谈到，从非洲的角度来说，中国正在填补由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以及单极世界崛起而产生的真空。
在对话会框架下，第二届中非政党理论研讨会于10月14日下午顺利举行。15个非洲国家政党的70余名官员、专家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围绕“党和政府如何引领经济发展”“中非合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等议题进行了研讨。
在中非政党进行对话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首次与越南共产党、柬埔寨人民党、老挝人民革命党、泰国民主党和缅甸巩发党等湄公河国家政党展开对话。
对话会通过的《重庆倡议》提到，与会代表希望以此次对话会为契机，定期召开中国共产党与湄公河国家政党对话会，更好地发挥各国政党对澜湄次区域合作的政治引领作用。
这一区域内的对话形式，未来有望朝着机制化的方向发展。柬埔寨人民党中央委员、中央外委会副主席索斯亚拉在闭幕式上总结“中国共产党与湄公河国家政党对话会”成果时，谈到建立一个有效交流平台的必要性。同时，各方通过开放和务实的讨论，提出了一系列倡议，包括每个政党建立一个记录小组，并建立联合研究项目，建立澜湄合作秘书组等。
《重庆倡议》还谈到，开放的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是推动世界经济包容联动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创新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方面。中方与湄公河国家政党代表围绕“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开展研讨，对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引领区域合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大家谈得比较多的是全球治理，事实上，许多全球问题在地区层面，表现得更加明显，一些地区问题，也影响各国在全球层面上达成共识，所以地区治理不能忽视。”中联部部长宋涛在致闭幕词时谈到举行这一地区对话会的原因，“地區治理既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全球治理的必由之路。”
2014年第一届对话会聚焦“全面深化改革”， 2015年第二届则是“从严治党”，而今年对话会转向全球治理议题，将焦点对准政党在全球经济治理创新中的主张和作为。哈萨克斯坦执政党祖国之光党中央书记法尔哈德·库安加诺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对话会议题的多元化，既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开放的姿态，也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愿意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议程，向世界分享自己在经济发展和改革过程中的经验。
“紧迫感” “恐慌感” “自信感”
1978年丹麦交换生柏思德来到中国，次年来到重庆。那时对外开放不久，外国人在重庆民众眼中仍十分“稀罕”。走在街道上，柏思德总能吸引到许多人投来目光。
10月15日，这位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亚洲研究中心学者和另外40多名中外与会代表坐着大巴，从对话会主会场渝州宾馆前往中共重庆市委机关大院参观，一路上的景象让他看到这座城市过去数十年来的巨大变化。
大巴驶进了重庆市渝中区上清寺中山四路36号市委机关大院。这里不仅是如今中共重庆市委所在地，也有着一系列建筑文物群，记载着这座城市从1891年开埠以来的历史变迁。
佩戴着黑框圆眼镜的柏思德，如今已是满头白发银须，但这位中国观察者显得十分兴奋，脸上始终微笑着，跟随着讲解员的脚步。
拾级而上，柏思德和与会代表走进了小山坡上的重庆市委2号楼，也就是原德安里103号，一栋坐北朝南的中西式砖木结构两层建筑。
在这栋建筑里，蒋介石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于1945年曾进行过为期43天的谈判，共同讨论战后中国的前途问题。1950年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也曾在这栋楼内办公。
与会代表首先参观的是重庆谈判陈列展。柏思德佩戴着耳机一边听着英文讲解，一边拿着手机翻拍墙上的历史照片。他也有些心急，向讲解员问道，“邓小平在哪里？” “他是我年轻时特别想见到的中国领导人。”柏思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经历过‘向内看’的时期，但对外开放的大门由邓小平和他的同僚重新打开了。”
参观过程中同样被邓小平所吸引的还有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他在当天下午举行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还反复咀嚼着邓小平在这栋建筑中曾说过的一句话：“政治是人民的，也是为人民的，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生产力的。”
在座谈会上回应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教授费立民关于重庆城乡一体化规划的提问时，重庆市委副书记张国清谈道，“我有信心，他们将和我们一起迈入小康社会，包括基础设施、教育、文化、医疗等。”
张国清是这场座谈会中的主讲人，瓦努阿图总理萨尔维也向他提问：“我们治理几十万人的国家都有很多问题，你们国家这么大，怎么管理？”后者的回答是，在95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特别是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让中国人民享受了物质基础，通过几十年的时间，让几亿中国人摆脱贫困，“（如果）你说不让中国共产党执政，这些人都不答应。”
不过，张国清也谈到自己在工作中有 “紧迫感”，“我和我们在座的同事，现在都是‘诚惶诚恐’，老有一種恐慌，生怕哪天干得不好，老百姓不满意。”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很简单，就是两个字：人民。”郑永年说。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他向与会者分享起自己领会到的信息，称自己从重庆地方干部身上读到了“恐慌感”和“自信感”。
郑永年认为，这种“恐慌感”是中国共产党进步的动力，而有了“自信感”，就不会失去方向。
中联部副部长郭业洲介绍称，组织外国政要、学者走进一个省或直辖市级别的党委，“这在中共党史里是第一次”，其目的就是想让他们近距离地观察中国共产党如何在省一级开展工作，了解中共不同层级是如何运作的。未来中联部还计划将这种体验式的考察安排在市、县等更加基层的党委，从而让外界了解并触及中国共产党的神经末梢。
中联部相关负责人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走进重庆市委”是该部此前组织的“走进党的部门”系列活动的一个创新，此前该部已分别举办过走进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党校等活动。
为了筹备本届对话会，中联部早在今年4月就启动相关工作，较往年提早了3个月。中联部相关人士称，2014年举办首届对话会，原是为了创造一个向外方深入说明中国共产党政策，将政策解读转化成学术语言、百姓语言，解决跨国、跨文化交流障碍的渠道。而到了今年，对话会已不仅是世界看中国的窗口，而且成为了政党看世界的重要平台，以及促进不同文明沟通理解的重要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