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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参考借鉴上世纪西方一些社会学家和文化研究者的观点,提出人文研究学科边界过于明显虽然可能限制学科发展,但其积极作用在于培养学者的思维能力,然后借此推动人文研究的发展。
关键词 社会科学 开放 人类学
理性主义认为先民和儿童都由于缺乏理性而“更多地以独特的,彼此无法比较的感知方式生活,而不是以有理解力的高度概念化的方式生活。”但是兰德曼认为,理性人类学和宗教人类学都存在“通过只属于人的一种特性,把人提高到自然之上”的问题,如果“机械主义关于心灵的理论犯了缺少层次的错误。”那么理性是生命之敌吗?“卢梭早已把进步叫做倒退。狂飙突进运动和尼采把日益增加的理性文化看作是对人的本质的逐渐损害。”但是又不可避免吗?
进化论把人放回自然之后,究竟是动物被遗留在通往人的道路上,人超越了动物,也必然超越人(尼采);还是人来自动物。如果说人的本性必须“缺乏特定化”,那么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分是:人有规定自己的能力,且这种能力非善非恶,这种辨善恶的智慧,既是天赋也是天谴。
话说巴别塔倒掉后,人又开始给自己的知识分门别类。以二战胜利为分割点,1945年以前,人文学科5+1: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以及东方学,都“要以国家的疆界作为最重要的社会容器”,并且被变成学科进入大学体制,成为“话语生产体系”。这种分科和斯诺的“两种文化”的区分一样,其出发点和价值都值得重新思考。
Peter Dizikes就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分析了冷战思想背景下的“斯诺的‘两种文化’”。斯诺预想的现代化进路跟随20世纪50年代的主流思想:即所有的文明在通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路上。所以斯诺的“两种文化”的终极问题是政治地理,而非智性的人生。他真正的担忧是如果“西方民主国家”不赶在“共产主义国家”之前将“落后的国家”现代化了,他们就可能面临四面楚歌。
当时华勒斯坦也针对普遍主义面临的困难指出,“一旦某一学科得到了制度化,人们就很难不顾其普遍主义要求在当时所具有的表面上的学术合理性而成功地对这些要求进行挑战”。在对各学科的制度化建设中,社会/人文科学渐渐失去对人性的整体把握。
随着西方学界对此越来越自知,1945年后,跨学科、普遍性得到更多重视。“历史学家和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学家第一次开始了对非西方的研究”,相当数量的学者相信“历史学和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的方法及模型,不仅适用于研究欧洲和北美,而且也适用于研究西方以外的地区”。
单一的信仰似乎必然带来的单一性:“为了使人们相信一种以上帝或自然为依据的文化……文化的多样性被视为一种理想文化的对立面,正像错误的多样性是真理的对立面一样。”。而且“如果社会科学是一种寻求普遍知识的活动,那么‘他者’在逻辑上便不可能存在,因为‘他者’是我们的一部分,而‘我们’既是研究的对象,又是研究的主体”,那么如何超越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限制性框架?历史又是否只有一种可能?
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差异可以体现在目标、对象、语言、元语言。《开放社会科学》总结了当时关于普遍主义的问题:首先是相互差异的描述性陈述与分析性陈述可能同时为真;第二是反映各种互相竞争的旨趣的陈述都可能同样的有效,也可能同样地偏私;最后是作为学术交往基础的批判理性。
对于文化这个“单一的神”“可否拥有许许多多的化身”的问题,兰德曼认为很多人的方向就错了:“人总是徒劳地希望在文化或一种特殊文化的客观化中去寻找绝对,实际上,绝对存在于人主观的创造力中,它生产一切文化,这使得各种文化彼此相对平衡。”人的存在本身已经规定了人的普遍性,在普遍的“人性”后,任何特殊都被允许。因此兰德曼理想的时代就是个人创造力的理想时代,是“一种文化的中发展阶段”,“普遍必须的任务依然存在”,“旧的世界结构正在土崩瓦解,而个性尚未达到其顶峰的过渡时期。”
按照兰德曼的说法人的普遍性就是没有确定也不可以确定,但是人还是忍不住要用语言把握自身。圣经和三字经都将“人之初”、或“初民”定义为善的,然后世世代代去定义什么是善。
继续跟随兰德曼的思路,否定单一的对错/善恶/信仰,其实也是许多学者试图走出欧洲中心主义的尝试。那么兰德曼的人是文化的。
首先,在社会中——“社会仅仅是文化的一个先决条件。从人类学的观点来看,我们只有为了获得更加决定性的东西,即成为有文化的,才必须是喜欢群居的。所以社会人类学不符合标准,只有文化人类学才接触到了问题的核心。”
然后,在历史中——“人的文化本质包括历史性……他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也是一种历史的存在。”
最后,和人一样,文化不能定型——“正像不存在任何永恒的文化的理想模式一样,也不存在任何这样的人的模式。”所以,“我们总是只能给‘开放问题’(普列斯纳语)以暂时的澄清,而‘开放问题’对我们自己来说,始终处于我们存在的中心。”所以面对更具“阳刚之气”和制度化的科学,“文化”的研究者必然质疑技术进步的进步性。
并且为了打破学科制度化带来的限制,文化的研究者还“把‘理论’转变成关于他们自己的各种代码词的理论。”但是这种“语言学转向”又导致“人类行为所受到的许多实实在在的结构性强制被忽略了”,所以在后现代批判所有一致性时,华勒斯坦仍相信坚持对统一性的探求, 因为虽然不可能存在“‘中立的’学者”,但是值得“推动社会科学去反对知识的零碎化”,知识也只能在社会中构成和发挥效能。
也就是说,学科制度化虽然带来僵化,但学科可以“锻炼头脑”,“疏导学术能量”。最后这些得到锻炼的头脑和得到疏导的能量去打破边界发挥效用。所以成熟的研究者要做的不是改变学科的边界,而是将之置之不顾,从事更广阔的学术活动。
参考文献:
[1]《哲学人类学》 M.兰德曼 著,阎嘉 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
[2]《开放社会科学: 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华勒斯坦 著,刘峰 译,三联书店,1997
关键词 社会科学 开放 人类学
理性主义认为先民和儿童都由于缺乏理性而“更多地以独特的,彼此无法比较的感知方式生活,而不是以有理解力的高度概念化的方式生活。”但是兰德曼认为,理性人类学和宗教人类学都存在“通过只属于人的一种特性,把人提高到自然之上”的问题,如果“机械主义关于心灵的理论犯了缺少层次的错误。”那么理性是生命之敌吗?“卢梭早已把进步叫做倒退。狂飙突进运动和尼采把日益增加的理性文化看作是对人的本质的逐渐损害。”但是又不可避免吗?
进化论把人放回自然之后,究竟是动物被遗留在通往人的道路上,人超越了动物,也必然超越人(尼采);还是人来自动物。如果说人的本性必须“缺乏特定化”,那么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分是:人有规定自己的能力,且这种能力非善非恶,这种辨善恶的智慧,既是天赋也是天谴。
话说巴别塔倒掉后,人又开始给自己的知识分门别类。以二战胜利为分割点,1945年以前,人文学科5+1: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以及东方学,都“要以国家的疆界作为最重要的社会容器”,并且被变成学科进入大学体制,成为“话语生产体系”。这种分科和斯诺的“两种文化”的区分一样,其出发点和价值都值得重新思考。
Peter Dizikes就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分析了冷战思想背景下的“斯诺的‘两种文化’”。斯诺预想的现代化进路跟随20世纪50年代的主流思想:即所有的文明在通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路上。所以斯诺的“两种文化”的终极问题是政治地理,而非智性的人生。他真正的担忧是如果“西方民主国家”不赶在“共产主义国家”之前将“落后的国家”现代化了,他们就可能面临四面楚歌。
当时华勒斯坦也针对普遍主义面临的困难指出,“一旦某一学科得到了制度化,人们就很难不顾其普遍主义要求在当时所具有的表面上的学术合理性而成功地对这些要求进行挑战”。在对各学科的制度化建设中,社会/人文科学渐渐失去对人性的整体把握。
随着西方学界对此越来越自知,1945年后,跨学科、普遍性得到更多重视。“历史学家和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学家第一次开始了对非西方的研究”,相当数量的学者相信“历史学和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的方法及模型,不仅适用于研究欧洲和北美,而且也适用于研究西方以外的地区”。
单一的信仰似乎必然带来的单一性:“为了使人们相信一种以上帝或自然为依据的文化……文化的多样性被视为一种理想文化的对立面,正像错误的多样性是真理的对立面一样。”。而且“如果社会科学是一种寻求普遍知识的活动,那么‘他者’在逻辑上便不可能存在,因为‘他者’是我们的一部分,而‘我们’既是研究的对象,又是研究的主体”,那么如何超越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限制性框架?历史又是否只有一种可能?
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差异可以体现在目标、对象、语言、元语言。《开放社会科学》总结了当时关于普遍主义的问题:首先是相互差异的描述性陈述与分析性陈述可能同时为真;第二是反映各种互相竞争的旨趣的陈述都可能同样的有效,也可能同样地偏私;最后是作为学术交往基础的批判理性。
对于文化这个“单一的神”“可否拥有许许多多的化身”的问题,兰德曼认为很多人的方向就错了:“人总是徒劳地希望在文化或一种特殊文化的客观化中去寻找绝对,实际上,绝对存在于人主观的创造力中,它生产一切文化,这使得各种文化彼此相对平衡。”人的存在本身已经规定了人的普遍性,在普遍的“人性”后,任何特殊都被允许。因此兰德曼理想的时代就是个人创造力的理想时代,是“一种文化的中发展阶段”,“普遍必须的任务依然存在”,“旧的世界结构正在土崩瓦解,而个性尚未达到其顶峰的过渡时期。”
按照兰德曼的说法人的普遍性就是没有确定也不可以确定,但是人还是忍不住要用语言把握自身。圣经和三字经都将“人之初”、或“初民”定义为善的,然后世世代代去定义什么是善。
继续跟随兰德曼的思路,否定单一的对错/善恶/信仰,其实也是许多学者试图走出欧洲中心主义的尝试。那么兰德曼的人是文化的。
首先,在社会中——“社会仅仅是文化的一个先决条件。从人类学的观点来看,我们只有为了获得更加决定性的东西,即成为有文化的,才必须是喜欢群居的。所以社会人类学不符合标准,只有文化人类学才接触到了问题的核心。”
然后,在历史中——“人的文化本质包括历史性……他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也是一种历史的存在。”
最后,和人一样,文化不能定型——“正像不存在任何永恒的文化的理想模式一样,也不存在任何这样的人的模式。”所以,“我们总是只能给‘开放问题’(普列斯纳语)以暂时的澄清,而‘开放问题’对我们自己来说,始终处于我们存在的中心。”所以面对更具“阳刚之气”和制度化的科学,“文化”的研究者必然质疑技术进步的进步性。
并且为了打破学科制度化带来的限制,文化的研究者还“把‘理论’转变成关于他们自己的各种代码词的理论。”但是这种“语言学转向”又导致“人类行为所受到的许多实实在在的结构性强制被忽略了”,所以在后现代批判所有一致性时,华勒斯坦仍相信坚持对统一性的探求, 因为虽然不可能存在“‘中立的’学者”,但是值得“推动社会科学去反对知识的零碎化”,知识也只能在社会中构成和发挥效能。
也就是说,学科制度化虽然带来僵化,但学科可以“锻炼头脑”,“疏导学术能量”。最后这些得到锻炼的头脑和得到疏导的能量去打破边界发挥效用。所以成熟的研究者要做的不是改变学科的边界,而是将之置之不顾,从事更广阔的学术活动。
参考文献:
[1]《哲学人类学》 M.兰德曼 著,阎嘉 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
[2]《开放社会科学: 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华勒斯坦 著,刘峰 译,三联书店,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