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正,在地球仪旁思考浦东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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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海虹桥火车站通往市区的高架桥上,总能眺望到陆家嘴鳞次栉比的摩天大厦;在外滩流光溢彩的夜幕中,熙熙攘攘的中外游客总是对着黄浦江另一侧的东方明珠电视塔拍个不停。今时今日,上海在各种国际排名中经常与纽约、伦敦、东京不相上下,而在全球媒体的视野里,最能代表上海的莫过于这片被叫做“浦东新区”的地方。
  1990年,国务院宣布开发浦东;1992年,浦东新区正式开建;2005年,浦东新区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9年,上海南汇区整体并入浦东,使新区面积增加一倍。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这里是继深圳之后的又一块试验田,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
赵启正 1940年生于北京。1963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核物理专业。1993年初至1997年底,任上海浦东新区工作委员会首任书记委员会主任。中共十六十六届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

  在上海市人民政府的一间会议室里,《环球人物》记者见到了赵启正——浦东新区第一任管理委员会主任。从1993年初至1997年底,他在这个岗位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也是向世界讲述这个中国特色“浦东故事”的最佳人选。

“浦东就是这条龙的眼睛”


  1919年,孙中山先生提出在东南沿海一带建设“东方大港”的设想,但当时的中国根本无力实现这个宏伟计划。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建设有了长足发展,上海在全国经济中承担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经济龙头的地位也让上海在改革开放的第一轮大潮中不敢“轻举妄动”。
  “改革开放之初,上海承担着国家很大部分的税收。而经济特区是试验田,搞开发是有风险的,深圳可以先行,但上海如果出现失误,可能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赵启正说。因此,上海的改革开放之路走得更加谨慎。直到1992年,在深圳特区已经有了一定经验之后,才诞生了浦东新区。
  由于全程参与浦东规划和开发,赵启正一直被媒体称为“浦东赵”。其实,他的大学专业是核物理,毕业后从事了二十来年的科技工作。1978年,赵启正获得上海市和航天部授予的先进科技工作者和劳动模范称号时,身份还是一名核工业专家。
  “那時有两点让我特别兴奋:一是宣布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意味着我们也是国家的先进阶级了;二是改革开放,我可以和外国的同行交流了,就很容易判断我的科研水平,同时吸收外国同行的经验。”1984年,赵启正告别科技岗位,作为年富力强的知识型人才进入上海市委工作,从此走上管理岗位。
  浦东新区成立前,上海流传着“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说法。黄浦江两岸经济发展的巨大落差给赵启正留下的印象极深。
  “那时浦西的上海人管浦东叫乡下,浦东人自己也这么认为,每次过江都说是进城。当时江上没有桥和隧道,只有轮渡和小舢板,浦东的土地几乎处于未开发状态,除了农田只有一些仓库。”
  一边是现代化,一边是欠发展,这种情况在发达国家极少见到。无论是伦敦的泰晤士河还是巴黎的塞纳河,两岸的发展程度都相差无几。“所以我们的构想就是浦东和浦西一定要联动,以黄浦江为圆心,把两岸都划到一个圈里,形成一个整体,而核心就是外滩和陆家嘴。”
1992年12月,赵启正在浦东农民开的“由由”饭馆里看浦东规划图

  规划和建设者们坚信,曾经负担全国财政收入1/6的上海,要再度成为带动长江经济带的龙头,而浦东就是这条巨龙的眼睛。
  “通过开发浦东新区,我们最终要把上海建成一个面向国际的经济、金融、贸易城市。”赵启正说。为此,他们提出了一个口号“在地球仪旁思考浦东开发”,意思是要谋求上海在经济全球化格局中的重要位置。
  在规划者的心中,当时就已经有了“亚洲经济走廊”的初步构想。赵启正形象地将主要城市比喻为走廊上的路灯,“东京、首尔、上海、台北、香港、新加坡、吉隆坡,当时它们的总GDP约占全世界的1/5,而上海就是这条走廊的中间点”。
  在建设浦东新区的过程中,赵启正和他的同事们也面对着国外的质疑声。最初,西方媒体普遍认为开发浦东只是空话,但之后几年的事实证明,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不仅没有放缓,反而更快了。
  1995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到上海参观,在东方明珠电视塔上对赵启正说:“西方报纸说浦东开发只是一种姿态、一种政治宣传,但我看了浦东的规划后,觉得你们是实际行动,不是空话。”之后很多年,只要基辛格见到赵启正就会得意地说:“我当时说对了吧?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一句口号。”
  一些英国人则认为,开发浦东、振兴上海的目的是与香港竞争、压制香港。赵启正曾经在英国议会正面回应过这种论调。“我说香港、上海同是亚洲经济走廊上的明灯,上海发展了对香港一定有利,可以增加香港的集装箱运输量、飞机起降量、通信量、金融流量、物流量。”

“决不能让大楼刚盖好就拆”


  1984年,赵启正第一次去深圳,有件事给了他不小的警示。因为事先没有规划好,当地一栋刚盖好的大楼堵住了新建道路,不得不马上拆掉。
  “规划不到位造成的损失太大了。后来开发浦东时,我们坚持功能开发在前、形态开发在后的原则,就是先想好新区的各个项目要具备什么经济功能,再去设计和建设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比如浦东要建一个足球场,那么是大众健身用,还是举办大型比赛用?规模是国家级的,还是世界级的?把功能定下来,再去设计足球场的形态。如果超出太多是浪费,不满足需要则是保守。”   当时,全国很多城市都在建设经济开发区,非常流行“筑巢引凤”的口号,但不少地方筑了巢,凤却没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功能与形态不符。
  规划陆家嘴时,新区请来了全国最好的设计院,加上本地设计院,一共5家。给每家一张陆家嘴地图,各自设计,最后把5个模型的优点综合成最终模型。而陆家嘴中心区的高层建筑群,则是世界大师们竞相献艺的作品:东方明珠电视塔出自上海设计师之手;宝塔外形的金茂大厦是美国设计师参考了中国26座宝塔设计的;环球金融中心由日本企业投资、美国公司设计、上海建筑集团承建,曾获2008年世界最佳高层建筑奖……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参观浦东时感叹:“你们正在进行一场世界奥林匹克建筑大赛。”
1994年1月,赵启正陪同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参观浦东新区

  浦东新区开发的第一个5年,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达到220多亿元,杨浦大桥、南浦大桥、内环线等十大基础设施工程竣工,实现了浦东、浦西联动,极大改善了投资环境和城市面貌。1996年至2000年,浦东新区又投资600多亿元,建设了浦东国际机场、浦东国际信息港等项目。2017年,浦东新区生产总值超过8700亿元。
  更重要的是,浦东开发过程中积累的一整套设计思路、规划方案、实践经验,为其他地区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价值。今天,在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中,“浦东经验”最值得借鉴。

“我只是这支乐队的一名演奏员”


  时至今日,国内外关于“浦东奇迹”的研究著作不计其数。赵启正觉得,人们往往只关注浦东的“硬成果”,即那些能用数字描述的成就,却不太注意总结“软成果”,即浦东开发在促进社会进步、转变政府职能、培养人才等方面的思路和经验。
  “浦东的开发不只是经济开发,更是社会开发,不只是把农田变为钢筋水泥森林的城市,更促进了社会文化与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换句话说,浦东的发展是一个快速的城市化过程。”
  赵启正记得,新区刚成立时征用了农民土地,政府为他们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有些农民被安排去开出租车,结果开了几天就以“不认路”“不会看地图”为由不干了。赵启正因此在接受采访时说,浦东要乘着高速列车向前进,许多外来人员都上了车,有些浦东本地人却不愿上车,自己放弃了机会,而浦东管委会就是要帮助大家上车,帮助他们转变观念。
  “那时,我们明显看出浦东城乡发展速度的差别,所以要求各功能开发区积极带动周围乡镇的发展。开发区占了谁的地,就要对谁有一定的扶持,要优先培训和使用当地乡镇的人,给他们投资,提供技术,或者帮他们引进外资。”在赵启正看来,浦东的发展正如一列火车,各大开发区相当于火车头,必须带着周边乡镇一起开,才能真正跑起来。“列车是要一起前进的,不能扔下几节不管不顾。”
  这些来自实践经验的例子和观点,都是鲜活生动的“中国故事”,但在国际语境中,“浦东奇迹”乃至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还远没得到应有的理解与尊重。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亚洲‘四小龙’崛起时,西方世界对它们并没抱有警惕感,在金融和科技成果转让方面比较宽松。而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西方却有几种心态:一是你们根本做不成;二是我们不会在政策和科技上支持你们,还要警惕你们成为对手;三是如果你们真的做成了,我们要搭便车。”
  这些心态直到今天依然存在。对此,从事了多年对外宣传工作的赵启正表示,用国际表达方式讲好中国故事非常重要。
  “坦率地说,中国目前的国际形象比实际发展成就低很多。我们不是没有缺点,但绝没有西方渲染的那么糟。其原因,有的是不了解和误解,有的是歪曲和攻击。我们在宣传自己时,一定要注意表达方式,要用真实、丰满、自然、生动、鲜活、易懂的故事传播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
  1994年,美国前总统老布什访问上海,赵启正拿着激光笔在沙盘边为他介绍浦东规划。那时激光笔还很少见,老布什指著笔说,这个东西他见过,1991年海湾战争时,美国将军鲍威尔就是拿着它讲解战争局势的。赵启正马上说道:“鲍威尔的激光笔点到哪里,哪里就被炸平了,而我的笔点到哪里,哪里的高楼就会建起来。”听到这番话,老布什点头道:“如果我再年轻几岁,也要来浦东投资。”
位于上海浦东中心区的陆家嘴,已经成为上海的国际名

  一晃24年过去了,“浦东奇迹”仍在继续。对于自己在这个奇迹中所起的作用,赵启正非常谦虚:“如果把浦东开发比作一支交响曲,那么总谱就是邓小平同志谱写的,党中央历届领导是乐队指挥,而我有幸成为了这支乐队里的一名演奏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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