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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在大限临头的2012年12月30日，让人期待已久的北京、上海、广东三地的异地高考方案，齐刷刷公布。
但是，新政策并未带来太多的惊喜。最受瞩目的是北京和上海的异地高考方案。按照北京市教委的说法，鉴于“北京市进城务工人员管理制度”尚未出台，北京市暂不出台异地高考方案。但官方承诺，上述办法通过后，北京市将争取在2013年出台异地高考方案。这就意味着北京变相推迟了具体方案的推出时间。而现有的由北京教委公布的具体方案则显示，除了要求五证和稳定住所外，符合条件者也只能在2013年参加中职考试和在2014年参加高职考试。
上海则如人们所料，将于2014年起实施与居住证挂钩的异地高考政策。而广东省采取分步方案，从2016年起，高考报名的户籍限制才彻底淡出。
此外，京粤都出台了“借考”政策，旨在为一些无法享受异地高考权利的学生提供“当地考试但需要回原籍录取”的待遇。
在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中考和高考的政策上，正在形成中央、地方、高校、新移民、户籍人口等的多方博弈，而京沪两地的每一个政策似乎都会引发本地和外来人之间的冲突升级。
这背后，我国不合理的教育财政投入机制酝酿了这个“怪圈”。而要根本改变本地人和外地人对峙的“零和游戏”，打破将高校招生指标分配到各省的计划式招生办法，真正实现高校自主招生才能让硝烟散尽。
京沪粤三地新政
2012年年底是教育部所规定的各省市区出台异地高考方案的最后期限。京、沪、粤三地方案赶在当年12月30日齐齐亮相。
广东异地高考方案明确：从2013年开始，分步实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地升学考试。2013年起，仅已通过积分入户广东省的外来工子女可在粤报名高考，并可与广东省入户地户籍考生同等录取；2014年起，不符合异地高考条件的考生，可在广东借考，但需回乡录取；而从2016年起，符合条件考生可在广东参加高考和录取。所谓条件，包括：须经县（市、区）人民政府主管部门认定的在广东具有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并连续3年以上持有广东省居住证、按国家规定在本省参加社会保险累计3年以上的进城务工人员，其随迁子女在广东参加中考、并在父母就业所在城市具有高中阶段3年完整学籍的，可在粤报名参加高考，并可与本省户籍考生同等录取。
北京市则采取了“缓兵之计”，其“异地高考”方案提出：根据北京市进城务工人员管理制度确定家长资格条件。随迁子女升学考试办法争取2013年出台，将与“管理制度”挂钩。由于北京市进城务工人员管理制度尚未出台，明年起按过渡方案执行。具体内容包括：2013年起，有居住证明及稳定住所，稳定职业及社保满3年，子女有学籍且已连读初中3年，可参加中职考试录取；2014年起，有居住证明及稳定住所，稳定职业及社保满6年，子女有学籍且连读高中3年，可参加高职考试录取，毕业后可参加升本考试录取。
同日，上海市公布了《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后升学考试方案》。根据这一框架性方案，上海将于2014年实施与《上海居住证管理办法》相衔接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沪升学考试的具体方案，届时符合相关条件的随迁子女可以在沪参加相应义务教育后升学考试。
早在去年11月22日至12月2日，上海市政府法制办曾就《上海市居住证管理办法（草案）》向公众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对于外来人口的“积分制”管理，该办法被视为上海实施异地高考方案的人口信息管理基础。草案称持《居住证》A证的人员，其子女可以在本市参加中考、高考。而持《居住证》C证人员，其子女可以参加本市中职学校自主招生考试。
而获得《居住证》A证和C证的“门槛”，均为“在上海有合法稳定职业和合法稳定住所，参加上海市社会保险”，不同之处在于“积分是否达到规定分值”。
“居住证A证的积分方法，应该会参照上海现有的人才引进居住证的打分方法。”参与了上海相关教育政策研讨的人士分析说，而现有的上海人才引进居住证即“绿卡”的持有者，其子女已经享有在上海参加中高考的资格。而所谓北京“绿卡”的工作居住证持有者，其子女可以在北京参加中考，但高考除外。“外来人口随迁子女教育问题上，上海的各项政策都要优于北京。”他说。
据了解，上海市居住证政策的一个讨论方向是，“据相关部门测算，居住证A证持有者的子女到2015年大概会占到非户籍人员子女总数的11%。”
对于居住证C证的办理，按草案“合法稳定住所”的规定，现有的居住在群租房、简易房、农民房等里的外来人口将被排除在外，“根据相关机构对此做过的排查，这部分人口中的学龄儿童大概占了外来学龄儿童总数的20%。”据这位参与了教育政策研讨的人士分析，“这部分人属于外来务工人员中的最底层，他们的子女现在还能享受上海的义务教育，但居住证管理办法的出台，可能会让这部分人的子女失去这个机会。”
这意味着上海未来可能在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政策上面临倒退。
“同城待遇”改革因何收紧
教育部新近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达1260.97万人。而截至2011年秋季开学，北京市义务教育随迁子女约47.8万人，创历史新高，比2010年同期增长4 .4万人，比2000年同期增长39.3万人。上海这一人数与北京接近，广东省则达339万人。
2010年北京市海淀区曾推行义务教育阶段非户籍学生享受和户籍学生“同城待遇”的改革，结果当年和2011年非户籍学生就分别增加2000人和6000人。上海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中，非上海户籍的孩子已经过半。广东省流入人口最多，但高考招生指标却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在深圳，近七成的小学和初中生是非户籍。
“上海市政府每年投入60多个亿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现在还面临着义务教育阶段资源的饱和和外来人口的不断涌入。”著名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而上海市的教育经费投入已经从2009年的407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700亿元。 2008年到2010年世博会前夕，上海市用了3年的时间关停并转打工子弟学校，500多所经过整治留下157所民办校，政府给予补贴。从2008年开始，上海大量开放公立中小学接收原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入学后享受和本地学生同样的生均经费拨款。2008年，上海市同时向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开放了中专和职校，父母是双农户口的学生学费全免。
在上海市杨浦区，2008年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进入公立中小学几乎是“零门槛”，只需要提供暂住证和户口本；但从2011年开始，增加了一年社保记录。“一个教室坐40个学生的标准普遍超标，中心城区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政策普遍开始收紧，居住证管理办法草案中的政策收紧也并不突然。”参与上海政策研讨人士透露，“到2015年，上海剩下的157所民办校可能会再缩减1/3。”
户籍冲突背后的教育财政分担
在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问题上，流入地政府享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这和我国较为特殊的教育财政分担机制有关。”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袁连生说。
1998年到2003年，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先后提出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公办学校接纳为主的“两为主”政策，明确了“地方政府为主负担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但中央政府没有规定自身的财政责任，也没有明确各级地方政府的责任。
我国现行的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城市公办学校的经费主要由区县政府负担。对区县政府来说，农民工带来的税收等利益没有全部得到，但其子女的义务教育经费却要全部负担。“这是区县政府不愿接纳非户籍学生进入所属公办学校的重要原因。”
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的落实是我国义务教育财政制度“最为薄弱的部分”，“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像美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那样，财政投入以省级统筹为主。”袁连生建议。
而对于非义务教育阶段中的高中阶段教育，相对于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本来就偏低，财政责任又处于法律空白，“除了学生家长负担的学杂费外，非户籍高中学生的公共教育成本应该由流入地的哪一级政府负担？”这也是袁连生一直在关注的问题。“如果实行流入地中考，非户籍高中生的财政投入经费与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经费一样，应该以流入地省、市为主，由中央、省、市和区县共同分担。”他建议。
在高等教育阶段，上世纪90年代的高校管理体制改革中，中央向地方大规模转移了高教投入。截至2010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有2358所，其中地方院校（包括民办高校）占了94.7%；对于部属院校，属地政府与教育部也搞了“省部共建”。这自然造成了“大学地方化”，招生更倾向当地。教育部中国教科院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吴霓举例，美国的州立大学和哈佛、耶鲁、麻省理工等私立大学的招生都会向本地生倾斜，因为这些学校毕竟占用了本地的土地和各种资源。
“关键是中国的高校招生能否改变计划体制，做到分类考试、大学自主招生。”吴霓说。袁连生认为从财政投入的角度来说，异地高考比中考要好做，“因为考虑到非户籍生本地考不一定本地上，部属院校又有中央财政投入，异地高考很大程度上不会增加地方财政负担。”
自主招生，路有多远？
京沪两地的异地高考政策之所以最受关注，出台也最难，“关键还在于降低门槛会触及严重的既得利益。”熊丙奇指出，“高考录取分数差异，其本质是录取指标不均衡，根源在于高考高度计划的分省集中录取制度。”他说，“推进异地高考不能变成本地人和外地人的零和游戏，应该打破将高校招生指标分配到各省的计划式招生办法，实现自主招生。”
对比不同省份的方案，熊丙奇认为，北京、上海和广东三地之所以对随迁子女参加高考设置高门槛，是因为地方政府“在协调高考指标上没有权力”，而高考是按招生计划录取。“如果其他省份的学生来高考，必然会抢当地学生的蛋糕。在当前的招考形势下，一分就能够影响孩子的录取，本地家长们不可能不去维护孩子的权益。”“进城务工人员追求平等教育权利，受教育的权利是宪法赋予的。”熊丙奇认为，无论出现支持或者反对的声音，都可以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
“与其让地方政府各自出台方案‘解决’问题，不如从国家层面进行高考改革。”熊丙奇举例，如果能够有一个完善的“顶层设计”，按照全国重点大学、地方院校和高职高专三类院校采取不同的招生方式，就不存在“异地高考”的利益之争。
熊丙奇介绍，在国外，没有中国实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以美国为例，没有全国性大学，私立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类似于中国的重点大学，由校董会授权在全国范围招生。州立大学，由于经费多来自于州内纳税人，所以会偏重录取本州的学生，外州的学生申请的门槛更高或者需要缴纳更多学费。同时，社区学院实行宽进严出的标准，学生想要拿到学位，也并非易事。
“解决异地高考的根本方法就是高考改革，不需要有专门的异地高考方案。”熊丙奇认为，“全国重点大学可以实行类似于研究生考试一样的高考，为什么一定要按照分省计划集中录取呢？如果重点大学在全国不分户籍招生，异地高考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因为各方利益博弈的关键就在重点大学的录取。”
以不设户籍限制的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为例，招生人数50多万。与之相比，熊丙奇介绍，每年985、211院校的招生规模只有30多万，他认为，操作起来并没“技术难度”。“地方政府办的地方院校当然可以在本地投放更多的名额，高职高专实行开放性招生，宽进严出，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如果想去念高职高专，能否拿到文凭，要根据学习状况来定。”
但是，新政策并未带来太多的惊喜。最受瞩目的是北京和上海的异地高考方案。按照北京市教委的说法，鉴于“北京市进城务工人员管理制度”尚未出台，北京市暂不出台异地高考方案。但官方承诺，上述办法通过后，北京市将争取在2013年出台异地高考方案。这就意味着北京变相推迟了具体方案的推出时间。而现有的由北京教委公布的具体方案则显示，除了要求五证和稳定住所外，符合条件者也只能在2013年参加中职考试和在2014年参加高职考试。
上海则如人们所料，将于2014年起实施与居住证挂钩的异地高考政策。而广东省采取分步方案，从2016年起，高考报名的户籍限制才彻底淡出。
此外，京粤都出台了“借考”政策，旨在为一些无法享受异地高考权利的学生提供“当地考试但需要回原籍录取”的待遇。
在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中考和高考的政策上，正在形成中央、地方、高校、新移民、户籍人口等的多方博弈，而京沪两地的每一个政策似乎都会引发本地和外来人之间的冲突升级。
这背后，我国不合理的教育财政投入机制酝酿了这个“怪圈”。而要根本改变本地人和外地人对峙的“零和游戏”，打破将高校招生指标分配到各省的计划式招生办法，真正实现高校自主招生才能让硝烟散尽。
京沪粤三地新政
2012年年底是教育部所规定的各省市区出台异地高考方案的最后期限。京、沪、粤三地方案赶在当年12月30日齐齐亮相。
广东异地高考方案明确：从2013年开始，分步实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地升学考试。2013年起，仅已通过积分入户广东省的外来工子女可在粤报名高考，并可与广东省入户地户籍考生同等录取；2014年起，不符合异地高考条件的考生，可在广东借考，但需回乡录取；而从2016年起，符合条件考生可在广东参加高考和录取。所谓条件，包括：须经县（市、区）人民政府主管部门认定的在广东具有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并连续3年以上持有广东省居住证、按国家规定在本省参加社会保险累计3年以上的进城务工人员，其随迁子女在广东参加中考、并在父母就业所在城市具有高中阶段3年完整学籍的，可在粤报名参加高考，并可与本省户籍考生同等录取。
北京市则采取了“缓兵之计”，其“异地高考”方案提出：根据北京市进城务工人员管理制度确定家长资格条件。随迁子女升学考试办法争取2013年出台，将与“管理制度”挂钩。由于北京市进城务工人员管理制度尚未出台，明年起按过渡方案执行。具体内容包括：2013年起，有居住证明及稳定住所，稳定职业及社保满3年，子女有学籍且已连读初中3年，可参加中职考试录取；2014年起，有居住证明及稳定住所，稳定职业及社保满6年，子女有学籍且连读高中3年，可参加高职考试录取，毕业后可参加升本考试录取。
同日，上海市公布了《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后升学考试方案》。根据这一框架性方案，上海将于2014年实施与《上海居住证管理办法》相衔接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沪升学考试的具体方案，届时符合相关条件的随迁子女可以在沪参加相应义务教育后升学考试。
早在去年11月22日至12月2日，上海市政府法制办曾就《上海市居住证管理办法（草案）》向公众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对于外来人口的“积分制”管理，该办法被视为上海实施异地高考方案的人口信息管理基础。草案称持《居住证》A证的人员，其子女可以在本市参加中考、高考。而持《居住证》C证人员，其子女可以参加本市中职学校自主招生考试。
而获得《居住证》A证和C证的“门槛”，均为“在上海有合法稳定职业和合法稳定住所，参加上海市社会保险”，不同之处在于“积分是否达到规定分值”。
“居住证A证的积分方法，应该会参照上海现有的人才引进居住证的打分方法。”参与了上海相关教育政策研讨的人士分析说，而现有的上海人才引进居住证即“绿卡”的持有者，其子女已经享有在上海参加中高考的资格。而所谓北京“绿卡”的工作居住证持有者，其子女可以在北京参加中考，但高考除外。“外来人口随迁子女教育问题上，上海的各项政策都要优于北京。”他说。
据了解，上海市居住证政策的一个讨论方向是，“据相关部门测算，居住证A证持有者的子女到2015年大概会占到非户籍人员子女总数的11%。”
对于居住证C证的办理，按草案“合法稳定住所”的规定，现有的居住在群租房、简易房、农民房等里的外来人口将被排除在外，“根据相关机构对此做过的排查，这部分人口中的学龄儿童大概占了外来学龄儿童总数的20%。”据这位参与了教育政策研讨的人士分析，“这部分人属于外来务工人员中的最底层，他们的子女现在还能享受上海的义务教育，但居住证管理办法的出台，可能会让这部分人的子女失去这个机会。”
这意味着上海未来可能在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政策上面临倒退。
“同城待遇”改革因何收紧
教育部新近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达1260.97万人。而截至2011年秋季开学，北京市义务教育随迁子女约47.8万人，创历史新高，比2010年同期增长4 .4万人，比2000年同期增长39.3万人。上海这一人数与北京接近，广东省则达339万人。
2010年北京市海淀区曾推行义务教育阶段非户籍学生享受和户籍学生“同城待遇”的改革，结果当年和2011年非户籍学生就分别增加2000人和6000人。上海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中，非上海户籍的孩子已经过半。广东省流入人口最多，但高考招生指标却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在深圳，近七成的小学和初中生是非户籍。
“上海市政府每年投入60多个亿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现在还面临着义务教育阶段资源的饱和和外来人口的不断涌入。”著名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而上海市的教育经费投入已经从2009年的407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700亿元。 2008年到2010年世博会前夕，上海市用了3年的时间关停并转打工子弟学校，500多所经过整治留下157所民办校，政府给予补贴。从2008年开始，上海大量开放公立中小学接收原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入学后享受和本地学生同样的生均经费拨款。2008年，上海市同时向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开放了中专和职校，父母是双农户口的学生学费全免。
在上海市杨浦区，2008年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进入公立中小学几乎是“零门槛”，只需要提供暂住证和户口本；但从2011年开始，增加了一年社保记录。“一个教室坐40个学生的标准普遍超标，中心城区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政策普遍开始收紧，居住证管理办法草案中的政策收紧也并不突然。”参与上海政策研讨人士透露，“到2015年，上海剩下的157所民办校可能会再缩减1/3。”
户籍冲突背后的教育财政分担
在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问题上，流入地政府享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这和我国较为特殊的教育财政分担机制有关。”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袁连生说。
1998年到2003年，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先后提出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公办学校接纳为主的“两为主”政策，明确了“地方政府为主负担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但中央政府没有规定自身的财政责任，也没有明确各级地方政府的责任。
我国现行的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城市公办学校的经费主要由区县政府负担。对区县政府来说，农民工带来的税收等利益没有全部得到，但其子女的义务教育经费却要全部负担。“这是区县政府不愿接纳非户籍学生进入所属公办学校的重要原因。”
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的落实是我国义务教育财政制度“最为薄弱的部分”，“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像美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那样，财政投入以省级统筹为主。”袁连生建议。
而对于非义务教育阶段中的高中阶段教育，相对于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本来就偏低，财政责任又处于法律空白，“除了学生家长负担的学杂费外，非户籍高中学生的公共教育成本应该由流入地的哪一级政府负担？”这也是袁连生一直在关注的问题。“如果实行流入地中考，非户籍高中生的财政投入经费与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经费一样，应该以流入地省、市为主，由中央、省、市和区县共同分担。”他建议。
在高等教育阶段，上世纪90年代的高校管理体制改革中，中央向地方大规模转移了高教投入。截至2010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有2358所，其中地方院校（包括民办高校）占了94.7%；对于部属院校，属地政府与教育部也搞了“省部共建”。这自然造成了“大学地方化”，招生更倾向当地。教育部中国教科院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吴霓举例，美国的州立大学和哈佛、耶鲁、麻省理工等私立大学的招生都会向本地生倾斜，因为这些学校毕竟占用了本地的土地和各种资源。
“关键是中国的高校招生能否改变计划体制，做到分类考试、大学自主招生。”吴霓说。袁连生认为从财政投入的角度来说，异地高考比中考要好做，“因为考虑到非户籍生本地考不一定本地上，部属院校又有中央财政投入，异地高考很大程度上不会增加地方财政负担。”
自主招生，路有多远？
京沪两地的异地高考政策之所以最受关注，出台也最难，“关键还在于降低门槛会触及严重的既得利益。”熊丙奇指出，“高考录取分数差异，其本质是录取指标不均衡，根源在于高考高度计划的分省集中录取制度。”他说，“推进异地高考不能变成本地人和外地人的零和游戏，应该打破将高校招生指标分配到各省的计划式招生办法，实现自主招生。”
对比不同省份的方案，熊丙奇认为，北京、上海和广东三地之所以对随迁子女参加高考设置高门槛，是因为地方政府“在协调高考指标上没有权力”，而高考是按招生计划录取。“如果其他省份的学生来高考，必然会抢当地学生的蛋糕。在当前的招考形势下，一分就能够影响孩子的录取，本地家长们不可能不去维护孩子的权益。”“进城务工人员追求平等教育权利，受教育的权利是宪法赋予的。”熊丙奇认为，无论出现支持或者反对的声音，都可以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
“与其让地方政府各自出台方案‘解决’问题，不如从国家层面进行高考改革。”熊丙奇举例，如果能够有一个完善的“顶层设计”，按照全国重点大学、地方院校和高职高专三类院校采取不同的招生方式，就不存在“异地高考”的利益之争。
熊丙奇介绍，在国外，没有中国实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以美国为例，没有全国性大学，私立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类似于中国的重点大学，由校董会授权在全国范围招生。州立大学，由于经费多来自于州内纳税人，所以会偏重录取本州的学生，外州的学生申请的门槛更高或者需要缴纳更多学费。同时，社区学院实行宽进严出的标准，学生想要拿到学位，也并非易事。
“解决异地高考的根本方法就是高考改革，不需要有专门的异地高考方案。”熊丙奇认为，“全国重点大学可以实行类似于研究生考试一样的高考，为什么一定要按照分省计划集中录取呢？如果重点大学在全国不分户籍招生，异地高考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因为各方利益博弈的关键就在重点大学的录取。”
以不设户籍限制的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为例，招生人数50多万。与之相比，熊丙奇介绍，每年985、211院校的招生规模只有30多万，他认为，操作起来并没“技术难度”。“地方政府办的地方院校当然可以在本地投放更多的名额，高职高专实行开放性招生，宽进严出，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如果想去念高职高专，能否拿到文凭，要根据学习状况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