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学了。一年级一班。
　　老师自我介绍说姓马，叫马玉琴。我们是她接手的第四个一年级班了。她很喜欢我们这个班，夸我们都是听话的好孩子。老师说：“我们有很多同学，今天第一次离开了妈妈……”
　　老师的话还没说完，前面有几个同学就哭了，他们想家了。我不知道妈这个时候在家干什么，一准儿是抱着妹妹小荃在门口看卖小金鱼儿的吧，那个卖金鱼的见天儿这个时候挑着挑子过来。土狗老黑应该是回到家了，那个死老七肯定又趴在案子上画小鸟呢……虽然我也想家了，但是我不想哭。我在颐和园老三那儿住过很长时间，有过离开家的经历了，更何况我现在是小学生了呢。
　　黑板前老师咳嗽了几声，顿了顿，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发现这个马老师长得很美，是很耐看很让人舒服的那种美，她的短发蓬蓬松松的，齐齐地往里窝着，一双大眼睛笑眯眯的，穿件灰色双排扣列宁装，说话的声音很柔和，一看就是位很不错的老师。
　　我们是半日制，只上半天学。开学第一天三节课：
　　第一节课，点名，排座位，听老师讲话。
　　第二节课，发书本，各自练习写自己的名字。
　　第三节课，老师领着参观学校，按各自的住址分路径，选出队长，放学后按路队排队回家。
　　我们这个队一共七个人：张升平、张乐平，卢育平、卢次平，再就是我、李德利，还有美女苏惠。
　　一个多月过去，同学们都熟识了，学期的课程也进展了一半，我们学会了注音字母，那是一群瞎蚂蚁一样的符号。我不明白，只要直接教认字就可以了，干吗还费事学注音字母，以致这些“瞎蚂蚁”们常常把我们闹得连中国话也不会说了。马老师说，学会了注音字母就等于为阅读开了一扇窗户，还真是这样的，后来我们发现，只要是标出了注音，多难的字我们都能念出来。
　　有一天，马老师没来上课，说是病了，课堂上很亂。别的老师过来安排我们上自习。我们不知道该干什么，老师告诉我们“自习”就是自己看书学习。老师走了，大家依旧安静不下来：张升平、张乐平开始离开座位在教室里跑动，一个当官兵，一个当贼，玩“官兵抓贼”；前边小个子李力子叠的纸飞机满屋飞，他的一个作业本已经快撕完了，飞机仍旧在制造中；李德利抄起了扫地扫帚表演沙和尚，脏扫帚在大家的桌子上到处拍，说是在降魔除怪，寻找奔波霸和霸波奔；卢家姐儿俩在本子上商量着画古代美人；苏惠在拿小刀削橡皮，她要削出一只小鸭子；沈美丽低着头在偷偷吃牛奶糖……
　　一时间，教室里群魔乱舞，乌烟瘴气。
　　我有点看不过了，主要是他们的折腾影响了我看书。我不满足马老师雨天的缓慢朗读，从东城图书馆借来了故事书《洋葱头历险记》。我正为洋葱头的爸爸老洋葱头踩人一脚的命运担心，一只纸飞机从天而降，一头扎在“洋葱头”的书上，带着一股挑衅，一股不请而至的冒失。
　　合上书，我皱着眉头站起来，学着爸的口吻大声说：“马老师病了，在家躺着，咱们就这样没心没肺地傻闹，有意思没有哇？消停一点好不好，咱们互相监督！”
　　大家都不说话了。
　　张升平说：“不闹我们干什么呢？”
　　大家纷纷说：“是呀，我们干什么呢？”
　　我建议读我手里的《洋葱头历险记》，这一提议立刻得到大家赞同，我们都喜欢洋葱头。可是谁来读啊？我们认识的字有限，连蒙带猜，默默地看可以，真读出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知道自己读不好，可是我们又太想知道洋葱头的后续故事了。
　　李力子建议一人读一小段，大家轮着来，不会的字就空过去，谁也别笑话谁。
　　举手通过！
　　就从第一排第一个苏惠开始。苏惠读得很不错，她认的字多，读出的意思我们都能听懂。
　　听着苏惠渐渐顺畅的朗读，李德利小声对我说：“你还会说‘监督’这样的词儿，真可以呀！”
　　我说是跟爸爸学的，我会的新鲜词儿还多着哪，会随时让他吃惊。
　　李德利说：“你一点儿也不谦虚。”
　　我说：“跟你用不着谦虚，你的算术考试又不及格。”
　　李德利不好意思地摸摸光脑袋说：“我不是不会，是没答完，不是迟到了嘛！”
　　放学排队的时候，我说：“咱们去看看马老师吧！”
　　他们几个都同意，可是老师住在哪儿呢？
　　张乐平说他知道，马老师住在北新桥箍筲胡同，离他们家不远，他和卢家双胞胎以及马老师住在一条胡同里。
　　大家让他带路。
　　一出校门，我们这个路队就拐向了箍筲胡同。李德利照旧刚过马路就蹿了，而且今天蹿得比哪天都快。大家心里都觉得李德利太缺少人情味儿，老师病了，他竟然不在乎。
　　老师家的小木门关着，我们谁也不敢上去敲门。到老师家里来，这样郑重的事情我们都是第一次，都有点胆怯，怕突然打扰老师，惹她不高兴。卢次平扒着门缝往院里看，回过身小声告诉我们：“马老师在，在院里站着呢。”
　　我说：“让我看看！”
　　我从门缝往里瞅，果然看见马老师披着衣裳站在树底下往上看，树上有两颗小红柿子，孤零零地留在干树枝上。
　　大家轮流从门缝里看过了马老师，还是没谁有勇气敲门。苏惠说：“咱们好不懂事啊，看望病人空着手来，没有一点礼数。”
　　苏惠一说，我们觉得的确是个事儿，更不敢敲门了。
　　这时，门吱呀一声开了，马老师站在门口说：“我听到外面有声音，猜想可能是你们，快进来吧！”
　　我们拥进院里，围着老师七嘴八舌地说话，问老师的病情，说我们今天的“自习课”，说树上那两颗寂寞的红柿子，说跟着混进来的土狗老黑。老师的孩子大光、二光从屋里出来了，都是比我们大的男孩子。两个“光”一下看见两对双胞胎，很是惊奇，让他们分别站在台阶上，一对一对地审视，寻找差别。找了半天也是白搭。他俩问他们的妈，能不能分辨出哪个是老大，哪个是老二。
　　马老师说：“当然能。” 　　我们就让老师说说怎么分辨，马老师笑笑说：“不告诉你们！这是我和他们之间的秘密。”
　　老黑对老师家的厨房很有兴趣，一遍一遍地往里钻。我揪住它的项圈，不让它乱窜，它在我的手里使劲地挣。马老师说这狗准是饿了，让大光拿个花卷喂它。老黑也不客气，理所当然地接了，趴在地上，两只爪子紧紧地抱着花卷啃下一大口，然后仰起脑袋，闭着眼睛，很惬意地嚼着，一辈子没吃过花卷的模样。大家都看着老黑的热烈吃相，看得我浑身汗都出来了，真想过去踢它一脚！
　　街门一下子被踢开了，李德利大汗淋漓地走进来。他双手抱了一大捧各种颜色的月季花，笑眯眯地把花直接送到马老师怀里，还关切地说：“有刺儿，您留神别扎了手。”
　　美丽的花朵衬托着老师的脸，老师很高兴，笑得很开心。我们立刻都觉得有了面子，这才是看病人该带的礼品，得体又温馨。原来李德利匆匆离开大家是给老师买花去了，我们都错怪了他。
　　但是那些花怎么看都不像买的，有着没有修剪过的杂乱，月季里边还有几棵小黄花和三棱草。我问李德利从哪儿弄来的花，李德利的回答很干脆：“南馆拔的。”
　　我们立刻都有些尴尬。
　　南馆是东直门里的俄国东正教教堂，很大的一片园子，北边叫北馆，南边叫南馆。北馆里面有圆葱头一样的屋顶，有粉色的高高的钟楼。相隔一条小路的南馆里除了一座白亭子什么也没有，只有草地和树，很空旷的一大片。现在，北馆被围了起来，“圆葱头”被拆了，钟楼也看不见了，成了一片繁忙工地，说是要建大使馆。南馆的小树林和洋亭子依旧在，被辟做公园，街坊们早晨都爱到那儿遛弯儿，锻炼身体。有人在里头种了花，安了几把长条椅，装了滑梯和秋千，成了我们的游乐场。

　　现在，李德利把公园的花拔来，送给了马老师，这事……我们上周刚学过一篇课文：
　　公园里的花开了，有白的，有红的。弟弟要摘花，姐姐说：“不要摘，不要摘，花是大家的，要给大家看。”
　　这篇课文老师是要求背诵的。
　　没人说话了，大家为李德利的行为感到害羞，为他代表我们送的这捧花感到丢人。老师抱着花，歪着脑袋看着李德利，那意思分明在说：“这事不太好吧？”
　　李德利也觉出气氛不对头，给自己找台阶下，说：“我是从北墙根拔的，那儿堆了好些沙子，要盖房呢。”言外之意是这些花马上会被铲除，它们长不长在那儿已经不重要了。
　　还是没人理会李德利的话。我说：“不管人家要不要，拔公园的花，这事办得就不对。李德利，你不是个好孩子！”
　　李德利窘得脸都紫了。
　　我学着二头的样子，逼到李德利跟前说：“道歉呀！傻啦？”
　　没料想，李德利猛然扑过来，抡起拳头打在我的鼻子上，我跌坐在地上，鼻子出血了。
　　老黑如同一阵黑旋风，跳起来，扑过去一口咬住李德利的胳膊，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声响，再不撒嘴。
　　鼻子不疼，但是很酸，淌出的血讓我很害怕，号啕大哭是必然的，女孩子最大的本事就是哭！
　　李德利的举动出人意料，老黑的举动也出人意料，大家乱作一团。马老师一边让大光赶紧去找棉花给我止血，一边对李德利说：“这是你的不对啊！你怎么能这样？”
　　最后，李德利终于挣开了狗的纠缠，一言不发，跑出门去，骑车走了。
　　看望老师，却在老师家里打起架来，一年级一班的几位脸面实在是没地方搁了。
　　老师委托苏惠把我送回家，苏惠把情况对妈说了，妈看着我鼻孔里塞的棉花说：“李德利这小子是恼羞成怒哇，看我饶得了他才怪！”
　　老七说：“在老师家上演了一出人狗大战，你们老师在家生病，招谁惹谁啦？”
　　爸没说李德利不好，倒是说我：“批评人不能太直接，不能把人逼得太紧，得给人留点空间，让人有个转身，下台阶……”
　　我思考爸爸的话，“留空间”“让人转身”，好像有点道理。爸说：“你现在不是不懂事的丫丫了，你是小学生了，以前成天跟老七浑打浑闹，在家可以，出去这样怎么行？你在外头说话要学会方式方法，要懂得拿捏分寸。”
　　爸说：“看一个人懂事不懂事，就看他分寸掌握得好不好，这是要学习一辈子的功课。”
　　爸的话我得好好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