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前，当整个西方在评估和揣测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走向时，美国学者摩西·列文(MosheLewin)在其《戈尔巴乔夫现象》一书中作出如下判断：戈氏的改革源于苏联社会的一种结构性变化，它将打破苏联社会长期以来在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两极之间的摇摆，孕育出第三种可能性。今天重读此书，使我们感兴趣的已不再是作者那已被印证了的预见本身，而是他赖以得出这种预见的那个理论分析：国家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而这恰恰也是中国知识界近来关心的问题。
　　列文认为，“冷战”以来西方学界把曾经用于法西斯体制的“全控主义”概念照搬到苏联研究，形成了一个在学界占压倒优势的“全控主义学派”，它制造出一种“全能全控国家”(all-powerfultotalitarianState)的神话，视社会结构为完全由国家结构所决定和控制的消极被动的存在，因而把注意力集中在权力斗争、政治结构、国有经济这些“国家”概念上。这种思路的缺陷是忽略了国家也是“历史的实存”(his-toricalentity)的一部分。实际上，国家结构功能的强弱只能影响而不能完全取消社会结构的功能，国家更不能使自己完全免受其它因素的制约。因此，即使在所谓“全控体制”下，长时段的、大规模的社会变迁仍然是可能的，而这种变化一旦发生，最终会导致国家结构的变化。所谓“戈尔巴乔夫现象”就是社会结构作用于国家结构的结果。
　　列文分析道，自五十年代以来，苏联社会经历了结构性的演变，如工业化、乡村向城市的大量移民、城市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熟练技术工人和白领阶层的壮大、不断提高的教育水准，等等。而所有这些现象可归纳为根本的一点：苏联社会的城市化。到七十年代初，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52：48)，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公民，而非落后的农民，成为最大的人口集团(demographicgroup)。这种人口比例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孕育着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例如，全国规模的城市化产生了大量的城市社会职业并创造了新的管理和技术阶层，主要是政府官员、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由于和新技术革命相联系，又是通过教育晋升，他们在训练和眼界上与上一代具有农村背景依靠政治优势的干部有本质不同。城市化和科技革命使得社会生活日趋复杂和分岔化(ramified，意指分工、利益等的多元化)，自治原则(最起码的如择业自由和迁移自由)越来越有效地取代了指令性的管理。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出现了很多正式和非正式的社团、协会，以及建立在现代化通讯手段上的社会联系，西方社会学意义上的“无形社团”(invisibleCollege，指非正式的但却普遍存在的各种不同训练和背景的学者之间的联系形式和交往网络)在苏联知识分子圈子中也逐步形成。就个人生活而言，城市与传统乡村相比，个人、个性发展、自主选择甚至隐私权的地位都完全不同。此外，一定程度上的公共观点也已形成并通过各种途径直接或间接地得以表达(列文举了一个还在五十年代末赫鲁晓夫的教育改革计划就因遭到公共意见的抵制而搁浅的事例)。
　　总之，城市化使得苏联社会呈现出具有一定自治性的多重结构，并具自己的活动逻辑。它要求一个与其复杂性相称的国家结构，而这并不意味着使国家机器更复杂，而是相反，要求国家或是结束或是退出对社会的不必要的干预或控制。但此时的苏联国家结构仍然基本沿袭斯大林时期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上的专制体制(三十年代的“工业化”使得苏联仅在一些经济指标上“赶上”了发达国家，而非在人口构成和社会结构上转变为工业社会)，正是这种社会结构和国家结构之间的紧张(美国的《俄国评论》季刊在评论此书时则用了“瓶颈”一词)孕育了戈氏的改革。换言之，戈氏的崛起和主张代表了以城市为基地的新兴的技术、管理和专业人士(相当一部分栖身于苏共党内)的利益和视野，并以广大的城市居民为社会基础。值得一提的是，这种静悄悄的却又是根本性的变化正是在被普遍认为“停滞时期”(Stagnation)的勃列日涅夫年代里完成的。因此列文意含讽刺地说：在勃列日涅夫打盹时，西方的苏联学家也打起了瞌睡。
　　列文的这套城市——社会——国家的思路在理论上并没有很多新奇之处。事实上，他强调的也是应用的缺席而非理论本身的缺席。历史的常识是：在西方史上城市几乎总是和自治原则有天然的联系，而市场、中产阶级、市民社会、民主制度等等也都是在城市的空间里和制度中发源和成长的。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必然要对王权、教权、封建割据这些属于“国家结构”的东西提出挑战。但西方学界并没有把这个思路应用于苏联研究(当然要经过很大修正，比如当时苏联既没有自由市场也没有个体所有制，城市是在国家计划和新技术革命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全控主义”理论遮蔽了他们的眼界。
　　循着这个思路上溯半个多世纪，并回顾二十世纪激进主义革命的历史，我们或许可以对城市——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有新的理解。以俄国革命为例，列宁“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论断过去一直是我们理解十月革命的一个关键，但今天看来这不过涉及到革命的表层(当然这只是我们的理解问题，列宁从未把革命限于国家机器的打碎和重建)，更深的一层是对整个旧俄社会结构的摧毁，锋芒所向，直指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以城市为依托逐步发展起来的商业、金融、实业、行政管理和知识分子阶层。一夜之间(当然这么说有些夸张)，借助政治权力和军事手段，毫无训练和经验的、多数具有农村背景的普通工人和士兵控制了复杂的国家和经济机器(集中于城市)。那个广为流传的工人接管银行甚至当银行行长的真实故事正是那段历史的写照。到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城市除了作为权力中心和依靠直接剥夺农村而生存外，与农村已没有区别，所有现代城市的社会功能丧失殆尽，所有城市阶层统统消失(流亡、失业、强制劳动或成为反革命)，甚至工人也不再作为一个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城市阶级而存在(几乎无“工”可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那次革命对国家和社会结构的摧毁，都具体体现为对城市的摧毁。
　　城市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多元性和一定程度上的脆弱性，是乡村社会所无法比拟的。和建立在土地、风俗、血缘这些自然联系上的乡村共同体相比，城市共同体要人为得多，一旦它被摧毁，几乎不可能像乡村共同体那样自然地恢复。当大动荡之后，旧的城市居民被新的来自农村的成员所代替(或补充)时，表面的热闹并不能抵消内里的空虚(列文也指出，往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才能把“乡下人”的眼光和生活方式转化为“城里人”的)。然而问题是，在一定意义上，这种对旧城市的摧毁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而并非是无意识的为破坏而破坏(如西方史上汪达尔人等“蛮族”对古典城市的摧毁，使得西方文明中断了数世纪之久)，或者出于种种不可避免、无法防止的客观因素。这里的关键是：城市的摧毁(程度可以不同)使得社会结构大大地简化了，而这种简化正是中央集权和计划体制得以建立和存在的前提(如我们所谓的“工农商学兵”，其实商和学也还嫌多余，于是再简化为“工农兵”)。这种体制本能地排斥多元性、复杂性、自治性和不可预测性，它要求社会结构越简单越好，社会要求越一致越好。这就注定了在这样的体制下城市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仅仅是一种空间的存在。
　　俄国革命的这个阶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为后来的革命所重复似乎是一个不难回答的问题。至少，我们都记得那个在城市里连小学校长和商店主任都由多数出身于农民的“老干部”担任的时代。从这个角度，对“文革”也许会有新的阐释。“文革”中对“城市老爷”的批判，用“公社”和“革委会”(容纳了大量从社会底层或至少原来处于非当权地位的人)取代各级政府机构和单位领导，简化管理机构(如用“生产指挥组”统管一切工交企事业)，大量下放知识分子和干部(安置在农村)，普通工人“进驻”上层建筑领域，强调外行可以领导内行等等，所有这些，都可以视为对十多年来虽然历经折腾但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恢复的城市结构和城市管理阶层(包括已适应城市生活和管理方式的“老干部”)的冲击。在这个意义上，“文革”是一场以破坏原有城市社会结构并建立一种更平均主义的“革命化”体制为目的的实验。而“文革”又是在同一时期苏联“变修”的参照下发起的，这一点特别耐人寻味。
　　回到原来的话题。俄国革命当初是一个“国家——社会——城市”的自上而下的剧变，而八十年代苏联的变革又是一个“城市——社会——国家”的自下而上的反动。如果这种假设能够成立，对我们观察和预测社会变革不啻是一种新的方法。
　　
　　(《戈尔巴乔夫现象：历史的阐释》，摩西·列文著，一九九一年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修订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