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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宋飞琼教授在《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三个假设》一文中，通过分析政策文献和部分论者观点，归纳出被其视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前提的“三个假设”，然后再以对中部某省五县（市）的调研为支撑一一予以否定，做出了“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成了伪命题”的论断。宋教授的分析和论断，存在逻辑疏漏与理据不足，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不是伪命题而是真命题，并就此与宋教授商榷。
关键词 农村职业教育；前提；三个假设；伪命题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6）15-0060-05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如：1983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1年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的意见》，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等等。在“四化”（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要不要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国家政策已经给予了明确、清晰、肯定的回答，学界也普遍认同。不过，也有少数研究者发出了不同声音。其中，宋飞琼教授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
《职业技术教育》2015年第30期发表了宋飞琼教授的《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三个假设》（以下简称“宋文”）一文。宋文首先通过对相关政策文献的解读和部分论者言论的分析，归纳出了被其视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前提的三个假设：农村需要大量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农村职业教育可以培养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农村职业教育可以把农村青年留在土地上。然后，再以其课题组对中部某省五县（市）的调研为支撑，对这三个假设予以全盘否定，最后做出论断：“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成了伪命题”。
本文认为，宋文的分析与论断，存在逻辑漏洞和理据不足，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不是伪命题而是真命题，并就此与宋教授商榷。
一、对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前提的质疑
宋文做出了“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成了伪命题”的论断，是基于对其设定的作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前提的“三个假设”的否定。从逻辑上看，如果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前提真是这“三个假设”，且又被否定，自然“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也就合乎逻辑地成了伪命题。但问题是这“三个假设”真的是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前提吗？
首先，让我们看看宋文对“农村职业教育”如何界定？对什么是“农村职业教育”，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没有一个被政策制定者、实践者、研究者都普遍认同的定义。“农村职业教育”可以从地域、教育对象、教育功能、培养目标、办学方式等不同角度理解和定义。比如，有人将其理解为狭义的“在农村、由农村人举办的、以培养农村技能型人才为目的的农村职业教育”，也有人将其理解为广义的“面向农村”的“大农村职业教育”，等等，不一而足。不过，尽管“农村职业教育”歧义纷呈，但有一点却几乎没有歧义，即“农村职业教育”至少包括了“农村职业学校教育”和农村成人职业技能培训，农村职业教育既要培养农业生产人才，也要培养其他各种类型的农村实用人才。似乎宋文有意回避了大家对“农村职业教育”共性的理解，刻意把“农村职业教育”限定为“主要由办在县域以涉农专业为主的中职学校构成”的中等职业学校教育，而把县域内不是“以涉农专业为主”的中等职业学校教育，以及非正规的农村成人职业技能培训排除在外，这显然有混淆概念、以小指大、偷梁换柱之嫌。按宋文对“农村职业教育”的界定，实际上，宋文否定的就不是“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这个命题，而是“在县域以涉农专业为主”的职业学校教育。所以，宋文不应从一般意义上得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成了伪命题”的结论。
其次，让我们看看宋文对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前提如何设定？宋文通过对1980-2015年相关政策文献的解读，以及期刊论文观点的分析，归纳出作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前提的“三个假设”。在此，对这“三个假设”的对错，笔者暂时“存而不论”，重点要对宋文把“三个假设”设定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前提的合理性提出质疑。20世纪80、90年代，我国客观存在的二元社会结构以及农村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村职业教育需要为农村社会培养大量从事农业生产的技能型人才，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农村职业教育满足农村人口接受教育的需求；新世纪，我国逐步进入了城乡统筹发展、新农村建设、农村“四化”同步发展的新时期，农村职业教育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留守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宋文的“三个假设”只能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不同时期，我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形势不同，农村职业教育的功能定位不同，人们对农村职业教育实际作用的认识和政策期许不同。除此之外，似乎说明不了太多的其他问题。所谓“前提”在逻辑学上是指“宣示理由或证据的陈述”，必须支持或蕴含结论的所有要求。无疑，“三个假设”并不足以支持“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成了伪命题”的所有要求，所以也就不是前提。由此可见，无论是基于历史和现实考察，还是基于理论分析，农村职业教育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应是农村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农村人口接受职业教育的主观诉求。尽管这种客观需要和主观诉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能各不相同，但只要它们实际存在，就有继续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必要。
二、对“三个假设”全盘否定的质疑
为深入讨论问题，在上文分析的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追问：如果宋文把“三个假设”设定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前提并没有错，是不是“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就成了伪命题？
在笔者看来，即便如此，也不能证明宋文最后结论的正确性，因为宋文对“三个假设”的全盘否定，明显存在理据不足。下文将对此一一加以分析。 （一）农村发展真的不需要大量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
被宋文设定并随后否定的作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前提”的第一个假设是“农村需要大量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宋文认为：“农村需要大量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这个假设，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个很长时期内是对的。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使这个假设不成立：一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很多新的农机具似“傻瓜相机”，很容易操作，一些新技术帮助简化了生产工艺。二是逐步形成了政府主导、农业科研和教育部门参与、合作组织或企业运作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在该服务体系支撑下，农业生产过程被程式化，不需要大批技能型人才。宋文以生产过程分析理论和对中部某省五县（市）的实地调查，为其论点提供论据支撑。
笔者认为，宋文的分析虽有一定道理，但存在以下漏洞：其一，生产过程分析理论表明的是可以从生产的典型任务、主要环节、岗位职责、从业者所需知识和技能等方面清晰地理解、认识生产过程，并不表明对农业经济主体的职业能力要求必然降低，对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的数量需求必然减少。其二，随着科学技术尤其是农业机械在农业生产领域应用范围的扩大，以及农业生产方式的逐步转变，“企业集中养殖”“公司 农户养殖”“二者混合养殖”逐渐成为种植业、养殖业三种主要的生产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从业者的技能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事实。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现代农业发展初期，农业生产中使用的生产资料还比较低端，从业者可以“干中学”，或者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照着做”，此时，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不够明显。单纯利用科学技术装备起来的农业不是现代农业。现代农业是“以现代产业的理念为指导、以产业关联关系为基础、以现代科技为支撑、以现代产业组织为纽带的可持续发展的包括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环节的有机系统。”[1]随着现代农业进一步发展，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健康养老等产业深度融合，农田艺术景观、阳台农艺等创意农业、农产品个性化定制服务、会展农业、农业众筹等新型业态的不断涌现，农村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都会需要大量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涉农专业人才，对涉农专业人才的职业技能和职业素质也会提出更新、更高要求。所以，在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起步阶段，即使存在宋文所说的对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数量需求有所减少的情况，也不否定我国新农村建设、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对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潜在的大量需求。毫无疑问，无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如何发达、农业科学技术应用达到何种水平，其有效运作和合理应用都离不开大量涉农技术技能型人才提供的人力支持。其三，宋文调查的只是中部某省五县（市）农业生产方式已经发生了转变的种植业、养殖业，样本数量有限。宋文忽视了我国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与特点。我国幅员广阔，自然禀赋迥异，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梯度性和区域差异性。我国还有很多农村地区山高路远、田地分散，不适合大规模机械化作业；我国也还有许多边远、贫穷的农村地区，从业者文化素质较低、观念落后，其小农生产意识和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也很难在短期内发生转变，还需要大量的农业技术人员给与耐心的“手把手”指导。有研究基于中部地区各省份1990～2011年相关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中部地区整体的农村人力资本开发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对于中部地区农业经济的长远发展，在稳固农村物质资本投入的基础上，亟需促进中部地区农村人力资本的深度开发，特别是教育人力资本开发，为现代农业发展供给高素质的新型劳动者[2]。现代农业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量培养培训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有其迫切的现实需求。
至于宋文所说的一些农业企业不愿意招收农村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更不能说明农村经济发展就不需要涉农专业的技能型人才。“是否愿意”与实际“是否需要”完全是两回事，“不愿意”并不表示实际“不需要”。
在笔者看来，“农村需要大量的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这个假设，不但在过去的三十年成立，就是再过三十年也成立。
（二）“农村职业教育可以培养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仅仅是一个良好愿望？
被宋文设定并随后否定的作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前提的第二个假设是“农村职业教育可以培养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理由是：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的培养需要一支数量充足的、质量合格的职业教育师资队伍，需要建设好农场、养殖场等实习实训基地，需要较好的办学设备、较充足的办学经费投入，等等。但是，我国许多农村地区财政困难，职业学校办学经费严重不足、没有合格的师资队伍、实训基地建设极为薄弱、教学设备非常短缺。所以，“农村职业教育可以培养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仅仅是一个良好愿望，更不可能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宋文以此证明，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无异于浪费钱财、毫无意义。
对宋文的分析，笔者提出如下质疑：其一，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真的如此不堪？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向农村倾斜、支持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也采取了许多实际措施，在职教经费投入、职教师资培养、贫困生资助、实训基地建设等方面，大力支持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过去的30多年里，我国农村职业学校的办学条件已经得到了普遍改善，办学质量也在逐步提高，为发展农村经济培养了大量的技能型人才，这已是不争的事实[3]。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对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大力支持，以及区域职业教育布局的优化调整、校企合作的深入推进，涌现出了大批办学条件好、办学实力强、办学水平高的县域职业教育中心、农业职业学校、农业职业教育集团，县域职业教育培训网络也已基本形成。随着农村职业教育吸引力的不断增强和服务网络不断向社区、村庄、合作社、农场、企业的延伸，必将为农村经济发展培养培训更多的技能型人才。尽管目前我国农村职业教育还存在不少问题，与城市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相比还有明显差距，但岂可因此就罔顾事实，抹杀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成就，抹杀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对农村实用型人才培养的历史贡献和实际价值？其二，农村职业学校不能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吗？宋文认为，具有“高素质，不仅需要知识技能，更需要宽广的视野、综合的管理能力、优良的职业道德和诚信的经营意识”的“新型职业农民”，应该是高等农业院校涉农专业的培养目标（宋文中的“高等农业院校”属于城市职业教育机构）。因为只有高等农业院校才具有培养这类人才的人文环境和具体条件。在笔者看来，这种看法至少忽视了两点：一是我国的国情。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低，现代农业的生产和经营主体，主要包括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一些种粮大户、养殖大户，以及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成长起来的乡镇私营企业主、家庭农场主、专业合作社带头人等。这些人构成了新型职业农民的潜在主体，也是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主要对象，这一点从国家政策和地方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政策实践中，也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例如，教育部、农业部《中等职业学校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方案试行》《四川省新型职业农民认定办法（暂行）》《南京市新型职业农民认定管理办法》《安溪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认定及管理办法（试行）》，等等。总体上看，这些农业生产和经营主体有较好的经济基础，有比较丰富的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经验，有一定的市场意识和管理能力，但文化水平不高。农村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如果能够开展有针对性的培养和培训工作，完全可以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发挥其积极作用。二是农村职业教育在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培训中的独特优势。新型职业农民有不同层次和类型，农村中等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与农村社会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它们比城市职业教育机构更了解农民、贴近农民、亲近土地。农村职业教育机构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和高等院校、涉农企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组成“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共同体”。通过分工协作、信息互通、资源共享、责任共担，以国家和地方开展的各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和项目为抓手，搭建形式多样的实践平台，共同培养培训新型职业农民。 假如真的如宋文所言，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可以培养出合格的涉农专业的技能型人才”仅仅是“一个良好愿望”，那就更加说明我们对农村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力度。
（三）农村职业教育就一定要把农村青年留在土地？
被宋文设定并随后否定的作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前提的第三个假设是“农村职业教育可以把农村青年留在土地”。宋文的言下之意是：既然农村职业教育不能把农村青年留在土地，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也就成了伪命题。
按宋文的叙述，其访谈对象无一例外地表示：接受过农村职业学校教育的农村青年，只要能离开农村，一定选择离开农村；农村青年接受农村职业教育实属无奈之举；农村青年接受农村职业教育的最终目的和最后结果也是离开农村。简言之，农村职业教育难以让农村青年留在农村。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知道，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城乡之间缺乏人才流动，城市人不愿意到农村工作、生活，农村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才主要依靠农村职业学校培养。尽管这种教育制度、毕业生分配制度不合理，但实际上也把一部分农村青年留在了农村。自上世纪90年代起，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地逐步放宽了对农民工进城的限制，城市较为优越的生活环境和较高的工资收入，以及大量的用工需求，的确吸引了大批农村青年进城。不过，也应看到，进入新世纪后，国家提出了“新农村建设”目标，确立了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实施了一系列重大的惠农、惠民政策。同时，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东部向中、西部的产业转移和延伸，特别是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农村地区的转移，以及现代农业、区域特色产业的迅速发展，为农村青年提供了较多的就业、创业机会，一些接受过良好职业教育的农村青年开始在本地就业、创业，甚至外出打工多年的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者也不乏其人。或许30年前，农村人接受职业教育主要目的是为了离开农村，但在今天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已不再只是一个充满政治激情的想象！
退一步说，农村职业教育让农村青年全都留在农村就合理？难道我们需要这种“画地为牢”的农村职业教育？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在农村“四化”同步发展的进程中，一方面，农村职业教育既要为农村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培养实用人才，把有志于农村建设的农村青年留在农村；另一方面，也要通过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帮助农民工市民化。简言之，无论是让农村青年“留农”还是“离农”，都是新形势下农村职业教育两种并行不悖的价值选择。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宋文错误地定义了“农村职业教育”，错误地设定了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前提，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特点与功能变化，也缺乏正确的认识，以致做出了“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成了伪命题”的错误论断。我们应坚信，只要我国农村社会还存在，“三农”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农村职业教育就大有可为、大有作为，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依旧任重道远。当然，我们要发展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农村职业教育”，而是面向农村、服务农村的、现代化的“大农村职业教育”。
参 考 文 献
[1]周应恒，耿献辉.“现代农业”再认识[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7（4）：399-403.
[2]官爱兰，蔡燕琦.农村人力资本开发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中部省份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5（2）：31-37.
[3]唐智彬，石伟平.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J].职业技术教育，2012（28）：60-65.
关键词 农村职业教育；前提；三个假设；伪命题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6）15-0060-05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如：1983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1年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的意见》，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等等。在“四化”（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要不要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国家政策已经给予了明确、清晰、肯定的回答，学界也普遍认同。不过，也有少数研究者发出了不同声音。其中，宋飞琼教授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
《职业技术教育》2015年第30期发表了宋飞琼教授的《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三个假设》（以下简称“宋文”）一文。宋文首先通过对相关政策文献的解读和部分论者言论的分析，归纳出了被其视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前提的三个假设：农村需要大量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农村职业教育可以培养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农村职业教育可以把农村青年留在土地上。然后，再以其课题组对中部某省五县（市）的调研为支撑，对这三个假设予以全盘否定，最后做出论断：“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成了伪命题”。
本文认为，宋文的分析与论断，存在逻辑漏洞和理据不足，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不是伪命题而是真命题，并就此与宋教授商榷。
一、对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前提的质疑
宋文做出了“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成了伪命题”的论断，是基于对其设定的作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前提的“三个假设”的否定。从逻辑上看，如果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前提真是这“三个假设”，且又被否定，自然“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也就合乎逻辑地成了伪命题。但问题是这“三个假设”真的是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前提吗？
首先，让我们看看宋文对“农村职业教育”如何界定？对什么是“农村职业教育”，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没有一个被政策制定者、实践者、研究者都普遍认同的定义。“农村职业教育”可以从地域、教育对象、教育功能、培养目标、办学方式等不同角度理解和定义。比如，有人将其理解为狭义的“在农村、由农村人举办的、以培养农村技能型人才为目的的农村职业教育”，也有人将其理解为广义的“面向农村”的“大农村职业教育”，等等，不一而足。不过，尽管“农村职业教育”歧义纷呈，但有一点却几乎没有歧义，即“农村职业教育”至少包括了“农村职业学校教育”和农村成人职业技能培训，农村职业教育既要培养农业生产人才，也要培养其他各种类型的农村实用人才。似乎宋文有意回避了大家对“农村职业教育”共性的理解，刻意把“农村职业教育”限定为“主要由办在县域以涉农专业为主的中职学校构成”的中等职业学校教育，而把县域内不是“以涉农专业为主”的中等职业学校教育，以及非正规的农村成人职业技能培训排除在外，这显然有混淆概念、以小指大、偷梁换柱之嫌。按宋文对“农村职业教育”的界定，实际上，宋文否定的就不是“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这个命题，而是“在县域以涉农专业为主”的职业学校教育。所以，宋文不应从一般意义上得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成了伪命题”的结论。
其次，让我们看看宋文对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前提如何设定？宋文通过对1980-2015年相关政策文献的解读，以及期刊论文观点的分析，归纳出作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前提的“三个假设”。在此，对这“三个假设”的对错，笔者暂时“存而不论”，重点要对宋文把“三个假设”设定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前提的合理性提出质疑。20世纪80、90年代，我国客观存在的二元社会结构以及农村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村职业教育需要为农村社会培养大量从事农业生产的技能型人才，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农村职业教育满足农村人口接受教育的需求；新世纪，我国逐步进入了城乡统筹发展、新农村建设、农村“四化”同步发展的新时期，农村职业教育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留守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宋文的“三个假设”只能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不同时期，我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形势不同，农村职业教育的功能定位不同，人们对农村职业教育实际作用的认识和政策期许不同。除此之外，似乎说明不了太多的其他问题。所谓“前提”在逻辑学上是指“宣示理由或证据的陈述”，必须支持或蕴含结论的所有要求。无疑，“三个假设”并不足以支持“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成了伪命题”的所有要求，所以也就不是前提。由此可见，无论是基于历史和现实考察，还是基于理论分析，农村职业教育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应是农村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农村人口接受职业教育的主观诉求。尽管这种客观需要和主观诉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能各不相同，但只要它们实际存在，就有继续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必要。
二、对“三个假设”全盘否定的质疑
为深入讨论问题，在上文分析的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追问：如果宋文把“三个假设”设定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前提并没有错，是不是“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就成了伪命题？
在笔者看来，即便如此，也不能证明宋文最后结论的正确性，因为宋文对“三个假设”的全盘否定，明显存在理据不足。下文将对此一一加以分析。 （一）农村发展真的不需要大量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
被宋文设定并随后否定的作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前提”的第一个假设是“农村需要大量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宋文认为：“农村需要大量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这个假设，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个很长时期内是对的。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使这个假设不成立：一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很多新的农机具似“傻瓜相机”，很容易操作，一些新技术帮助简化了生产工艺。二是逐步形成了政府主导、农业科研和教育部门参与、合作组织或企业运作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在该服务体系支撑下，农业生产过程被程式化，不需要大批技能型人才。宋文以生产过程分析理论和对中部某省五县（市）的实地调查，为其论点提供论据支撑。
笔者认为，宋文的分析虽有一定道理，但存在以下漏洞：其一，生产过程分析理论表明的是可以从生产的典型任务、主要环节、岗位职责、从业者所需知识和技能等方面清晰地理解、认识生产过程，并不表明对农业经济主体的职业能力要求必然降低，对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的数量需求必然减少。其二，随着科学技术尤其是农业机械在农业生产领域应用范围的扩大，以及农业生产方式的逐步转变，“企业集中养殖”“公司 农户养殖”“二者混合养殖”逐渐成为种植业、养殖业三种主要的生产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从业者的技能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事实。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现代农业发展初期，农业生产中使用的生产资料还比较低端，从业者可以“干中学”，或者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照着做”，此时，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不够明显。单纯利用科学技术装备起来的农业不是现代农业。现代农业是“以现代产业的理念为指导、以产业关联关系为基础、以现代科技为支撑、以现代产业组织为纽带的可持续发展的包括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环节的有机系统。”[1]随着现代农业进一步发展，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健康养老等产业深度融合，农田艺术景观、阳台农艺等创意农业、农产品个性化定制服务、会展农业、农业众筹等新型业态的不断涌现，农村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都会需要大量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涉农专业人才，对涉农专业人才的职业技能和职业素质也会提出更新、更高要求。所以，在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起步阶段，即使存在宋文所说的对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数量需求有所减少的情况，也不否定我国新农村建设、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对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潜在的大量需求。毫无疑问，无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如何发达、农业科学技术应用达到何种水平，其有效运作和合理应用都离不开大量涉农技术技能型人才提供的人力支持。其三，宋文调查的只是中部某省五县（市）农业生产方式已经发生了转变的种植业、养殖业，样本数量有限。宋文忽视了我国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与特点。我国幅员广阔，自然禀赋迥异，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梯度性和区域差异性。我国还有很多农村地区山高路远、田地分散，不适合大规模机械化作业；我国也还有许多边远、贫穷的农村地区，从业者文化素质较低、观念落后，其小农生产意识和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也很难在短期内发生转变，还需要大量的农业技术人员给与耐心的“手把手”指导。有研究基于中部地区各省份1990～2011年相关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中部地区整体的农村人力资本开发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对于中部地区农业经济的长远发展，在稳固农村物质资本投入的基础上，亟需促进中部地区农村人力资本的深度开发，特别是教育人力资本开发，为现代农业发展供给高素质的新型劳动者[2]。现代农业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量培养培训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有其迫切的现实需求。
至于宋文所说的一些农业企业不愿意招收农村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更不能说明农村经济发展就不需要涉农专业的技能型人才。“是否愿意”与实际“是否需要”完全是两回事，“不愿意”并不表示实际“不需要”。
在笔者看来，“农村需要大量的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这个假设，不但在过去的三十年成立，就是再过三十年也成立。
（二）“农村职业教育可以培养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仅仅是一个良好愿望？
被宋文设定并随后否定的作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前提的第二个假设是“农村职业教育可以培养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理由是：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的培养需要一支数量充足的、质量合格的职业教育师资队伍，需要建设好农场、养殖场等实习实训基地，需要较好的办学设备、较充足的办学经费投入，等等。但是，我国许多农村地区财政困难，职业学校办学经费严重不足、没有合格的师资队伍、实训基地建设极为薄弱、教学设备非常短缺。所以，“农村职业教育可以培养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仅仅是一个良好愿望，更不可能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宋文以此证明，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无异于浪费钱财、毫无意义。
对宋文的分析，笔者提出如下质疑：其一，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真的如此不堪？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向农村倾斜、支持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也采取了许多实际措施，在职教经费投入、职教师资培养、贫困生资助、实训基地建设等方面，大力支持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过去的30多年里，我国农村职业学校的办学条件已经得到了普遍改善，办学质量也在逐步提高，为发展农村经济培养了大量的技能型人才，这已是不争的事实[3]。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对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大力支持，以及区域职业教育布局的优化调整、校企合作的深入推进，涌现出了大批办学条件好、办学实力强、办学水平高的县域职业教育中心、农业职业学校、农业职业教育集团，县域职业教育培训网络也已基本形成。随着农村职业教育吸引力的不断增强和服务网络不断向社区、村庄、合作社、农场、企业的延伸，必将为农村经济发展培养培训更多的技能型人才。尽管目前我国农村职业教育还存在不少问题，与城市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相比还有明显差距，但岂可因此就罔顾事实，抹杀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成就，抹杀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对农村实用型人才培养的历史贡献和实际价值？其二，农村职业学校不能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吗？宋文认为，具有“高素质，不仅需要知识技能，更需要宽广的视野、综合的管理能力、优良的职业道德和诚信的经营意识”的“新型职业农民”，应该是高等农业院校涉农专业的培养目标（宋文中的“高等农业院校”属于城市职业教育机构）。因为只有高等农业院校才具有培养这类人才的人文环境和具体条件。在笔者看来，这种看法至少忽视了两点：一是我国的国情。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低，现代农业的生产和经营主体，主要包括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一些种粮大户、养殖大户，以及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成长起来的乡镇私营企业主、家庭农场主、专业合作社带头人等。这些人构成了新型职业农民的潜在主体，也是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主要对象，这一点从国家政策和地方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政策实践中，也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例如，教育部、农业部《中等职业学校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方案试行》《四川省新型职业农民认定办法（暂行）》《南京市新型职业农民认定管理办法》《安溪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认定及管理办法（试行）》，等等。总体上看，这些农业生产和经营主体有较好的经济基础，有比较丰富的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经验，有一定的市场意识和管理能力，但文化水平不高。农村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如果能够开展有针对性的培养和培训工作，完全可以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发挥其积极作用。二是农村职业教育在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培训中的独特优势。新型职业农民有不同层次和类型，农村中等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与农村社会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它们比城市职业教育机构更了解农民、贴近农民、亲近土地。农村职业教育机构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和高等院校、涉农企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组成“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共同体”。通过分工协作、信息互通、资源共享、责任共担，以国家和地方开展的各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和项目为抓手，搭建形式多样的实践平台，共同培养培训新型职业农民。 假如真的如宋文所言，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可以培养出合格的涉农专业的技能型人才”仅仅是“一个良好愿望”，那就更加说明我们对农村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力度。
（三）农村职业教育就一定要把农村青年留在土地？
被宋文设定并随后否定的作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前提的第三个假设是“农村职业教育可以把农村青年留在土地”。宋文的言下之意是：既然农村职业教育不能把农村青年留在土地，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也就成了伪命题。
按宋文的叙述，其访谈对象无一例外地表示：接受过农村职业学校教育的农村青年，只要能离开农村，一定选择离开农村；农村青年接受农村职业教育实属无奈之举；农村青年接受农村职业教育的最终目的和最后结果也是离开农村。简言之，农村职业教育难以让农村青年留在农村。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知道，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城乡之间缺乏人才流动，城市人不愿意到农村工作、生活，农村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才主要依靠农村职业学校培养。尽管这种教育制度、毕业生分配制度不合理，但实际上也把一部分农村青年留在了农村。自上世纪90年代起，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地逐步放宽了对农民工进城的限制，城市较为优越的生活环境和较高的工资收入，以及大量的用工需求，的确吸引了大批农村青年进城。不过，也应看到，进入新世纪后，国家提出了“新农村建设”目标，确立了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实施了一系列重大的惠农、惠民政策。同时，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东部向中、西部的产业转移和延伸，特别是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农村地区的转移，以及现代农业、区域特色产业的迅速发展，为农村青年提供了较多的就业、创业机会，一些接受过良好职业教育的农村青年开始在本地就业、创业，甚至外出打工多年的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者也不乏其人。或许30年前，农村人接受职业教育主要目的是为了离开农村，但在今天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已不再只是一个充满政治激情的想象！
退一步说，农村职业教育让农村青年全都留在农村就合理？难道我们需要这种“画地为牢”的农村职业教育？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在农村“四化”同步发展的进程中，一方面，农村职业教育既要为农村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培养实用人才，把有志于农村建设的农村青年留在农村；另一方面，也要通过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帮助农民工市民化。简言之，无论是让农村青年“留农”还是“离农”，都是新形势下农村职业教育两种并行不悖的价值选择。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宋文错误地定义了“农村职业教育”，错误地设定了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前提，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特点与功能变化，也缺乏正确的认识，以致做出了“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成了伪命题”的错误论断。我们应坚信，只要我国农村社会还存在，“三农”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农村职业教育就大有可为、大有作为，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依旧任重道远。当然，我们要发展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农村职业教育”，而是面向农村、服务农村的、现代化的“大农村职业教育”。
参 考 文 献
[1]周应恒，耿献辉.“现代农业”再认识[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7（4）：399-403.
[2]官爱兰，蔡燕琦.农村人力资本开发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中部省份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5（2）：31-37.
[3]唐智彬，石伟平.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J].职业技术教育，2012（28）：6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