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澳大利亚墨尔本的格兰·斯洛盖特是一位拥有独特视角的摄影师。他的作品集记录着大多数城里人不愿正视的各种视觉碎片，而这些都是在工人阶层聚集的相对贫苦的郊区拍摄。作为一名艺术家，他容易被身有残疾和失业的人群吸引，并特别愿意记录在极度凄凉中仍残存的那一点顽固的希望的微光，如套着绳索却仍热切的狗狗；“罐子人”在即将结束生命前仍旧乐观的面貌；一台粉色灵车虽已经废弃，但车窗上还贴着吹牛广告词，最后这张还成了摄影师的成名作。他用摄影捕捉并庆祝这些我们不屑一顾的事物。他的记录与怀旧无关，只是生命绝望却艰辛前进的脚步。在他的作品里，美丽的不是玫瑰、婚纱或奶油蛋白甜饼，而是下层阶级对生活显露无疑的韧性——尽管世界正在他们身边崩塌，但他们仍然继续前进。
　　从很多方面看，格兰·斯洛盖特的摄影作品并不是在向人们传达“是什么”，而是“不是什么”——他的拍摄显然不是某些中产阶级“游客”乐于捕捉的可怜的怪现象。格兰·斯洛盖特本人除了只够糊口的卑微工作外，拒绝其他一切工作。他靠清理性爱俱乐部录像厅的收入读完了大学。那以后，他还从事了一系列“没有出路”的工作，比如在工厂里打印垃圾传单，制作廉价的塑料配件，给自有品牌的食品贴商标……
　　格兰·斯洛盖特的作品中没有当今艺术市场或博物馆墙上那种大篇幅的唯美。多年来，他一直保持一种“旁观艺术家”的身份，在远离艺术圈这个名利场的地方工作。他一直坚定地忠实于自己的价值观和珍视的东西。但与此同时，艺术的世界却一直在缓慢地改变。艺术的民主化和对批评的开放和宽容，已经对记录日常生活、气质有些忧郁的作品有了新的欣赏态度。最近，格兰·格罗盖特的作品就在新南威尔士的一家艺术画廊中展出，展览名为“我们曾谈到爱”。正如题目所暗示的那样，这个展览关注的不是寻常的罗曼蒂克，而是碎片、不确定与错位关系等。
　　但展览并没有改变格兰·斯洛盖特。他仍然居住在墨尔本最贫穷的郊区，工作结束后在街道上徘徊，寻找下一个拍摄对象。每次拍摄前，他都会精心准备，并一次只拍一张，决不浪费底片。这让他的每张照片都有圣主显灵一样的魔力。
　　你是如何成为摄影师的？
　　摄影挽救过我的生命；它给了我生命的意义，帮我解答了“我是谁”的宇宙问题。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总是感到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这种能力上的缺失让我感到受挫。直至今天，我仍觉得少年时的烦恼陪伴着我，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对此愈加珍惜。
　　我出生于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家庭生活一片混乱。从小我就像是一个旁观者，总是靠做白日梦幻想一些好事的发生，却找不到可供幻想的幸福原型，内心中充满不安和小秘密。“小点声，别让邻居听见。”我不时听到这样的耳语，尽管我不太明白原因，但我知道自己不能问为什么。
　　电影总能给我安慰。它是我逃离现实的途径，也是我一生的伙伴，我总能轻易地迷失其中。还有足球，但在第三次受伤后，我就决定结束我的少年足球生活，回到卧室将自己浸泡在朋克音乐和电影当中。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和两个伙伴借到了一台8毫米摄像机，并拍摄了我们自己版本的Dawn Portrait of a Teenage Runaway（1976年美国的一部热播电视剧，讲述了一名15岁女孩离家出走，在洛杉矶沦落为妓女的故事），把它变成了一部具有朋克美学的作品。拍摄的画面都是空荡荡的街道场景，充满了疏离感。这个经历改变了我的生命。
　　在艺术学校时，我做出了人生的第一个选择——学习电影。但我的社交能力很差，经常旷课躲进电影院。于是，我辍学了，直到10年后才从刷盘子和抽大麻的生活中走出来，重回学校。但这10年中，我没有停止摄影。
　　摄影！这是主给我的指示。记得一天晚上，在强烈的药物作用下，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别担心，格兰，去做个摄影师吧。”
　　我的等待结束，忏悔开始。我得到了答案，一直走下去，不回头。
　　你的摄影生涯是如何开始和发展的？
　　正像我说到的，我曾是个失败的电影人。
　　我写不出对白。对于角色要说什么也没有任何想法和兴趣。我的电影只是由荒凉的城市景象以及无边无尽的垃圾场组成，单调至极。
　　于是我转行从事最普通的工作——在食品加工厂搬运货箱，一干就是几年，但我没停止过摄影。要说摄影生涯大概不妥，摄影于我更像是一种呼唤、一种追求、一个理由……
　　你如何选择拍摄对象，你在寻找什么？
　　我真的说不好，我只知道，在我看到要拍摄的东西时，我清楚地知道那是什么。
　　我有一个拍摄的“愿望清单”：一张关于狗的最好的照片、划过湿水泥地的物件、手绘的标志……一些绝望的、悲剧性的、悲伤的东西……那些能激起人们内心孤独和迷失认同感的影像。
　　我借用了德国著名肖像摄影师奥古斯特·桑德的方法。他给不同职业的人拍摄肖像，捕捉他们的举止和衣着特点，从而揭示他们的社会地位。而我的摄影作品则讲述一种社会缺陷，和我生命中经历过的挣扎——我理解中的“平等”。
　　平等？怎么讲？
　　我理解的平等是：“将我镜头中的世界当作惟一的世界来拍摄。没有富人和中产阶级的忧虑，也没有邻里关系。”就像现实生活中人们都互不关心一样，其他阶层的烦恼与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从工薪阶层和那些不走运的人的角度看，富人阶层就像“设有栅栏和警卫的社区”。
　　是什么吸引你关注错位的乐观和避不开的失败，并捕捉其符号性的物体？
　　是人性。英雄主义总是充满了失败……生命就是如此。
　　能举个例子吗？
　　例如那幅《无家可归者的床垫》（图13）。
　　你最著名的一张照片“更便宜，埋得更深”（图1）是如何拍摄的？是摆拍吗？
　　不，不是摆拍。这个场景就在那儿，是它等到了我去拍。之前一天，我在电车上望向窗外，看到远处粉红色的汽车顶，就想第二天要回去看个究竟。于是，在我“摄影生涯”（你的说法）之初，我拍了这张在你看来象征着故事结尾的照片……我是以倒叙的方式进行工作的。这不是什么“大手笔”。 　　你拍摄使用的器材或材料有哪些？
　　我20年来一直使用同一款相机：1960年产的T型禄来福来相机，120柯达400胶片，以及一个宾得的手持测光表。我还有一只禄来闪光灯，用的还是闪光泡。
　　你在摄影上的花销很多吗？
　　不会，我的生活很简朴，我痛恨任何浪费的想法。
　　每个题材我只拍一张照片，所以我对可能的拍摄主体都进行严格的视觉思考。这对我来说是个关键。要百分百确定这张照片意义重大，就必须要对其进行透彻的观看。
　　拍摄前的准备包括：听音乐、研究、阅读等等，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好像可以引导我向某个方向前进。
　　整个过程中，拍摄总是最简单的那个部分。
　　你会从其他摄影家的作品中获得灵感吗？如果有的话请举个例子。
　　当然。很多摄影家。所有的英雄们！沃克·伊文斯（Walker Evans）、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黛安·阿勃丝（Diane Arbus）、拉尔夫·尤金·米亚德（Ralph Eugene Meatyard）、威廉·艾格尔斯顿（William Eggleston）、李·弗里德兰德（Lee Friedlander）、维加（Weegee）……
　　你有文凭却选择到工厂做工，或做些服务性的工作。这是为什么？
　　最初的情况就是如此。我感到人生被设定了标准化的流程：付账单。你懂的……我需要一份能让我在一天结束时忘了它的工作。我宁可选择一个疲劳的躯体，而不是疲惫的心灵。除了我的艺术实践，其他的事我一概不想做，但工作将我的生活程式化，成为固定的模式，这倒也有帮助。这些工作不需要承担太多责任，重复性强的体力劳动可以让我有机会深思，也能对我的抑郁起到一定缓和作用。
　　也许听起来不太正常，但我的做法似乎也顺应了澳大利亚的文化。国家奖励的体育健将远比艺术家的数量多。
　　不管怎样，为什么不能有人在工厂中进行艺术创作呢？这样就会“低人一等”吗？难道文化只属于那些受过教育或富裕的人吗？我和工厂朋友们的故事又怎么讲？
　　惟一值得讲述的故事，是那些穷人的故事。
　　你做过的条件最差的工作是什么？你从中学到了什么，对你的摄影创作有哪些滋养？
　　工作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没有它我会沉沦。体力劳动能持续满足我受虐的心理需要，挣的钱能延续我艺术实践的生命，社会交往带来的归属感也是我一直都渴望的。如果我再年轻些，只要有买一卷胶卷和一张电影票的钱我就满足了。
　　有时候，我会认为自己是某类“行为艺术家”，做一些最肮脏的活儿：打扫性爱俱乐部里的录像厅；擦去打印机上的污秽；在塑料板上反复打小孔。这些我都是行家！有人问我：“你整天对着塑料板打孔的时候都在想些什么？”答案是：“摄影和性。”体力劳动能让人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会因为艺术的缘故变成势利鬼或自认为高人一等。我遇到过许多艺术圈里的蠢人。相信我，愚蠢无处不在。
　　艺术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并不重要。他们应该却没有重视艺术。但这也是公平的，就像我不喜欢露营一样。但那些不熟悉的生活环境能教会你很多。我的梦想就是“蓝领”阶层的梦想。
　　在Hyatt饭店的洗衣房工作让我不是很开心。不过最差的工作我还没做过。
　　在你看来，一个成功的摄影师是什么样子？你的梦想是什么？
　　对我来说，成功的摄影师就是能一直拍出我喜欢看的照片的人。我开始只是学习摄影，从中有所领悟，并没有什么远大志向。但摄影让我受益，帮我认识人生、理解生活，这些远比以“成功”和“梦想”衡量的人生有意义得多，后两者总是转瞬即逝的。
　　你对年轻摄影师有什么建议？
　　认真对待你自己。要对自己的作品感兴趣。不要做个骗子，要讲述事实。努力工作，别怕犯错。享受恐惧。对世界保持观察。尊重摄影丰富的历史资源。用勇气和诚实，认真讲述和记录好。竭尽全力，不要忘记这是件快乐的事情。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独立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