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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国内外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我国经济面临着严重困难，除了经济增长出现下调以外，企业尤其是出口导向型企业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压力。当前形势下，借鉴国际经验和教训，确定财政政策的重点和方向，有效发挥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作用，对于缓解不利的经济局面，具有积极的作用。
一、财政政策选择的国际经验
“罗斯福新政”开启了国家以财政手段大规模干预经济的先例。之后，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成为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从西方发达国家经验看，最近比较有影响的两次积极财政政策分别发生在美国和日本。
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陷入经济衰退，克林顿政府采取了供给与需求并重的结构性财政政策。克林顿签署了削减赤字的法案，在减少政府开支的同时，增加了对交通、通讯为主的基础设施投资，拨巨款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同时增加研发经费，扶持高技术企业。在税收方面只增加高收入阶层的所得税税率。通过结构性的财政政策，美国经济从1993年开始出现恢复增长，失业率持续下降，价格水平保持温和上涨。与此同时，从1998年开始，美国连续4年保持了财政盈余，财政状况有所改善。
与之对应的日本，1992年正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当时的宫泽内阁实施了战后最大规模的财政扩张，总体支出规模达到了10.7万亿日元，其中8.6万亿日元投入公共事业。但财政扩张并没有阻止经济持续下滑的趋势。为了进一步刺激经济，政府继续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除了少量的减税以外，财政扩张主要还是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尤其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可是日本经济除了在1995年出现短暂的复苏以外，基本上整个20世纪90年代都持续低迷。同时，政府财政赤字持续扩大，带来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国债的迅速增长，给日本政府带来了严重的财政压力。为了化解财政困境，政府多次实行财政重建，但是效果并不明显。
尽管日本和美国都实行了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取得的效果却不同，一个重要原因是两国的经济基础不同，美国并没有严重的经济泡沫。此外，美国和日本财政政策的结构性差别也是重要原因。由国际经验可知，在日益复杂的经济环境下，财政政策要针对经济结构中的不同特点对症下药，才能最大程度发挥政策的效应。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成功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
二、我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财政政策回顾
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外部需求急剧下降。以人民币计价的出口增长率为0.4％，而1997年的这一数据为20.5％，人民币面临着严重的贬值压力。出于维护地区经济信心的考虑，我国信守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而对于本已严峻的外贸形势，无疑是雪上加霜。内部环境同样也不容乐观，一方面是南方严重的水灾对正常的经济活动造成了不利影响；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体制方面的原因，国有企业出现了全行业亏损的局面，工人大规模下岗。在严峻的内外形势下，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了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我国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扩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在短短的3、4年间，共发行5000亿的特别国债，并带动银行和其他配套投资1.5万亿元，完成了2万公里公路网的建设。积极财政的实施，为我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创造了条件。从2000年开始，我国经济开始恢复增长。
从2001年开始，我国吸引FDI开始迅速增长，大量外资的进入，促进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从2002年开始到2007年，外贸连续6年保持了20％的增长。尽管外贸增长带来了国际收支失衡等问题，外汇储备规模过大，导致货币增长过快，对宏观稳定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对于我国保持多年的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缓解严重的就业压力，促进二元经济的转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这与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
1998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得成功由国内外两方面的因素决定：一方面，国有企业正处在改革的风口浪尖，体制机制尚未完全理顺，现代企业制度还没有形成，而民营企业的规模和竞争力仍然相对落后，无法在短期内迅速发展以支撑整体经济及吸纳相关就业，因此仅仅对企业减税并不足以起到拉动经济迅速恢复增长的目的；另一方面，在基础设施建设初具规模的时候，发达经济体的制造业开始大规模向外转移，而我国凭借良好的软硬件条件，成为FDI的流向的首选地，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促使我国保持了一个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
三、当前形势下的财政政策取向分析
目前，由于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正席卷全球。此次金融动荡除了对金融体系、金融机构带来冲击以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正在逐步显现。根据IMF在10月份发布的最新国际经济展望，2008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07年的5％降到3.9％，2009年进一步降到3％。而在国内，人民币升值、上游价格上涨、劳动合同法实施带来的企业成本上升令国内企业尤其是出口导向型企业经受着严重的冲击。在内外不利因素的多重作用下，国内企业普遍反映经营困难。因此，实施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发挥财政杠杆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势在必行。
一是积极财政政策有坚实的基础。
从现阶段看，经过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我国的财力有了极大的提高，财政收入多年保持高速增长。随着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财政赤字逐年减小，目前我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已经降到0.5％左右。如果不是预算约束，我国完全有能力实现盈余。充裕的财力基础为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创造了条件。并且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一批具有竞争力的企业，这些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尤其是一批民营企业的产品已经具有相当的国际水平。这些企业目前正处于转型的转折点，如果条件具备，完全有可能成长为具有国际品牌的跨国集团。
二是我国应该充分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充分发挥结构性相机抉择财政政策手段，保持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
首先，对企业和居民的减税让利是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趋向。从目前的情况看，受内外因素的影响，企业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如南方某地的企业，只有20％的有利润，50％的保本经营，30％的则出现了亏损。在企业经受如此大的打击的情况下，进一步对企业的减税让利已是必然。除了进一步提高相关产品的出口退税以外，从2009年开始，增值税将由生产型转型消费型。根据测算，仅增值税转型就可以为企业带来1500—200亿元的减税空间。对于利润空间受到挤压的企业尤其是工业品制造业企业，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此外，可适当考虑进一步提高所得税起征点或者降低较低收入者的所得税税率。个人所得税在总财政收入中的比重相对较低，适度减少不会对总体财政收入带来冲击，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对于刺激内需具有积极的作用。
其次，可以考虑进一步扩大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是中西部地区。目前，国家已经规划了相当数量的高速铁路网建设。但目前这些铁路主要还是分布在沿海发达地区，已有一些建设考虑将中西部地区通过高速公路与沿海地区连接起来，从而扩大中西部与沿海地区的联系。但是目前已经开工建设都是“十一五”规划本已确定的，其余更多的是长远规划，而且，在现行的机制不改变的情况下，铁路投资很难像高速公路那样，吸引到其他资金的进入，政策的示范效用有限。更为重要的是，当前不利的经济形势，可能对沿海部分加工贸易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带来冲击，由此影响到就业，而铁路建设由于需要更多的是专业工程人员，对于受经济影响的就业人员的吸纳有限。因此，可以适当考虑在中西部自然条件较好同时基础设施较差的地区，进一步加快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这样能够吸引社会资金的进入，从而更大程度发挥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吸纳从沿海回流的民工，同时为中西部地区吸引沿海的产业转移和未来自身的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基础。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
(本栏目策划、编辑：曹敏)
一、财政政策选择的国际经验
“罗斯福新政”开启了国家以财政手段大规模干预经济的先例。之后，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成为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从西方发达国家经验看，最近比较有影响的两次积极财政政策分别发生在美国和日本。
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陷入经济衰退，克林顿政府采取了供给与需求并重的结构性财政政策。克林顿签署了削减赤字的法案，在减少政府开支的同时，增加了对交通、通讯为主的基础设施投资，拨巨款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同时增加研发经费，扶持高技术企业。在税收方面只增加高收入阶层的所得税税率。通过结构性的财政政策，美国经济从1993年开始出现恢复增长，失业率持续下降，价格水平保持温和上涨。与此同时，从1998年开始，美国连续4年保持了财政盈余，财政状况有所改善。
与之对应的日本，1992年正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当时的宫泽内阁实施了战后最大规模的财政扩张，总体支出规模达到了10.7万亿日元，其中8.6万亿日元投入公共事业。但财政扩张并没有阻止经济持续下滑的趋势。为了进一步刺激经济，政府继续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除了少量的减税以外，财政扩张主要还是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尤其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可是日本经济除了在1995年出现短暂的复苏以外，基本上整个20世纪90年代都持续低迷。同时，政府财政赤字持续扩大，带来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国债的迅速增长，给日本政府带来了严重的财政压力。为了化解财政困境，政府多次实行财政重建，但是效果并不明显。
尽管日本和美国都实行了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取得的效果却不同，一个重要原因是两国的经济基础不同，美国并没有严重的经济泡沫。此外，美国和日本财政政策的结构性差别也是重要原因。由国际经验可知，在日益复杂的经济环境下，财政政策要针对经济结构中的不同特点对症下药，才能最大程度发挥政策的效应。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成功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
二、我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财政政策回顾
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外部需求急剧下降。以人民币计价的出口增长率为0.4％，而1997年的这一数据为20.5％，人民币面临着严重的贬值压力。出于维护地区经济信心的考虑，我国信守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而对于本已严峻的外贸形势，无疑是雪上加霜。内部环境同样也不容乐观，一方面是南方严重的水灾对正常的经济活动造成了不利影响；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体制方面的原因，国有企业出现了全行业亏损的局面，工人大规模下岗。在严峻的内外形势下，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了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我国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扩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在短短的3、4年间，共发行5000亿的特别国债，并带动银行和其他配套投资1.5万亿元，完成了2万公里公路网的建设。积极财政的实施，为我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创造了条件。从2000年开始，我国经济开始恢复增长。
从2001年开始，我国吸引FDI开始迅速增长，大量外资的进入，促进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从2002年开始到2007年，外贸连续6年保持了20％的增长。尽管外贸增长带来了国际收支失衡等问题，外汇储备规模过大，导致货币增长过快，对宏观稳定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对于我国保持多年的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缓解严重的就业压力，促进二元经济的转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这与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
1998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得成功由国内外两方面的因素决定：一方面，国有企业正处在改革的风口浪尖，体制机制尚未完全理顺，现代企业制度还没有形成，而民营企业的规模和竞争力仍然相对落后，无法在短期内迅速发展以支撑整体经济及吸纳相关就业，因此仅仅对企业减税并不足以起到拉动经济迅速恢复增长的目的；另一方面，在基础设施建设初具规模的时候，发达经济体的制造业开始大规模向外转移，而我国凭借良好的软硬件条件，成为FDI的流向的首选地，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促使我国保持了一个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
三、当前形势下的财政政策取向分析
目前，由于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正席卷全球。此次金融动荡除了对金融体系、金融机构带来冲击以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正在逐步显现。根据IMF在10月份发布的最新国际经济展望，2008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07年的5％降到3.9％，2009年进一步降到3％。而在国内，人民币升值、上游价格上涨、劳动合同法实施带来的企业成本上升令国内企业尤其是出口导向型企业经受着严重的冲击。在内外不利因素的多重作用下，国内企业普遍反映经营困难。因此，实施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发挥财政杠杆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势在必行。
一是积极财政政策有坚实的基础。
从现阶段看，经过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我国的财力有了极大的提高，财政收入多年保持高速增长。随着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财政赤字逐年减小，目前我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已经降到0.5％左右。如果不是预算约束，我国完全有能力实现盈余。充裕的财力基础为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创造了条件。并且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一批具有竞争力的企业，这些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尤其是一批民营企业的产品已经具有相当的国际水平。这些企业目前正处于转型的转折点，如果条件具备，完全有可能成长为具有国际品牌的跨国集团。
二是我国应该充分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充分发挥结构性相机抉择财政政策手段，保持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
首先，对企业和居民的减税让利是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趋向。从目前的情况看，受内外因素的影响，企业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如南方某地的企业，只有20％的有利润，50％的保本经营，30％的则出现了亏损。在企业经受如此大的打击的情况下，进一步对企业的减税让利已是必然。除了进一步提高相关产品的出口退税以外，从2009年开始，增值税将由生产型转型消费型。根据测算，仅增值税转型就可以为企业带来1500—200亿元的减税空间。对于利润空间受到挤压的企业尤其是工业品制造业企业，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此外，可适当考虑进一步提高所得税起征点或者降低较低收入者的所得税税率。个人所得税在总财政收入中的比重相对较低，适度减少不会对总体财政收入带来冲击，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对于刺激内需具有积极的作用。
其次，可以考虑进一步扩大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是中西部地区。目前，国家已经规划了相当数量的高速铁路网建设。但目前这些铁路主要还是分布在沿海发达地区，已有一些建设考虑将中西部地区通过高速公路与沿海地区连接起来，从而扩大中西部与沿海地区的联系。但是目前已经开工建设都是“十一五”规划本已确定的，其余更多的是长远规划，而且，在现行的机制不改变的情况下，铁路投资很难像高速公路那样，吸引到其他资金的进入，政策的示范效用有限。更为重要的是，当前不利的经济形势，可能对沿海部分加工贸易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带来冲击，由此影响到就业，而铁路建设由于需要更多的是专业工程人员，对于受经济影响的就业人员的吸纳有限。因此，可以适当考虑在中西部自然条件较好同时基础设施较差的地区，进一步加快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这样能够吸引社会资金的进入，从而更大程度发挥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吸纳从沿海回流的民工，同时为中西部地区吸引沿海的产业转移和未来自身的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基础。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
(本栏目策划、编辑：曹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