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经过30多年“义无反顾”的冲刺之后,终于有一些人停下脚步,去思考当初为什么出发,而下一步又要去向何方。
在“伪神医”张悟本倒掉还不到两个月,被称为“神仙道长”的重庆缙云山绍龙观主持李一又迅速被揭发是个骗子。
与张悟本把自己的信徒定位在一般群众不同,李一定位于高端。据悉,李一有弟子3万人,大多非富即贵。这些人不但都心甘情愿地参加他组织的“道家养生班”,为之支付高昂费用——“5日班”每人学费3800元,“7日版”每人学费9000元,有的甚至还慷慨地捐资数百万元,为李一的道观铺路修楼。
据查证,李一用以征服信众的教义甚为简单,用来忽悠人的所谓“神通”,比如“水下闭气”、“通电体检”等也较为低档次,他虚造的经历更易于戳穿:李一本人今年不过41岁,他练气功、办杂技团,这些被掩盖的经历就发生于数年前,知情人众多且都健在。以这么低档次的骗术,李一是如何把那些精英们忽悠住的呢?
很多被骗的商界、政界、演艺界、学界的精英都是中国人中的“人精”,他们见多识广,久经风雨,学识高深,并非一般的村野匹夫,怎么就识不破李一是个骗子呢?这令人破费思量。
毫无疑问,李一忽悠精英与张悟本忽悠大众是有共同点的,比如人们对健康的渴求,对神功的迷信,受造神运动传统的影响等,但是,两者又有很大不同,李一的倒掉,从另一个角度看,其实也是中国精英群体弱点的一次集体暴露。人们看到,这些一贯高高在上的精英人物和老百姓一样容易被蒙蔽,一样有弱点,这弱点被李一紧紧抓住,玩弄于鼓掌之间。
成功人士的身心需求
“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了30年,这固然极大促进了国家的高速发展,却也给国人带来了众多遗留问题。” 武汉大学宗教系教授宫哲宾说,“很多所谓名利双收的成功者,付出的代价过于昂贵。”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被好友樊馨蔓及其丈夫张纪中带上了缙云山,彼时阿里巴巴已经家喻户晓,但44的岁马云却正为亚健康而苦恼。
凤凰卫视主持人杨锦麟是在该台执行台长刘春的推荐下上的山。在李一的绍龙观里,杨锦麟发现,这个班的成员非富即贵,多半属于中产阶级收入,学历普遍高,年龄多在四五十岁之间。“可以印证的是,心力交瘁,身心疲惫的,不止我一个人。”
宫哲宾指出:“当物质层面的东西到达一个高度后,人们就需要身心疗养,身心充电,需要给予一种健康和平衡的机制来拯救。这种机制可能并不是医院,病人对医生的信任度和满意度创下了历史最低值。”
而道长李一正是抓住甚至满足了当下成功人士的这种身心需求。
与李一有过接触的名人们至今也并不否认李一的聪明和博学。这些各领域的意见领袖精明数年,被忽悠并非易事。“我从来没觉得李一是个神人,我只是觉得他记忆怎么那么好,过目不忘,天文也懂,地理也了解,唐诗宋词张嘴就来。这些方面我比不过他。”马云称。
“他讲他的,我想我的。”马云表示,“我只是借一个场所,借一个方法论,借假修真,强迫自己离开平常的办公室,到另外一个领域思考。也不是从李一那儿学习什么,只是‘为我所用’,凡是我觉得不靠谱的,就不听,只听那些对我有用的。”
马云为何去学道
改革开放30年,民营企业家无疑是这个舞台上最活跃、角色最鲜明的一个群体,他们出身不同阶层、选择了不同路径、展现了不同姿态,但都是为了一个梦想“狂飙突进”:那就是获得更多的财富。他们的地位可谓“咸鱼翻身”,一夜之间蜚声海内外,身价百倍,头顶光环,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财富英雄。
但尘世的喧嚣、社会的浮躁、市场的角逐,让企业家们不得安生。他们尽管腰缠万贯,但精神空虚,无所寄托。有求神拜佛的、有包二奶的、有恣意挥霍的,他们的商业目标十分精准,锋芒所指,金钱滚滚而来,但他们却总是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坐标,就像是无根的浮萍一样,随风漂流。这是一群惶惶然不知如何自处的经济动物:他们选择了道路,却没有选择固定的信仰。
于是,他们依据自己的人生阅历、文化素养、职业成就、价值观念、生活环境等因素,为自己也为家族企业的发展而选择信仰。于是,巫术八卦、阴阳风水、关公老爷、太上老君、王母娘娘、佛爷如来、基督上帝……均在他们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信仰选择之中。而且他们的信仰跟风走,哪样时髦就紧跟哪样。当“文凭热”蔓延时,企业家们纷纷跻身高等学府去镀金,博士帽花点钱就能戴上;当“养生热”闹腾时,企业家们又拜倒在李一的脚下,任凭他山吹海侃,心生虔诚。
即便是像马云这样站在IT时代前列、引领时代潮流的风云人物,也在精神徬徨中寻求“清净”,马云在缙云山曾闭关8天,手机不开,电脑、书籍都不看,不与人讲话。恰似看破红尘,想在李一大师点拨之下,从道学中领悟点什么。
想当年,马云是何等的壮志凌云!1999年春节前,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在北京一家小酒馆,马云和18个手下(就是后来阿里巴巴的18罗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一直到醉眼朦胧,然后手挽着手唱《真心英雄》,那场景十分悲壮。晨曦初露,马云提议去八达岭爬长城。蜿蜒的长城浓缩着厚重的历史,触景生情,终于有人忍不住嚎啕大哭,“为什么我们付出那么多,却什么也得不到?”马云无言以对,发誓要建立一个让所有中国人都为之骄傲的网站。
10年过去了,马云成功了。可从八达岭到缙云山,马云的精神世界发生了太大的变化。八达岭的万丈豪情不见了,缙云山的迷雾却缠住了马云。
“社会病了,太浮躁,马云都去学道了,他也是心有不安。”一位制造业企业家不无感慨地摇着头说。
信仰的时代悄然来临
2005年5月,正处于事业巅峰期的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龙金•奥凯利被诊断为脑癌,仅余下3个月的生命。他利用这100天时间讲述了自己生命最后时光的自传《追逐白光》。在他的最后遗言里,奥凯利说:“他们(企业家)没有真正的动机或明确的时间来中断一下他们正为之奔忙的事情,后退一步,问问他们正在如何度过自己的生命。他们许多人都挺富足,许多人拥有的财富超过他们的需要。为什么扪心自问‘我如此这般为了什么’这个简单问题会如此令人恐惧?”
有人把企业家比喻成“天生的战士”,说他们都有一种人生的战斗精神。在企业做到一定程度之后,可能不是为了钱而战,他们开始陷入沉思。在耶路撒冷饱经沧桑的石板路上,在圣殿山的哭墙边,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万科董事长王石:“我们生活、工作、奋斗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当人离开这个世界时,生命的意义何在?”
王石的提问似乎代表了某种新的取向,在经过30多年“义无反顾”的冲刺之后,终于有一些人停下脚步,去思考当初为什么出发,而下一步又要去向何方。也许,对于中国的企业家来说,寻找这个答案的过程,其意义有可能不亚于答案本身。
王石并非信徒,他对宗教的探求,或许是他认为宗教所包含的浩瀚而复杂的思想中,有他所追寻的问题的答案。对于上帝是否存在,王石的答案是“不确定”。现宗教正成为很多企业家精神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据悉,中芯国际首席执行官张汝京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凤凰卫视的老板刘长乐和海航董事长陈峰则对佛教有着坚定的信仰,黄光裕则是一名天主教徒,当然,他是一名“有罪的”天主教徒。
北京国际基督徒团契的2000多名会员中,接近一半的人在内地从事商业活动,其中有大量企业界的精英;上海和广州等内地大城市以及景德镇、晋江等一些小城市也已开始有数十人甚至超过百人规模的基督徒企业家们的经常性聚会;据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村富的调查,在浙江,尤其是温州等地,“老板基督徒”已经成为一个新崛起的群体。
复旦大学宗教学系副教授刘平认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当代中国社会主旋律就是彻底的物质主义,占有和享受物质财富以及其符号形式成为衡量成功与否的尺度。在市场经济卷席一切有形和无形的神灵之后,人们追求的最高目标就是无最高价值的个人物质以及感官福乐。“这是很悲哀的事,我们没有价值追求,没有了根基。”这位宗教研究者说。
实力传播中国区公关及市场总监耿峰认为,由宗教信仰所引发的心灵渐变会很大程度上改变企业家的思考模式。“我现在已看不到残酷的竞争,我看到的都觉得就是自然而然,都挺正常,当然可能也有冲突,但是如果你心态变了,你看这个世界可能就变了,你不觉得这个中间有什么特别残酷。”耿峰说。她认为,当一个人有特别长远的思考,或者对人类真的有贡献的时候,他的企业才能兴旺,如果每个点都看得太短,就会陷入急躁,“你以为你抓到了很多,但你不知道你损失了多少,你看不到你损失的东西。”她说。
美国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说,近年他组织访谈了几百位有信仰的商人,包括五大宗教的信徒,也包括儒商和共产党员,关注信仰与他们在经济关系中的信任问题。“我最突出的感受是,信仰的时代已经悄然降临神州大地,我们应当作好心理和学理的准备来迎接这个新时代。”
在“伪神医”张悟本倒掉还不到两个月,被称为“神仙道长”的重庆缙云山绍龙观主持李一又迅速被揭发是个骗子。
与张悟本把自己的信徒定位在一般群众不同,李一定位于高端。据悉,李一有弟子3万人,大多非富即贵。这些人不但都心甘情愿地参加他组织的“道家养生班”,为之支付高昂费用——“5日班”每人学费3800元,“7日版”每人学费9000元,有的甚至还慷慨地捐资数百万元,为李一的道观铺路修楼。
据查证,李一用以征服信众的教义甚为简单,用来忽悠人的所谓“神通”,比如“水下闭气”、“通电体检”等也较为低档次,他虚造的经历更易于戳穿:李一本人今年不过41岁,他练气功、办杂技团,这些被掩盖的经历就发生于数年前,知情人众多且都健在。以这么低档次的骗术,李一是如何把那些精英们忽悠住的呢?
很多被骗的商界、政界、演艺界、学界的精英都是中国人中的“人精”,他们见多识广,久经风雨,学识高深,并非一般的村野匹夫,怎么就识不破李一是个骗子呢?这令人破费思量。
毫无疑问,李一忽悠精英与张悟本忽悠大众是有共同点的,比如人们对健康的渴求,对神功的迷信,受造神运动传统的影响等,但是,两者又有很大不同,李一的倒掉,从另一个角度看,其实也是中国精英群体弱点的一次集体暴露。人们看到,这些一贯高高在上的精英人物和老百姓一样容易被蒙蔽,一样有弱点,这弱点被李一紧紧抓住,玩弄于鼓掌之间。
成功人士的身心需求
“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了30年,这固然极大促进了国家的高速发展,却也给国人带来了众多遗留问题。” 武汉大学宗教系教授宫哲宾说,“很多所谓名利双收的成功者,付出的代价过于昂贵。”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被好友樊馨蔓及其丈夫张纪中带上了缙云山,彼时阿里巴巴已经家喻户晓,但44的岁马云却正为亚健康而苦恼。
凤凰卫视主持人杨锦麟是在该台执行台长刘春的推荐下上的山。在李一的绍龙观里,杨锦麟发现,这个班的成员非富即贵,多半属于中产阶级收入,学历普遍高,年龄多在四五十岁之间。“可以印证的是,心力交瘁,身心疲惫的,不止我一个人。”
宫哲宾指出:“当物质层面的东西到达一个高度后,人们就需要身心疗养,身心充电,需要给予一种健康和平衡的机制来拯救。这种机制可能并不是医院,病人对医生的信任度和满意度创下了历史最低值。”
而道长李一正是抓住甚至满足了当下成功人士的这种身心需求。
与李一有过接触的名人们至今也并不否认李一的聪明和博学。这些各领域的意见领袖精明数年,被忽悠并非易事。“我从来没觉得李一是个神人,我只是觉得他记忆怎么那么好,过目不忘,天文也懂,地理也了解,唐诗宋词张嘴就来。这些方面我比不过他。”马云称。
“他讲他的,我想我的。”马云表示,“我只是借一个场所,借一个方法论,借假修真,强迫自己离开平常的办公室,到另外一个领域思考。也不是从李一那儿学习什么,只是‘为我所用’,凡是我觉得不靠谱的,就不听,只听那些对我有用的。”
马云为何去学道
改革开放30年,民营企业家无疑是这个舞台上最活跃、角色最鲜明的一个群体,他们出身不同阶层、选择了不同路径、展现了不同姿态,但都是为了一个梦想“狂飙突进”:那就是获得更多的财富。他们的地位可谓“咸鱼翻身”,一夜之间蜚声海内外,身价百倍,头顶光环,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财富英雄。
但尘世的喧嚣、社会的浮躁、市场的角逐,让企业家们不得安生。他们尽管腰缠万贯,但精神空虚,无所寄托。有求神拜佛的、有包二奶的、有恣意挥霍的,他们的商业目标十分精准,锋芒所指,金钱滚滚而来,但他们却总是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坐标,就像是无根的浮萍一样,随风漂流。这是一群惶惶然不知如何自处的经济动物:他们选择了道路,却没有选择固定的信仰。
于是,他们依据自己的人生阅历、文化素养、职业成就、价值观念、生活环境等因素,为自己也为家族企业的发展而选择信仰。于是,巫术八卦、阴阳风水、关公老爷、太上老君、王母娘娘、佛爷如来、基督上帝……均在他们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信仰选择之中。而且他们的信仰跟风走,哪样时髦就紧跟哪样。当“文凭热”蔓延时,企业家们纷纷跻身高等学府去镀金,博士帽花点钱就能戴上;当“养生热”闹腾时,企业家们又拜倒在李一的脚下,任凭他山吹海侃,心生虔诚。
即便是像马云这样站在IT时代前列、引领时代潮流的风云人物,也在精神徬徨中寻求“清净”,马云在缙云山曾闭关8天,手机不开,电脑、书籍都不看,不与人讲话。恰似看破红尘,想在李一大师点拨之下,从道学中领悟点什么。
想当年,马云是何等的壮志凌云!1999年春节前,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在北京一家小酒馆,马云和18个手下(就是后来阿里巴巴的18罗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一直到醉眼朦胧,然后手挽着手唱《真心英雄》,那场景十分悲壮。晨曦初露,马云提议去八达岭爬长城。蜿蜒的长城浓缩着厚重的历史,触景生情,终于有人忍不住嚎啕大哭,“为什么我们付出那么多,却什么也得不到?”马云无言以对,发誓要建立一个让所有中国人都为之骄傲的网站。
10年过去了,马云成功了。可从八达岭到缙云山,马云的精神世界发生了太大的变化。八达岭的万丈豪情不见了,缙云山的迷雾却缠住了马云。
“社会病了,太浮躁,马云都去学道了,他也是心有不安。”一位制造业企业家不无感慨地摇着头说。
信仰的时代悄然来临
2005年5月,正处于事业巅峰期的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龙金•奥凯利被诊断为脑癌,仅余下3个月的生命。他利用这100天时间讲述了自己生命最后时光的自传《追逐白光》。在他的最后遗言里,奥凯利说:“他们(企业家)没有真正的动机或明确的时间来中断一下他们正为之奔忙的事情,后退一步,问问他们正在如何度过自己的生命。他们许多人都挺富足,许多人拥有的财富超过他们的需要。为什么扪心自问‘我如此这般为了什么’这个简单问题会如此令人恐惧?”
有人把企业家比喻成“天生的战士”,说他们都有一种人生的战斗精神。在企业做到一定程度之后,可能不是为了钱而战,他们开始陷入沉思。在耶路撒冷饱经沧桑的石板路上,在圣殿山的哭墙边,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万科董事长王石:“我们生活、工作、奋斗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当人离开这个世界时,生命的意义何在?”
王石的提问似乎代表了某种新的取向,在经过30多年“义无反顾”的冲刺之后,终于有一些人停下脚步,去思考当初为什么出发,而下一步又要去向何方。也许,对于中国的企业家来说,寻找这个答案的过程,其意义有可能不亚于答案本身。
王石并非信徒,他对宗教的探求,或许是他认为宗教所包含的浩瀚而复杂的思想中,有他所追寻的问题的答案。对于上帝是否存在,王石的答案是“不确定”。现宗教正成为很多企业家精神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据悉,中芯国际首席执行官张汝京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凤凰卫视的老板刘长乐和海航董事长陈峰则对佛教有着坚定的信仰,黄光裕则是一名天主教徒,当然,他是一名“有罪的”天主教徒。
北京国际基督徒团契的2000多名会员中,接近一半的人在内地从事商业活动,其中有大量企业界的精英;上海和广州等内地大城市以及景德镇、晋江等一些小城市也已开始有数十人甚至超过百人规模的基督徒企业家们的经常性聚会;据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村富的调查,在浙江,尤其是温州等地,“老板基督徒”已经成为一个新崛起的群体。
复旦大学宗教学系副教授刘平认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当代中国社会主旋律就是彻底的物质主义,占有和享受物质财富以及其符号形式成为衡量成功与否的尺度。在市场经济卷席一切有形和无形的神灵之后,人们追求的最高目标就是无最高价值的个人物质以及感官福乐。“这是很悲哀的事,我们没有价值追求,没有了根基。”这位宗教研究者说。
实力传播中国区公关及市场总监耿峰认为,由宗教信仰所引发的心灵渐变会很大程度上改变企业家的思考模式。“我现在已看不到残酷的竞争,我看到的都觉得就是自然而然,都挺正常,当然可能也有冲突,但是如果你心态变了,你看这个世界可能就变了,你不觉得这个中间有什么特别残酷。”耿峰说。她认为,当一个人有特别长远的思考,或者对人类真的有贡献的时候,他的企业才能兴旺,如果每个点都看得太短,就会陷入急躁,“你以为你抓到了很多,但你不知道你损失了多少,你看不到你损失的东西。”她说。
美国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说,近年他组织访谈了几百位有信仰的商人,包括五大宗教的信徒,也包括儒商和共产党员,关注信仰与他们在经济关系中的信任问题。“我最突出的感受是,信仰的时代已经悄然降临神州大地,我们应当作好心理和学理的准备来迎接这个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