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企业高管人才不是“留”住的 林泽炎
作为具有“强的就业能力”的企业高管人才任职于某一组织，绝不可能被动留住，而是企业高管人才在与雇主讨价还价的过程中自主抉择主导的结果。企业高管人才在工作性质、追求目标，乃至个人特点等方面不同于普通员工。应该科学认识企业高管人才特点，尊重他们的个性化需要，为留住他们量身定制相关措施。
留人措施是根据企业雇主和高管人才谈判达成的“共识点”，应有助于建立甄选实绩化、职责岗位化、发展业绩化、管理制度化、利益共同化、薪酬市场化、保障社会化、组织目标与个人价值协同化等“拴心留人”的机制，真正强调能力本位和业绩本位，留住符合企业需要、有助于企业目标达成的高管人才。
留住企业高层管理人才毕竟是封闭、静态的，会因为人才本身的历史阶段性而导致人才沉淀，致使企业用人的低效率。实际上，只有激活高管人才才是最重要的。激活企业高管人才，是雇主针对现有高管人才的一种主动行为，离不开对高管人才的吸引、保护、使用、评价、培育、留住、激励、约束等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化职能，并让其合理流动。也只有激活了企业高管人才，才有利于吸引潜在人才、留住和使用现有人才。“激活”，首先是让其满意，其次是让其积极主动、努力进取，最后便是让其进入忘我状态，献身所追求的事业。要达到不同境界的激活效果，采取的措施也会因企业高管人才心理预期的变化、企业条件及市场环境状况而异。
本土上市将成亚洲析潮流 陶 冬
美欧上市往往被看成一种荣耀，然而热闹过后，麻烦渐现。分析师的疏于推荐、基金经理的关注不够以及严苛的监管、琐碎的条例，都将增大公司的上市和运作成本。同时，亚洲市场的成熟、壮大，则为公司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为资金创造出了更多的机会。
这两年，美国和亚洲的市场环境均出现重大变化。在美国，一系列上市公司丑闻带来了监管风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OX)对上市公司制定了严苛、几近骚扰的监管条例。公司运作的会计、法律成本急剧上升，管理层为监管疲于奔命，一旦出事更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多数寻求上市的外国公司不再以美国上市为荣耀，反而避之大吉，躲开这些繁琐、苛刻和高成本。
更重要的是，亚洲资本市场自身的容量大增。亚洲已从上世纪末的净资本输入地区，转变为净资本输出地区。亮丽的经济、强劲的出口、稳定的政局、高额的储蓄，为亚洲迅速积累下大量的财富。从个人到企业，再到央行，手中都握有大量资金，愿意投入股市。充沛的本土资金，为亚洲资本市场的崛起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石，而香港股市是亚洲股市的佼佼者。
美国基金的全球化在这里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今天，美国80％的基金可以投资海外，相当部分更在香港、新加坡有分支機构。当然，本国银行、企业资金一定是本国上市企业的忠实追随者。亚洲品牌未必为美国投资者所熟悉，上市价格方面往往需要折让。但是这些企业在本国、在亚洲则是名气响当当的，追随者自然众多。
中国公司管理层即将面临大股东压力 江 咏
股改以及境外投资基金的进入，都将给内地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带来新的压力。他们必须提高自身水平。
首先，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前，国内的大股东及其委派的管理层所持的是非流通股，因此往往不会关心股价。虽然证监会一直要求关注中小股东利益，但是并没有实质性进展。股改后，公司股价将成为大股东及其委派的管理层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共同点。由于与切身利益相关，经营者将面临大股东的压力，花更多的精力做好投资者关系，并更多地关注公司的市场形象。
其次，从2005年上半年开始，在境外成立了十几家专门针对中国内地的投资基金。在2005年下半年，境外战略投资者开始加速进入中国内地。这些外资的进入有助于提升公司的国际化程度。不过，所有基金都是为了资本增值，国内在获得外资的同时肯定要付学费的，同时，外资大股东将给公司管理层带来更大的压力。
劳资和谐关系不可能纯粹靠市场力量形成 白和金
构建与中国经济相适应的“劳资”和谐关系，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并且不能脱离现实经济发展水平。但是，必须注意到，劳资和谐关系不可能纯粹靠市场力量自然而然地形成。这不仅是由于市场有所谓“好的市场”与“坏的市场”之分；即便是“好的市场”，也存在固有局限性。
在资本所有权与劳动力所有权分离的产权制度下，劳动者一般处于弱势地位。更何况我国人口规模特别巨大，上亿流动性大且又缺乏组织的农民工的弱势地位更为明显。诚然，劳动者可以“用脚投票”，但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弱，不能不更严重地受制于“饥饿纪律”的约束，其选择的自由度实际上是很有限的。如果没有政府和社会组织(如工会)的帮助和保护，如果缺乏一整套必要的制度安排，普通劳动者的正当权益很容易受到侵害。
构建新型“劳资”和谐关系，从企业层面看，应在不同类型的企业组织中形成各具特色但都能有利于“劳资”利益协调、关系和谐的内部体制和机制。从社会层面看，既要重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更要切实加强劳动者权益保护，尤其要更加关注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和帮扶。关键是各级政府要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出发，按照社会主义市协调、调节“劳资”关系，使之有利于全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社会和谐。
贫富问题娱乐化是社会不能承受之重 东方愚
贫富分化原本是一个非常沉重、敏感的话题，但如今它的社会性有所淡薄，而娱乐成分越来越浓。既然娱乐，就要有靶子，普通人自然难以有份，于是每每被推到前台的，总是一些强势的利益主体，就像具有“骇世之口”的地产明星们、引得众人频频皱眉的一些行政部门等。这种群体性视线的上浮与集聚行为，按理说很正常，然而在我国贫富分化程度已超过国际警戒线的现实境遇下，它只会将贫与富的距离拉得更远，将弱势群体的话语窘境推得更为拘谨。
“贫富问题娱乐化”更大的危害，在于其将贫富问题大事化小、避重就轻的倾向。其实“富人区、穷人区”问题的焦点不在任志强的个人道德优劣，也不在分区是否有必要，而在于如何分才能更合理，因为穷、富人分区本来是现实存在的、不可避免的；统计公报问题的焦点不在于恩格尔系数是否真实、合理，而在于现实越来越残酷——然而这一切却往往被我们所淡漠。
试想，如果个别地方行政部门自个儿搞出来的粗鄙的统计公报显示本地贫富分化减轻了，加上一些专家学者以各种理论作佐证，是否应当全城庆贺呢?这是一种浸淫政绩主义色彩并带有明显闭门造车特征的“学院式娱乐化”，也是我国医治贫富分化沉疴最大的绊脚石。
贫富分化使得社会大众和精英之间的裂痕不断加深，结构层面上的“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与行动层面上的”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特征将日益明显。谁也不想看到一个“断裂式社会” 的出现，而根治这一脓包，首先应当削弱“娱乐化”的社会浮嚣生态。
中国企业应改变海外并购策略 诸立力
中國展开大手笔海外并购的能力正日渐增强，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不会改变这个事实。不过，可能改变的是，中国的策略和时机选择。
到了这个阶段，任何形式的敌意收购都是逆政治风标而行。那些干劲十足的中国企业最好进行“买入、而不是买断”的交易，寻求少数股份和合作关系、而不是全盘收购，以此辗转穿越美国政界越来越变化莫测的直接投资雷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笑国最近表现出的对全球化的顾虑，即所谓的投资保护主义恰逢美国最需外国资本、中国海外投资达到创纪录水平的一年。大多数美国人才刚刚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国家是多么依赖于外资，尤其是亚洲投资，来弥补创纪录的债务并使利率维持在低水平。
不论华盛顿的政治风向如何，中国人都会寻找能够给他们带来更高回报和更大战略性股权的投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坐守一堆笑国国债。但是，中国的企业家最好稍稍收敛他们的远大抱负，可以采纳渐进主义方法，这样会遭遇较少的政治阻力。从小规模的投资开始，相比更大胆的行动，这样取得长期成功的可能性更高。反之，西方的合作伙伴将得到中国合作伙伴的帮助，帮助它在利用股权出售所得进入棘手的中国市场的过程中“分解风险”。如果当初中海油和雪佛龙达成战略联盟，那么中海油就可以避免竞购加州联合石油失败的命运， 同时为自己的最终收购奠定基础。
警惕新型寡头垄断 巴里·林恩
垄断之危险我们无需花很长时间就能找到证据，抢夺政治权力，极端扭曲定价，对何时、将何种技术引入市场的扭曲等。这些老套的问题也许很糟，但21世纪的许多全球寡头垄断机构似乎带来了全新的危险。这主要是由于在以极端外包为特征的体系中行使权力方式造成的。
许多生产商一旦获得了市场的控制权，就会选择出售或关闭昂贵而有风险的制造与研发业务，然后向外部供应商购买这些“服务”，这些外部供应商很少或没有其他进入市场的途径。随着时间流逝，在这些顶尖公司中，许多会越来越依靠自身权力去控制给供应商(包括工人)的价格，以获取利润。
几家领先的贸易型公司对整个生产与供应体系的控制能力在日益增长，导致了诸多经济与政治弊病。其一是许多生产体系自身的退化。当商品或部件的实际生产商无法获得足够份额的收入来支持创新，甚至有时无法维持现有设备或劳力时，就会发生这种退化。另一个后果是，与主要公司之间的竞争相比，社会内部的竞争更加激化。在以极端外包为特色的生产系统中，寡头垄断并不会导致竞争的终结，同样也不会使竞争减缓，因为主要公司获得了更多权力，可以让供应商与供应商、社区与社区、工人与工人相互厮杀。
迄今，人们往往把极端竞争归咎于“全球化”。然而，真正的原因并非如此。换句话说，破坏美国或欧洲人就业机会的不是外国人，而是因为全球最大的几家贸易与零售商的实力日渐增强，可以让生产商之间互相竞争，并从套利中获取大部分或全部收益。
多重目标的设立政策工具的滥用会削弱宏观调控的成效 胡祖六
我们不应把宏观经济稳定与结构调整(如“三农”问题、地区差异问题等)和产业政策(汽车也罢，房地产也罢)混为一谈。否则，多重目标的设立和政策工具的滥用会使宏观调控的成效大打折扣，并模糊政府的功能与定位，妨碍中国向市场经济制度过渡的历史性进程。
中国正面临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政府角色怎样重新定位。其实关键在于如何明确界定，从而使得政府和市场各司其职，各履其责。如果政府揽责过多甚至越俎代庖，即使本着良好愿望，也往往产生“政府失效”，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阻碍经济发展和国民福利提高，社会公平也往往成为政府难以兑现的廉价承诺。
自由市场经济在总量上(如产出、就业、物价水平等)会呈现固有的周期性波动，如果波幅过大，对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福利将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在市场经济中，政府有一核心职能，即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本质上，稳定物价可视为“公共品”，政府是提供这一公共品的理想之选。没有人可以怀疑中国政府担负宏观调控职责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但要注意，政府行使这一职能时，应主要通过审慎财政预算政策和独立中央银行制度来实现其目标，而不能继续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手段。因为行政方式往往矫枉过正，压抑了市场功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
[编辑 王 欢]
作为具有“强的就业能力”的企业高管人才任职于某一组织，绝不可能被动留住，而是企业高管人才在与雇主讨价还价的过程中自主抉择主导的结果。企业高管人才在工作性质、追求目标，乃至个人特点等方面不同于普通员工。应该科学认识企业高管人才特点，尊重他们的个性化需要，为留住他们量身定制相关措施。
留人措施是根据企业雇主和高管人才谈判达成的“共识点”，应有助于建立甄选实绩化、职责岗位化、发展业绩化、管理制度化、利益共同化、薪酬市场化、保障社会化、组织目标与个人价值协同化等“拴心留人”的机制，真正强调能力本位和业绩本位，留住符合企业需要、有助于企业目标达成的高管人才。
留住企业高层管理人才毕竟是封闭、静态的，会因为人才本身的历史阶段性而导致人才沉淀，致使企业用人的低效率。实际上，只有激活高管人才才是最重要的。激活企业高管人才，是雇主针对现有高管人才的一种主动行为，离不开对高管人才的吸引、保护、使用、评价、培育、留住、激励、约束等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化职能，并让其合理流动。也只有激活了企业高管人才，才有利于吸引潜在人才、留住和使用现有人才。“激活”，首先是让其满意，其次是让其积极主动、努力进取，最后便是让其进入忘我状态，献身所追求的事业。要达到不同境界的激活效果，采取的措施也会因企业高管人才心理预期的变化、企业条件及市场环境状况而异。
本土上市将成亚洲析潮流 陶 冬
美欧上市往往被看成一种荣耀，然而热闹过后，麻烦渐现。分析师的疏于推荐、基金经理的关注不够以及严苛的监管、琐碎的条例，都将增大公司的上市和运作成本。同时，亚洲市场的成熟、壮大，则为公司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为资金创造出了更多的机会。
这两年，美国和亚洲的市场环境均出现重大变化。在美国，一系列上市公司丑闻带来了监管风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OX)对上市公司制定了严苛、几近骚扰的监管条例。公司运作的会计、法律成本急剧上升，管理层为监管疲于奔命，一旦出事更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多数寻求上市的外国公司不再以美国上市为荣耀，反而避之大吉，躲开这些繁琐、苛刻和高成本。
更重要的是，亚洲资本市场自身的容量大增。亚洲已从上世纪末的净资本输入地区，转变为净资本输出地区。亮丽的经济、强劲的出口、稳定的政局、高额的储蓄，为亚洲迅速积累下大量的财富。从个人到企业，再到央行，手中都握有大量资金，愿意投入股市。充沛的本土资金，为亚洲资本市场的崛起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石，而香港股市是亚洲股市的佼佼者。
美国基金的全球化在这里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今天，美国80％的基金可以投资海外，相当部分更在香港、新加坡有分支機构。当然，本国银行、企业资金一定是本国上市企业的忠实追随者。亚洲品牌未必为美国投资者所熟悉，上市价格方面往往需要折让。但是这些企业在本国、在亚洲则是名气响当当的，追随者自然众多。
中国公司管理层即将面临大股东压力 江 咏
股改以及境外投资基金的进入，都将给内地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带来新的压力。他们必须提高自身水平。
首先，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前，国内的大股东及其委派的管理层所持的是非流通股，因此往往不会关心股价。虽然证监会一直要求关注中小股东利益，但是并没有实质性进展。股改后，公司股价将成为大股东及其委派的管理层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共同点。由于与切身利益相关，经营者将面临大股东的压力，花更多的精力做好投资者关系，并更多地关注公司的市场形象。
其次，从2005年上半年开始，在境外成立了十几家专门针对中国内地的投资基金。在2005年下半年，境外战略投资者开始加速进入中国内地。这些外资的进入有助于提升公司的国际化程度。不过，所有基金都是为了资本增值，国内在获得外资的同时肯定要付学费的，同时，外资大股东将给公司管理层带来更大的压力。
劳资和谐关系不可能纯粹靠市场力量形成 白和金
构建与中国经济相适应的“劳资”和谐关系，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并且不能脱离现实经济发展水平。但是，必须注意到，劳资和谐关系不可能纯粹靠市场力量自然而然地形成。这不仅是由于市场有所谓“好的市场”与“坏的市场”之分；即便是“好的市场”，也存在固有局限性。
在资本所有权与劳动力所有权分离的产权制度下，劳动者一般处于弱势地位。更何况我国人口规模特别巨大，上亿流动性大且又缺乏组织的农民工的弱势地位更为明显。诚然，劳动者可以“用脚投票”，但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弱，不能不更严重地受制于“饥饿纪律”的约束，其选择的自由度实际上是很有限的。如果没有政府和社会组织(如工会)的帮助和保护，如果缺乏一整套必要的制度安排，普通劳动者的正当权益很容易受到侵害。
构建新型“劳资”和谐关系，从企业层面看，应在不同类型的企业组织中形成各具特色但都能有利于“劳资”利益协调、关系和谐的内部体制和机制。从社会层面看，既要重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更要切实加强劳动者权益保护，尤其要更加关注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和帮扶。关键是各级政府要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出发，按照社会主义市协调、调节“劳资”关系，使之有利于全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社会和谐。
贫富问题娱乐化是社会不能承受之重 东方愚
贫富分化原本是一个非常沉重、敏感的话题，但如今它的社会性有所淡薄，而娱乐成分越来越浓。既然娱乐，就要有靶子，普通人自然难以有份，于是每每被推到前台的，总是一些强势的利益主体，就像具有“骇世之口”的地产明星们、引得众人频频皱眉的一些行政部门等。这种群体性视线的上浮与集聚行为，按理说很正常，然而在我国贫富分化程度已超过国际警戒线的现实境遇下，它只会将贫与富的距离拉得更远，将弱势群体的话语窘境推得更为拘谨。
“贫富问题娱乐化”更大的危害，在于其将贫富问题大事化小、避重就轻的倾向。其实“富人区、穷人区”问题的焦点不在任志强的个人道德优劣，也不在分区是否有必要，而在于如何分才能更合理，因为穷、富人分区本来是现实存在的、不可避免的；统计公报问题的焦点不在于恩格尔系数是否真实、合理，而在于现实越来越残酷——然而这一切却往往被我们所淡漠。
试想，如果个别地方行政部门自个儿搞出来的粗鄙的统计公报显示本地贫富分化减轻了，加上一些专家学者以各种理论作佐证，是否应当全城庆贺呢?这是一种浸淫政绩主义色彩并带有明显闭门造车特征的“学院式娱乐化”，也是我国医治贫富分化沉疴最大的绊脚石。
贫富分化使得社会大众和精英之间的裂痕不断加深，结构层面上的“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与行动层面上的”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特征将日益明显。谁也不想看到一个“断裂式社会” 的出现，而根治这一脓包，首先应当削弱“娱乐化”的社会浮嚣生态。
中国企业应改变海外并购策略 诸立力
中國展开大手笔海外并购的能力正日渐增强，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不会改变这个事实。不过，可能改变的是，中国的策略和时机选择。
到了这个阶段，任何形式的敌意收购都是逆政治风标而行。那些干劲十足的中国企业最好进行“买入、而不是买断”的交易，寻求少数股份和合作关系、而不是全盘收购，以此辗转穿越美国政界越来越变化莫测的直接投资雷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笑国最近表现出的对全球化的顾虑，即所谓的投资保护主义恰逢美国最需外国资本、中国海外投资达到创纪录水平的一年。大多数美国人才刚刚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国家是多么依赖于外资，尤其是亚洲投资，来弥补创纪录的债务并使利率维持在低水平。
不论华盛顿的政治风向如何，中国人都会寻找能够给他们带来更高回报和更大战略性股权的投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坐守一堆笑国国债。但是，中国的企业家最好稍稍收敛他们的远大抱负，可以采纳渐进主义方法，这样会遭遇较少的政治阻力。从小规模的投资开始，相比更大胆的行动，这样取得长期成功的可能性更高。反之，西方的合作伙伴将得到中国合作伙伴的帮助，帮助它在利用股权出售所得进入棘手的中国市场的过程中“分解风险”。如果当初中海油和雪佛龙达成战略联盟，那么中海油就可以避免竞购加州联合石油失败的命运， 同时为自己的最终收购奠定基础。
警惕新型寡头垄断 巴里·林恩
垄断之危险我们无需花很长时间就能找到证据，抢夺政治权力，极端扭曲定价，对何时、将何种技术引入市场的扭曲等。这些老套的问题也许很糟，但21世纪的许多全球寡头垄断机构似乎带来了全新的危险。这主要是由于在以极端外包为特征的体系中行使权力方式造成的。
许多生产商一旦获得了市场的控制权，就会选择出售或关闭昂贵而有风险的制造与研发业务，然后向外部供应商购买这些“服务”，这些外部供应商很少或没有其他进入市场的途径。随着时间流逝，在这些顶尖公司中，许多会越来越依靠自身权力去控制给供应商(包括工人)的价格，以获取利润。
几家领先的贸易型公司对整个生产与供应体系的控制能力在日益增长，导致了诸多经济与政治弊病。其一是许多生产体系自身的退化。当商品或部件的实际生产商无法获得足够份额的收入来支持创新，甚至有时无法维持现有设备或劳力时，就会发生这种退化。另一个后果是，与主要公司之间的竞争相比，社会内部的竞争更加激化。在以极端外包为特色的生产系统中，寡头垄断并不会导致竞争的终结，同样也不会使竞争减缓，因为主要公司获得了更多权力，可以让供应商与供应商、社区与社区、工人与工人相互厮杀。
迄今，人们往往把极端竞争归咎于“全球化”。然而，真正的原因并非如此。换句话说，破坏美国或欧洲人就业机会的不是外国人，而是因为全球最大的几家贸易与零售商的实力日渐增强，可以让生产商之间互相竞争，并从套利中获取大部分或全部收益。
多重目标的设立政策工具的滥用会削弱宏观调控的成效 胡祖六
我们不应把宏观经济稳定与结构调整(如“三农”问题、地区差异问题等)和产业政策(汽车也罢，房地产也罢)混为一谈。否则，多重目标的设立和政策工具的滥用会使宏观调控的成效大打折扣，并模糊政府的功能与定位，妨碍中国向市场经济制度过渡的历史性进程。
中国正面临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政府角色怎样重新定位。其实关键在于如何明确界定，从而使得政府和市场各司其职，各履其责。如果政府揽责过多甚至越俎代庖，即使本着良好愿望，也往往产生“政府失效”，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阻碍经济发展和国民福利提高，社会公平也往往成为政府难以兑现的廉价承诺。
自由市场经济在总量上(如产出、就业、物价水平等)会呈现固有的周期性波动，如果波幅过大，对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福利将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在市场经济中，政府有一核心职能，即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本质上，稳定物价可视为“公共品”，政府是提供这一公共品的理想之选。没有人可以怀疑中国政府担负宏观调控职责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但要注意，政府行使这一职能时，应主要通过审慎财政预算政策和独立中央银行制度来实现其目标，而不能继续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手段。因为行政方式往往矫枉过正，压抑了市场功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
[编辑 王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