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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创作动因是指作家创作作品时深层的心理动力和创作感情激发的因素，与创作动机、目的密切相关。创作动因在作家创作过程中，有着激发性、推动性和方向性的特点，执行着激发构思，推动创作过程深入。引导整个创作活动朝着一定目标进行的重要功能。它与作品的主旨、创作方法、艺术风格等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批评家为了更好地引导读者接受作品，也常常从寻找作家创作动因人手展开鉴赏和批评。
金圣叹谈《水浒》的创作动因就较为复杂、矛盾。将其论说深入考察，就很容易发现其侧重点所在。
圣叹评《水浒》，着意在“发愤作书”这四个字上。他在楔子总评中说“为此书者。吾则不知其胸中有何等冤苦而为如此设言，然以贤如孟子。犹未免于大醇小疵之讥，其何责于稗官?后之君子，亦读其书哀其心可也。”在十八回总批中道：“此回前半幅借阮氏口痛骂官吏，后半幅借林冲口痛骂秀才。其言愤激，殊伤雅道，然怨毒著书，史迁不免，于稗官又奚责焉?”这两段批语。明显道出金圣叹的立场。又如第六回林冲叹道：“男子汉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沉在小人之下。受这般腌躜气。”金圣叹批日：“发愤作书之故，其号耐庵不虚了也。”明确指出《水浒》为“愤书”，也影射出圣叹自己批书亦是如此有“发愤”之意。又如第十四回写阮小五“披着一领旧布衫，露出胸首刺着的青郁郁的豹子来，”圣叹夹批道：“今小五只有胸前一搭花绣。盖言胸中有一段垒块，故发而为《水浒》一书也。”圣叹胸中又何尝没有一段垒块而发而为的批《水浒》也。再如同回阮小五道：“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掸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村来，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圣叹于此批道：“千古同悼之言，《水浒》之所以作也。”阮小五续道：“如今也好教这伙人奈何!那捕盗官司的人哪里敢下村来。”圣叹批道：“作者胸中悲愤之极。”如此种种，圣叹肯定施耐庵作《水浒》是发愤、寓托之作，有所讽。有所刺。也说明了圣叹自己评《水浒》也是有寓托在其中。
圣叹评《水浒》很多地方直言其为“愤”。显示出圣叹思想上深刻的反思。而这时作为思想家的圣叹却要与作为文法家的圣叹兄弟打架，各执一端。
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的开篇这样说：“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所以他于《游侠》、《货殖传》特地着精神。…《水浒传》却不然，施耐庵本无一肚皮宿怨要发挥出来，只是饱暖无事。又值心闲，不免伸纸弄笔，寻个题目，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他伪造了施耐庵《古本水浒传自序》，说施耐庵平日“朝日初出，苍苍凉凉，澡头面，裹巾帻，进盘飧。嚼杨木，与友快谈慢饮，有老婢四人，童子十余。闲时课其缚帚织席。真是饱暖富足。”金圣叹认为《水浒》作者与司马迁在个人际遇上有着不同。因此创作动因也不同，并无个人怨愤，只是饱暖无事。心闲试笔，以逞个人的才华，实现个人纯文学创作的人生价值。这也是他提出的所谓《水浒》的创作动因。
圣叹认为施耐庵作《水浒》只是为了“寻个题目。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然“题目尽有。何苦定要写此一事?只是贪他三十六个人，便有三十六样出身，三十六样面孔，三十六样性格，中间便结撰得来。”不是基于其它原因。而是便于施展自己的才华。金圣叹将《水浒传》列为才子书也能见其对才学的重视。
他从正史与稗史的区别角度上认为，正史是事，稗史是文，稗史艺术技巧上虚构的特点也决定其不是发愤之作而是试才之笔：夫修史者，国家之事也：下笔者文人之事也。国家之事，止于叙事而止，文非其所务也。若文人之事，固当不止叙事而已，必且心以为经，手以为纬，踌躇变化，务撰而成绝世奇文焉。……呜呼!古之君子。受命载笔，为一代纪事，而犹出其珠玉锦绣之心自成一篇绝世奇文，岂有稗官之家，无事可纪，不过欲成绝世奇文，以自娱乐，而必张定是张，李定是李，豪无纵横曲直，经营惨淡之志者哉?
金圣叹评《水浒》最大的动作就是将它腰斩为七十回。这是因为七十回以后有招安情节。而且从写法上来看不如前七十回，不显才气，这与他所认为的忠义不在水浒。《水浒传》是显才之作的说法也是一致的。
正因为《水浒》的创作动因主要在于心闲试笔，写出作家的锦心绣口。所以金圣叹认为，批评家主要应揭示作家的锦心绣口所在，读者阅读重点不应放在晓得许多“闲事”上。而应了解文法、文心：
古人著书，每每若干年布想，若干年储材，又复若干年经营点窜，而后得脱于稿，裒然成为一书也。今人不会看书。往往将书容易混帐过去。于是古人书中所有得意处。不得意处……无数方法，无数筋节，悉付之于茫然不知，而仅仅粗记前后事迹，是否成败以助其酒前茶后，雄谈快笑之旗鼓……吾特悲读者之精神不生，将作者之意思尽没，不知心苦，实负良工，故不辞不敏，而有此批也。
旧时《水浒传》。子弟读了，便晓得许多闲事，此本虽是阅得粗略，子弟读了便晓得许多文法。
要求读者读《水浒》不要看其形迹，而要伸其神理，他说：“《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其人不出绿林。其事不出劫杀，失教丧心，诚不可训。然而吾独欲略其形迹，伸其神理者。盖此书，七十回，数十万言，可谓多矣。”他所说的形迹是指的内容和事迹，而其神理是指精严的作法。作家的文心技巧。
圣叹这种创作心理分析，与上文的引证看上去完全是在唱反调，难怪胡适先生于此大做文章，说此段话是很误人的见解。因为圣叹一方面明言了《水浒》作者“不知其胸中有何等冤苦”，另一方面又来说“只是饱暖无事，又值心闲不免伸纸弄笔”，这确是自相矛盾。圣叹即便是一个不识时务的书生，也不可能看不出《水浒》是一部愤书。
圣叹自相矛盾的说法，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畏文网之森严，故作不通时务之语。小骂大帮忙。圣叹评点《水浒》在明末之时。当时言论禁锢严密，又有特务暗中虎视。圣叹有时也许不得不明哲考虑，锋芒不能太露，以避不虞之祸。二是文法上的理论。圣叹是一个真正的文学鉴赏家，他对于文学理论有一套独特的心得，他面临的是一个纯粹的文本阐释问题，在这种纯理论的考虑下，他也许不自觉地偏移了解释的重心。一个真正的文学批评家。面对文本之时，他总要全面考虑，文本的审美价值和功用价值，他都不可能偏废。圣叹所言《水浒》作者为发愤之作，是从文本的功用价值来分析的，而圣叹所言“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则是从文本的审美价值来评说的。这两方面，《清代文学批评史》归纳为“自娱娱人与发愤作书”，实是平心之论。
圣叹为了强调施耐庵是“饱暖无事”“心闲试笔”，为了显示有所依据，他甚至凭空伪造了所谓施耐庵的《水浒传自序》，他如此这般煞费苦心，其原因也是复杂多样的。
其一，《水浒》问世后，虽然得到人民群 众喜爱。但却遭到了封建正统观念的围剿，封建卫道者谴责《水浒》“诲盗”之声一直不断。李贽赞扬《水浒》，但他的所谓“异端邪说”也遭到围攻。他本人也被投入大狱，迫害至死。崇祯年间正逢明王朝风雨飘摇之际，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各路义军纷纷仿效《水浒》故事行事。一些首领们甚至直接用《水浒》英雄名字为自己的名号。朝廷多次围剿查禁。却屡禁不止。崇祯十五年六月明政府明令查禁《水浒》时，据明崇祯十四年贯华堂本《水浒》前有金圣叹写于崇祯十四年二月十五日的《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序三》，由此可知金圣叹批《水浒》是在明禁《水浒》之前一年。但此时形势和社会舆论已使站在封建正统立场的金圣叹不得不考虑对《水浒》的思想内容价值的评价应持否定的态度。考虑到读《水浒》会产生“无恶不归朝廷，无美不归绿林，已为盗者读之而自豪，未为盗者读之而为盗也。”的后果。因此他竭力反对“忠义”在水浒，认为“若使忠义而在水浒，忠义为天下之凶物恶物乎哉。”他从思想上否定了《水浒》，而却又对《水浒》爱不释手，故强调其才学，称之为才子书，他想通过艺术形象来揭示其中的思想价值。
其二，金圣叹将施耐庵创作《水浒》的创作动因归结为游戏消遣以试才笔，也是同他自己的人生态度以及对文学价值的整个看法是一致的。他认为著书与消遣人生，实现人生价值有关。他从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动因“扬名于后世”“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那里：从曹丕《典论·论文》“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身名自传于后”那里：从先秦杨朱“百年，寿之大齐。得百年者，千无一焉。设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几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昼觉之所遗，又几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恐惧。又几居其半矣。……则人之生也，奚为哉?奚乐哉?为美厚，为声色尔。”那里受到影响。认为人生几何，所以更应著书立说以实现人生价值。这种认识是有其积极的人生意义的。他借阮氏之口言曰：“‘人生一世，草生一秋。’嗟乎!意尽乎言矣。夫人生世间，以七十年为大凡。亦可谓至暂也，乃此七十年也者，又夜居其半，日仅居其半焉。抑又不宁惟是而已。在十五岁以前。蒙无所识知，则犹掷之也。至于五十岁以后，耳目渐废。腰髋不随。则亦不如掷之也，中间仅仅三十五年，而风雨占之，疾病占之。忧虑占之饥寒又占之……嗟乎!生死迅疾。人命无常，富贵难求，从吾所好。则不著书其又何以为活也?”他一方面有人生几何的感慨。年寿、荣辱终究成为虚无，著文可以消遣人生，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文章的不朽来追求人生的不朽，用身后之名证实生命曾经存在。他在《西厢记序二·留赠后人》中云：“夫我今日所批之《西厢记》，我则真为后之人思我。而我无以赠之，故不得已而出于斯也。”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我思前人，前人不会思我，而后人会思我，而我应该留下有价值的文章让后人感到值得思我，我批《西厢》的文章将与《西厢》永存。他从批评者动因角度谈为何对六部才子书进行批评，一是消遗人生，一是实现人生价值，同样他认为创作这六部才子书的作者的创作动因也是如此。
金圣叹评改《水浒传》的最初动机诚如许多论者指出的那样大抵是政治方面的原因：他站在正统思想的立场上，对《水浒传》的基本情节故事宋江起义持否定态度，他曾断言史载侯蒙上书朝廷，建议招安宋江，“使讨方腊以自赎”为“不智”，说“侯蒙欲赦宋江使讨方腊，一语而八失焉。”但他钟情《水浒传》恣意汪洋的艺术描写，钦佩施耐庵超凡的艺术才华，由衷地喜爱《水浒传》也是事实：“吾既喜读《水浒传》，十二岁便得贯华堂所藏古本，吾日夜手抄，谬自评释”就是最好的见证。有感于小说的艺术价值严重被低估。《水浒传》的深意大不为社会认识或被任意曲解，特别是谩骂《水浒传》“诲盗”谬论甚嚣张，一时遮盖了《水浒传》的艺术光芒，于是他开始进行逐回详细评点，阐释、发掘作品的“微言大义”，以斯拨乱反正。他注重通过艺术形象来提示其中的思想价值，从根本上符合了叙事学的基本原则。他在评点《水浒》时所揭示的许多小说创作经验，为中国叙事学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评点派批评的形成和崛起。打破了中国文学抒情理论片面发展。叙事学说严重滞后的格局。
金圣叹谈《水浒》的创作动因就较为复杂、矛盾。将其论说深入考察，就很容易发现其侧重点所在。
圣叹评《水浒》，着意在“发愤作书”这四个字上。他在楔子总评中说“为此书者。吾则不知其胸中有何等冤苦而为如此设言，然以贤如孟子。犹未免于大醇小疵之讥，其何责于稗官?后之君子，亦读其书哀其心可也。”在十八回总批中道：“此回前半幅借阮氏口痛骂官吏，后半幅借林冲口痛骂秀才。其言愤激，殊伤雅道，然怨毒著书，史迁不免，于稗官又奚责焉?”这两段批语。明显道出金圣叹的立场。又如第六回林冲叹道：“男子汉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沉在小人之下。受这般腌躜气。”金圣叹批日：“发愤作书之故，其号耐庵不虚了也。”明确指出《水浒》为“愤书”，也影射出圣叹自己批书亦是如此有“发愤”之意。又如第十四回写阮小五“披着一领旧布衫，露出胸首刺着的青郁郁的豹子来，”圣叹夹批道：“今小五只有胸前一搭花绣。盖言胸中有一段垒块，故发而为《水浒》一书也。”圣叹胸中又何尝没有一段垒块而发而为的批《水浒》也。再如同回阮小五道：“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掸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村来，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圣叹于此批道：“千古同悼之言，《水浒》之所以作也。”阮小五续道：“如今也好教这伙人奈何!那捕盗官司的人哪里敢下村来。”圣叹批道：“作者胸中悲愤之极。”如此种种，圣叹肯定施耐庵作《水浒》是发愤、寓托之作，有所讽。有所刺。也说明了圣叹自己评《水浒》也是有寓托在其中。
圣叹评《水浒》很多地方直言其为“愤”。显示出圣叹思想上深刻的反思。而这时作为思想家的圣叹却要与作为文法家的圣叹兄弟打架，各执一端。
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的开篇这样说：“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所以他于《游侠》、《货殖传》特地着精神。…《水浒传》却不然，施耐庵本无一肚皮宿怨要发挥出来，只是饱暖无事。又值心闲，不免伸纸弄笔，寻个题目，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他伪造了施耐庵《古本水浒传自序》，说施耐庵平日“朝日初出，苍苍凉凉，澡头面，裹巾帻，进盘飧。嚼杨木，与友快谈慢饮，有老婢四人，童子十余。闲时课其缚帚织席。真是饱暖富足。”金圣叹认为《水浒》作者与司马迁在个人际遇上有着不同。因此创作动因也不同，并无个人怨愤，只是饱暖无事。心闲试笔，以逞个人的才华，实现个人纯文学创作的人生价值。这也是他提出的所谓《水浒》的创作动因。
圣叹认为施耐庵作《水浒》只是为了“寻个题目。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然“题目尽有。何苦定要写此一事?只是贪他三十六个人，便有三十六样出身，三十六样面孔，三十六样性格，中间便结撰得来。”不是基于其它原因。而是便于施展自己的才华。金圣叹将《水浒传》列为才子书也能见其对才学的重视。
他从正史与稗史的区别角度上认为，正史是事，稗史是文，稗史艺术技巧上虚构的特点也决定其不是发愤之作而是试才之笔：夫修史者，国家之事也：下笔者文人之事也。国家之事，止于叙事而止，文非其所务也。若文人之事，固当不止叙事而已，必且心以为经，手以为纬，踌躇变化，务撰而成绝世奇文焉。……呜呼!古之君子。受命载笔，为一代纪事，而犹出其珠玉锦绣之心自成一篇绝世奇文，岂有稗官之家，无事可纪，不过欲成绝世奇文，以自娱乐，而必张定是张，李定是李，豪无纵横曲直，经营惨淡之志者哉?
金圣叹评《水浒》最大的动作就是将它腰斩为七十回。这是因为七十回以后有招安情节。而且从写法上来看不如前七十回，不显才气，这与他所认为的忠义不在水浒。《水浒传》是显才之作的说法也是一致的。
正因为《水浒》的创作动因主要在于心闲试笔，写出作家的锦心绣口。所以金圣叹认为，批评家主要应揭示作家的锦心绣口所在，读者阅读重点不应放在晓得许多“闲事”上。而应了解文法、文心：
古人著书，每每若干年布想，若干年储材，又复若干年经营点窜，而后得脱于稿，裒然成为一书也。今人不会看书。往往将书容易混帐过去。于是古人书中所有得意处。不得意处……无数方法，无数筋节，悉付之于茫然不知，而仅仅粗记前后事迹，是否成败以助其酒前茶后，雄谈快笑之旗鼓……吾特悲读者之精神不生，将作者之意思尽没，不知心苦，实负良工，故不辞不敏，而有此批也。
旧时《水浒传》。子弟读了，便晓得许多闲事，此本虽是阅得粗略，子弟读了便晓得许多文法。
要求读者读《水浒》不要看其形迹，而要伸其神理，他说：“《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其人不出绿林。其事不出劫杀，失教丧心，诚不可训。然而吾独欲略其形迹，伸其神理者。盖此书，七十回，数十万言，可谓多矣。”他所说的形迹是指的内容和事迹，而其神理是指精严的作法。作家的文心技巧。
圣叹这种创作心理分析，与上文的引证看上去完全是在唱反调，难怪胡适先生于此大做文章，说此段话是很误人的见解。因为圣叹一方面明言了《水浒》作者“不知其胸中有何等冤苦”，另一方面又来说“只是饱暖无事，又值心闲不免伸纸弄笔”，这确是自相矛盾。圣叹即便是一个不识时务的书生，也不可能看不出《水浒》是一部愤书。
圣叹自相矛盾的说法，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畏文网之森严，故作不通时务之语。小骂大帮忙。圣叹评点《水浒》在明末之时。当时言论禁锢严密，又有特务暗中虎视。圣叹有时也许不得不明哲考虑，锋芒不能太露，以避不虞之祸。二是文法上的理论。圣叹是一个真正的文学鉴赏家，他对于文学理论有一套独特的心得，他面临的是一个纯粹的文本阐释问题，在这种纯理论的考虑下，他也许不自觉地偏移了解释的重心。一个真正的文学批评家。面对文本之时，他总要全面考虑，文本的审美价值和功用价值，他都不可能偏废。圣叹所言《水浒》作者为发愤之作，是从文本的功用价值来分析的，而圣叹所言“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则是从文本的审美价值来评说的。这两方面，《清代文学批评史》归纳为“自娱娱人与发愤作书”，实是平心之论。
圣叹为了强调施耐庵是“饱暖无事”“心闲试笔”，为了显示有所依据，他甚至凭空伪造了所谓施耐庵的《水浒传自序》，他如此这般煞费苦心，其原因也是复杂多样的。
其一，《水浒》问世后，虽然得到人民群 众喜爱。但却遭到了封建正统观念的围剿，封建卫道者谴责《水浒》“诲盗”之声一直不断。李贽赞扬《水浒》，但他的所谓“异端邪说”也遭到围攻。他本人也被投入大狱，迫害至死。崇祯年间正逢明王朝风雨飘摇之际，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各路义军纷纷仿效《水浒》故事行事。一些首领们甚至直接用《水浒》英雄名字为自己的名号。朝廷多次围剿查禁。却屡禁不止。崇祯十五年六月明政府明令查禁《水浒》时，据明崇祯十四年贯华堂本《水浒》前有金圣叹写于崇祯十四年二月十五日的《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序三》，由此可知金圣叹批《水浒》是在明禁《水浒》之前一年。但此时形势和社会舆论已使站在封建正统立场的金圣叹不得不考虑对《水浒》的思想内容价值的评价应持否定的态度。考虑到读《水浒》会产生“无恶不归朝廷，无美不归绿林，已为盗者读之而自豪，未为盗者读之而为盗也。”的后果。因此他竭力反对“忠义”在水浒，认为“若使忠义而在水浒，忠义为天下之凶物恶物乎哉。”他从思想上否定了《水浒》，而却又对《水浒》爱不释手，故强调其才学，称之为才子书，他想通过艺术形象来揭示其中的思想价值。
其二，金圣叹将施耐庵创作《水浒》的创作动因归结为游戏消遣以试才笔，也是同他自己的人生态度以及对文学价值的整个看法是一致的。他认为著书与消遣人生，实现人生价值有关。他从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动因“扬名于后世”“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那里：从曹丕《典论·论文》“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身名自传于后”那里：从先秦杨朱“百年，寿之大齐。得百年者，千无一焉。设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几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昼觉之所遗，又几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恐惧。又几居其半矣。……则人之生也，奚为哉?奚乐哉?为美厚，为声色尔。”那里受到影响。认为人生几何，所以更应著书立说以实现人生价值。这种认识是有其积极的人生意义的。他借阮氏之口言曰：“‘人生一世，草生一秋。’嗟乎!意尽乎言矣。夫人生世间，以七十年为大凡。亦可谓至暂也，乃此七十年也者，又夜居其半，日仅居其半焉。抑又不宁惟是而已。在十五岁以前。蒙无所识知，则犹掷之也。至于五十岁以后，耳目渐废。腰髋不随。则亦不如掷之也，中间仅仅三十五年，而风雨占之，疾病占之。忧虑占之饥寒又占之……嗟乎!生死迅疾。人命无常，富贵难求，从吾所好。则不著书其又何以为活也?”他一方面有人生几何的感慨。年寿、荣辱终究成为虚无，著文可以消遣人生，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文章的不朽来追求人生的不朽，用身后之名证实生命曾经存在。他在《西厢记序二·留赠后人》中云：“夫我今日所批之《西厢记》，我则真为后之人思我。而我无以赠之，故不得已而出于斯也。”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我思前人，前人不会思我，而后人会思我，而我应该留下有价值的文章让后人感到值得思我，我批《西厢》的文章将与《西厢》永存。他从批评者动因角度谈为何对六部才子书进行批评，一是消遗人生，一是实现人生价值，同样他认为创作这六部才子书的作者的创作动因也是如此。
金圣叹评改《水浒传》的最初动机诚如许多论者指出的那样大抵是政治方面的原因：他站在正统思想的立场上，对《水浒传》的基本情节故事宋江起义持否定态度，他曾断言史载侯蒙上书朝廷，建议招安宋江，“使讨方腊以自赎”为“不智”，说“侯蒙欲赦宋江使讨方腊，一语而八失焉。”但他钟情《水浒传》恣意汪洋的艺术描写，钦佩施耐庵超凡的艺术才华，由衷地喜爱《水浒传》也是事实：“吾既喜读《水浒传》，十二岁便得贯华堂所藏古本，吾日夜手抄，谬自评释”就是最好的见证。有感于小说的艺术价值严重被低估。《水浒传》的深意大不为社会认识或被任意曲解，特别是谩骂《水浒传》“诲盗”谬论甚嚣张，一时遮盖了《水浒传》的艺术光芒，于是他开始进行逐回详细评点，阐释、发掘作品的“微言大义”，以斯拨乱反正。他注重通过艺术形象来提示其中的思想价值，从根本上符合了叙事学的基本原则。他在评点《水浒》时所揭示的许多小说创作经验，为中国叙事学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评点派批评的形成和崛起。打破了中国文学抒情理论片面发展。叙事学说严重滞后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