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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春联
在我们村，会写春联的，只有两个人。
一个岁数大了，当时五十多岁吧，听说以前在外面当过干部，后来划成了“右派”，才回到村子里的。他个子很高，瘦，走起路来晃晃荡荡的，像行走的一根电线杆子。在干农活方面，他的确不怎么样，手不能提，肩不能扛，但写写画画的，却是个行家里手。写春联，当然更不在话下了。他为人谦和，甚至有些过于拘谨了，路上遇见人，他总是先赔着笑脸打招呼，谦恭地让到路边，等人家走过去了，他再走。即使遇上像我这样的孩子，他也小心翼翼地赔着笑脸。
另一个只有二十来岁的样子，黑红脸膛，身体健壮，走路咚咚响，是村里的干部。他平时看上去总是非常傲慢，别人跟他打招呼，他只是从鼻孔里含混地嗯一声。春联他会写是会写，按村里人的说法，就是没有“右派”写得齐整。齐整，就是好的意思。
腊月二十九一大早，“右派”和年轻人都备好了笔墨，在家候着，两个人的精神状态发生了奇妙的改变。
“右派”和年轻人家里都挺热闹，求写春联的人络绎不绝。但不同的是，“右派”忙着写春联，而年轻人呢，则是忙着裁红纸。他们所用的文房也有区别，年轻人桌子上就一杆毛笔，直接插进墨水瓶子里，要写了，拿出毛笔随意在瓶口抹几下；“右派”却讲究得多，他的毛笔却分大小，有好几杆，依次挂在笔架上，而且“右派”的墨不是现成的瓶装墨水，而是在砚台里研磨出来的。一进“右派”家，就能闻到扑鼻的异香，而年轻人的墨水散发出来的是一股臭味。
我跟在父亲身后，先来到“右派”家。
父亲客气地跟“右派”打着招呼，“右派”却连眼皮也没抬，撂给我父亲一句硬邦邦的话，先自己裁好纸。把一张红纸裁成春联，其实是不容易的，不仅要裁出贴在两边门框上的上下联，门头上的横批，还要剪裁出贴在门心上的长方形斗方。村里许多人都不会裁红纸，包括我父亲在内。父亲很尴尬，脸上几乎挂不住。从“右派”家里出来，父亲嘀咕了一句，一个“右派”，神气个屁！走，上你二叔家去。
二叔就是那个年轻的村干部。
我以为父亲要让二叔写春联了，没想到走到二叔家的院门外，父亲站住了，嘱咐我说，一会儿你二叔给咱剪裁好春联，你偷偷拿走，在门外等着我。
我问，不是让二叔写春联吗？
父亲说，就他那字，跟鸡挠的一样，咱丢不起那个人。
意思是，过完年家里要来走亲戚的客人，免不了要对家里的春联评头论足的，父亲是嫌二叔的字写得不好，在客人面前拿不出手。
二叔对每一个前来求写春联的人都很客气热情，又是敬烟又是让茶的，对我们父子当然也不例外，我还吃到了他们家的花生和糖果哩。可是，等二叔把我们家的春联裁好，父亲马上就给我使了一个眼色。我目标小，在大人的腿缝里三钻两钻的，很快就把春联悄悄拿了出来。
等父亲从二叔家出来，我们父子再拿上春联，到“右派”家里去。
“右派”照例还是塌蒙着眼皮写春联，显示出骨子里的骄傲和自满。父亲小心地把裁好的红纸搁在“右派”的面前，一躬身说，三叔，劳驾。我们村子小，又都是同姓，或远或近的都是本家。就像我喊那个年轻的村干部二叔一样，我应该喊这个“右派”三爷的。三爷没有理我父亲，把眼睛翻到房梁上想要写的词儿，想好了，抡起手里的毛笔在红纸上一挥而就。
我和父亲拎着墨迹未干的春联出来。父亲脸上乐开了花儿，他对我说，瞅瞅，你三爷的字写得就是齐整。
腊月二十九一整天，加上年三十的上午，村子里最热闹的地方就是三爷家和二叔家了。小孩子爱热闹，我总是在三爷和二叔家串来串去的。我发现，渐渐地，由两个人写春联，变成一个人在写了。三爷不停地写，而二叔那杆插在墨汁瓶子里的毛笔基本上派不上用场了。二叔呢，专门为村里人裁红纸。村里人先把买来的红纸送到二叔家，等二叔裁好了，然后再拿到三爷家请三爷去写。这样做当然有些瞧不上二叔的意思，所以一開始村里人还遮遮掩掩的，后来就习惯了，心照不宣了。连二叔自己也不再遮掩了，他在把裁好的红纸递到别人手上的时候，还特意叮嘱上一句，去吧，让三叔写，我们俩的字，一个天上，一个地上。
年三十晌午，村子里贴满了红红火火的春联，特别喜兴。
过完春节，作为“右派”的三爷又变得谦恭起来，而作为村干部的二叔照例傲慢着。写春联让三爷找回了自己的尊严，从这个意义上说，春节，其实是三爷一个人的节日。
赛鞭炮
一过了腊八，白马驿街上就摆满了卖鞭炮的摊子。那时候兴试炮。喂，你的鞭炮响不响啊？废什么话，响不响一试不就知道了。拿出一个散炮，点燃了，砰——！惊得一街办年货的人都扭回头看。相互打听，乖乖，真脆生。这是哪家的炮？后寨的。怪不得呢。
摊位前呼啦就围满了人。
突然地，街的那一头又响起了鞭炮声。这回不是散炮了，而是一小挂鞭炮，噼里啪啦响成了一片。这是哪家的？李老庄的。走，瞧瞧去。
这家的摊位前也围满了人。
就这么的，这家响罢那家响，而且越放鞭炮越长，比赛似的，你家放了五百响的，我家就放一千响的。顿时，整个街上充满了硝味儿。
在我们村，家境殷实的人家，买的都是后寨或者李老庄的鞭炮。这两个村庄做出的鞭炮要比其他的价钱上贵许多。我们家不属于殷实人家，父亲总是胡乱买一挂小的鞭炮，放在竹篮子底部，遮羞似的用其他年货盖上带回家。
父亲总是对我们这些孩子说，听个响就中了，鞭炮不能吃又不能喝的，买那么大的有啥用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因为家里穷才买不起，但碍于父亲的面子，我们没有揭穿他。
那时候我们那里也有守岁的习俗，一家人围着的一桌子饭菜，连喝酒边聊天，时辰一时，就煮饺子放鞭炮。但那时普遍不富裕，所谓的殷实人家也是相对而言的，也富不到哪里去，整出一桌子的饭菜也是困难的。形势所迫，守岁的习俗也就简化了，腊月三十晚上天一黑倒头就睡。只是讲究个起床的早晚，比赛着早起床，也是讨个彩头的意思。谁家半夜起来的，谁家五更起来，这从鞭炮响起的方向上就能判断出来。 鞭炮一响，我们这些孩子就在床上躺不下去了。
让我们感到纳闷的是，在那么响亮的鞭炮声中，父亲却还能酣睡不醒。现在想来，父亲的酣睡也许是装出来的，他不是不想早起，不是不想讨彩头，而是我们家的鞭炮小得实在是拿不出手，不敢跟别人家比。我们不敢吵醒父亲，只有小声央求母亲。母亲严厉地说，小心你爹拿鞋底子打烂你们的屁股！于是，我们在母亲的默许下，在黑暗中悄悄起床，溜出去捡炮。
即使是后寨和李老庄做出的鞭炮，也会偶尔出现炸不响的臭炮。只要比例不超过一定的数目，似乎是被允许的。鞭炮燃放完以后，大人往往望着一地的纸屑，夸奖道，这炮不赖，没几个臭炮。当然了，如果一挂鞭炮连一个臭炮都没有，那就更能赢得人的口碑了。那样的鞭炮就会成为一个神奇的传说，从张村传到李村，从年头传到年尾，来年，那家的鞭炮便会成为哄抢的对象。我们小孩子却希望臭炮越多越好，因为那样一来，我们就能捡拾到更多的炮了。
在我们村，有的孩子捡炮可以用奋不顾身来形容。其中，大嘴就是最奋不顾身的一个。
大嘴总是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顶在脑袋上，钻进正在燃放着的鞭炮底下去捡炮。有一回，他的棉袄上被炮火烧出了一个大窟窿。还有一回，他把一个炮捡到手里以后，那个炮却出其不意地响了，结果他的手被炸肿了。不过，我们还是挺佩服大嘴的，因为全村数他捡到的炮最多。
最让人期待的是村西头老常家和村东头老马家的鞭炮。
这两家每年都买大鞭，而且两家像比赛似的，你买一千响的，我也买一千响的，你买两千响的，我也买两千响的。他们两家的大鞭不是在起夜的时候放，起夜的时候他们也放像其他人家一样的小鞭炮，意思意思就行了。大鞭燃放的时间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大年初一的上午十一点左右。这个时间点，村里走动串门拜年的基本上都结束了，而中午饭还不该吃呢，正是人们空闲的时候。在自家门前挑选一棵最高的树，大鞭被高高地挂在树上。大鞭在树上挂好以后，却并不急着燃放。干什么呢？等着来看的人。
看热闹的人陆续到来了。老常家和老马家都在院门外摆上一张小方桌，小方桌上摆着烟和茶水。烟和茶水当然是为来看热闹的人准备的。哪家来的人越多，哪家就越有面子。我发现，父亲也来了。
终于，大鞭燃放起来了。虽然单鞭燃放起来没有双鞭热闹，但单鞭的节奏感极强，每一个炮的响声之间留有间隔，让人辨别每一个炮的质量和音色。
“砰！砰！砰！”鞭炮在高空中炸响，干脆，嘹亮。
听了这样的炮声，让人在整个一年里，都能透出昂扬的精气神儿。
走亲戚
对于孩子们来说，最诱人的，却不是大人们有些神秘的祭祀活动，而是去长辈家走亲戚。走亲戚，礼物中最讲究的是大馍，在那个粮食短缺的年月里，大馍尤其讲究。大馍大，说明晚辈孝顺，大方。
大馍小了呢？
“瞧瞧，鸽子蛋似的，这能叫大馍吗？”我们村的四大娘，这么说着，手里高擎一个“大馍”，向来串门的街坊展示着。她手里的“大馍”，是她的一个远房侄女走亲戚时送的。接着，四大娘又变戏法似的，另一只手里高擎出另一个大馍，“这个大馍的个头，说实话，相当于之前那个的三倍还不止。”四大娘神情一变，带有明显夸耀的口吻说，“知道这是谁送的大馍吗？俺闺女！”不过，说之前的那个像鸽子蛋似的，确实夸张了，最起码它也比鹅蛋大一些。第二年春节，四大娘的那个远房侄女再来走亲戚的时候，四大娘对她十分冷淡，饭桌上不沾荤腥，用两个素菜打发了。那侄女是哭着离开的。以后这两家亲戚，就此断往。
为了一个大馍，竟然断送了两家的亲情。
我最愿意走的亲戚是姥姥家。姥姥家在一条小河的对面，穿过一个村子，跨过一座石桥，再步行三四华里，就到了。村名叫清凉寺。村子的西头，还真的有一座古庙，不过当时已经改为了一所小学。我牵着母亲的衣襟，亦步亦趋地绕过古庙高高的围墙，就能看到姥姥家枣树的树梢了。从此刻开始，口水就在我嘴里打转了。
那些年，我们几家亲戚事先商議好，要在初三或者初四，一起去姥姥家走亲戚。这样当然是为姥姥考虑，凑成一桌，一下子待客要节省些。否则，今天去一个，明天去一个，后天再去一个，分成好几拨待客，就太浪费了。再一个原因，恐怕就是亲戚们凑在一起，能联络感情。
一整年没走动了，有许多话要唠。
酒菜上齐以后，我嘴里的馋虫又蠢蠢欲动了，忍不住伸出筷子要夹。母亲严厉地暗中敲打一下我的手背，说，没规矩。客人们见了，却怂恿我吃，又转头对母亲说，小孩子嘛，正长个子哩，饿得早，让他先吃吧。大人们围桌而坐，脸上都挂着拘谨和客气，相互谦让着，夹菜，夹菜。谦让了半天，各夹了一口菜，放下筷子，又唠了半天。喝酒也一样，相互谦让，喝酒，喝酒。各喝了一杯酒后，又唠了半天。总之，他们吃的喝的没有他们说的话多。他们似乎对吃喝并不着急，着急的是说话，唠嗑，把心里想说的说出来，把亲情倾诉出来。说成了正经的大事，而吃喝倒成了说话的陪衬。
我嫌大人们太磨叽，拣好吃的草草填饱肚子，跑出门，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玩。
我们孩子在一起，比谁得的压岁钱多。别的孩子都把压岁钱摆在地上，一遍又一遍地数，我对此却不甚感兴趣。因为我知道，这些压岁钱，最终也不属于我。在回家的半路上，母亲总是把它们收走，用手小心地捏着，掀开衣襟，放进她自己最里面的口袋里。
玩罢回到屋里，大人的宴席还在继续。不过，此刻他们脸上的拘谨和客气，因为酒精的作用，已经消失殆尽了，一些人显出了吃相。一个老头，我喊他舅爷的，大口吞咽着，汤汁淋漓到他花白的胡子上。几个年轻些的，可能是因为酒量大些，尚清醒着，就拿舅爷取笑，指示着他哪块肉炖得烂。舅爷不顾取笑，只埋头吃，他老人家显然是喝高了。
喝高的，自然不止舅爷一个。
回家的一路上，各种醉态的人都有。有摇摇晃晃走蛇步的，有把自行车骑到沟里去的，有边走边哼着戏曲的。我甚至看见一个人，坐在雪地上，背靠着路边的一棵树，睡得鼾声四起。他用来走亲戚的竹篮子，就歪倒在他旁边，两封点心滚落出来，沾满了泥水。
不管何种醉态，他们脸上一律涂抹着幸福的酡红。也许在他们的梦里，好日子已经来了。
责任编辑：黄艳秋
在我们村，会写春联的，只有两个人。
一个岁数大了，当时五十多岁吧，听说以前在外面当过干部，后来划成了“右派”，才回到村子里的。他个子很高，瘦，走起路来晃晃荡荡的，像行走的一根电线杆子。在干农活方面，他的确不怎么样，手不能提，肩不能扛，但写写画画的，却是个行家里手。写春联，当然更不在话下了。他为人谦和，甚至有些过于拘谨了，路上遇见人，他总是先赔着笑脸打招呼，谦恭地让到路边，等人家走过去了，他再走。即使遇上像我这样的孩子，他也小心翼翼地赔着笑脸。
另一个只有二十来岁的样子，黑红脸膛，身体健壮，走路咚咚响，是村里的干部。他平时看上去总是非常傲慢，别人跟他打招呼，他只是从鼻孔里含混地嗯一声。春联他会写是会写，按村里人的说法，就是没有“右派”写得齐整。齐整，就是好的意思。
腊月二十九一大早，“右派”和年轻人都备好了笔墨，在家候着，两个人的精神状态发生了奇妙的改变。
“右派”和年轻人家里都挺热闹，求写春联的人络绎不绝。但不同的是，“右派”忙着写春联，而年轻人呢，则是忙着裁红纸。他们所用的文房也有区别，年轻人桌子上就一杆毛笔，直接插进墨水瓶子里，要写了，拿出毛笔随意在瓶口抹几下；“右派”却讲究得多，他的毛笔却分大小，有好几杆，依次挂在笔架上，而且“右派”的墨不是现成的瓶装墨水，而是在砚台里研磨出来的。一进“右派”家，就能闻到扑鼻的异香，而年轻人的墨水散发出来的是一股臭味。
我跟在父亲身后，先来到“右派”家。
父亲客气地跟“右派”打着招呼，“右派”却连眼皮也没抬，撂给我父亲一句硬邦邦的话，先自己裁好纸。把一张红纸裁成春联，其实是不容易的，不仅要裁出贴在两边门框上的上下联，门头上的横批，还要剪裁出贴在门心上的长方形斗方。村里许多人都不会裁红纸，包括我父亲在内。父亲很尴尬，脸上几乎挂不住。从“右派”家里出来，父亲嘀咕了一句，一个“右派”，神气个屁！走，上你二叔家去。
二叔就是那个年轻的村干部。
我以为父亲要让二叔写春联了，没想到走到二叔家的院门外，父亲站住了，嘱咐我说，一会儿你二叔给咱剪裁好春联，你偷偷拿走，在门外等着我。
我问，不是让二叔写春联吗？
父亲说，就他那字，跟鸡挠的一样，咱丢不起那个人。
意思是，过完年家里要来走亲戚的客人，免不了要对家里的春联评头论足的，父亲是嫌二叔的字写得不好，在客人面前拿不出手。
二叔对每一个前来求写春联的人都很客气热情，又是敬烟又是让茶的，对我们父子当然也不例外，我还吃到了他们家的花生和糖果哩。可是，等二叔把我们家的春联裁好，父亲马上就给我使了一个眼色。我目标小，在大人的腿缝里三钻两钻的，很快就把春联悄悄拿了出来。
等父亲从二叔家出来，我们父子再拿上春联，到“右派”家里去。
“右派”照例还是塌蒙着眼皮写春联，显示出骨子里的骄傲和自满。父亲小心地把裁好的红纸搁在“右派”的面前，一躬身说，三叔，劳驾。我们村子小，又都是同姓，或远或近的都是本家。就像我喊那个年轻的村干部二叔一样，我应该喊这个“右派”三爷的。三爷没有理我父亲，把眼睛翻到房梁上想要写的词儿，想好了，抡起手里的毛笔在红纸上一挥而就。
我和父亲拎着墨迹未干的春联出来。父亲脸上乐开了花儿，他对我说，瞅瞅，你三爷的字写得就是齐整。
腊月二十九一整天，加上年三十的上午，村子里最热闹的地方就是三爷家和二叔家了。小孩子爱热闹，我总是在三爷和二叔家串来串去的。我发现，渐渐地，由两个人写春联，变成一个人在写了。三爷不停地写，而二叔那杆插在墨汁瓶子里的毛笔基本上派不上用场了。二叔呢，专门为村里人裁红纸。村里人先把买来的红纸送到二叔家，等二叔裁好了，然后再拿到三爷家请三爷去写。这样做当然有些瞧不上二叔的意思，所以一開始村里人还遮遮掩掩的，后来就习惯了，心照不宣了。连二叔自己也不再遮掩了，他在把裁好的红纸递到别人手上的时候，还特意叮嘱上一句，去吧，让三叔写，我们俩的字，一个天上，一个地上。
年三十晌午，村子里贴满了红红火火的春联，特别喜兴。
过完春节，作为“右派”的三爷又变得谦恭起来，而作为村干部的二叔照例傲慢着。写春联让三爷找回了自己的尊严，从这个意义上说，春节，其实是三爷一个人的节日。
赛鞭炮
一过了腊八，白马驿街上就摆满了卖鞭炮的摊子。那时候兴试炮。喂，你的鞭炮响不响啊？废什么话，响不响一试不就知道了。拿出一个散炮，点燃了，砰——！惊得一街办年货的人都扭回头看。相互打听，乖乖，真脆生。这是哪家的炮？后寨的。怪不得呢。
摊位前呼啦就围满了人。
突然地，街的那一头又响起了鞭炮声。这回不是散炮了，而是一小挂鞭炮，噼里啪啦响成了一片。这是哪家的？李老庄的。走，瞧瞧去。
这家的摊位前也围满了人。
就这么的，这家响罢那家响，而且越放鞭炮越长，比赛似的，你家放了五百响的，我家就放一千响的。顿时，整个街上充满了硝味儿。
在我们村，家境殷实的人家，买的都是后寨或者李老庄的鞭炮。这两个村庄做出的鞭炮要比其他的价钱上贵许多。我们家不属于殷实人家，父亲总是胡乱买一挂小的鞭炮，放在竹篮子底部，遮羞似的用其他年货盖上带回家。
父亲总是对我们这些孩子说，听个响就中了，鞭炮不能吃又不能喝的，买那么大的有啥用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因为家里穷才买不起，但碍于父亲的面子，我们没有揭穿他。
那时候我们那里也有守岁的习俗，一家人围着的一桌子饭菜，连喝酒边聊天，时辰一时，就煮饺子放鞭炮。但那时普遍不富裕，所谓的殷实人家也是相对而言的，也富不到哪里去，整出一桌子的饭菜也是困难的。形势所迫，守岁的习俗也就简化了，腊月三十晚上天一黑倒头就睡。只是讲究个起床的早晚，比赛着早起床，也是讨个彩头的意思。谁家半夜起来的，谁家五更起来，这从鞭炮响起的方向上就能判断出来。 鞭炮一响，我们这些孩子就在床上躺不下去了。
让我们感到纳闷的是，在那么响亮的鞭炮声中，父亲却还能酣睡不醒。现在想来，父亲的酣睡也许是装出来的，他不是不想早起，不是不想讨彩头，而是我们家的鞭炮小得实在是拿不出手，不敢跟别人家比。我们不敢吵醒父亲，只有小声央求母亲。母亲严厉地说，小心你爹拿鞋底子打烂你们的屁股！于是，我们在母亲的默许下，在黑暗中悄悄起床，溜出去捡炮。
即使是后寨和李老庄做出的鞭炮，也会偶尔出现炸不响的臭炮。只要比例不超过一定的数目，似乎是被允许的。鞭炮燃放完以后，大人往往望着一地的纸屑，夸奖道，这炮不赖，没几个臭炮。当然了，如果一挂鞭炮连一个臭炮都没有，那就更能赢得人的口碑了。那样的鞭炮就会成为一个神奇的传说，从张村传到李村，从年头传到年尾，来年，那家的鞭炮便会成为哄抢的对象。我们小孩子却希望臭炮越多越好，因为那样一来，我们就能捡拾到更多的炮了。
在我们村，有的孩子捡炮可以用奋不顾身来形容。其中，大嘴就是最奋不顾身的一个。
大嘴总是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顶在脑袋上，钻进正在燃放着的鞭炮底下去捡炮。有一回，他的棉袄上被炮火烧出了一个大窟窿。还有一回，他把一个炮捡到手里以后，那个炮却出其不意地响了，结果他的手被炸肿了。不过，我们还是挺佩服大嘴的，因为全村数他捡到的炮最多。
最让人期待的是村西头老常家和村东头老马家的鞭炮。
这两家每年都买大鞭，而且两家像比赛似的，你买一千响的，我也买一千响的，你买两千响的，我也买两千响的。他们两家的大鞭不是在起夜的时候放，起夜的时候他们也放像其他人家一样的小鞭炮，意思意思就行了。大鞭燃放的时间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大年初一的上午十一点左右。这个时间点，村里走动串门拜年的基本上都结束了，而中午饭还不该吃呢，正是人们空闲的时候。在自家门前挑选一棵最高的树，大鞭被高高地挂在树上。大鞭在树上挂好以后，却并不急着燃放。干什么呢？等着来看的人。
看热闹的人陆续到来了。老常家和老马家都在院门外摆上一张小方桌，小方桌上摆着烟和茶水。烟和茶水当然是为来看热闹的人准备的。哪家来的人越多，哪家就越有面子。我发现，父亲也来了。
终于，大鞭燃放起来了。虽然单鞭燃放起来没有双鞭热闹，但单鞭的节奏感极强，每一个炮的响声之间留有间隔，让人辨别每一个炮的质量和音色。
“砰！砰！砰！”鞭炮在高空中炸响，干脆，嘹亮。
听了这样的炮声，让人在整个一年里，都能透出昂扬的精气神儿。
走亲戚
对于孩子们来说，最诱人的，却不是大人们有些神秘的祭祀活动，而是去长辈家走亲戚。走亲戚，礼物中最讲究的是大馍，在那个粮食短缺的年月里，大馍尤其讲究。大馍大，说明晚辈孝顺，大方。
大馍小了呢？
“瞧瞧，鸽子蛋似的，这能叫大馍吗？”我们村的四大娘，这么说着，手里高擎一个“大馍”，向来串门的街坊展示着。她手里的“大馍”，是她的一个远房侄女走亲戚时送的。接着，四大娘又变戏法似的，另一只手里高擎出另一个大馍，“这个大馍的个头，说实话，相当于之前那个的三倍还不止。”四大娘神情一变，带有明显夸耀的口吻说，“知道这是谁送的大馍吗？俺闺女！”不过，说之前的那个像鸽子蛋似的，确实夸张了，最起码它也比鹅蛋大一些。第二年春节，四大娘的那个远房侄女再来走亲戚的时候，四大娘对她十分冷淡，饭桌上不沾荤腥，用两个素菜打发了。那侄女是哭着离开的。以后这两家亲戚，就此断往。
为了一个大馍，竟然断送了两家的亲情。
我最愿意走的亲戚是姥姥家。姥姥家在一条小河的对面，穿过一个村子，跨过一座石桥，再步行三四华里，就到了。村名叫清凉寺。村子的西头，还真的有一座古庙，不过当时已经改为了一所小学。我牵着母亲的衣襟，亦步亦趋地绕过古庙高高的围墙，就能看到姥姥家枣树的树梢了。从此刻开始，口水就在我嘴里打转了。
那些年，我们几家亲戚事先商議好，要在初三或者初四，一起去姥姥家走亲戚。这样当然是为姥姥考虑，凑成一桌，一下子待客要节省些。否则，今天去一个，明天去一个，后天再去一个，分成好几拨待客，就太浪费了。再一个原因，恐怕就是亲戚们凑在一起，能联络感情。
一整年没走动了，有许多话要唠。
酒菜上齐以后，我嘴里的馋虫又蠢蠢欲动了，忍不住伸出筷子要夹。母亲严厉地暗中敲打一下我的手背，说，没规矩。客人们见了，却怂恿我吃，又转头对母亲说，小孩子嘛，正长个子哩，饿得早，让他先吃吧。大人们围桌而坐，脸上都挂着拘谨和客气，相互谦让着，夹菜，夹菜。谦让了半天，各夹了一口菜，放下筷子，又唠了半天。喝酒也一样，相互谦让，喝酒，喝酒。各喝了一杯酒后，又唠了半天。总之，他们吃的喝的没有他们说的话多。他们似乎对吃喝并不着急，着急的是说话，唠嗑，把心里想说的说出来，把亲情倾诉出来。说成了正经的大事，而吃喝倒成了说话的陪衬。
我嫌大人们太磨叽，拣好吃的草草填饱肚子，跑出门，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玩。
我们孩子在一起，比谁得的压岁钱多。别的孩子都把压岁钱摆在地上，一遍又一遍地数，我对此却不甚感兴趣。因为我知道，这些压岁钱，最终也不属于我。在回家的半路上，母亲总是把它们收走，用手小心地捏着，掀开衣襟，放进她自己最里面的口袋里。
玩罢回到屋里，大人的宴席还在继续。不过，此刻他们脸上的拘谨和客气，因为酒精的作用，已经消失殆尽了，一些人显出了吃相。一个老头，我喊他舅爷的，大口吞咽着，汤汁淋漓到他花白的胡子上。几个年轻些的，可能是因为酒量大些，尚清醒着，就拿舅爷取笑，指示着他哪块肉炖得烂。舅爷不顾取笑，只埋头吃，他老人家显然是喝高了。
喝高的，自然不止舅爷一个。
回家的一路上，各种醉态的人都有。有摇摇晃晃走蛇步的，有把自行车骑到沟里去的，有边走边哼着戏曲的。我甚至看见一个人，坐在雪地上，背靠着路边的一棵树，睡得鼾声四起。他用来走亲戚的竹篮子，就歪倒在他旁边，两封点心滚落出来，沾满了泥水。
不管何种醉态，他们脸上一律涂抹着幸福的酡红。也许在他们的梦里，好日子已经来了。
责任编辑：黄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