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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元年（1912）6月22日，天津。以郭春畬为首的黄锡祺、李应耆、王平、张仲元5人，给滦州煤矿总经理周学熙和新任协理李希明写了一封信，信中要求滦州煤矿在开、滦两矿联合之际，分给他们这些早年在该矿供职而现在离职的人们“余利”。他们在信中首先肯定两矿合并导致滦矿“股东资本顿增一倍有半”，认为现在给在职员工的十四成利润中二成“花红”是应该的，这是开矿至今多年努力的结果。接着说，离职老员工也有理由“一律分霑”。
原来，郭春畬等人都是当地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其中郭春畬、黄锡祺、李应耆3人，滦州煤矿建立之初曾在矿上工作“达一二年之久”，郭春畬还曾被周学熙任命为马家沟正矿副经理。他们做过一些工作，但后来由于矿上经济吃紧被裁员。此时看到滦州煤矿与开平煤矿联合，组成开滦矿务总局，人员和股金都要进行重新整合，便想趁机分一杯羹。他们提出要钱的依据是建矿时关于提“余利”分红的章程，同时还列举了当时社会上两个分红的实例，一是当时清帝逊位后大清银行改为中华银行，该行“新旧员司一律均分”花红；二是近邻开平煤矿在联合时结账，“不惟新旧员司均分花红，即已经物故（死亡）之员司尚且惠及子孙。此更与滦矿事同一律办法，未便两歧者也。”意思是这次开、滦联合，开平煤矿连死去的员司都给花红了，比照开平煤矿，滦州煤矿也该给我们这些老员司一点钱。信中还提到“前曾在事之员现在津郡者尚不乏人在”，意思是像我们这种在滦矿干过的人天津还有不少呢，你们不能不考虑。
郭春畬等人这封要钱的信，对于滦州煤矿以及周学熙来说，实在是太平常了，因为向煤矿揩油的事情经常见到，当地总有人为煤矿碍着自己的鸡毛蒜皮小事儿向矿上狮子大开口，这在开滦历史档案里不少见。但这一次非同以往，这封信后来掀起了一场惊动京津法律界和新闻界的风波，轰动了整个直隶省，甚至声闻九州。
这封信发出之后，一连四天滦州煤矿和总经理周学熙都没有做出反应。四天之后的6月26日，郭春畬等人又单独给滦矿第二把手——协理李希明写了一封信。信的开头对李希明大加吹捧，说他对开、滦联合功劳很大，“中外同钦”，对于“已立干枯之现象”的滦州煤矿来说，“可谓生死人而肉白骨”，接着还是重复要钱的话题，要求李希明成全此事。与第一封信相比，这第二封信的口气要强硬得多，说如果钱给得太少“仅有些微，则我同人不受人怜，不愿领受”。如果目的达不到，将对于开、滦联合“大有妨碍”，你李希明先生“经画素优（历来都能很好地策划事情——编者。下同），必不至伤感情而生决裂也！”意思是不答应多给点钱咱就撕破老脸吧。信的结尾留下了他们在天津南关的联系地址和联系人。
第二封信发出之后，周学熙在公司约见了郭春畬，告诉他们滦矿公司开办以来，因为同开平公司降价竞争一直没有盈利，所以没有花红余利可分，但是为了照顾这写信的五位可以给一些“酬劳金”。随后，周学熙让一个姓赵的员司给郭春畬送去一点钱，并传话说这属于“赠予行为”，与花红余利无关。周学熙的意思很明显，就是给点钱息事宁人。但是，郭春畬等拒绝接受赠予，他们继续找滦矿公司要钱，公司里有人说这事儿总理委托给董事了，找董事吧；董事说得跟股东们商量，何时开股东会再说。总之按郭春畬等人的话说是滦矿“迭为推诿，几无解决之日”。7月11日，郭春畬等人又去找周学熙，谁知周学熙却让他们吃了闭门羹。次日（7月12日），郭春畬等人又写了第三封信，这次是单独写给周学熙的，信的语气极为刻薄，且近乎恐吓。他们说，按章分花红是全体股东规定的，总理应该以身作则执行，把钱给我们就得了，你作为总经理是有这个权力的。你以前对我们这些人“被派被裁”可以“独断执行”，让谁滚蛋谁就得走，说一不二，怎么到今天该给我们钱了你就“必俟（非等着）股东会公议乎？”“现在绅学各界研究滦矿问题者潮流汹涌，几有举国若狂之势”，对滦矿利权的丧失义愤填膺，不过人民不了解滦州煤矿的内情，“只以调查未确不能操必胜之权”。我们就不同了，我们这些人在滦州煤矿干了这么久，了解你们营私舞弊等所有勾当，“如招股、购机、改账、选举，及交涉始末情形（指开平矿案）”。我们不立刻把你的老底子给揭出来，是因为过去你对我们有知遇之恩，我们不揭露这些从公的方面说是顾全中华民国的大局，从私的方面说是维护你作为总经理的面子。我们的“目的既定，不达不休”，如果你“视同人如儿戏，推诿延宕，不赐解决”，我们惟有联合起来“与各界共图进行之方。风潮一起，旦夕难平！洪翰香之近事岂不寒心！”
周学熙看过第三封信后，认为这是恫吓和敲诈，开始准备给郭春畬、李应耆等人一点颜色看。可是，郭、李等人可能还蒙在鼓里，就算是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也未必在乎。他们反而花钱在天津《日日新闻》等报刊上刊登“质问书”，质问周学熙为什么出卖开平煤田，为什么修改账目、违章招股、胡乱花公款等等。还让张仲元“刊布印刷物”，把攻击周学熙的传单到处散发和张贴。传单中有周学熙“盗卖矿山”比张翼《卖约》损失还大，以及在集资入股过程中“营私舞弊”的内容。传单中还说，滦矿原始股本不过二百余万两白银，现在两矿联合忽然增加了一百万英镑，合七百余万两白银的股份，这是股票虚涨，股东不能多得分文。我们“除去陈请省议会力争外，兹将其营私舞弊各端择要揭布，以供关心兹事者之研究”。
郭春畬等人说到做到，在散发传单的同时，很快写了一封给直隶省议会的《为盗卖矿产请据理争回陈请书》，于1912年8月下旬将该书交给了省议会。这份陈请书其实就是一份告状信，长达一万多字，其主旨是说开平矿本可以按照英公堂的判决收回，但周学熙等人“私心过重，一意欺骗我顺直官绅”，“无端自认卖约”，又将开、滦联合，所订联合合同各项文件令人发指，其中“不惜将我全省各项利源一齐卖出，为其二三私人朋比分肥”。这样做是把我省人民视为愚孩竖子、泥人铜像，我直隶人民决不能答应。作者以老练的文笔列举了周学熙盗卖矿产的“十大罪状”，并且“将滦矿公司各项弊端条开于后”，共计8条。“十大罪状”是针对开、滦联合草合同提出的10个问题； 8条“弊端”是针对周学熙在经营滦矿过程中违规操作，以及贪污等问题。陈请书末尾提出：开、滦联合损失太大了，关系到全省绅民子孙后代不知多少年的利权，所以要求省议会“合力主持”，以全省绅民的名义，呈请参议院、国务院，咨明工商部，会同外交部马上提出议案，尽快阻止开、滦联合正式合同的签订（当时《联合办理草合同》已经签字）。 陈请书末尾落款的是郭春畬、黄锡祺、李应耆、王平、张仲元5人。他们在陈请书中声明，我们这几个人与周学熙“夙无怨嫌”，有的连周学熙的面也没有见过，我们决不是跟周学熙个人过不去，而是为了全省的利源不流失。因为，开、滦联合，偌大开平煤田即将披着合法的外衣被英国人占有。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已经远远不是几个人向滦矿分红利要钱的小事情了。按笔者的分析，郭春畬等人对开、滦联合导致开平煤田进一步损失看不惯，也许他们有爱国意识，但在一开始写信时只不过是想趁联合之机要点钱，并没有跟政治联系起来。由于周学熙出的价码达不到他们的预想数目，便把事情弄大了，逐步跟时事政治挂上了钩，于是开、滦联合国家利权得失的论战，至此在政坛和法律界掀起了风波，其事件成为新闻而登上了京、津、沪的各大报刊。事实上郭春畬等人有意无意地代表了当时一种社会势力，且不说开、滦联合到底是利大弊大、是对还是错，事实上当时的确有不少人都想通过唤起民众来阻止两矿联合。
郭春畬等人的传单很快到了周学熙手里，陈请书的内容也被他知悉。周学熙决定反击，他找4个有声望的股东组织了一个小型调查班子，让他们整理搜集证据写出“报告书”，逐条澄清“十大罪状”和8条“弊端”，给外界一个交代。同时，还让秘书赵元礼等一干写作班子也写一份陈请书给直隶省议会，书中对“十大罪状”逐一进行反驳和解释。写好之后，照样也交给了省议会。
直隶省议会不敢怠慢，将周学熙的陈请书转交给了直隶都督冯国璋。冯接到转来的陈请书后，遴选熟悉矿务和懂英文的人，把开、滦两局所有的华洋文合同案卷都找来，详加查核，没有发现问题。这些人将查核结果写成一份报告，交给了冯国璋。冯于1912年12月21日进行了批示，他认同周学熙及其滦州煤矿的辩解，也认为“盗卖矿产实系误会”。这个批示后来成了对周学熙有利的佐证材料。
周学熙将陈请书交给直隶省议会后，又偕同李士伟、李希明二人，聘请曾任清政府外务部副大臣的曹汝霖为律师，将郭春畬等告上了天津地方法庭，告他们“诬捏盗卖矿产毁损名誉”，而郭春畬等人则聘请杨光湛为律师应诉（杨后来担任吉林省高等检察厅检察长）。周学熙同时向法庭递交了滦州煤矿组织人撰写的调查报告、证人证书，以及澄清“十大罪状”和8条“弊端”的辩白书。
这场官司于1912年11月19日开庭，双方律师进行了唇枪舌剑的辩论。被告的律师杨光湛提出来4个辩护要点：一是郭春畬等印刷的宣传品是呈请给省议会的内容，人民都有呈请权，不能说是犯罪；二是呈请的内容已经通过省议会通过并送到了参议院，其内容不虚，不能说是侮辱；三是此事属于立法机关解决的问题，司法衙门就不应该受理此案；四是呈请省议会送参议院解决矿权问题，乃是为人民请愿的，弹劾周学熙和滦矿甚至登报评说都不能算犯罪，这就是民主。如果发现陈请书中有所谓损害名誉之语，就到法院起诉，这成什么道理？
原告的律师曹汝霖反驳说，上递陈请书跟印刷传单到处散发张贴是两回事，“刊布印刷物”就构成了毁损人名誉罪。另外“盗卖矿产”的说法更是无道理，因为两矿联合是经过股东会议决，又“呈请直督核咨，国务院、外交部、工商部、直隶都督核准在案”的，是光明正大的，也没有受贿媚外情事。
双方辩论后，到21日天津地方法庭做出了判决，法官首先“报告本案起诉意旨”，说本案内郭春畬等5人“恐吓取财未遂”罪不成立，但构成了“公然侮辱罪”，根据刑法二十九条及三百六十条，各处罚金七十元；郭春畬等人对周学熙“以加害名誉之事相胁迫”，根据刑法第二十九条和三百五十七条，应处罚金八十元……最后定其应执行罚金一百一十元，或者是各处五等有期徒刑拘役三个月。
郭春畬等人不服地方庭判决，遂向天津高等审判分厅刑庭上诉。该庭审理后，于1913年1月8日作出判决，基本上维持了天津地方法庭对郭春畬和李英耆二人的原判，只不过小有变化，将罚金一百一十元降到了七十元，或者是各处五等有期徒刑拘役三个月。对张仲元的上诉予以驳回。黄锡祺、王平屡传不到，故撤销其上诉。该庭审判以后，其判词在报纸上刊登，算是恢复周学熙、李希明的名誉，而对于周学熙等人要求郭春畬等人赔偿名誉损失的要求，法庭未予支持。
这场官司以周学熙的胜利和郭春畬等人的完败结束。周学熙当时已经是袁世凯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有权有势又有钱，对付郭春畬几位地方小人物，就像是重量级的拳手对付街头斗气的毛头孩子，当然是胜券在握。虽然周学熙打官司胜利了，但当时开、滦联合的利弊和是非之争，在历史上留下了至今认识不一的话题。
原来，郭春畬等人都是当地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其中郭春畬、黄锡祺、李应耆3人，滦州煤矿建立之初曾在矿上工作“达一二年之久”，郭春畬还曾被周学熙任命为马家沟正矿副经理。他们做过一些工作，但后来由于矿上经济吃紧被裁员。此时看到滦州煤矿与开平煤矿联合，组成开滦矿务总局，人员和股金都要进行重新整合，便想趁机分一杯羹。他们提出要钱的依据是建矿时关于提“余利”分红的章程，同时还列举了当时社会上两个分红的实例，一是当时清帝逊位后大清银行改为中华银行，该行“新旧员司一律均分”花红；二是近邻开平煤矿在联合时结账，“不惟新旧员司均分花红，即已经物故（死亡）之员司尚且惠及子孙。此更与滦矿事同一律办法，未便两歧者也。”意思是这次开、滦联合，开平煤矿连死去的员司都给花红了，比照开平煤矿，滦州煤矿也该给我们这些老员司一点钱。信中还提到“前曾在事之员现在津郡者尚不乏人在”，意思是像我们这种在滦矿干过的人天津还有不少呢，你们不能不考虑。
郭春畬等人这封要钱的信，对于滦州煤矿以及周学熙来说，实在是太平常了，因为向煤矿揩油的事情经常见到，当地总有人为煤矿碍着自己的鸡毛蒜皮小事儿向矿上狮子大开口，这在开滦历史档案里不少见。但这一次非同以往，这封信后来掀起了一场惊动京津法律界和新闻界的风波，轰动了整个直隶省，甚至声闻九州。
这封信发出之后，一连四天滦州煤矿和总经理周学熙都没有做出反应。四天之后的6月26日，郭春畬等人又单独给滦矿第二把手——协理李希明写了一封信。信的开头对李希明大加吹捧，说他对开、滦联合功劳很大，“中外同钦”，对于“已立干枯之现象”的滦州煤矿来说，“可谓生死人而肉白骨”，接着还是重复要钱的话题，要求李希明成全此事。与第一封信相比，这第二封信的口气要强硬得多，说如果钱给得太少“仅有些微，则我同人不受人怜，不愿领受”。如果目的达不到，将对于开、滦联合“大有妨碍”，你李希明先生“经画素优（历来都能很好地策划事情——编者。下同），必不至伤感情而生决裂也！”意思是不答应多给点钱咱就撕破老脸吧。信的结尾留下了他们在天津南关的联系地址和联系人。
第二封信发出之后，周学熙在公司约见了郭春畬，告诉他们滦矿公司开办以来，因为同开平公司降价竞争一直没有盈利，所以没有花红余利可分，但是为了照顾这写信的五位可以给一些“酬劳金”。随后，周学熙让一个姓赵的员司给郭春畬送去一点钱，并传话说这属于“赠予行为”，与花红余利无关。周学熙的意思很明显，就是给点钱息事宁人。但是，郭春畬等拒绝接受赠予，他们继续找滦矿公司要钱，公司里有人说这事儿总理委托给董事了，找董事吧；董事说得跟股东们商量，何时开股东会再说。总之按郭春畬等人的话说是滦矿“迭为推诿，几无解决之日”。7月11日，郭春畬等人又去找周学熙，谁知周学熙却让他们吃了闭门羹。次日（7月12日），郭春畬等人又写了第三封信，这次是单独写给周学熙的，信的语气极为刻薄，且近乎恐吓。他们说，按章分花红是全体股东规定的，总理应该以身作则执行，把钱给我们就得了，你作为总经理是有这个权力的。你以前对我们这些人“被派被裁”可以“独断执行”，让谁滚蛋谁就得走，说一不二，怎么到今天该给我们钱了你就“必俟（非等着）股东会公议乎？”“现在绅学各界研究滦矿问题者潮流汹涌，几有举国若狂之势”，对滦矿利权的丧失义愤填膺，不过人民不了解滦州煤矿的内情，“只以调查未确不能操必胜之权”。我们就不同了，我们这些人在滦州煤矿干了这么久，了解你们营私舞弊等所有勾当，“如招股、购机、改账、选举，及交涉始末情形（指开平矿案）”。我们不立刻把你的老底子给揭出来，是因为过去你对我们有知遇之恩，我们不揭露这些从公的方面说是顾全中华民国的大局，从私的方面说是维护你作为总经理的面子。我们的“目的既定，不达不休”，如果你“视同人如儿戏，推诿延宕，不赐解决”，我们惟有联合起来“与各界共图进行之方。风潮一起，旦夕难平！洪翰香之近事岂不寒心！”
周学熙看过第三封信后，认为这是恫吓和敲诈，开始准备给郭春畬、李应耆等人一点颜色看。可是，郭、李等人可能还蒙在鼓里，就算是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也未必在乎。他们反而花钱在天津《日日新闻》等报刊上刊登“质问书”，质问周学熙为什么出卖开平煤田，为什么修改账目、违章招股、胡乱花公款等等。还让张仲元“刊布印刷物”，把攻击周学熙的传单到处散发和张贴。传单中有周学熙“盗卖矿山”比张翼《卖约》损失还大，以及在集资入股过程中“营私舞弊”的内容。传单中还说，滦矿原始股本不过二百余万两白银，现在两矿联合忽然增加了一百万英镑，合七百余万两白银的股份，这是股票虚涨，股东不能多得分文。我们“除去陈请省议会力争外，兹将其营私舞弊各端择要揭布，以供关心兹事者之研究”。
郭春畬等人说到做到，在散发传单的同时，很快写了一封给直隶省议会的《为盗卖矿产请据理争回陈请书》，于1912年8月下旬将该书交给了省议会。这份陈请书其实就是一份告状信，长达一万多字，其主旨是说开平矿本可以按照英公堂的判决收回，但周学熙等人“私心过重，一意欺骗我顺直官绅”，“无端自认卖约”，又将开、滦联合，所订联合合同各项文件令人发指，其中“不惜将我全省各项利源一齐卖出，为其二三私人朋比分肥”。这样做是把我省人民视为愚孩竖子、泥人铜像，我直隶人民决不能答应。作者以老练的文笔列举了周学熙盗卖矿产的“十大罪状”，并且“将滦矿公司各项弊端条开于后”，共计8条。“十大罪状”是针对开、滦联合草合同提出的10个问题； 8条“弊端”是针对周学熙在经营滦矿过程中违规操作，以及贪污等问题。陈请书末尾提出：开、滦联合损失太大了，关系到全省绅民子孙后代不知多少年的利权，所以要求省议会“合力主持”，以全省绅民的名义，呈请参议院、国务院，咨明工商部，会同外交部马上提出议案，尽快阻止开、滦联合正式合同的签订（当时《联合办理草合同》已经签字）。 陈请书末尾落款的是郭春畬、黄锡祺、李应耆、王平、张仲元5人。他们在陈请书中声明，我们这几个人与周学熙“夙无怨嫌”，有的连周学熙的面也没有见过，我们决不是跟周学熙个人过不去，而是为了全省的利源不流失。因为，开、滦联合，偌大开平煤田即将披着合法的外衣被英国人占有。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已经远远不是几个人向滦矿分红利要钱的小事情了。按笔者的分析，郭春畬等人对开、滦联合导致开平煤田进一步损失看不惯，也许他们有爱国意识，但在一开始写信时只不过是想趁联合之机要点钱，并没有跟政治联系起来。由于周学熙出的价码达不到他们的预想数目，便把事情弄大了，逐步跟时事政治挂上了钩，于是开、滦联合国家利权得失的论战，至此在政坛和法律界掀起了风波，其事件成为新闻而登上了京、津、沪的各大报刊。事实上郭春畬等人有意无意地代表了当时一种社会势力，且不说开、滦联合到底是利大弊大、是对还是错，事实上当时的确有不少人都想通过唤起民众来阻止两矿联合。
郭春畬等人的传单很快到了周学熙手里，陈请书的内容也被他知悉。周学熙决定反击，他找4个有声望的股东组织了一个小型调查班子，让他们整理搜集证据写出“报告书”，逐条澄清“十大罪状”和8条“弊端”，给外界一个交代。同时，还让秘书赵元礼等一干写作班子也写一份陈请书给直隶省议会，书中对“十大罪状”逐一进行反驳和解释。写好之后，照样也交给了省议会。
直隶省议会不敢怠慢，将周学熙的陈请书转交给了直隶都督冯国璋。冯接到转来的陈请书后，遴选熟悉矿务和懂英文的人，把开、滦两局所有的华洋文合同案卷都找来，详加查核，没有发现问题。这些人将查核结果写成一份报告，交给了冯国璋。冯于1912年12月21日进行了批示，他认同周学熙及其滦州煤矿的辩解，也认为“盗卖矿产实系误会”。这个批示后来成了对周学熙有利的佐证材料。
周学熙将陈请书交给直隶省议会后，又偕同李士伟、李希明二人，聘请曾任清政府外务部副大臣的曹汝霖为律师，将郭春畬等告上了天津地方法庭，告他们“诬捏盗卖矿产毁损名誉”，而郭春畬等人则聘请杨光湛为律师应诉（杨后来担任吉林省高等检察厅检察长）。周学熙同时向法庭递交了滦州煤矿组织人撰写的调查报告、证人证书，以及澄清“十大罪状”和8条“弊端”的辩白书。
这场官司于1912年11月19日开庭，双方律师进行了唇枪舌剑的辩论。被告的律师杨光湛提出来4个辩护要点：一是郭春畬等印刷的宣传品是呈请给省议会的内容，人民都有呈请权，不能说是犯罪；二是呈请的内容已经通过省议会通过并送到了参议院，其内容不虚，不能说是侮辱；三是此事属于立法机关解决的问题，司法衙门就不应该受理此案；四是呈请省议会送参议院解决矿权问题，乃是为人民请愿的，弹劾周学熙和滦矿甚至登报评说都不能算犯罪，这就是民主。如果发现陈请书中有所谓损害名誉之语，就到法院起诉，这成什么道理？
原告的律师曹汝霖反驳说，上递陈请书跟印刷传单到处散发张贴是两回事，“刊布印刷物”就构成了毁损人名誉罪。另外“盗卖矿产”的说法更是无道理，因为两矿联合是经过股东会议决，又“呈请直督核咨，国务院、外交部、工商部、直隶都督核准在案”的，是光明正大的，也没有受贿媚外情事。
双方辩论后，到21日天津地方法庭做出了判决，法官首先“报告本案起诉意旨”，说本案内郭春畬等5人“恐吓取财未遂”罪不成立，但构成了“公然侮辱罪”，根据刑法二十九条及三百六十条，各处罚金七十元；郭春畬等人对周学熙“以加害名誉之事相胁迫”，根据刑法第二十九条和三百五十七条，应处罚金八十元……最后定其应执行罚金一百一十元，或者是各处五等有期徒刑拘役三个月。
郭春畬等人不服地方庭判决，遂向天津高等审判分厅刑庭上诉。该庭审理后，于1913年1月8日作出判决，基本上维持了天津地方法庭对郭春畬和李英耆二人的原判，只不过小有变化，将罚金一百一十元降到了七十元，或者是各处五等有期徒刑拘役三个月。对张仲元的上诉予以驳回。黄锡祺、王平屡传不到，故撤销其上诉。该庭审判以后，其判词在报纸上刊登，算是恢复周学熙、李希明的名誉，而对于周学熙等人要求郭春畬等人赔偿名誉损失的要求，法庭未予支持。
这场官司以周学熙的胜利和郭春畬等人的完败结束。周学熙当时已经是袁世凯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有权有势又有钱，对付郭春畬几位地方小人物，就像是重量级的拳手对付街头斗气的毛头孩子，当然是胜券在握。虽然周学熙打官司胜利了，但当时开、滦联合的利弊和是非之争，在历史上留下了至今认识不一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