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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老鼓楼衙署遗址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发现。在老鼓楼衙署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与巴县衙门旧址为同一组建筑的清代建筑基址F7。这一建筑自清末保留至今，历经清末、民国、抗战、解放等多个时期，始终矗立，见证了重庆百年变迁。目前对该建筑的性质尚无定论，本文希望梳理F7建筑的历史沿革，探讨其性质及与巴县衙门的关系。
遗址概况
老鼓楼衙署遗址位于重庆市渝中区解放东路望龙门街道巴县衙门片区，地处金碧山下、长江左岸的台地之上，背山面江。2010年4月至 2012年12月，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在老鼓楼衙署遗址Ⅰ、Ⅱ区，连续开展了三期考古发掘。
其中清代遗迹101个。与清代衙署建筑密切相关的发现为I区北部的建筑基址F7，平面呈长方形，坐北朝南，面阔23米、进深17.75米。与现存地面建筑“巴县衙门旧址”为同一组建筑。内部发现有带铺首衔环的鼓形柱础9个，柱网排列整齐。该建筑的排水设施设计较为精巧，四壁墙基内侧设有地下排水暗沟，在室内中部建沉砂池与暗沟连通，排向室外。
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对现存地面建筑“巴县衙门旧址”的保存现状进行了详细的记录。该建筑结构为穿斗排架房屋，面阔13.2米，进深16.4米，通高9.2米，建筑面积230平方米。最前为面阔3间的抱厦，悬山顶，小青瓦屋面，明间为抬梁穿斗结合式梁架，内空高为7.5米。脊檩上墨书“□□□重庆府巴县知县李玉宣囗”。抱厦之后为一六檩卷棚，驼峰上有浮雕纹饰，内空高6.1米。屋顶与前后建筑形成“勾连搭”。卷棚后为正堂，悬山顶，小青瓦屋面。明间为抬梁穿斗结合式梁架，左右次间为穿斗式，内空高7.6米。脊檩上有“大清光绪□□□□”字样，右侧山墙石拱门额书“水月”。
F7 遗址性质
遗址F7叠压于一条最初判断为现代墙基，后发现为清代墙基之上，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包含物，判定遗址F7的建造时间可能为清代晚期。然而，F7遗址的性质仍有待研究。
空间位置：清代建筑基址F7与高台基建筑F1位置相邻。高台基建筑F1的历史沿革已梳理的较为清晰，为北宋重庆府署谯楼，清代历次重修、改建后更名为丰瑞楼、老鼓楼。
根据二者相对位置，《重庆府治全图》中，该区域是标注有马王庙、朝天驿、衙神祠和捕厅的一组建筑。左侧为巴县衙门主要建筑，右侧依次有三费局、经厅、行台和重庆府（图1）。
乾隆二十六年版《巴县志》载：“（马王庙）县治头门左，马号旧有祠。乾隆二十三年毁于火。知县王尔鉴重建，又朝天门内马王庙，创自明万历三十一年。”同样的信息直至民国版《巴县志》也有记载。朝天驿在乾隆二十六年版《巴县志》中有记载：“在朝天门内，附郭冲站前。明沿革无考。……康熙四十五年，驿丞缺，裁改设南川县典史驿务归并巴县管理”。衙神祠的记载最早见于民国二十八年版《巴县志》：“萧曹庙，县治头门内”。典史署（捕厅）在“县治头左”。
规制布局：遗址F7与现存地面建筑明显为同一组建筑，建筑整体曾属于巴县衙署的一部分。可以根据清代县衙布局规制中单体建筑的布局，辅助判断该建筑的性质。
富婷婷《三峡地区传统祠庙景观研究——以重庆地区为例》一文，总结了重庆地区祠庙的一般规制（图2（b））和考古发掘平面图对比（图2（a））。由此可见，F7 的布局基本符合重庆地区祠庙的一般规制。
祠庙除了祭祀神灵的实用功能，还体现了一定的文化活动场所的功能。戏台就是这一“酬神娱人”功能的体现。9个排列整齐的柱础可能为戏台入口的基座。
由于马王庙和萧曹庙保留下来的建筑较少，很少有針对其规制布局的研究。李志龙《叶县县衙建筑研究》一文中，以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县衙为例，详细描述了县衙内保留的萧曹庙规模布局。为一开间3.9米，进深3.0米，高3.7米，占地面积11.7平方米的建筑。尺度小巧精致，施工考究。
学界对马王庙的研究多着眼于北方地区，如《明清北京的马神崇拜及其功能，意义的转变》《紫禁城的城隍庙和马神庙》《清代甘肃地区马神庙修建概况管窥》等，川渝地区有《清代四川马神崇拜研究》。这些研究多以各类方志为基本史料，梳理马王庙修建概况和选址特点，对于马王庙规制布局提及较少。《紫禁城的城隍庙和马神庙》描述了紫禁城的马王庙位于内金水河西岸，西北角楼往东处。马王庙正殿“面阔五间，进深二丈一尺，长六丈四尺，柱高一丈一尺五寸，径一尺二寸，屋顶铺设黄色琉璃瓦。……除供奉马神外，还供奉关云长、龙王爷和四大天王。”
从空间位置和规制布局两方面，推测清代建筑基址F7为清代巴县衙门的马王庙，兼具部分驿站功能（图2）。主要原因如下。
位置符合：乾隆二十六年版《巴县志》载：“（马王庙）县治头门左，马号旧有祠。乾隆二十三年毁于火。知县王尔鉴重建”。符合遗址位置。衙神祠，即萧曹庙，为地图标识“衙神祠”文字下方的小型建筑，后迁至县衙头门内。典史署（捕厅）与三费局、三费局捕厅有类似功能，可能在F7侧，为更大的一组建筑。
规模符合：遗址为四柱三开间建筑，面阔进深较为符合马号和马王庙的规模。两侧厢房可能为马号，正殿符合重庆地区祠庙的规制。萧曹庙可能规模较小，例如叶县11.7平方米的小型建筑。
布局符合：“口”字型院落，一正两厢，9个排列整齐的柱础可能为戏台入口的基座，与重庆地区祠庙的布局接近。
历史变迁
1945年重庆航拍图（图3）中保留了遗址F7的珍贵影像，说明这一建筑自清代始建，历经多个重庆发展关键时期，仍保留部分地面建筑，可谓是重庆城历经风雨的缩影。因此，有必要厘清这座建筑的历史沿革，梳理其反映的时代变迁。
马王庙始建年份不详，为马号旧有，乾隆二十三年毁于大火，随后知县王尔鉴重建。遗址F7的建造时间，根据地层叠压和包含物推测，可能为清代晚期咸丰年间。在重庆舆图上，最早见于《重庆府治全图》（图1），标注为马王庙朝天驿。 1891年3月1日，重庆海关设立，标志着重庆正式开埠。重庆府署、巴县署附近，以白象街为代表，因邻近太平门，出入方便，又与衙署相邻，许多洋行纷纷落户此处，是最先受到开埠冲击和影响的地区之一。
《重庆租界商埠图》（图4）是参照西式地图测绘手段编制的开埠后重庆商户图。可见捕厅前方有一处西人赁居。老鼓楼街记载了两处洋行。其一，名为义昌洋行，“主者柯斐纳，居城内老鼓楼街，购地驻屋，为西式”;另一，名为大和洋行，“佃居老鼓楼街，主者石塚丰次郎”。捕厅前方洋行图例为西人赁居，推测可能为大和洋行。
辛亥革命爆发后，在重庆成立蜀军政府，废府留县。巴县政府在清代留下的巴县衙门内办公，其下的公安局、财务局在紧邻巴县衙门旧址的征收局巷办公。抗战爆发后，重庆作为战时首都，1939年5月5日升格为特别市。巴县政府迁离后，巴县衙门逐渐成为地名。房屋由重庆市邮政局使用，曾做邮裹房。这可能也是受马王庙朝天驿的一种影响。
抗日战争期间，巴县衙门遭到日军飞机轰炸，被毁坏殆尽，但 1945 年航拍中依然可见马王庙遗址建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巴县衙门旧址房产归属四川省邮电局，曾作为招待所使用。后邮电局将房屋租给服装加工厂，直至2009年此片区被拆迁。几十年来，在不同单位使用过程中，巴县衙门旧址局部被改建、维修。该址于2003年被渝中区人民政府公布为渝中区文物保护单位。
综上，大致整理了遗址F7历史沿革（见表1）：
通过梳理遗址F7的历史沿革，串联起这座建筑变迁主线的是它与巴县衙门的关系，由附属建筑到逐步独立的过程，反映了清末地方政府权力和控制能力的减弱，进而反映了大时代背景中，晚清政府的式微、开埠后西方影响力的渗透，以及重庆权力中心的迁移。
这种变迁从建造、朝向、结构等方面都可见端倪。遗址F7的朝向较为特殊。重庆是一座山城，獨有的地势形貌使得衙署建筑的朝向无法正南正北，必须因地制宜。（图3）可见巴县衙门建筑群和老鼓楼等建筑的朝向均面朝长江，与长江垂直。而遗址F7的朝向与巴县衙门建筑群的朝向并非平行，略有倾斜。推测可能是由于需要避开前方谯楼建筑，即老鼓楼遗址，方便进出，因此朝向略有倾斜。除了实用性上的考量，也说明在建造之初，遗址F7就成为衙署规制的一次“破例”。
考古发掘中发现，遗址F7除正门外还有两道门。一在正殿，右侧山墙石拱门额书“水月”，可由巴县衙门进入遗址F7，且可于外侧锁住;另一在抱厦侧，可进入整座建筑。由此可见，遗址F7曾与巴县衙门紧密联系，可由巴县衙门单向进入遗址F7建筑。而后遗址则逐渐成为独立建筑。
《重庆租界商埠图》显示捕厅前方有一处西人赁居，推测为大和洋行。这一洋行的位置极为微妙，贴近巴县衙门建筑群，占据了原本巴县衙门东路建筑的位置。由于洋行必然不可能坐落于衙署建筑中，推测洋行建造时，衙署东路建筑前方可能有部分区域已经脱离巴县衙门的掌控，洋行才可能坐落于此。侧面反映出，重庆开埠后，巴县衙门权力空间压缩，控制力下降，原本属于巴县衙门的部分建筑，变为与巴县衙门关联紧密、又相对独立的建筑。
考古遗址的价值阐释是决定遗址保护什么、展示什么，是讲好遗址故事、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马王庙遗址的特点在于，自清代重建后，一直保留至今，经历了清末开埠（1891-1911）、民国时期（1911-1937）、陪都抗战（1937-1945）和解放建设（1949年后）四个历史时期。马王庙这座建筑的变迁、与巴县衙门关系的变化反映了彼时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现实因素的影响，具有历史价值、考古价值、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文章篇幅所限，对于遗址F7这座建筑的价值和保护利用无法详细展开。
2019年6月，重庆老鼓楼考古遗址公园设计方案上报国家文物局，获得正式批准。马王庙遗址将作为老鼓楼遗址博物馆的一部分向公众开放。马王庙遗址作为清代衙署遗址，又历经开埠时期、抗战时期，见证了重庆开埠后的影响、邮驿系统的衰落与权力中心的迁移，将重庆千年的历史与记忆串联起来，是老鼓楼考古遗址公园展示和讲解的完美地点。相信老鼓楼考古遗址公园会让历史记忆成为城市发展的刻度，让遗产成为重庆人走向未来的资源和营养，打造历史文化名城的特有名片。
遗址概况
老鼓楼衙署遗址位于重庆市渝中区解放东路望龙门街道巴县衙门片区，地处金碧山下、长江左岸的台地之上，背山面江。2010年4月至 2012年12月，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在老鼓楼衙署遗址Ⅰ、Ⅱ区，连续开展了三期考古发掘。
其中清代遗迹101个。与清代衙署建筑密切相关的发现为I区北部的建筑基址F7，平面呈长方形，坐北朝南，面阔23米、进深17.75米。与现存地面建筑“巴县衙门旧址”为同一组建筑。内部发现有带铺首衔环的鼓形柱础9个，柱网排列整齐。该建筑的排水设施设计较为精巧，四壁墙基内侧设有地下排水暗沟，在室内中部建沉砂池与暗沟连通，排向室外。
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对现存地面建筑“巴县衙门旧址”的保存现状进行了详细的记录。该建筑结构为穿斗排架房屋，面阔13.2米，进深16.4米，通高9.2米，建筑面积230平方米。最前为面阔3间的抱厦，悬山顶，小青瓦屋面，明间为抬梁穿斗结合式梁架，内空高为7.5米。脊檩上墨书“□□□重庆府巴县知县李玉宣囗”。抱厦之后为一六檩卷棚，驼峰上有浮雕纹饰，内空高6.1米。屋顶与前后建筑形成“勾连搭”。卷棚后为正堂，悬山顶，小青瓦屋面。明间为抬梁穿斗结合式梁架，左右次间为穿斗式，内空高7.6米。脊檩上有“大清光绪□□□□”字样，右侧山墙石拱门额书“水月”。
F7 遗址性质
遗址F7叠压于一条最初判断为现代墙基，后发现为清代墙基之上，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包含物，判定遗址F7的建造时间可能为清代晚期。然而，F7遗址的性质仍有待研究。
空间位置：清代建筑基址F7与高台基建筑F1位置相邻。高台基建筑F1的历史沿革已梳理的较为清晰，为北宋重庆府署谯楼，清代历次重修、改建后更名为丰瑞楼、老鼓楼。
根据二者相对位置，《重庆府治全图》中，该区域是标注有马王庙、朝天驿、衙神祠和捕厅的一组建筑。左侧为巴县衙门主要建筑，右侧依次有三费局、经厅、行台和重庆府（图1）。
乾隆二十六年版《巴县志》载：“（马王庙）县治头门左，马号旧有祠。乾隆二十三年毁于火。知县王尔鉴重建，又朝天门内马王庙，创自明万历三十一年。”同样的信息直至民国版《巴县志》也有记载。朝天驿在乾隆二十六年版《巴县志》中有记载：“在朝天门内，附郭冲站前。明沿革无考。……康熙四十五年，驿丞缺，裁改设南川县典史驿务归并巴县管理”。衙神祠的记载最早见于民国二十八年版《巴县志》：“萧曹庙，县治头门内”。典史署（捕厅）在“县治头左”。
规制布局：遗址F7与现存地面建筑明显为同一组建筑，建筑整体曾属于巴县衙署的一部分。可以根据清代县衙布局规制中单体建筑的布局，辅助判断该建筑的性质。
富婷婷《三峡地区传统祠庙景观研究——以重庆地区为例》一文，总结了重庆地区祠庙的一般规制（图2（b））和考古发掘平面图对比（图2（a））。由此可见，F7 的布局基本符合重庆地区祠庙的一般规制。
祠庙除了祭祀神灵的实用功能，还体现了一定的文化活动场所的功能。戏台就是这一“酬神娱人”功能的体现。9个排列整齐的柱础可能为戏台入口的基座。
由于马王庙和萧曹庙保留下来的建筑较少，很少有針对其规制布局的研究。李志龙《叶县县衙建筑研究》一文中，以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县衙为例，详细描述了县衙内保留的萧曹庙规模布局。为一开间3.9米，进深3.0米，高3.7米，占地面积11.7平方米的建筑。尺度小巧精致，施工考究。
学界对马王庙的研究多着眼于北方地区，如《明清北京的马神崇拜及其功能，意义的转变》《紫禁城的城隍庙和马神庙》《清代甘肃地区马神庙修建概况管窥》等，川渝地区有《清代四川马神崇拜研究》。这些研究多以各类方志为基本史料，梳理马王庙修建概况和选址特点，对于马王庙规制布局提及较少。《紫禁城的城隍庙和马神庙》描述了紫禁城的马王庙位于内金水河西岸，西北角楼往东处。马王庙正殿“面阔五间，进深二丈一尺，长六丈四尺，柱高一丈一尺五寸，径一尺二寸，屋顶铺设黄色琉璃瓦。……除供奉马神外，还供奉关云长、龙王爷和四大天王。”
从空间位置和规制布局两方面，推测清代建筑基址F7为清代巴县衙门的马王庙，兼具部分驿站功能（图2）。主要原因如下。
位置符合：乾隆二十六年版《巴县志》载：“（马王庙）县治头门左，马号旧有祠。乾隆二十三年毁于火。知县王尔鉴重建”。符合遗址位置。衙神祠，即萧曹庙，为地图标识“衙神祠”文字下方的小型建筑，后迁至县衙头门内。典史署（捕厅）与三费局、三费局捕厅有类似功能，可能在F7侧，为更大的一组建筑。
规模符合：遗址为四柱三开间建筑，面阔进深较为符合马号和马王庙的规模。两侧厢房可能为马号，正殿符合重庆地区祠庙的规制。萧曹庙可能规模较小，例如叶县11.7平方米的小型建筑。
布局符合：“口”字型院落，一正两厢，9个排列整齐的柱础可能为戏台入口的基座，与重庆地区祠庙的布局接近。
历史变迁
1945年重庆航拍图（图3）中保留了遗址F7的珍贵影像，说明这一建筑自清代始建，历经多个重庆发展关键时期，仍保留部分地面建筑，可谓是重庆城历经风雨的缩影。因此，有必要厘清这座建筑的历史沿革，梳理其反映的时代变迁。
马王庙始建年份不详，为马号旧有，乾隆二十三年毁于大火，随后知县王尔鉴重建。遗址F7的建造时间，根据地层叠压和包含物推测，可能为清代晚期咸丰年间。在重庆舆图上，最早见于《重庆府治全图》（图1），标注为马王庙朝天驿。 1891年3月1日，重庆海关设立，标志着重庆正式开埠。重庆府署、巴县署附近，以白象街为代表，因邻近太平门，出入方便，又与衙署相邻，许多洋行纷纷落户此处，是最先受到开埠冲击和影响的地区之一。
《重庆租界商埠图》（图4）是参照西式地图测绘手段编制的开埠后重庆商户图。可见捕厅前方有一处西人赁居。老鼓楼街记载了两处洋行。其一，名为义昌洋行，“主者柯斐纳，居城内老鼓楼街，购地驻屋，为西式”;另一，名为大和洋行，“佃居老鼓楼街，主者石塚丰次郎”。捕厅前方洋行图例为西人赁居，推测可能为大和洋行。
辛亥革命爆发后，在重庆成立蜀军政府，废府留县。巴县政府在清代留下的巴县衙门内办公，其下的公安局、财务局在紧邻巴县衙门旧址的征收局巷办公。抗战爆发后，重庆作为战时首都，1939年5月5日升格为特别市。巴县政府迁离后，巴县衙门逐渐成为地名。房屋由重庆市邮政局使用，曾做邮裹房。这可能也是受马王庙朝天驿的一种影响。
抗日战争期间，巴县衙门遭到日军飞机轰炸，被毁坏殆尽，但 1945 年航拍中依然可见马王庙遗址建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巴县衙门旧址房产归属四川省邮电局，曾作为招待所使用。后邮电局将房屋租给服装加工厂，直至2009年此片区被拆迁。几十年来，在不同单位使用过程中，巴县衙门旧址局部被改建、维修。该址于2003年被渝中区人民政府公布为渝中区文物保护单位。
综上，大致整理了遗址F7历史沿革（见表1）：
通过梳理遗址F7的历史沿革，串联起这座建筑变迁主线的是它与巴县衙门的关系，由附属建筑到逐步独立的过程，反映了清末地方政府权力和控制能力的减弱，进而反映了大时代背景中，晚清政府的式微、开埠后西方影响力的渗透，以及重庆权力中心的迁移。
这种变迁从建造、朝向、结构等方面都可见端倪。遗址F7的朝向较为特殊。重庆是一座山城，獨有的地势形貌使得衙署建筑的朝向无法正南正北，必须因地制宜。（图3）可见巴县衙门建筑群和老鼓楼等建筑的朝向均面朝长江，与长江垂直。而遗址F7的朝向与巴县衙门建筑群的朝向并非平行，略有倾斜。推测可能是由于需要避开前方谯楼建筑，即老鼓楼遗址，方便进出，因此朝向略有倾斜。除了实用性上的考量，也说明在建造之初，遗址F7就成为衙署规制的一次“破例”。
考古发掘中发现，遗址F7除正门外还有两道门。一在正殿，右侧山墙石拱门额书“水月”，可由巴县衙门进入遗址F7，且可于外侧锁住;另一在抱厦侧，可进入整座建筑。由此可见，遗址F7曾与巴县衙门紧密联系，可由巴县衙门单向进入遗址F7建筑。而后遗址则逐渐成为独立建筑。
《重庆租界商埠图》显示捕厅前方有一处西人赁居，推测为大和洋行。这一洋行的位置极为微妙，贴近巴县衙门建筑群，占据了原本巴县衙门东路建筑的位置。由于洋行必然不可能坐落于衙署建筑中，推测洋行建造时，衙署东路建筑前方可能有部分区域已经脱离巴县衙门的掌控，洋行才可能坐落于此。侧面反映出，重庆开埠后，巴县衙门权力空间压缩，控制力下降，原本属于巴县衙门的部分建筑，变为与巴县衙门关联紧密、又相对独立的建筑。
考古遗址的价值阐释是决定遗址保护什么、展示什么，是讲好遗址故事、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马王庙遗址的特点在于，自清代重建后，一直保留至今，经历了清末开埠（1891-1911）、民国时期（1911-1937）、陪都抗战（1937-1945）和解放建设（1949年后）四个历史时期。马王庙这座建筑的变迁、与巴县衙门关系的变化反映了彼时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现实因素的影响，具有历史价值、考古价值、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文章篇幅所限，对于遗址F7这座建筑的价值和保护利用无法详细展开。
2019年6月，重庆老鼓楼考古遗址公园设计方案上报国家文物局，获得正式批准。马王庙遗址将作为老鼓楼遗址博物馆的一部分向公众开放。马王庙遗址作为清代衙署遗址，又历经开埠时期、抗战时期，见证了重庆开埠后的影响、邮驿系统的衰落与权力中心的迁移，将重庆千年的历史与记忆串联起来，是老鼓楼考古遗址公园展示和讲解的完美地点。相信老鼓楼考古遗址公园会让历史记忆成为城市发展的刻度，让遗产成为重庆人走向未来的资源和营养，打造历史文化名城的特有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