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的吉贝夏（G’bessia）机场路灯下经常有学生在做作业，他们之所以在那里学习，是因为他们的家中没有电力可供照明。但这些学生中的绝大部分都拥有手机。
　　为什么他们可以接触到手机这样的前沿科技，但却无法在家享受电灯这种已有百年历史的技术发明？一言以蔽之，制度使然！
　　
　　几内亚悖论
　　对全球公用事业公司而言，在上述学生家长愿意支付的价格水平上给其家庭供电，技术上完全可行，但坏的制度却阻止了这种双赢解决方案的产生。
　　在几内亚，电力公司必须按规定以非常低廉的补贴价格出售电力，而这个价格之低，以至于公司每出售一度电就多一份损失，所以电力公司既没有资源，也没有激励去寻求更多的用户。
　　几内亚总统曾试图改变现有的电价制定规则：企业赚取少量利润，发展更多的客户。但该规则很快遭遇强烈抗议：那些享受了补贴电价的幸运儿（有关系的用户和企业），并不愿意放弃现有的低廉电价。所以，几内亚未能摆脱这个阻止更多家庭能用上电的制度，而学生们则继续在路灯下学习。
　　因此，挑战在于如何改变制度。我们能制定出改变制度的“制度”吗？在我看来是可以的，要诀包括了给予普通人和领导者更多的选择。
　　当然，普通人和领导者还是有区别的：领导者拥有的某种选择权，会导致某些人的选择权被剥夺——比如交予总统提高电价的权利，就剥夺了一些人继续使用补贴电的权利。如果只有一方有选择权，那么紧张与摩擦必不可免；但如果给予双方更多的选择权，就能找到走出困境的方法。
　　
　　制度的潜力
　　中国的例子诠释了制度运行的潜力和挑战。大约1000年前，中国是世界的高科技领导者，拥有先进的科技，比如钢铁、印刷和火药；但中国缺乏有效的制度推广技术，比如缺乏利润激励。
　　而后中国的领导者采取了减缓创新、闭关锁国的制度，于是当世界其他国家创新、发展新科技和更好的制度时，中国却游离于世界发展之外。结果，当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收入猛增时，中国的收入却停滞不前。
　　如果我们对比中国人均收入相对于美国人均收入的百分比，可以看到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该数值一直在3％的水平上下浮动，而到70年代晚期，变化开始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人均收入开始飞快地追赶美国。
　　从地球夜景图可以发现，中国最亮的地点是香港。香港是中国一个非常小的地方，在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采用了与大陆非常不同的制度。这个制度复制于当代成功的市场经济体系，且由英国政府管理。
　　20世纪50年代，数百万人能在香港找到诸如缝制T恤、制造玩具等工作，人们从只要求低技能的职位开始，慢慢地工资和技能都开始增长，而这样的增长过程导致了飞速的经济发展，香港成为大陆经济转向市场模式可供借鉴的样本。
　　邓小平显然非常明白提供选择的重要性。与强迫每个中国人立即选择市场不同，邓摸着石头过河：70年代末期，他在靠近香港的地区挑选了几个农村，将其改造为基于利润激励而生产的经济特区。在这些经济特区里，允许工人和企业（甚至包括外国工人和外国公司）在新的市场制度下工作和交易。
　　其中深圳特区有一家从事iPhone装配的台资企业，而选择去深圳的打工者为这家企业的组装流水线提供了充沛的劳力储备。正是这个城市的特殊地位，使得中国工人能与外国工人、外国经理以及外国技术进行合作。而如果没有邓设立经济特区，这样的合作不可能存在。
　　由于经济特区获得了巨大成功，中国政府接着在沿海城市开放了14个特区——人们可以选择进入这些特区并在新制度下工作。由于特区的优势，工人和企业蜂拥而至。最终，经济特区取得的成绩，使中国的领导人一致同意让整个经济朝着更加市场化的方向发展。
　　
　　中国经验
　　中国的例子表明两点：第一，维护好人们的选择权。工人和企业的进出自由，给予领导者采纳并保持良好制度的正确激励。第二，要采取适度的规模。
　　一方面，改变一个村的制度是可实现的，但一个村会因为太小而无法吸纳数百万人在好制度下一起工作产生的外溢收益；另一方面，一个国家又太大，如果试图改变一国的制度，就不应在部分人开始尝试新制度的同时，给予另外一部分人置身事外、观望事态发展的机会。
　　相较之下，城市就提供了适度的规模。一方面，它们的规模足够小，能成为一个有着新制度的新地方，人们可以选择是否进入；另一方面，它们的规模又足够大，能获取数百万人在新制度下一起工作和分享思想所产生的好处。
　　特许城市是一个在新制度下运行的新城市，人们可以选择进入。由一个阐明良好制度的特许开始，逐渐吸引建设城市所需要的人：投资者将建设起基础设施——能源系统、道路、港口、机场和大楼；企业将雇用首批迁徙至此的人；而家庭和居民将在这里生活，得到工作、养育孩子、获得技能和知识、提高他们生活的品质。
　　这种模式的规模是可变的，其运行有赖于好的制度、普通人和领导者的选择权。如果我们允许在无人居住的土地上开建一个新城市，选择权会被内嵌在其中：人们可以选择而不是被迫到新的特许城市来生活，而领导者的选择权则体现在他们有权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
　　考虑到中英之间实际存在的合作关系，香港这块市场模式的飞地经验被扩散到全中国。在某种意义上，英国漫不经心的作为比我们上世纪承揽的所有援助计划更有助于减少世界贫困。基于发展和扩大新城市规模的自愿性合作关系也能带来同样的好处。在某些情况下，合作关系需要一个代表团负责行政管理，而代表团由国家间轮流掌控。
　　有人会立即质疑这是不是类似于殖民主义。其实不是。殖民主义不好的地方，以及一些援助计划残存的不好的地方，就是它涉及到强迫和屈辱；而特许城市模式全在于选择，既为将居住在这个新地方的人们所选择，也为领导人所选择。选择正是强迫和屈辱的解药。
　　
　　特许城市模式
　　如何实现特许城市模式？想想古巴的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卡斯特罗肯定想过，他有机会在古巴进行邓小平的中国式改革。虽然古巴没有一个像香港那样位于岛上的城市，但在古巴南部有一些状况非常特别的土地。控制关塔那摩湾周围区域的条约规定，美国负责管理一块大约两个曼哈顿大小的土地。
　　卡斯特罗或许可以到加拿大，告诉加拿大总理：“看，美国佬有严重的公共关系问题。他们想摆脱这个麻烦。为什么你们加拿大不接手呢？管理一个特殊的行政区域，允许在那里新建一个城市，允许很多人进入那里，使我们在附近拥有一个像香港那样的城市。一些市民也将会进入这个城市，其他的则可以保持观望。这将是连接起古巴和现代经济、现代世界的大门。”
　　非洲是另一个能够尝试这种模式的地方。我曾经和非洲的领袖们谈过，许多人都喜欢一个特别区域的构想，在这个区域中人们可以选择加入。这是一个改变制度的制度，这是创立新规则、让人们选择参与的途径，没有压迫，也没有因之而产生的反抗。
　　非洲的领导人也理解需要向长期投资者作出更加可靠的承诺，各种投资者将会来为新城市修建港口、道路，提供电力。这种约定也许就像一个第三方保管账户，你把土地交给第三方保管账户，合作国家对此负责。非洲有巨大数量的无人居住土地，能够供数亿人居住的土地。足够的土地，可以让我们不止构想一个或两个特许城市，而是很多个特许城市，帮助建设更好的地方。可能在新世纪里，几亿或许是数十亿人将会迁徙到这些城市。
　　现在世界有30亿人口居住在城市，这些城市仅耗费了地球上3％的耕地。如果我们想为另外10亿人口建立城市，我们将消耗3％-4％的耕地。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建立更多城市，将会极大减少人类在地球上的印迹，让那些原本从事农场经营和林业的人们远离目前这种有害环境的生存模式。
　　如果新城市有良好的制度，它们可以成为人们免于犯罪，免于疾病和不良卫生系统的城市。在新城市里，人们可以有机会得到工作，使用电力这类基础公用设施，让孩子得到教育。
　　如何着手呢？一个指导手册就能帮得上忙。该如何为此提供资金呢？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均从发展之初所拥有的土地价值上获得巨大收益。特许城市可以用土地价值的收益去支付警察、法庭、学校和卫生系统，这些全都使这个城市成为一个更加吸引人来生活的地方。
　　在这里，人们可以有更高的收入，这又顺带使土地更富有价值：人们建设这个地区，建立了基本的规则，做对了激励的方向。除了缺乏想象力，没有什么能妨碍这个目标。缺乏想象力将会阻碍我们实施一个真正的全球共赢方案。
　　创意可以帮助数百万人提高生活水平。我们可以和其他人分享彼此的创意，缺乏目标时，分享意味着我们都获益较少；彼此都思考时，分享可以让每个人都受益良多。
　　我们通常讲创意往往是指技术，但其实在制度上也能有创意：制度就是人们之间如何交流的创意集合——类似让私人电力公司在发展中国家为其投资获取合理回报的制度。
　　我们需要继续完善制度，为此要特别关注“元制度”：制度范围内的创新机制。基于合作关系和自由原则基础之上的特许城市，就是一个能改变世界最贫穷人群的制度的“元制度”范例：特许城市能保证更少的人被坏制度所羁绊，能保证那些有雄心并努力工作的人们——就像那些在路灯下学习的学生——有机会实现自身潜力，让世界更美好。
　　作者为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chartercities.org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