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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对庆阳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整体观照，以及对文化空间理论的探讨，文章认为文化空间是探究庆阳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一种理论视角，庆阳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与其文化空间的生产是同一文化创造行为。在这一认识基础上，文章认为红色文化空间的生产与建构，是探究庆阳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的一种途径与方法。
关键词：文化空间;庆阳;红色文化资源
注：本文系2020年甘肃省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项目“庆阳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及利用研究”（2020B—225）研究成果;2019年甘肃省社科联项目“甘肃红色文化资源图文搜集整理与应用研究”（19ZC07）研究成果。
红色文化具有特殊的内在价值，而庆阳地区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因此，庆阳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中的一些问题日趋成为学界的研究对象。毋庸置疑，庆阳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是人类对文化的一种再创造行为，与庆阳红色文化空间的生产有诸多内在联系，甚至可以说，庆阳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与其文化空间的生产是同一文化创造行为。因此，本文从文化空间理论视角探究庆阳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现象。
一、庆阳的红色文化资源及文化空间的研究视角
相较于红色文化与红色资源，庆阳红色文化资源这个概念在“红色”的基础上，着重突显其“庆阳”的地域特点与“资源”的可开发性。“红色”指明其创造主体是中国共产党与庆阳人民，形成时间是革命战争年代;“庆阳”表明其“不仅具有全国红色文化资源的一般特点，而且还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地方特色”[1];“资源”突出其原生性与可开发性。
庆阳红色文化资源之“庆阳”是指从1927年王孝锡在宁县建立中共邠宁支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间维度中的“庆阳”，以及位于甘肃省东部，接壤陕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这一地理维度中的“庆阳”。“资源”是指在“庆阳”区域内的革命遗址、遗迹。根据一些统计可知，庆阳地区“有240多处革命遗址、遗迹”[2]，“庆阳红色资源数量占甘肃省红色资源总量的62%”[3]，再如《庆阳红色革命遗址选辑》“所收录的红色文化遗址共计128处”[4]。这些是以物质形态保存，并且“量化”了的庆阳红色文化资源。
从较大视域看，庆阳红色文化资源不是一种基于时空维度的“庆阳”的文化类型，而是基于文化空间及其保护与开发实践的一种文化形态。进一步讲，“庆阳”不仅是时空维度中的一个地方，也是多种文化交融的一个空间整体。也就是说，庆阳红色文化是在“庆阳”区域内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对话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庆阳红色文化资源是基于“庆阳”之“文化空间”的一种可开发的文化类型。庆阳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行为与结果，是探究庆阳红色文化资源的一个观测点。
综上，庆阳红色文化资源是蕴藏于庆阳文化空间的一种可开发的文化形态。从学术研究的立场来看，文化空间是研究庆阳红色文化資源的一个重要观测点。
二、文化空间：庆阳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一种研究视角
文化空间是“文化”与“空间”彼此交流、对话的一个融合整体，或为“一个可集中举行流行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场所”[5]，或是“探讨各种文化与空间形式的一种研究视角”[6]。无论怎样表述与阐释，“文化”与“空间”的关系，以及与二者相关的文化主体、场所、社会关系等，是文化空间的相关理论所包含的一些重要内容。从“文化”视角解读“空间”，从“空间”视角观照“文化”，都是理解与阐释文化空间的关键所在。相反，运用文化空间的相关理论总结一些文化现象，分析、探究一些相关问题，是研究具体文化活动的一种理论视角。
就庆阳红色文化资源而言，文化空间是对其进行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庆阳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是一种建设行为。从文化资源保护、开发的结果看，人们围绕庆阳红色文化资源创造的革命纪念馆、旅游景点、绘画、电影等文化，是庆阳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的结果。如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南梁纪念馆、电视文献纪录片《走进陕甘边根据地》、美术作品《红色南梁：陇东革命故事连环画》等。这些成果与其说是庆阳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的结果，不如说是人们生产、建构庆阳红色文化空间的结果。因为庆阳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与庆阳红色文化空间的生产是同一文化创造行为。正是在这同一性基础上，我们可以借用文化空间的相关理论来解读庆阳红色文化资源的一些相关问题，即用文化空间的理论视角对其进行探究。
三、红色文化空间的生产：庆阳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一种途径与方法
在庆阳红色文化的资源开发和保护与庆阳文化空间的生产具有同一性的认识基础上，文章认为红色文化空间的生产与建构，是探究庆阳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的一种途径与方法。
研究红色文化空间的生产历史，是厘清庆阳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之发展脉络的一种途径与方法。自庆阳红色文化资源形成以来，人们对其的保护、开发实践从未间断。从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来看，庆阳地区红色文物普查、爱国主义教育的开展，革命博物馆、纪念馆、旅游景点等的建设，以及与这些行为相关的成果，即是庆阳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的行为与结果。这些行为与结果丰富多样，而红色文化空间的生产历史，是梳理这些行为与结果的一条线索。以不同的工作中心为依据，中国红色文化空间的发展历程可分为萌芽期、勃兴期、繁荣期、转型期[7]，其对应的工作中心分别是以文物保护为中心、以革命纪念为中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中心、以旅游经济为中心。依据红色文化空间生产的这一发展历程，结合庆阳红色文化的相关史料，将庆阳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的各类行为与结果，置入其相应阶段的文化空间中进行研究，这应是探究庆阳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之发展脉络的一条途径与方法。
此外，庆阳红色文化空间的类型，是梳理、总结庆阳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的一种参考依据。整体而言，在革命战争时期，庆阳红色文化空间主要是指承载革命遗址、遗迹等的实物空间，以及承载革命路线、方针等的文本与非文本空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庆阳红色文化空间被开发为博物馆、纪念馆、红色旅游景点、电影、美术作品等文化空间，甚至在信息科学技术的作用下，被开发为以数据形式存在的文化空间。需要明确一个事实，这诸多的红色文化空间是在庆阳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的实践中形成的。因此，对各种类型的庆阳红色文化空间生产的探究，也是研究庆阳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的一种途径与方法。
总之，基于对庆阳红色文化资源这个概念的辨析，及其保护、开发的整体观照，以及文化空间相关理论的探讨，文章认为庆阳红色文化资源是蕴藏于庆阳文化空间的一种可开发的文化形态。文化空间是探究庆阳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一种研究视角，庆阳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与其文化空间的生产是人们创造文化与空间的同一行为。在此基础上，依据中国红色文化空间的发展历程，以及各种类型的庆阳红色文化空间，可以认为，红色文化空间生产的历史是梳理庆阳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利用之发展脉络的一种途径与方法。因此，各种类型的庆阳红色文化空间，是梳理、总结庆阳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的一个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1]刘月兰，傅悦.庆阳红色文化资源特点探析[J].陇东学院学报，2016（2）：7-10.
[2]黄正军.庆阳特色文化研究：红色文化卷[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61.
[3]庆阳市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规划[EB/OL].（2015-04-10）[2020-08-25].http：//www.zfxxgk.chinaqy.info/contents/72/995.htm.
[4]政协庆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和学习宣传文员会编.庆阳红色革命遗址选辑（内部资料）[Z].深圳：广东省深圳市印刷设计有限公司，2011：1-6.
[5]乌丙安.民俗文化空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J].民间文化论坛，2007（1）：98-100.
[6]覃琮.从“非遗类型”到“研究视角”：对“文化空间”理论的梳理与再认识[J].文化遗产，2018（5）：25-33.
[7]王春晓.可参观性：消费主义下红色文化空间的生产[J].贵州社会科学，2020（4）：107-113.
作者简介：
魏亮亮，陇东学院教育学院讲师，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艺术文化史。
白一静，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民族工艺系教师。研究方向：艺术设计。
关键词：文化空间;庆阳;红色文化资源
注：本文系2020年甘肃省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项目“庆阳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及利用研究”（2020B—225）研究成果;2019年甘肃省社科联项目“甘肃红色文化资源图文搜集整理与应用研究”（19ZC07）研究成果。
红色文化具有特殊的内在价值，而庆阳地区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因此，庆阳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中的一些问题日趋成为学界的研究对象。毋庸置疑，庆阳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是人类对文化的一种再创造行为，与庆阳红色文化空间的生产有诸多内在联系，甚至可以说，庆阳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与其文化空间的生产是同一文化创造行为。因此，本文从文化空间理论视角探究庆阳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现象。
一、庆阳的红色文化资源及文化空间的研究视角
相较于红色文化与红色资源，庆阳红色文化资源这个概念在“红色”的基础上，着重突显其“庆阳”的地域特点与“资源”的可开发性。“红色”指明其创造主体是中国共产党与庆阳人民，形成时间是革命战争年代;“庆阳”表明其“不仅具有全国红色文化资源的一般特点，而且还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地方特色”[1];“资源”突出其原生性与可开发性。
庆阳红色文化资源之“庆阳”是指从1927年王孝锡在宁县建立中共邠宁支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间维度中的“庆阳”，以及位于甘肃省东部，接壤陕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这一地理维度中的“庆阳”。“资源”是指在“庆阳”区域内的革命遗址、遗迹。根据一些统计可知，庆阳地区“有240多处革命遗址、遗迹”[2]，“庆阳红色资源数量占甘肃省红色资源总量的62%”[3]，再如《庆阳红色革命遗址选辑》“所收录的红色文化遗址共计128处”[4]。这些是以物质形态保存，并且“量化”了的庆阳红色文化资源。
从较大视域看，庆阳红色文化资源不是一种基于时空维度的“庆阳”的文化类型，而是基于文化空间及其保护与开发实践的一种文化形态。进一步讲，“庆阳”不仅是时空维度中的一个地方，也是多种文化交融的一个空间整体。也就是说，庆阳红色文化是在“庆阳”区域内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对话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庆阳红色文化资源是基于“庆阳”之“文化空间”的一种可开发的文化类型。庆阳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行为与结果，是探究庆阳红色文化资源的一个观测点。
综上，庆阳红色文化资源是蕴藏于庆阳文化空间的一种可开发的文化形态。从学术研究的立场来看，文化空间是研究庆阳红色文化資源的一个重要观测点。
二、文化空间：庆阳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一种研究视角
文化空间是“文化”与“空间”彼此交流、对话的一个融合整体，或为“一个可集中举行流行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场所”[5]，或是“探讨各种文化与空间形式的一种研究视角”[6]。无论怎样表述与阐释，“文化”与“空间”的关系，以及与二者相关的文化主体、场所、社会关系等，是文化空间的相关理论所包含的一些重要内容。从“文化”视角解读“空间”，从“空间”视角观照“文化”，都是理解与阐释文化空间的关键所在。相反，运用文化空间的相关理论总结一些文化现象，分析、探究一些相关问题，是研究具体文化活动的一种理论视角。
就庆阳红色文化资源而言，文化空间是对其进行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庆阳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是一种建设行为。从文化资源保护、开发的结果看，人们围绕庆阳红色文化资源创造的革命纪念馆、旅游景点、绘画、电影等文化，是庆阳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的结果。如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南梁纪念馆、电视文献纪录片《走进陕甘边根据地》、美术作品《红色南梁：陇东革命故事连环画》等。这些成果与其说是庆阳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的结果，不如说是人们生产、建构庆阳红色文化空间的结果。因为庆阳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与庆阳红色文化空间的生产是同一文化创造行为。正是在这同一性基础上，我们可以借用文化空间的相关理论来解读庆阳红色文化资源的一些相关问题，即用文化空间的理论视角对其进行探究。
三、红色文化空间的生产：庆阳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一种途径与方法
在庆阳红色文化的资源开发和保护与庆阳文化空间的生产具有同一性的认识基础上，文章认为红色文化空间的生产与建构，是探究庆阳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的一种途径与方法。
研究红色文化空间的生产历史，是厘清庆阳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之发展脉络的一种途径与方法。自庆阳红色文化资源形成以来，人们对其的保护、开发实践从未间断。从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来看，庆阳地区红色文物普查、爱国主义教育的开展，革命博物馆、纪念馆、旅游景点等的建设，以及与这些行为相关的成果，即是庆阳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的行为与结果。这些行为与结果丰富多样，而红色文化空间的生产历史，是梳理这些行为与结果的一条线索。以不同的工作中心为依据，中国红色文化空间的发展历程可分为萌芽期、勃兴期、繁荣期、转型期[7]，其对应的工作中心分别是以文物保护为中心、以革命纪念为中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中心、以旅游经济为中心。依据红色文化空间生产的这一发展历程，结合庆阳红色文化的相关史料，将庆阳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的各类行为与结果，置入其相应阶段的文化空间中进行研究，这应是探究庆阳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之发展脉络的一条途径与方法。
此外，庆阳红色文化空间的类型，是梳理、总结庆阳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的一种参考依据。整体而言，在革命战争时期，庆阳红色文化空间主要是指承载革命遗址、遗迹等的实物空间，以及承载革命路线、方针等的文本与非文本空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庆阳红色文化空间被开发为博物馆、纪念馆、红色旅游景点、电影、美术作品等文化空间，甚至在信息科学技术的作用下，被开发为以数据形式存在的文化空间。需要明确一个事实，这诸多的红色文化空间是在庆阳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的实践中形成的。因此，对各种类型的庆阳红色文化空间生产的探究，也是研究庆阳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的一种途径与方法。
总之，基于对庆阳红色文化资源这个概念的辨析，及其保护、开发的整体观照，以及文化空间相关理论的探讨，文章认为庆阳红色文化资源是蕴藏于庆阳文化空间的一种可开发的文化形态。文化空间是探究庆阳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一种研究视角，庆阳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与其文化空间的生产是人们创造文化与空间的同一行为。在此基础上，依据中国红色文化空间的发展历程，以及各种类型的庆阳红色文化空间，可以认为，红色文化空间生产的历史是梳理庆阳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利用之发展脉络的一种途径与方法。因此，各种类型的庆阳红色文化空间，是梳理、总结庆阳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的一个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1]刘月兰，傅悦.庆阳红色文化资源特点探析[J].陇东学院学报，2016（2）：7-10.
[2]黄正军.庆阳特色文化研究：红色文化卷[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61.
[3]庆阳市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规划[EB/OL].（2015-04-10）[2020-08-25].http：//www.zfxxgk.chinaqy.info/contents/72/995.htm.
[4]政协庆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和学习宣传文员会编.庆阳红色革命遗址选辑（内部资料）[Z].深圳：广东省深圳市印刷设计有限公司，2011：1-6.
[5]乌丙安.民俗文化空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J].民间文化论坛，2007（1）：98-100.
[6]覃琮.从“非遗类型”到“研究视角”：对“文化空间”理论的梳理与再认识[J].文化遗产，2018（5）：25-33.
[7]王春晓.可参观性：消费主义下红色文化空间的生产[J].贵州社会科学，2020（4）：107-113.
作者简介：
魏亮亮，陇东学院教育学院讲师，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艺术文化史。
白一静，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民族工艺系教师。研究方向：艺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