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2012年政府信息公开重点工作安排》，要求各部门对今年的财政预算决算、“三公经费”支出等信息的公开“迈出较大步伐”。在部门预算中，各项支出被要求要细化到项级科目。
　　今年以来，中央部门的信息公开似乎迈出了“一大步”。截至5月，已经有92个中央部门公布了预算。然而，已公布预算中的住房保障支出和尚未公布的“预算外的三公经费”再次引发讨论。
　　5月底，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指出，2012年中央本级和各部门的“三公经费”预算、决算，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2011年中央决算后公开，行政经费支出情况也将一并公开。
　　即便如此，“看不见”、“看不懂”，依然是老百姓对于政府信息公开的主要感受。而对于政府而言，不公开要挨骂，公开后又要面对质疑。事实上，这是在公民知情权和监督权之下，对于政府消费是否合理的一次对制度建设的呼吁。
　　有评论指出，如果制度和标准付之阙如，只是把政府接受公民监督演绎成媒体和舆论一年一度的道德批判大会，甚至某些部门被指责得漏洞百出却仍是一副能奈我何的姿态，则民众的感受，无异于在一个金碧辉煌的酒店里难以找到适合方便的洗手间，一般的煎熬，一般的无奈。
　　
　　谁在阻碍“三公”公开
　　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高强曾指出，政府难以公开“三公”支出的原因在于基础工作不到位。
　　一位地方审计官员的话更加犀利：“三公经费”的面纱相当难揭，原因至少有二。一是一些官员官本位思想和体制根深蒂固；二是“三公花费”确实有不少见不得光的“猫腻”。这其中很大的一部分阻力，源于已有的“获利者”。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魏宏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表示，政府“三公经费”的支出是必要的。由于目前“三公经费”概念不清晰，支出规模没标准，统计范围不规范，“三公经费”的信息大多没有面向社会公开才给人以想象空间，才形成目前舆论一边倒的态势。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俞乔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公共财政监督管理的起点就是财政透明度，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达，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大大提高，涉及到老百姓自己的事情，通过网络反逼政府，想知道纳税人花钱花到了哪里的需求进一步提升。“从长治久安的角度，增加财政透明度，不仅使得政府规模得以扩大，同时也增进了民众对政府的支持。而且说清楚‘隐含’也是对政府的制约和对官员的保护。”
　　
　　借鉴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地方官员表示，公开难的原因在于，政府公布“三公经费”的出发点，到底是为了应对上边政策的一种策略，还是真正对人民负责，真心实意地接受人民的监督制约。
　　去年各部门公布的“三公数据”，差异很大，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和相应的解释，许多数据令人费解。从2010年公务接待费决算数这一项来看，最高的国家税务总局为66587.15万元，最低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仅为5.84万元，两者相差超过一万倍。又如，2010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农业部15140万元（公车费用占“三公费用”比重达64%），与教育部的199万（公车费用仅占“三公费用”的7.8%）两者相比，相差巨大。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指出，“三公经费”的统计口径不一致就难以有所比照。基于组织结构、人员构成等诸多因素，各部门公布的最终绝对数字的高低并不必然说明相关工作的优劣。缺乏权威部门把关，“自说自话”的数据难逃选择性公开的命运。
　　“三公经费”的使用，是否有一个合理的范围？汇信资本董事总经理叶翔认为，有些部门公务开支多，有些部门开支少，多的未必就不合理，少的未必就有理有据。因为部门有大小，人员数量也不同。同时，由于业务性质不同，按人均计算“支出标准”也不合理。
　　对此，叶翔建议，不同部门的公务消费比较，可借鉴解读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方法划定标准，最常用的就是同业比较。基于行业性质对各政府部门实行分类，把监管部门与其对应的行业标准比较，就能发现一些问题。比如，政府部门该类业务支出，“总不能超过该部门所在行业的平均水准”，而且其支出的增长，也应该低于整个行业的增长，即实行“业务分类横比，行业内部纵比”。
　　俞乔表示，要做到真正的财政透明，不仅要公布最后的结果，还要公布公式和方法，接受人民监督。
　　除了这些具体的方式方法，魏宏表示，要狠抓“三公经费”的治理源头。“应看到现有的‘三公’开支管理机制存在根本的制度性缺陷，这个缺陷就是‘三公’开支预算缺乏有效的监督，而这正是现有的预算制度的缺陷造成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把‘三公’经费的决定权和使用权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