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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学贯中西，美育思想博大精深，既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也融合了西方美学的真谛，成为中国美育发展史上一枚中西合璧的明珠。蔡元培（1848-1940)，生活在外有列强欺压，内有动乱的旧中国，他和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通过分析中西方文化，认识到中国的腐败落后一方面是归咎于政府的懦弱无能，另一方面就是国民的麻木不仁；并认为仅仅寄希望于军事科技是无济于事的，而加强国民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唤醒人民麻木的心灵，振奋国民精神才是重中之重。蔡元培适应时代的救国需求，针贬时弊并提倡美育，他主张通过美育的熏陶，培养高尚的品格，提高国民素质，抵制日益腐化的社会风气，从而把腐朽黑暗的社会变成合理美好的社会。蔡元培从一开始就强调美育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直至后来更是对美育的作用推崇备至。
一、时代背景——旧中国科技救国梦和政治改良梦的破灭
清朝末期，中国处在一个国土正遭受诸多列强践踏、国人饱受欺辱却又找不到正确出路的艰难时期。如何实现救国成了国人思考的一个问题，并不断为此做出了摸索和努力。武器装备的落后直接导致战争的失败，军事的学习便首当其冲成为政府自救的第一根稻草。然而苦心经营几十年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甲午战争彻底失败，清政府继续进行腐朽统治的最后希望也被毁灭；宣布中国人自救第一步——科技救国梦的破灭。国人陷入巨大的沉痛和无奈之中，痛定思痛的爱国志士把目光投向西方更深层次的政治制度——资产阶级制度，清朝统治者向国人抛出了橄榄枝，进行了戊戌变法，黎明的曙光似乎要冲破黑暗，然而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仅仅维持了一百天，再次点燃的救国热情与希望在腥血中落下帷幕。中国人自救的第二步——政治改良美梦昙花一现，政治的腐败、经济的凋零、军事的不堪、教育的混乱以及人民生活的困苦都深深激励着爱国志士寻找新的救国良方。20世纪初期的中国，许多知识分子面对这些不堪的现状，他们苦苦探索着导致中国落后的深层次根源，最终将思想的触角指向比现实利害冲突更加深刻的文化心理层面，试图举起文化的思想大旗来拯救中国。正是在这一思索过程中，西方文化理论自然地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这就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新的视角。在这一思想潮流下面，美学家自觉地选择、运用西洋哲学与美学理论理解中国的美学传统。
二、西方美学对蔡元培美育思想的启蒙与影响
1.德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对蔡元培救国理念的唤醒。十八世纪中叶后，德国的文化逐渐繁荣、经济快速发展，然而政治的分裂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德国的先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希望通过文化唤醒民族意识以求达到民族统一，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由于受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德国的启蒙运动也重视文学艺术的教育作用，即使它最终走向了精神领域。二十世纪初，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的落后与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之间，形成巨大的反差。这从文化上唤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这一点，中国与德国启蒙运动的历史背景有相似之处，因此，在情感上，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很容易认同德国启蒙思想；同时，这种认同也是对西方人文传统的肯定。“就美育的倡导者来说，他们深受西方近代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德国启蒙运动思想的浸润。他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着有意识的文化选择和文化认同。”在落后中崛起的鲜活证明以及对德国启蒙运动的认同深深激励着中国的爱国志士为了国家的富强而努力奋斗，并深信通过艰辛的努力，中国也会有美好未来。
2.康德美学观对蔡元培美育救国的启迪。康德的二元论及“审美不涉利害”命题对蔡元培美学、美育思想的影响。 康德的二元论把世界分为“现象界”和“物自体”，认为人只能认识现象，不能认识物自体。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里，论述了自然界的必然和精神界的自由这两个领域不同的先验原理，然后再《批判力批判》里论述了审美，企图在这不可逾越的两个领域中间架设桥梁，得出美是符合自然的必然又符合人的自由的形式的结论，后来又明确指出美是道德（自由）的象征。康德把自然看作现象，把自由看作本体，这样在他看来，美虽然以现象界的形式出现，但实质却在与本体（自由），然而这本体是什么，康德又说这是不能认识的。蔡元培认同了二元论，“盖世界有二方面，如一纸之有表里：一为现象，一为实体。”前者是对现实幸福的追求，后者是对超越价值的追求。康德认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是不同的两个领域，而美是架设在他们中间的桥梁。“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之津梁。此为康德所创造，而嗣后哲学家未有反对之者也。”蔡元培也接受了这种观点，明确提出了：“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现象世界一般来说就是我们生活的社会环境，物质世界。实体世界，蔡元培解释为“观念之一种”，可称为道或者太极或者神等，也就是说，他是把美感视为由物质世界通往精神世界的桥梁。
提出“审美不涉利害”的命题，对美学的发展是个划时代的革命。“不涉利害”指的是排除了欲望的活动。“审美不涉利害”是审美时，不涉及对象的实体存在和实用价值，审美对象变为纯粹的对象，审美主体的意志、欲望、冲动等等都会在审美中消失，成为纯粹的主体。“冯德讲哲学史时，提出康德关于美学的见解，最注重于美的超越性与普遍性。”蔡元培截取的原因也是很明显的，审美的无利害性、无功利性在西方美学史上已经得到充分的论证，但对于中国的知识界来说，意义非同寻常，这可以成为他们反对传统的功利主义美学观的有力武器；美感的普遍性表明人人因可以获得同样的美感而可以互相沟通，破除人我之间的界限。审美无利害在中国就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以审美为工具进行政治宣传，为其社会政治目的服务，早年的梁启超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极为突出；另一种是强调遵循审美自身的规律，通过审美的无用之用达到改造国民性、塑造完善人格的目的。蔡元培就是如此。另外，审美无利害思想使得美育在教育领域中获得自主、独立的地位，并区别于其他的教育形态，这被蔡元培充分利用，确立了美育的独立地位。
3.席勒的审美教育对蔡元培美育思想的熏陶。作为康德美学思想的继承发扬者之一，席勒没有单纯机械地继承康德的美学思想，他也适时地对康德的美学思想作了修改，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康德的主观唯心主义，并提出自己的一些独到见解，尤其是美育的提出与独立。蔡元培的美育思想不少都取材于席勒的美育理论。蔡元培对于席勒的美育理论可谓推崇备至，在他所著的《美育》中提到“经席勒尔(Schiller，1759-1805)详论美育之作用，而美育之标识，始彰明较著矣。……自是以后，欧洲之美育，为有意识之发展，可以资吾人之借鉴者甚多”。这里的“席勒尔”就是“席勒”。由于所处时代的复杂性加上阶级局限性，席勒对资本主义的腐朽冲突，认识不到它的根源是经济基础，而是“把它推原到人性的分裂和堕落”这样，他把完整人格视为最高理想，认为只有美，才能让人格完整，走向自由。这种观点比康德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蔡元培接受此种观点，也把培养完全人格视为教育的目标，认为美育是沟通“物自体”与“现象界”的桥梁，在感性现象与理性形式之间起整合作用。蔡元培坚信：把自私自利的腐化了的人变成有理性的正义的人，把腐朽的社会变成合理的社会，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审美教育。美育就成为了他为救国而开出的一剂药方。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蔡元培美育思想的影响
1.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记载着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墨客的思想印迹。人类最古老的文化形式之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文化，之所以得以流传，不可忽视的一点在于它能够完成载道的任务，也就是所谓的“文以载道”。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核心是“礼乐”为先（礼、乐、射、御、书、数），强调音乐、舞蹈、诗歌、绘画等基本美育手段在教育中的重要性。美育的活动主要以音乐、舞蹈为主，着重陶冶人的情操，目的是教育和培养完美的人格。这种美育具有典型的功利性和价值作用，即以培养完美德行的人为目标的审美教育。中国的传统美学大部分背负上了这种功利主义色彩。“中国传统美学整体上是特别强调艺术的教化功能的，孔子提出的对中国传统美学影响深远的‘兴、观、群、怨’说，就特别强调通过情感去感染陶冶个体，使强制性的社会伦理规范变为个体自觉的心理欲求，从而达到个体与社会的统一。对于艺术的社会功能而非个体情感价值的强调，使中国传统美学具有极为强烈的社会功利性色彩。”受中国主流文化熏陶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年轻的蔡元培曾经在旧学的仕途中春风得意，他的思想无疑会被打上功利主义的烙印，这直接导致了蔡元培走上美育救国之路。他的美育都是服务于革命和救国的需要，这和儒家的功利主义思想不谋而合。
2.传统文化中的非宗教性。儒家文化丰富多彩、博大精深。与其它几个文化圈相比，产生于中国大陆的儒家文化有一种特殊性，那就是非宗教性。孔子就说过“敬鬼神而远之”。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非宗教性，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人生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其影响并被决定。正是这种非宗教性，中国人可以不需要任何神袛而泰然自若地处理生活中的一切事情，也可以不依赖于任何的教规教义却依然可以视死如归地超越现实。宗教在中国人的心中远没有儒家文化那样根深蒂固，这也就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宗教大做文章的凭借。蔡元培敢于在中西方势力用宗教来麻痹人们心灵之时挺身而出，大胆揭露宗教的欺骗性，提出影响一时的“以美育代宗教”说，主张想用艺术把社会重新整合起来，把人的意识重新整合起来，艺术成为宗教的替代品，凭借之一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非宗教性。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之一的人文精神——非宗教精神——的升华。美育代宗教适应了当时资产阶级反封建的要求，也表现了蔡元培强烈的反宗教专制和封建迷信的革命精神。尽管像蔡元培这样的知识分子深受西方思想的渲染，但宗教思想依然没有进入他们的思想层面，没有成为一种信仰被接受沉积下来，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中国是一个缺乏宗教传统的国家，传统文化中的非宗教精神对中国知识分子造成的影响之深。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政治时局的变动迫使知识分子纷纷出走国门，在陌生却充满诱惑的另一片土地上苦苦寻找自救的药方，却又难以割舍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承。这样，传统美育思想与西方美育思想顺理成章地共同构成了美育倡导者的思想资源，这也是他们谈论美育、宣传美育的思想出发点和最根本的理论支撑点。他们对这些思想的整理、运用与解读，为中国现代美育的建立不仅提供了理论上的契机，也为实践提供了可能。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学院）
一、时代背景——旧中国科技救国梦和政治改良梦的破灭
清朝末期，中国处在一个国土正遭受诸多列强践踏、国人饱受欺辱却又找不到正确出路的艰难时期。如何实现救国成了国人思考的一个问题，并不断为此做出了摸索和努力。武器装备的落后直接导致战争的失败，军事的学习便首当其冲成为政府自救的第一根稻草。然而苦心经营几十年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甲午战争彻底失败，清政府继续进行腐朽统治的最后希望也被毁灭；宣布中国人自救第一步——科技救国梦的破灭。国人陷入巨大的沉痛和无奈之中，痛定思痛的爱国志士把目光投向西方更深层次的政治制度——资产阶级制度，清朝统治者向国人抛出了橄榄枝，进行了戊戌变法，黎明的曙光似乎要冲破黑暗，然而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仅仅维持了一百天，再次点燃的救国热情与希望在腥血中落下帷幕。中国人自救的第二步——政治改良美梦昙花一现，政治的腐败、经济的凋零、军事的不堪、教育的混乱以及人民生活的困苦都深深激励着爱国志士寻找新的救国良方。20世纪初期的中国，许多知识分子面对这些不堪的现状，他们苦苦探索着导致中国落后的深层次根源，最终将思想的触角指向比现实利害冲突更加深刻的文化心理层面，试图举起文化的思想大旗来拯救中国。正是在这一思索过程中，西方文化理论自然地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这就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新的视角。在这一思想潮流下面，美学家自觉地选择、运用西洋哲学与美学理论理解中国的美学传统。
二、西方美学对蔡元培美育思想的启蒙与影响
1.德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对蔡元培救国理念的唤醒。十八世纪中叶后，德国的文化逐渐繁荣、经济快速发展，然而政治的分裂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德国的先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希望通过文化唤醒民族意识以求达到民族统一，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由于受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德国的启蒙运动也重视文学艺术的教育作用，即使它最终走向了精神领域。二十世纪初，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的落后与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之间，形成巨大的反差。这从文化上唤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这一点，中国与德国启蒙运动的历史背景有相似之处，因此，在情感上，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很容易认同德国启蒙思想；同时，这种认同也是对西方人文传统的肯定。“就美育的倡导者来说，他们深受西方近代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德国启蒙运动思想的浸润。他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着有意识的文化选择和文化认同。”在落后中崛起的鲜活证明以及对德国启蒙运动的认同深深激励着中国的爱国志士为了国家的富强而努力奋斗，并深信通过艰辛的努力，中国也会有美好未来。
2.康德美学观对蔡元培美育救国的启迪。康德的二元论及“审美不涉利害”命题对蔡元培美学、美育思想的影响。 康德的二元论把世界分为“现象界”和“物自体”，认为人只能认识现象，不能认识物自体。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里，论述了自然界的必然和精神界的自由这两个领域不同的先验原理，然后再《批判力批判》里论述了审美，企图在这不可逾越的两个领域中间架设桥梁，得出美是符合自然的必然又符合人的自由的形式的结论，后来又明确指出美是道德（自由）的象征。康德把自然看作现象，把自由看作本体，这样在他看来，美虽然以现象界的形式出现，但实质却在与本体（自由），然而这本体是什么，康德又说这是不能认识的。蔡元培认同了二元论，“盖世界有二方面，如一纸之有表里：一为现象，一为实体。”前者是对现实幸福的追求，后者是对超越价值的追求。康德认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是不同的两个领域，而美是架设在他们中间的桥梁。“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之津梁。此为康德所创造，而嗣后哲学家未有反对之者也。”蔡元培也接受了这种观点，明确提出了：“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现象世界一般来说就是我们生活的社会环境，物质世界。实体世界，蔡元培解释为“观念之一种”，可称为道或者太极或者神等，也就是说，他是把美感视为由物质世界通往精神世界的桥梁。
提出“审美不涉利害”的命题，对美学的发展是个划时代的革命。“不涉利害”指的是排除了欲望的活动。“审美不涉利害”是审美时，不涉及对象的实体存在和实用价值，审美对象变为纯粹的对象，审美主体的意志、欲望、冲动等等都会在审美中消失，成为纯粹的主体。“冯德讲哲学史时，提出康德关于美学的见解，最注重于美的超越性与普遍性。”蔡元培截取的原因也是很明显的，审美的无利害性、无功利性在西方美学史上已经得到充分的论证，但对于中国的知识界来说，意义非同寻常，这可以成为他们反对传统的功利主义美学观的有力武器；美感的普遍性表明人人因可以获得同样的美感而可以互相沟通，破除人我之间的界限。审美无利害在中国就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以审美为工具进行政治宣传，为其社会政治目的服务，早年的梁启超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极为突出；另一种是强调遵循审美自身的规律，通过审美的无用之用达到改造国民性、塑造完善人格的目的。蔡元培就是如此。另外，审美无利害思想使得美育在教育领域中获得自主、独立的地位，并区别于其他的教育形态，这被蔡元培充分利用，确立了美育的独立地位。
3.席勒的审美教育对蔡元培美育思想的熏陶。作为康德美学思想的继承发扬者之一，席勒没有单纯机械地继承康德的美学思想，他也适时地对康德的美学思想作了修改，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康德的主观唯心主义，并提出自己的一些独到见解，尤其是美育的提出与独立。蔡元培的美育思想不少都取材于席勒的美育理论。蔡元培对于席勒的美育理论可谓推崇备至，在他所著的《美育》中提到“经席勒尔(Schiller，1759-1805)详论美育之作用，而美育之标识，始彰明较著矣。……自是以后，欧洲之美育，为有意识之发展，可以资吾人之借鉴者甚多”。这里的“席勒尔”就是“席勒”。由于所处时代的复杂性加上阶级局限性，席勒对资本主义的腐朽冲突，认识不到它的根源是经济基础，而是“把它推原到人性的分裂和堕落”这样，他把完整人格视为最高理想，认为只有美，才能让人格完整，走向自由。这种观点比康德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蔡元培接受此种观点，也把培养完全人格视为教育的目标，认为美育是沟通“物自体”与“现象界”的桥梁，在感性现象与理性形式之间起整合作用。蔡元培坚信：把自私自利的腐化了的人变成有理性的正义的人，把腐朽的社会变成合理的社会，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审美教育。美育就成为了他为救国而开出的一剂药方。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蔡元培美育思想的影响
1.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记载着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墨客的思想印迹。人类最古老的文化形式之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文化，之所以得以流传，不可忽视的一点在于它能够完成载道的任务，也就是所谓的“文以载道”。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核心是“礼乐”为先（礼、乐、射、御、书、数），强调音乐、舞蹈、诗歌、绘画等基本美育手段在教育中的重要性。美育的活动主要以音乐、舞蹈为主，着重陶冶人的情操，目的是教育和培养完美的人格。这种美育具有典型的功利性和价值作用，即以培养完美德行的人为目标的审美教育。中国的传统美学大部分背负上了这种功利主义色彩。“中国传统美学整体上是特别强调艺术的教化功能的，孔子提出的对中国传统美学影响深远的‘兴、观、群、怨’说，就特别强调通过情感去感染陶冶个体，使强制性的社会伦理规范变为个体自觉的心理欲求，从而达到个体与社会的统一。对于艺术的社会功能而非个体情感价值的强调，使中国传统美学具有极为强烈的社会功利性色彩。”受中国主流文化熏陶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年轻的蔡元培曾经在旧学的仕途中春风得意，他的思想无疑会被打上功利主义的烙印，这直接导致了蔡元培走上美育救国之路。他的美育都是服务于革命和救国的需要，这和儒家的功利主义思想不谋而合。
2.传统文化中的非宗教性。儒家文化丰富多彩、博大精深。与其它几个文化圈相比，产生于中国大陆的儒家文化有一种特殊性，那就是非宗教性。孔子就说过“敬鬼神而远之”。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非宗教性，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人生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其影响并被决定。正是这种非宗教性，中国人可以不需要任何神袛而泰然自若地处理生活中的一切事情，也可以不依赖于任何的教规教义却依然可以视死如归地超越现实。宗教在中国人的心中远没有儒家文化那样根深蒂固，这也就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宗教大做文章的凭借。蔡元培敢于在中西方势力用宗教来麻痹人们心灵之时挺身而出，大胆揭露宗教的欺骗性，提出影响一时的“以美育代宗教”说，主张想用艺术把社会重新整合起来，把人的意识重新整合起来，艺术成为宗教的替代品，凭借之一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非宗教性。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之一的人文精神——非宗教精神——的升华。美育代宗教适应了当时资产阶级反封建的要求，也表现了蔡元培强烈的反宗教专制和封建迷信的革命精神。尽管像蔡元培这样的知识分子深受西方思想的渲染，但宗教思想依然没有进入他们的思想层面，没有成为一种信仰被接受沉积下来，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中国是一个缺乏宗教传统的国家，传统文化中的非宗教精神对中国知识分子造成的影响之深。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政治时局的变动迫使知识分子纷纷出走国门，在陌生却充满诱惑的另一片土地上苦苦寻找自救的药方，却又难以割舍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承。这样，传统美育思想与西方美育思想顺理成章地共同构成了美育倡导者的思想资源，这也是他们谈论美育、宣传美育的思想出发点和最根本的理论支撑点。他们对这些思想的整理、运用与解读，为中国现代美育的建立不仅提供了理论上的契机，也为实践提供了可能。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