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里黛玉葬花,她自己也感到:“侬今葬花人笑痴”“这确实有点?痴”,现实生活中,要是谁真的去葬花,人们一定要笑他傻里傻气的。可是我们只要留意一下,现实生活中可笑的傻人傻事还多着呢!人们遇到这种情形总是一笑了之,无暇深究,若或是心理学家或精神分析学家,便会从正常人偶然出现的傻里傻气的现象中发现某种隐藏的意义。窥见某种秘密的情感,黛玉葬花,这个精妙的艺术情节,它揭示了黛玉寄人篱下,多愁多病,孤独无依,而对自己悲剧命运的一种预感。古代社会中许多不幸的妇女都悲叹自己命薄如花。唐人杜苟鹤的《春闺怨》:
　　朝喜花艳春。暮悲花委尘,不悲花早落,悲妾是花身。
　　这就是以美丽易落的花比喻不幸妇女的。黛玉也出于类似的心情而惜花。她带着深情拾取落花而葬。可是,“他年葬依知是谁”呢?茫茫天涯谁是知音?怎能不凄然泪下!黛玉的个性在这里深刻地表达出来了,所以黛玉葬花从现实看来是傻事。而在艺术中却真实、合理,是作家别具匠心地对生活细致的观察和深刻分析的结果。在我国古典文学中这种性质类似描写还是多的,我们可否称之为艺术中的傻趣呢?“名者,实之宾也”。这名称是否恰当,暂且不论,还是先从艺术的事实出发,不妨略为贝拾枚举。
　　说傻话属于失言,失言总和人物特殊的思想感情有关的。并不是纯粹偶然的现象,《西厢记》写张生游普救寺,一见莺莺无限爱慕,第二天寻得机会见了红娘。拜揖之后:
　　张生:小娘子莫非莺莺小姐的侍妾么?
　　红娘:我便是,何劳先生动问?
　　张生:小生姓张,名珙。字居瑞,本贯西洛人也。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并不曾娶妻……
　　红娘:谁问你来?
　　早年的《董西厢》没有这段对话。王实甫特别写了它。张生的自我介绍突兀冒昧,傻里傻气。算是失言,而却表现了张生“胆狂心醉”又书生气十足。真是神来之笔,曹雪芹写宝玉与黛玉初次见面。也很精彩。黛玉见了宝玉,便吃了一大惊,心下想到:好生奇怪。到象在那里见过的一般。何等眼熟,但她没有说出来,庄重如礼。可是宝玉却傻气地向贾母说:“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初次见面而产生似曾相识的错觉是可能的。因为互相都符合自己理想中的人物,“心有灵犀一点通”。但宝玉这样说算是失言失礼,所以贾母笑道:“可又胡说。你何曾见过她?”宝玉有时“疯疯傻傻”的,曹雪芹这一笔不是恰当地表现出宝玉这一特点吗?王实甫和曹雪芹这两位大师。只是这么偶尔轻轻一笔却极为传神。
　　白居易的《采莲曲》写采莲的少女,小船荡漾在荷花深处,她正拿着碧玉搔头(首饰)整弄头发,荷叶掩映之处,突然出现了情人的小船,又惊又喜,手足无措。“逢郎欲语低头笑,碧玉搔头落水中”。水乡姑娘天真可爱的形象,在这失手的傻气中显得鲜明生动了。唐人张仲素的《春闺思》,描写蚕妇春天采桑陌上,山神凝思,“提笼忘采叶。昨晚梦渔阳。”她回昧昨夜梦魂到了遥远的渔阳,会见了戍边的丈夫,以致提着筐笼站在陌上而忘记了采摘桑叶。诗中通过遗忘的现象反映出少妇的痴情想念。以上的失言、失手、遗忘等现象正是人物特定环境下隐秘情感的不自觉的流露。
　　现实生活中还有这种情形:由于被压抑的强烈感情的支配。往往出现一种奇妙的联想。它全凭个人特殊的好恶而定,将两件本来不相干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这特殊的好恶就表现在对待某一事物上。这是无逻辑的,非理性的,诗人们注意到了这种现象。例如唐代民间女诗人刘采春的一首五绝:
　　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载儿夫婿去,经岁又经年。
　　他的丈夫也许是经商吧。由秦淮乘船而去,经年不归。按常理,这事与河水、江船是无关的。可是她思念丈夫心切,于是恨起河水江船来了,如果没有它们,她的丈夫是不会离去的。这种联系虽然没道理,生活中可又确有这样的情形。与此类似的如《艇斋诗话》中一首无名氏的《清平乐》也有“恨死无情江水,送郎一去三年”之句,完全与刘采春的联想相同。脍炙人口的金昌绪的五绝:
　　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这首小诗被认作唐诗中的妙品,它妙在何处呢?它就妙在表现了少妇的傻趣:她想作个好梦。飞到边远的地方会见丈夫,于是打起枝上的黄莺,怕鸟啼也可能扰乱她的梦,可是,第一,莺啼不一定会影响她的梦,做不做好梦更与莺儿无关;第二。她也许不会做梦,即使有梦也不一定就会到辽西。这少妇不是傻里傻气么!然而却天真、单纯。这短短的小诗就捕捉了生活中刹那问的傻趣。与打起莺儿的傻气相似的是敦煌曲子词中的《鹊踏枝》:
　　叵耐灵鹊多漫语,送喜何曾有凭据?几度飞来活捉取,锁上金笼休共语。……
　　少妇听得枝头喜鹊的鸣声,相信它是来报喜的,自已的丈夫一定会归来了。结果事与愿违。空喜一场,她恼恨喜鹊说谎,将它捉来锁在笼子里,免再谎报喜信。喜鹊的呜叫是好事的预兆,我国民间是有这个习俗,但不一定就是预兆她丈夫的归来。由此迁怒于喜鹊,捉来锁住,岂不冤哉!可见她傻气得很呢。
　　诗词中偶尔也有表现天真而娇痴的少女或少妇的孩子气的。如唐人李端的《听筝》:
　　呜筝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
　　弹筝的少女为了牵惹情人或引起情人的注意,故意时时弹错。多么天真调皮。诗中将“曲有误,周郎顾”这个典故全弄活了,妥贴有趣,把少女初恋时娇羞而热烈的心情表达得维妙维肖。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前期作的《减字木兰花》也把少妇娇痴的情态写得活灵活现:
　　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轻匀,犹带彤霞晓露痕。怕郎猜遗,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
　　将花比美人是诗词中常见的。不足为奇。这里,李清照却别出新意。词中少妇买得一枝带露的鲜花,“云鬓斜簪”,衬托得她更加娇艳了;鲜花与美人互相辉映,评定她们谁美是困难的,而她却偏要丈夫来评比。这不过是撒娇,要在丈夫面前夸耀自己而已。这种孩子气的娇憨、调皮而傻气却很可爱。
　　民间习俗相信梦兆或避忌。而一些天真无邪的少女偶尔也相信这些习俗。有时便显得稚幼可笑而具傻趣。晏殊的《破阵子》:
　　巧笑东邻女伴,采桑径里逢迎。疑怪昨宵春梦好,元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
　　斗草。是我国古代少女们爱玩的一种活动,以花草竞相比赛。《红楼梦》第六十二回就有一段描写:
　　小螺和香菱、芳官、蕊官、藕官、蔓官等四五个人,都满园中玩了一回,大家采了些花草来篼着,坐在花草堆中斗草。这一个说我有观音柳,那一个说我有罗汉松;那一个说我有君子竹,这一个又说我有美人蕉;这个又说我有星星翠。那个又说我有月月红:这个又说我有牡丹亭上的牡丹花,那个又说我有《琵琶记》里的枇杷果。萱官便说:“我有姊妹花”。众人没了。香菱便说:“我有夫妻蕙”。
　　晏殊词中的少女斗草赢了,喜不自胜,似乎拍手天真地笑着说:昨晚做了一个好梦,怪不得今天斗草赢了。其实好梦与斗草的输赢何干呢? 韦庄的《清平乐》写一位少妇,她相信一种莫明其妙的民间避忌:
　　莺啼残月。绣阁香灯灭。门外马嘶郎欲别,正是花落时节。妆成不画蛾眉,含愁独倚金扉。去路香尘莫扫,扫即郎去归迟。
　　她相信送别情人如果扫了他去的路,他就会迟迟不归。这种避忌也是稚幼而傻气的,离人归来的迟早与扫不扫去路又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呢?
　　人们很欣赏刘禹锡的《春词》:
　　新妆宜面下朱楼。深锁春光一院愁。行到中庭数花朵,蜻蜓飞上玉搔头。
　　春色满园,一位贵族少女梳妆新罢信步中庭,无聊地一一数着枝头的花朵,似乎也有点傻气。我们常人谁个闲着无事去数那些花朵呢?花开很多,也许难数清的。可是诗人就是以这一细节表现了封建社会锁在深闺中的妇女内心的寂寞苦闷而产生的春愁。压抑的春愁和这无聊的、无意的行动有着内在的联系。张祜的一首七绝,也写了锁在深宫中的宫女的一个看来似无意的动作:
　　禁门宫树月痕过。媚眼惟看宿鹭窠。斜拔玉钗灯影畔。剔开红焰救飞蛾。
　　宫女夜深无聊,灯前斜拔玉钗,从红的灯焰里救出一只可怜的飞娥。从表面看来,这似乎是无意的偶然的一个动作。可是这却是由于一种潜在的联想:飞蛾投火。正如良家子女人宫。宫女之救飞蛾不是表现她对生命、对自由的向往么?她不忍见这飞蛾同自己一样又落得如此悲惨的命运。诗意是多么含蕴和深刻啊!
　　我们再看下面几首词:
　　孙光宪的《清平乐》
　　掩镜无语低眉,思随芳草萋萋。凭仗东风吹梦,与郎终日东西。,
　　辛弃疾的《祝英台近》:
　　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
　　朱淑真的《菩萨蛮》:
　　山亭水榭秋方半,风帏寂寞无人伴。愁闷一番新,双娥只旧颦。起拳临绣户,时有流萤度。多谢月相怜,今宵不忍圆。
　　无名氏的《转调贺圣朝》:
　　相思到了,不成模样。收泪千行,把从前泪,来做流水,也流不到伊行。
　　陶氏的《苏幕遮》:
　　等候郎来,细把相思诉。看着梅花花不语。花已成梅,结就心中苦。
　　这些词里都共同地表现了一种痴情,它深厚、专注,由压抑而入痴。情人的离去,使这痴情失去了依附的对象,成为一种浮游的感情。因为它达到人痴的地步,于是便附着于任何事物,例如词中的“东风”、“春”、“月”、“流水”、“梅”。它们成了传达感情的媒介或象征而构成无尽的思念。之所以说这是痴,在于它与附着的事物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这里偶然的联系在旁人看来是荒唐不可解的。这当然又傻里傻气了。比如辛弃疾词中的:愁是春带来的。春既然归去,为什么又不将愁带去呢?实际上人们的愁,春天没有应负的责任。春天去了。它既不可能也没有责任把人们的愁带去。愁的真正根源还是在现实中。然而却硬要春天来负责,岂不可笑?这真叫“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了。词人在这些着力之处,词意尤其深婉曲折。虽然癫情的任意附着不可理喻,而于情感却是可谅可解的。这样的表现最耐人寻味,最富于艺术的魅力。
　　我们举了一些文学的实例,如果上面的粗浅认识还是较为符合艺术的实际,那么,我国丰富的古代文学遗产中在艺术表现方面是存在着一种傻趣就是无疑的了。它可引起我们的留意,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探索。
　　宋人严羽说:“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沧浪诗话,诗辨》)”所谓“理”是指思理,或如现代所说的逻辑思维。严羽认为诗自有它的艺术趣味。不涉理路。与理无关。这种说法固有缺陷,却也包含着卓识,它强调了诗的艺术特点。关于“别趣”,似乎可从多方面去理解,我们所探讨的艺术中的傻趣,大约也可算作“别趣”之一种吧?艺术中傻趣的表现,并非易事。它一般不使事用典,不雕饰词句,只源于生活的感受和观察,似乎是漫不经意地信手拈来。自然清新,趣味无穷。它是作家对人们精神世界的隐秘角落的探索的结果,那些缺乏艺术天才的作家是无法力学而致的,正是:“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这是艺术大师经过艰辛努力返于自然平易而达到的妙境。宋人姜夔曾谈到诗的妙境:“非奇非怪,剥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日自然高妙”(《自石道人诗说》),姜夔把“自然高妙”看作至高的理想的境界,可惜他对艺术惨淡经营一生,就是缺乏自然高妙,所以王国维说他的词“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人间词话》)。可见要造妙境。如斯之难。我们说的艺术中的傻趣,也应算入妙境。它不是“非奇非怪,剥落文采”吗?它不是“自然”而“妙”吗?妙趣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唐诗的诗韵,宋诗的思理都可臻至妙趣。妙趣也不是什么完全不可认识之物,任何艺术作品只要它是自然高妙的。我们细心玩索还是可以领略其妙的。我们揭示的艺术中的傻趣不就是对妙趣的一种认识么?它之妙就在于表现了生活中的傻里傻气,而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傻里傻气往往是复杂的、隐秘的、强烈的思想感情的反常的表现方式。所以西方心理学家将这类精神现象归入变态心理学,成为变态心理学研究的对象之一。我们的初略探索,使我们不得不佩服我国古代大师们对生活的认识精细人微。以高超的艺术手腕,捕捉了人们瞬间的复杂而隐秘的精神现象,又美妙地再现出来:更值得我们惊叹的是,他们揭示的精神现象,从现代心理学的观点看来还是正确而深刻的呢!伟大的批评家别林斯基认为:“现实主义的两个基本条件是真实的外界描写和内心世界的忠实的深刻的表达”(见季摩菲耶夫:《文学发展过程》)。我国古代文学艺术中的傻趣,早就作到了“内心世界的忠实的深刻的表达”,确实值得我们学习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