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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咸阳市永寿县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距离西安古城约两小时车程，南接乾陵，俗称 “秦陇咽喉”。这里地处黄土高原，巨大的沟壑、陡坡与大块黄土地，将村落远远分隔开。住在这里的人说，生在这儿就好像是被老天抛弃了。外面的世界太远，很多人一生未出山村。
这个县所辖的11个村镇、19.16万人口中，共有400余名精神病患者，排除抑郁、躁狂等不对他人构成伤害的精神症状外，尚有259名重度精神分裂症患者，其中有暴力及杀人倾向者85人。
永寿县公安局副局长李育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发病前，这些人往往已经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没有钱，没有好的教育，只有一个简单的大脑，一个健康的身体。在这个地方生活，如果连这两样都没有了，在村里人眼里就是个多余的人。不仅自己不能干活儿，衣食起居还要多一个人照顾，等于多了一张嘴，少了两双手。这类人被叫做 “武疯子”，乱跑，打人，动不动就走丢了。
通行的做法是把这 “武疯子” 用铁链子锁起来，关在房子里，在墙角堆上土让他便溺。一旦家里钱耗尽了，就一辆车把他拉往另一个县城，扔到大街上，从此生活里再没有这个人。
这之后，他们吃垃圾，打人，或被抓起来，或冻死在外。这之前，他们已经被铁链子锁了很多年。走到这一步是无奈之举。这地方风俗保守，一个精神病人的家人往往同时承受着刺激、折磨和村里人的歧视，对外抬不起头，几年下来病的病，死的死，“一人疯一家穷”。
永寿县公安局队长王运生说，在经济贫困的西北地区，把 “武疯子” 扔到别的县，减轻本县的治安负担，几乎是通行的、不明说的做法。只不过有些人被家人扔掉，有些早没了家人，被邻居或村委会扔掉。
这行为并不被人认作残酷。扔之前，家里已经被这 “武疯子” 拖了很多年，精神、经济上都垮掉了。真到了走投无路，不得不扔掉时，往往扔与被扔的人都已经无知无觉。
2013年起，永寿县出了两个大案，一个患者把村民往死里打，没人敢管，就这么打死了;另一个患者被家人锁在院里，躁狂发作打死家人并煮在锅里。第二年，县政府开始重视精神病人，并进行排查。而发动警力和公安系统介入农村精神病的救治，在全国还属第一例。
在这个社会上，你似乎难以找到另一个群体，在至亲和邻人眼里如此多余。
如果完全没有意识也就罢了。当29岁的李阳阳蹲在地上，把泥和面和成饼，用脏手翻这张饼准备吃午饭的时候，他是知道饿的。
但他似乎并不在意这饼已经发霉变绿了。房子四面漏风，门窗和房顶都被他自己拆掉烧掉了。春天的陕西风大沙多，炕上一条破棉被，墙角半袋面，地上一张面板，上面土和面混在一起。这就是阳阳的一切。
他是永寿县监军镇干堡村出了名的武疯子，但他会说话，四肢健全，能干活儿，甚至能花钱，低保不够，他打着奶奶的耳光问她是不是私吞了他那份。他是这村里的孽障，是人见人躲的坏孩子，到了这个份儿上，早已没有人去推究到底是病改变了他，还是他性格里本来就有这招人厌的部分。他的人格与他的病混在一起，早已分不清他的真实面目。
甚至可以说，他一生下来就是这样讨厌，没有人能说出他的恶到底是谁的错。阳阳的父亲和伯父都有精神分裂症，父亲出于暴力倾向，在阳阳5岁那年用菜刀砍伤母亲，母亲改嫁远走，父亲从此失踪。除了这病外，他没有留给阳阳任何东西。
可以说，阳阳的一生从出生起就注定了。他简直从小就是个坏孩子，跟小流氓混在一起，从小就孤僻冷漠，不学无术，脾气怪、不合群。可谁会想到他是个病人呢？一个不可爱的小孩子赚不来爱和同情。
这就是精神疾病的荒诞处。其他疾病不会这样彻底地破坏一个人的性情，改变他的人格，可精神病是可以的。当这些病人被遗弃时，他们早已具备了诸多被抛弃的理由，你无法责备那些抛弃他们的人。
村长说，这孩子性情坏，念书念不好就打歪主意，县里超载车辆过收费站是要交罚款的，很多车为躲罚款，就从村里绕路，阳阳跟一群小痞子就躲在小路上拦车要钱，不给就打，靠这钱过日子。那时只知道他脾气怪，没见出别的毛病，可后来收费站管得严，绕路的车辆都被收管起来，小痞子们断了财路，阳阳就此疯了。
不是什么大事，也算不上重创，从小被遗弃，靠低保生活，阳阳的生活里根本谈不上什么自尊心，村里人想不通为什么这件事成了诱使他发病的最后一根稻草。从这天起，他狂躁、打人、烧房子，一转眼从一个小流氓变成了人见人躲的“武疯子”。
2013年11月5日，浙江境内的一所精神病院内。图/CFP
没有人同情他。“自作孽！” “懒病！” “四肢健全又没病没灾，怎么就不能干活儿？”“真生病了还能知道花钱吗？他一天能花出去五百块，这叫生病？”村里的人这么说他。
直到他蹲在四面漏风的房子里吃土和的面饼时，人们才承认，这孩子是病了。但也不免将信将疑。他偶尔还可以说话，念念有词地告诉周围人：“我14岁那年我大伯说，你别跟人说你有病，你得瞒着。”
说这话时，他又显得很胆怯，低着头，眼睛盯着锅。他上嘴唇外凸，下颚格外短，这让他几乎是永远半张着嘴，露出一副兼有惊讶和凶狠的表情。
这隐瞒不光是出于保守的考虑。永寿县中医院精神心理科医生王振义说，现在国家的精神病诊疗系统就是这样，“走传染病的模式，看一个病人必须上报，不对外面公开，但是系统里面必须知道，发生之后，我们就要上报到疾控中心，县里面上报到省里面，上报到卫计委，所以这些人忌讳这个不愿意来。”
一次看病，名字就要永久性地记录在一个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的系统或档案里，这让这些村里人感到恐怖。因此得病也不看，走迷信的手段，弄一些巫婆、神佛，实在没办法，就到综合医院内科，看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就是不敢看精神科，怕留下记录。王振义能见到的精神病人，往往都是从综合医院的内科分流过来的，来的时候就很被动，提起精神病讳莫如深，不吃药，说那会“坏了脑子”，在治疗上极不配合。 至于到了李阳阳这种地步，无亲无故，又好像有那么一点神智的时候，村长说“这不叫自暴自弃叫什么？他明明可以干活儿的！”
而李阳阳的病历上赫然写着精神分裂症。村长对这词还很陌生，他没有细究这其中的含义，只是觉得用这一个词就把一个人的全部的恶搪塞过去也未免太简单了。他挥挥手：“他没钱花，没事做，靠这个引起人注意，那样一搞（烧房子、打人），大家都以为他有病，靠这个骗钱。我观察了几年，要说有病，我看就是懒病。”
之后，他以村干部正义感说：“对这类人，我们绝对不同情。”
他们发病与被抛弃的理由，往往追究到底只有两个字：贫穷。
王振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永寿县农村精神病发病率高，跟它是国家级贫困县这一点有密切关系。“社会上有一个误解，觉得穷人不想那么多，受教育少，精神大条，更不容易得精神病，其实完全相反。”
事实上，永泰县的精神病发病率在中国农村并不算最高的。由于受农村传统观念、经济条件和社会管理不到位等因素影响，农村的精神病患者家庭常因羞于提起而隐瞒病人，除非有精神病患导致的恶性事件，村、县也很少进行专项统计，更难得到有效的救治和管理。
世界卫生组织推测，到2020年中国精神疾病负担将占疾病总负担的1/4。近年来，由精神病患所引发的刑事、民事案件也逐年增加，因病致贫现象日益严重。
王振义已经在永寿县行医15年，他所诊疗过的发病人群，往往也是最穷的人群。
“他们本来就没有完成教育，没有良好的生存技能和心理储备，为了赚钱出去打工，骤然从乡下去往广州、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压力和社会经验都还不足。很多年轻孩子在那儿就已经疯了，接回来又不愿意让人知道，家里先是装神弄鬼，慢慢孩子越来越疯，纸包不住火，这种程度才暴露出来，治疗已经迟了。”
雷钰就是这样被接回来的。一米八的个子，走之前是个“好孩子”，书念得不错又知道干活儿，家里穷，娶不上老婆，父母让他出去打几年工，攒两年钱自己娶个媳妇，人生大事就算解决了。
雷钰1987年出生，出去那年只有15岁，那是2002年，在流水线上干活儿最吃香的年头。2003年11月，姐姐有一个星期打不通雷钰的电话，到厂子看他时，他已经“呆掉了”，跟谁都不说话，带回家就躲进房间一句话没有，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个16岁的孩子到底经历了什么。这一沉默就是12年。
2005年的一天，父亲发现儿子丢了。骑上摩托沿路疯找——哪儿都没有。一个星期里，父亲问遍了周遭11个村镇，一路问到咸阳，在火车站一根电线杆下看到了儿子。他在吃垃圾。这一次逃跑是雷钰病情加重的一个信号，这天起，父母给他的房间上了锁。
每天饭送进去，碗端出来，地上一层土，房间腐臭，雷钰拉尿都在地上，太脏了就把土撮走。雷钰的神智和自控力越来越差，他开始打父母。刀、擀面杖、棍子、拳头，摸到什么就抡什么。
公安局队长王运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走访了那么多精神病家庭，雷钰最让他不忍。这孩子身形高大，双手戴着铁链，被亲生父母关在屋子里，窗口很小，室内腐臭，粗铁做的手铐上还缠了一圈布条，怕他手疼
从2005年起，10年间这铁链子就没离开过雷钰的手。
雷钰的大伯雷振勇说，这十年对雷钰父母来说“就是熬着等死”。一家人少了唯一的盼头和最壮的劳动力，本来就不好的家境更是雪上加霜。现在每顿一个菜叶都吃不起，只是干噎粮食。雷钰一米八的个子，从150斤瘦到120斤。“思想上好像没有痛苦，有饭就吃，记不得事情。10年不说一句话。眼睛睁着，很凶，就对爸妈动手，爸妈都寒了心，现在钱也熬干了，说最好有一个收容所，送进去花几个钱，就当没这个儿子了。”
雷振勇说这孩子到了这份儿上已经“没什么感情表达了”，只是哭，“你问他话他就哭，不说话一直哭。”
王振义是永寿县唯一的精神心理科医生，他解释说，精神分裂症本来就是一种遗传性疾病，即使后天由于刺激而发病，那病因也在基因里。可在包括陕西在内的农村，传宗接代是非常重要的事。所以病了不但不治，反而倾向于隐瞒，这样才可以在病情潜伏期或稳定期，掖着藏着完成婚嫁，生下孩子。所以往往一个精神病，一家精神病，如此恶性循环下去。
周静静就是这样从周家村嫁到甘井镇郭家村的。当她被从床上拉起来见人时，她的表情迷惑而迟滞。28岁的她胖而结实，很少下地走动，吃完饭就缩在炕上睡，婆家人羞于提起她。
但她已经是2个孩子的母亲了，孩子认得妈妈，妈妈却不认得孩子。与其说婆家娶的是静静这个人，不如说娶的只是她的身体和肚子。结婚时静静已经疯了，这一点婆家知道。公公郭兴华是个老实人，他说娶了静静不算亏，“就算她疯了，咱家儿子也捡便宜。”
说起来，静静的条件不差。身高165，一副结实耐劳的好身体，高中毕业，又在广州打过工，在当地这是家家抢着要的好媳妇。如果没疯，她不会嫁给一个身高一米五、身材干瘦、又讨不到老婆的文盲。
结婚证上，静静的丈夫低她一头，小她一圈儿，这结婚证是去年刚刚领的。之所以这时才领，是因为这年县里第一次出动公安部门，挨村核查精神病人，拨出57万送到咸阳精神病专科医院免费治疗。医院回来之后静静安静了几个月，不乱跑不骂人，这才让郭兴华一家终于定下心要了这个媳妇。
这之前，郭家一直没有走这一道法律程序，“咱也有顾虑”，郭兴华的哥哥郭兴怀说，他承认一家人在这件事上留了心思和退路。“如果这个病治不好，还结了婚，将来怎么办？”
但孩子却早已生了下来，一个5岁，一个2岁。静静不知道自己怀孕，妊娠期里怕她乱跑，大夫给她用了镇定药物，这让她终日睡着，唯有肚子一天天大起来。
娶静静，不止为了给儿子生孩子，郭兴华的女儿不孕不育，因此静静两个儿子中的一个过继给了丈夫的姐姐。 王振义大夫说起静静一家非常担忧，“我不能阻止她生孩子，我没有这个权力。但精神分裂症即使后天发病，遗传的几率也非常大。”
说起那发病的缘由，郭兴华至今不知。静静的父亲对此讳莫如深。18岁时，静静高中毕业，跟同岁的小姑姑去广州制造业流水线上打工，那厂子生产电视。一年干下来，雇主拖欠工资，静静和姑姑都没拿到钱。姑姑去讨薪水。再后来姑姑死了。村里传言一说遭了强暴，一说是奸杀，也有说要钱未遂，“给人暗害了”。灵车从广州一路开回永寿，而静静一路陪姑姑的尸体押车回家，下了车人就疯了。
其中的具体情由无人知晓，小姑姑死了，周家没有报警追查，事情不了了之。可静静却从此失去了神智，打人、骂人，四处乱走。家里也急，四处求告鬼神，说是“小姑姑的魂扑到她身上了”，静静喜怒无常，在这封闭的小村里，她是个 “精神病” 这事儿很快传开，这使她在婚嫁问题上一再贬值。
周母受了刺激脑溢血去世，周父从此一蹶不振，保守自卑。
相亲这一天，饱受折磨的周父终于可以把女儿嫁出去，光这一点让他可以放低一切条件。郭家村离得很远，跨过沟壑，走几段上坡路，村子里穷得很，媒人对静静的病轻描淡写，“受了点儿刺激，不太严重。” 郭兴华在这一天见到静静，“头一回去没发现是一个病人，第二次看出来了，脸发肿，痴呆的样子，见人不说话。可是我们儿子年龄大了，二十八九没媳妇，有一个总比没有强。”
婚姻法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在发病期间，不能结婚。但在农村，显然这样的规定只是停留在纸面上而已。
“我也担心遗传”，公公郭兴华说，“我特意打听，要是先天就有，咱不能娶，那个会遗传。后天受刺激生了病是不会遗传的。”他用仅有的、道听途说的医学知识做着推断，坚持认为这两个孩子没有任何问题。
这是村里人的逻辑，该做的事都要做，不然外人笑话，哪怕这事带来的实际负担远远大于那一点自尊心。自从娶了静静，生下孩子，静静的丈夫郭引战就常年在外打工，维持着一家六口人的生计。郭兴华说这孩子累得很，“一年都回不了家，好的能赚一两万，不好也就几千块。”
然而对这一家人来说，生活就是生养和活着，如果这程序里有人出了问题，那就排除掉它，好让其他人把生活继续下去。自从静静嫁到郭家，周父再也没有问过这个女儿。她不属于周家了，她也不属于郭家，只留下了两个自己都不认识的孩子。
王振义大夫说，这孩子几乎是百分之百的几率遗传着母亲的病，38岁后发病已经算迟。可这个5岁的孩子对这一切还一无所知，他是爷爷奶奶的宝贝，郭家唯一的盼头。
据BBC报道，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在2001至2005年间，对青海、甘肃、山东、浙江4个省的6.3万人就精神疾病问题进行了抽样调查。
王振义大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统计数据显示，农村精神病比例比城市高出0.7%。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凤田也提出，“农村人交际范围小，社保很不完善，人的生存压力很大，又没有相应的教育和救助机构，这导致农村的精神病比例比城市还要高。”
根据这项在中国进行的最大规模有关调查的估计，中国大约有1.73亿成年人患有某种精神疾病，而其中的91%大约1.58亿人从未接受过专业治疗。而2005年前，中国有60%的人口居住在乡村。相比城市，它的治疗条件更加薄弱。
而基层政府要想系统地加大对农村精神病患者的救助工作，并非易事。一旦精神病患者在救治中出现事故，谁来负责？因为事情琐碎，相关的法律法规缺失，对精神病患者的救助管理，公安、民政、卫生、残联、综治办等七八个部门都有责任。但现实情况是“大家一起管，就大家都不管”。
一般大型综合性医院没有设立精神科，精神卫生医疗资源匮乏。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统计数据，全国平均精神科床位密度为每万人1.04张，远低于世界平均数每万人4.3张。另外，中国共有注册精神医师1.9万人，等于每位医生对应842名患者，还不计算医资机构大量集中在城市的情况。医生数量严重不足。
2014年4月29日，永寿县公安局起草“关于全县精神障碍患者情况”的汇报呈送给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县领导责成县财政局、县公安局等部门拿出对策。很快，永寿县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障碍患者肇事肇祸行为预防管控救助工作实施方案》。该方案明确要求由县财政拿出57万元专项救助资金，县公安局牵头，整合综治、民政、财政、卫生、人社、残联和乡镇等部门职能，对病人及家庭进行管护、救助和帮扶。邀请专家对所有患者，按高、中、低三个等级进行风险评估。对正发病的53名高风险病人立即分批送院治疗，对117名轻度患者送医送药上门救治。对确需入院治疗的，由患者监护人提出书面申请，村、镇核实后加注意见，由辖区民警、镇干部、监护人共同送往医院。病人费用经合疗或医保报销后，不足部分全部由专项资金拨付。但住院治疗并不是长久之计，一旦病情稳定，就可出院。
而永寿县派出警力来摸底，也只是从治安的角度，统计了最具有伤害性的人群。抑郁症和焦虑症并不在这个统计范围内。不计入的原因是抑郁症并不会造成他杀，顶多是自杀，伤害性小。可据王振义了解，农村抑郁症病人经常引起扩大型自杀，“我自杀，死了孩子怎么办？与其孩子受罪，不如先把孩子弄死。”
“自作孽”“脆弱”“懒病”，从医学的角度，这些评价诚然是无知而残忍的，但在这群人身上，荒诞、可怜、可恨、无解常常同时存在。
当60岁的郭永合出现在记者面前时，家人间突然出现了一阵难堪的沉默。他完全不像妻儿描述的那样，“疯了”“两三点就起来”“天天去坟地逛”“见人就骂”。他衣着体面，比起永寿县马坊镇郭家村的其他村民，他甚至算得上好整以暇。藏蓝色西装，衬衫领带一样不少，大背头，金丝眼镜，衣着整洁，神智清明，当他看到记者时，他主动过来握了握手：“你们记者是无冕之王。我要跟你讲我的故事，我看尽了人间冷暖，饱尝了人间沧桑。”这之后他背诵了一段《资治通鉴》。 妻儿在旁边使着眼色，看得出他们为这老人的言行感到不好意思。“他之前是中学语文老师，”妻子解释说，“犯病了就老说这些。”
郭永合疯了，这发生在他的晚年，疯了后他整夜失眠，夜里两三点钟在村里的大道上唱歌，躁动而富有攻击性，总爱逛坟地，一宿一宿地呆在那儿。
而这之前，他度过了谨小慎微的一生，车经过的声音都要害怕，说话总是压低声音，别人说他一句，他马上抬起胳膊护住头，怕黑、怕声音、怕犯错，怕死。
这恐惧是从他16岁那年开始的。郭永合5岁死了父亲，母亲找了继父。16岁的一天夜里，同母异父的妹妹突然开始流鼻血。一流就止不住，母亲用水瓢接了7瓢，那血却还在流。母亲精神本来就不好，出于惊吓当天就断了气。家里人手忙脚乱搭个棚子停在院子里，当晚妹妹一直叫哥哥，一条席子卷出去时嘴里还含混的叫着哥哥。那天，16岁的郭永合一夜里埋了两个家人。
陕西永寿县山沟。由于受农村传统观念、经济条件和社会管理不到位等因素影响，农村的精神病患者家庭常因羞于提起而隐瞒病人。图/CFP
这之后郭永合就怕起了天黑、血、声音，以及一切活着及死了的人。一到晚上，他就说自己听到妹妹叫自己。那幻觉常年跟随他。
但村里人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只说他“胆子小”，郭永合自己也从未就医，在村里人看来，这不算病，他完全可以正常工作，只是比别人更加谨慎，凡事倾向于自责，做什么都偷偷摸摸，带点儿苟且样子。中午吃饭时他不敢去食堂，怕学生闯祸，“学生闯祸也是我的错”，他这样跟其他老师说。但凡生活中的一切问题，他都认为与自己有关，唯唯诺诺，诚惶诚恐。可这不妨碍他教书，甚至可以说，在他30余年的教龄中，他是一个好老师，当他背《资治通鉴》露出陶醉样子的时候，有一些瞬间你会相信，他是个“有魅力的乡村老师”这件事儿并不是自吹，它完全有可能发生。
妻子说，郭永合要不是这病，一辈子都要这么害怕下去，这次疯了反而胆子大了，整个性格都反过来，也好，临到老总算有那么几年不怕的日子。
让他终于精神失常的这件事，说来却有一点荒唐。56岁这年，郭永合跟儿媳上了床。这事儿出来后，儿子大声斥骂他，把他从老房子赶出去，说自己在这村里简直没脸做人了。只有他从这村里消失，自己才有尊严。
出了这事儿后郭永合就疯了。那条常年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断了，这个做了一辈子老好人，胆小如鼠的老人，晚年一次出格，而命运没有原谅他。
现在提起这事儿，疯了的郭永合显得坦然而沾沾自喜：“我儿媳就是我的学生，上学时就爱慕我，”他悄悄说，“我的孙子就是我的儿子，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他成了儿子和妻子的羞耻，一村人的笑柄，一个可怜、可恨又滑稽的角色。他在村里四处传扬，虽说疯人疯话，到底还有几分真，为此儿子觉得老爸非离了这村子不可。
儿子给郭永合在县城租了房子，让他一个人住在那里，最好不要回来，不要四处乱说。可郭永合时而发起病来，走到县城广场上，拿出农村老师的架势对人指指点点，你的发型不对，你吐痰不对，你广场舞跳得不好;还议论些国家大事，卫生搞得不好，当官的不是好东西，有些小流氓看他疯疯癫癫，上去就打。郭永合只能抱头逃，几次被巡警抓回村里。
免费送治精神病那段时间，郭永合终于有了个去处。他被送到咸阳市精神病专科医院。因为集中收治，人多空间又小，同送去救治的又多是些有攻击性的“武疯子”，动不动就打起来，郭永合不打人，于是成了挨打的对象，他在这儿挨的打比在外面还多。
可这已经是一家人看来最好的去处了。如果公安局不管，他连这去处都没有。
队长王运生说，精神病的管理最难也最棘手，“国家政策是民政、财政、疾控中心都管一部分，可这么多部门同时管，到头来就等于谁都不管，两个部门根本衔接不起来。出了精神病杀人案才想起来抓，其实治好一个农村精神病，就等于预防了四五起杀人案。”
王振义大夫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每个县都可以有一个收容机构，目前精神病院的费用和场所都有限，根本容不下这么多人，如果可以在县一级办一些精神病收容机构，这些多余的人也好歹有个去处。
但没有这样的地方，县与县之间互相扔“武疯子”仍然是最常见的做法。谁家有疯子谁家认倒霉，在这黄土千里，沟壑纵横的山村里，人们对这些不得不采取的残忍措施早已习以为常。
他们互相嘲笑，彼此轻视。当郭永合的妻子提起那些更重一层的病人，可以看出她带着那么一点儿兴奋和优越感，像说一件好玩儿的事情：“那人把衣服过下来泡在粥锅里，拿出来拧一拧穿身上就是不脱，说洗干净了。”说时很带劲儿，似乎完全忘记了村里人就是这样传着她家的事，而她自己正为这传言而备受伤害。
郭永合的儿子身材高大，说起爸爸会是一种严厉的口吻：“他的心态就是胆小怕事，遇到事情不能勇敢面对，采取逃避。人死如灯灭，哪里有鬼？”让他相信父亲是出于生病才这样是一件很难的事。从他出生起，父亲就是这样子了，他瞧不起父亲的怯懦。他甚至没有见过父亲在被这病改变前是一个怎样的人。
甚至郭永合自己也没机会知道。恐惧、幻觉跟随了他的整个一生，他无从知晓，一个没有幻觉、没有恐惧的人生该是怎样的。
这个县所辖的11个村镇、19.16万人口中，共有400余名精神病患者，排除抑郁、躁狂等不对他人构成伤害的精神症状外，尚有259名重度精神分裂症患者，其中有暴力及杀人倾向者85人。
永寿县公安局副局长李育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发病前，这些人往往已经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没有钱，没有好的教育，只有一个简单的大脑，一个健康的身体。在这个地方生活，如果连这两样都没有了，在村里人眼里就是个多余的人。不仅自己不能干活儿，衣食起居还要多一个人照顾，等于多了一张嘴，少了两双手。这类人被叫做 “武疯子”，乱跑，打人，动不动就走丢了。
通行的做法是把这 “武疯子” 用铁链子锁起来，关在房子里，在墙角堆上土让他便溺。一旦家里钱耗尽了，就一辆车把他拉往另一个县城，扔到大街上，从此生活里再没有这个人。
这之后，他们吃垃圾，打人，或被抓起来，或冻死在外。这之前，他们已经被铁链子锁了很多年。走到这一步是无奈之举。这地方风俗保守，一个精神病人的家人往往同时承受着刺激、折磨和村里人的歧视，对外抬不起头，几年下来病的病，死的死，“一人疯一家穷”。
永寿县公安局队长王运生说，在经济贫困的西北地区，把 “武疯子” 扔到别的县，减轻本县的治安负担，几乎是通行的、不明说的做法。只不过有些人被家人扔掉，有些早没了家人，被邻居或村委会扔掉。
这行为并不被人认作残酷。扔之前，家里已经被这 “武疯子” 拖了很多年，精神、经济上都垮掉了。真到了走投无路，不得不扔掉时，往往扔与被扔的人都已经无知无觉。
2013年起，永寿县出了两个大案，一个患者把村民往死里打，没人敢管，就这么打死了;另一个患者被家人锁在院里，躁狂发作打死家人并煮在锅里。第二年，县政府开始重视精神病人，并进行排查。而发动警力和公安系统介入农村精神病的救治，在全国还属第一例。
遗弃
在这个社会上，你似乎难以找到另一个群体，在至亲和邻人眼里如此多余。
如果完全没有意识也就罢了。当29岁的李阳阳蹲在地上，把泥和面和成饼，用脏手翻这张饼准备吃午饭的时候，他是知道饿的。
但他似乎并不在意这饼已经发霉变绿了。房子四面漏风，门窗和房顶都被他自己拆掉烧掉了。春天的陕西风大沙多，炕上一条破棉被，墙角半袋面，地上一张面板，上面土和面混在一起。这就是阳阳的一切。
他是永寿县监军镇干堡村出了名的武疯子，但他会说话，四肢健全，能干活儿，甚至能花钱，低保不够，他打着奶奶的耳光问她是不是私吞了他那份。他是这村里的孽障，是人见人躲的坏孩子，到了这个份儿上，早已没有人去推究到底是病改变了他，还是他性格里本来就有这招人厌的部分。他的人格与他的病混在一起，早已分不清他的真实面目。
甚至可以说，他一生下来就是这样讨厌，没有人能说出他的恶到底是谁的错。阳阳的父亲和伯父都有精神分裂症，父亲出于暴力倾向，在阳阳5岁那年用菜刀砍伤母亲，母亲改嫁远走，父亲从此失踪。除了这病外，他没有留给阳阳任何东西。
可以说，阳阳的一生从出生起就注定了。他简直从小就是个坏孩子，跟小流氓混在一起，从小就孤僻冷漠，不学无术，脾气怪、不合群。可谁会想到他是个病人呢？一个不可爱的小孩子赚不来爱和同情。
这就是精神疾病的荒诞处。其他疾病不会这样彻底地破坏一个人的性情，改变他的人格，可精神病是可以的。当这些病人被遗弃时，他们早已具备了诸多被抛弃的理由，你无法责备那些抛弃他们的人。
村长说，这孩子性情坏，念书念不好就打歪主意，县里超载车辆过收费站是要交罚款的，很多车为躲罚款，就从村里绕路，阳阳跟一群小痞子就躲在小路上拦车要钱，不给就打，靠这钱过日子。那时只知道他脾气怪，没见出别的毛病，可后来收费站管得严，绕路的车辆都被收管起来，小痞子们断了财路，阳阳就此疯了。
不是什么大事，也算不上重创，从小被遗弃，靠低保生活，阳阳的生活里根本谈不上什么自尊心，村里人想不通为什么这件事成了诱使他发病的最后一根稻草。从这天起，他狂躁、打人、烧房子，一转眼从一个小流氓变成了人见人躲的“武疯子”。
没有人同情他。“自作孽！” “懒病！” “四肢健全又没病没灾，怎么就不能干活儿？”“真生病了还能知道花钱吗？他一天能花出去五百块，这叫生病？”村里的人这么说他。
直到他蹲在四面漏风的房子里吃土和的面饼时，人们才承认，这孩子是病了。但也不免将信将疑。他偶尔还可以说话，念念有词地告诉周围人：“我14岁那年我大伯说，你别跟人说你有病，你得瞒着。”
说这话时，他又显得很胆怯，低着头，眼睛盯着锅。他上嘴唇外凸，下颚格外短，这让他几乎是永远半张着嘴，露出一副兼有惊讶和凶狠的表情。
这隐瞒不光是出于保守的考虑。永寿县中医院精神心理科医生王振义说，现在国家的精神病诊疗系统就是这样，“走传染病的模式，看一个病人必须上报，不对外面公开，但是系统里面必须知道，发生之后，我们就要上报到疾控中心，县里面上报到省里面，上报到卫计委，所以这些人忌讳这个不愿意来。”
一次看病，名字就要永久性地记录在一个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的系统或档案里，这让这些村里人感到恐怖。因此得病也不看，走迷信的手段，弄一些巫婆、神佛，实在没办法，就到综合医院内科，看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就是不敢看精神科，怕留下记录。王振义能见到的精神病人，往往都是从综合医院的内科分流过来的，来的时候就很被动，提起精神病讳莫如深，不吃药，说那会“坏了脑子”，在治疗上极不配合。 至于到了李阳阳这种地步，无亲无故，又好像有那么一点神智的时候，村长说“这不叫自暴自弃叫什么？他明明可以干活儿的！”
而李阳阳的病历上赫然写着精神分裂症。村长对这词还很陌生，他没有细究这其中的含义，只是觉得用这一个词就把一个人的全部的恶搪塞过去也未免太简单了。他挥挥手：“他没钱花，没事做，靠这个引起人注意，那样一搞（烧房子、打人），大家都以为他有病，靠这个骗钱。我观察了几年，要说有病，我看就是懒病。”
之后，他以村干部正义感说：“对这类人，我们绝对不同情。”
贫穷
他们发病与被抛弃的理由，往往追究到底只有两个字：贫穷。
王振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永寿县农村精神病发病率高，跟它是国家级贫困县这一点有密切关系。“社会上有一个误解，觉得穷人不想那么多，受教育少，精神大条，更不容易得精神病，其实完全相反。”
事实上，永泰县的精神病发病率在中国农村并不算最高的。由于受农村传统观念、经济条件和社会管理不到位等因素影响，农村的精神病患者家庭常因羞于提起而隐瞒病人，除非有精神病患导致的恶性事件，村、县也很少进行专项统计，更难得到有效的救治和管理。
世界卫生组织推测，到2020年中国精神疾病负担将占疾病总负担的1/4。近年来，由精神病患所引发的刑事、民事案件也逐年增加，因病致贫现象日益严重。
王振义已经在永寿县行医15年，他所诊疗过的发病人群，往往也是最穷的人群。
“他们本来就没有完成教育，没有良好的生存技能和心理储备，为了赚钱出去打工，骤然从乡下去往广州、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压力和社会经验都还不足。很多年轻孩子在那儿就已经疯了，接回来又不愿意让人知道，家里先是装神弄鬼，慢慢孩子越来越疯，纸包不住火，这种程度才暴露出来，治疗已经迟了。”
雷钰就是这样被接回来的。一米八的个子，走之前是个“好孩子”，书念得不错又知道干活儿，家里穷，娶不上老婆，父母让他出去打几年工，攒两年钱自己娶个媳妇，人生大事就算解决了。
雷钰1987年出生，出去那年只有15岁，那是2002年，在流水线上干活儿最吃香的年头。2003年11月，姐姐有一个星期打不通雷钰的电话，到厂子看他时，他已经“呆掉了”，跟谁都不说话，带回家就躲进房间一句话没有，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个16岁的孩子到底经历了什么。这一沉默就是12年。
2005年的一天，父亲发现儿子丢了。骑上摩托沿路疯找——哪儿都没有。一个星期里，父亲问遍了周遭11个村镇，一路问到咸阳，在火车站一根电线杆下看到了儿子。他在吃垃圾。这一次逃跑是雷钰病情加重的一个信号，这天起，父母给他的房间上了锁。
每天饭送进去，碗端出来，地上一层土，房间腐臭，雷钰拉尿都在地上，太脏了就把土撮走。雷钰的神智和自控力越来越差，他开始打父母。刀、擀面杖、棍子、拳头，摸到什么就抡什么。
公安局队长王运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走访了那么多精神病家庭，雷钰最让他不忍。这孩子身形高大，双手戴着铁链，被亲生父母关在屋子里，窗口很小，室内腐臭，粗铁做的手铐上还缠了一圈布条，怕他手疼
从2005年起，10年间这铁链子就没离开过雷钰的手。
雷钰的大伯雷振勇说，这十年对雷钰父母来说“就是熬着等死”。一家人少了唯一的盼头和最壮的劳动力，本来就不好的家境更是雪上加霜。现在每顿一个菜叶都吃不起，只是干噎粮食。雷钰一米八的个子，从150斤瘦到120斤。“思想上好像没有痛苦，有饭就吃，记不得事情。10年不说一句话。眼睛睁着，很凶，就对爸妈动手，爸妈都寒了心，现在钱也熬干了，说最好有一个收容所，送进去花几个钱，就当没这个儿子了。”
雷振勇说这孩子到了这份儿上已经“没什么感情表达了”，只是哭，“你问他话他就哭，不说话一直哭。”
遗传
王振义是永寿县唯一的精神心理科医生，他解释说，精神分裂症本来就是一种遗传性疾病，即使后天由于刺激而发病，那病因也在基因里。可在包括陕西在内的农村，传宗接代是非常重要的事。所以病了不但不治，反而倾向于隐瞒，这样才可以在病情潜伏期或稳定期，掖着藏着完成婚嫁，生下孩子。所以往往一个精神病，一家精神病，如此恶性循环下去。
周静静就是这样从周家村嫁到甘井镇郭家村的。当她被从床上拉起来见人时，她的表情迷惑而迟滞。28岁的她胖而结实，很少下地走动，吃完饭就缩在炕上睡，婆家人羞于提起她。
但她已经是2个孩子的母亲了，孩子认得妈妈，妈妈却不认得孩子。与其说婆家娶的是静静这个人，不如说娶的只是她的身体和肚子。结婚时静静已经疯了，这一点婆家知道。公公郭兴华是个老实人，他说娶了静静不算亏，“就算她疯了，咱家儿子也捡便宜。”
说起来，静静的条件不差。身高165，一副结实耐劳的好身体，高中毕业，又在广州打过工，在当地这是家家抢着要的好媳妇。如果没疯，她不会嫁给一个身高一米五、身材干瘦、又讨不到老婆的文盲。
结婚证上，静静的丈夫低她一头，小她一圈儿，这结婚证是去年刚刚领的。之所以这时才领，是因为这年县里第一次出动公安部门，挨村核查精神病人，拨出57万送到咸阳精神病专科医院免费治疗。医院回来之后静静安静了几个月，不乱跑不骂人，这才让郭兴华一家终于定下心要了这个媳妇。
这之前，郭家一直没有走这一道法律程序，“咱也有顾虑”，郭兴华的哥哥郭兴怀说，他承认一家人在这件事上留了心思和退路。“如果这个病治不好，还结了婚，将来怎么办？”
但孩子却早已生了下来，一个5岁，一个2岁。静静不知道自己怀孕，妊娠期里怕她乱跑，大夫给她用了镇定药物，这让她终日睡着，唯有肚子一天天大起来。
娶静静，不止为了给儿子生孩子，郭兴华的女儿不孕不育，因此静静两个儿子中的一个过继给了丈夫的姐姐。 王振义大夫说起静静一家非常担忧，“我不能阻止她生孩子，我没有这个权力。但精神分裂症即使后天发病，遗传的几率也非常大。”
说起那发病的缘由，郭兴华至今不知。静静的父亲对此讳莫如深。18岁时，静静高中毕业，跟同岁的小姑姑去广州制造业流水线上打工，那厂子生产电视。一年干下来，雇主拖欠工资，静静和姑姑都没拿到钱。姑姑去讨薪水。再后来姑姑死了。村里传言一说遭了强暴，一说是奸杀，也有说要钱未遂，“给人暗害了”。灵车从广州一路开回永寿，而静静一路陪姑姑的尸体押车回家，下了车人就疯了。
其中的具体情由无人知晓，小姑姑死了，周家没有报警追查，事情不了了之。可静静却从此失去了神智，打人、骂人，四处乱走。家里也急，四处求告鬼神，说是“小姑姑的魂扑到她身上了”，静静喜怒无常，在这封闭的小村里，她是个 “精神病” 这事儿很快传开，这使她在婚嫁问题上一再贬值。
周母受了刺激脑溢血去世，周父从此一蹶不振，保守自卑。
相亲这一天，饱受折磨的周父终于可以把女儿嫁出去，光这一点让他可以放低一切条件。郭家村离得很远，跨过沟壑，走几段上坡路，村子里穷得很，媒人对静静的病轻描淡写，“受了点儿刺激，不太严重。” 郭兴华在这一天见到静静，“头一回去没发现是一个病人，第二次看出来了，脸发肿，痴呆的样子，见人不说话。可是我们儿子年龄大了，二十八九没媳妇，有一个总比没有强。”
婚姻法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在发病期间，不能结婚。但在农村，显然这样的规定只是停留在纸面上而已。
“我也担心遗传”，公公郭兴华说，“我特意打听，要是先天就有，咱不能娶，那个会遗传。后天受刺激生了病是不会遗传的。”他用仅有的、道听途说的医学知识做着推断，坚持认为这两个孩子没有任何问题。
这是村里人的逻辑，该做的事都要做，不然外人笑话，哪怕这事带来的实际负担远远大于那一点自尊心。自从娶了静静，生下孩子，静静的丈夫郭引战就常年在外打工，维持着一家六口人的生计。郭兴华说这孩子累得很，“一年都回不了家，好的能赚一两万，不好也就几千块。”
然而对这一家人来说，生活就是生养和活着，如果这程序里有人出了问题，那就排除掉它，好让其他人把生活继续下去。自从静静嫁到郭家，周父再也没有问过这个女儿。她不属于周家了，她也不属于郭家，只留下了两个自己都不认识的孩子。
王振义大夫说，这孩子几乎是百分之百的几率遗传着母亲的病，38岁后发病已经算迟。可这个5岁的孩子对这一切还一无所知，他是爷爷奶奶的宝贝，郭家唯一的盼头。
据BBC报道，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在2001至2005年间，对青海、甘肃、山东、浙江4个省的6.3万人就精神疾病问题进行了抽样调查。
王振义大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统计数据显示，农村精神病比例比城市高出0.7%。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凤田也提出，“农村人交际范围小，社保很不完善，人的生存压力很大，又没有相应的教育和救助机构，这导致农村的精神病比例比城市还要高。”
何处安放
根据这项在中国进行的最大规模有关调查的估计，中国大约有1.73亿成年人患有某种精神疾病，而其中的91%大约1.58亿人从未接受过专业治疗。而2005年前，中国有60%的人口居住在乡村。相比城市，它的治疗条件更加薄弱。
而基层政府要想系统地加大对农村精神病患者的救助工作，并非易事。一旦精神病患者在救治中出现事故，谁来负责？因为事情琐碎，相关的法律法规缺失，对精神病患者的救助管理，公安、民政、卫生、残联、综治办等七八个部门都有责任。但现实情况是“大家一起管，就大家都不管”。
一般大型综合性医院没有设立精神科，精神卫生医疗资源匮乏。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统计数据，全国平均精神科床位密度为每万人1.04张，远低于世界平均数每万人4.3张。另外，中国共有注册精神医师1.9万人，等于每位医生对应842名患者，还不计算医资机构大量集中在城市的情况。医生数量严重不足。
2014年4月29日，永寿县公安局起草“关于全县精神障碍患者情况”的汇报呈送给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县领导责成县财政局、县公安局等部门拿出对策。很快，永寿县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障碍患者肇事肇祸行为预防管控救助工作实施方案》。该方案明确要求由县财政拿出57万元专项救助资金，县公安局牵头，整合综治、民政、财政、卫生、人社、残联和乡镇等部门职能，对病人及家庭进行管护、救助和帮扶。邀请专家对所有患者，按高、中、低三个等级进行风险评估。对正发病的53名高风险病人立即分批送院治疗，对117名轻度患者送医送药上门救治。对确需入院治疗的，由患者监护人提出书面申请，村、镇核实后加注意见，由辖区民警、镇干部、监护人共同送往医院。病人费用经合疗或医保报销后，不足部分全部由专项资金拨付。但住院治疗并不是长久之计，一旦病情稳定，就可出院。
而永寿县派出警力来摸底，也只是从治安的角度，统计了最具有伤害性的人群。抑郁症和焦虑症并不在这个统计范围内。不计入的原因是抑郁症并不会造成他杀，顶多是自杀，伤害性小。可据王振义了解，农村抑郁症病人经常引起扩大型自杀，“我自杀，死了孩子怎么办？与其孩子受罪，不如先把孩子弄死。”
“自作孽”“脆弱”“懒病”，从医学的角度，这些评价诚然是无知而残忍的，但在这群人身上，荒诞、可怜、可恨、无解常常同时存在。
当60岁的郭永合出现在记者面前时，家人间突然出现了一阵难堪的沉默。他完全不像妻儿描述的那样，“疯了”“两三点就起来”“天天去坟地逛”“见人就骂”。他衣着体面，比起永寿县马坊镇郭家村的其他村民，他甚至算得上好整以暇。藏蓝色西装，衬衫领带一样不少，大背头，金丝眼镜，衣着整洁，神智清明，当他看到记者时，他主动过来握了握手：“你们记者是无冕之王。我要跟你讲我的故事，我看尽了人间冷暖，饱尝了人间沧桑。”这之后他背诵了一段《资治通鉴》。 妻儿在旁边使着眼色，看得出他们为这老人的言行感到不好意思。“他之前是中学语文老师，”妻子解释说，“犯病了就老说这些。”
郭永合疯了，这发生在他的晚年，疯了后他整夜失眠，夜里两三点钟在村里的大道上唱歌，躁动而富有攻击性，总爱逛坟地，一宿一宿地呆在那儿。
而这之前，他度过了谨小慎微的一生，车经过的声音都要害怕，说话总是压低声音，别人说他一句，他马上抬起胳膊护住头，怕黑、怕声音、怕犯错，怕死。
这恐惧是从他16岁那年开始的。郭永合5岁死了父亲，母亲找了继父。16岁的一天夜里，同母异父的妹妹突然开始流鼻血。一流就止不住，母亲用水瓢接了7瓢，那血却还在流。母亲精神本来就不好，出于惊吓当天就断了气。家里人手忙脚乱搭个棚子停在院子里，当晚妹妹一直叫哥哥，一条席子卷出去时嘴里还含混的叫着哥哥。那天，16岁的郭永合一夜里埋了两个家人。
这之后郭永合就怕起了天黑、血、声音，以及一切活着及死了的人。一到晚上，他就说自己听到妹妹叫自己。那幻觉常年跟随他。
但村里人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只说他“胆子小”，郭永合自己也从未就医，在村里人看来，这不算病，他完全可以正常工作，只是比别人更加谨慎，凡事倾向于自责，做什么都偷偷摸摸，带点儿苟且样子。中午吃饭时他不敢去食堂，怕学生闯祸，“学生闯祸也是我的错”，他这样跟其他老师说。但凡生活中的一切问题，他都认为与自己有关，唯唯诺诺，诚惶诚恐。可这不妨碍他教书，甚至可以说，在他30余年的教龄中，他是一个好老师，当他背《资治通鉴》露出陶醉样子的时候，有一些瞬间你会相信，他是个“有魅力的乡村老师”这件事儿并不是自吹，它完全有可能发生。
妻子说，郭永合要不是这病，一辈子都要这么害怕下去，这次疯了反而胆子大了，整个性格都反过来，也好，临到老总算有那么几年不怕的日子。
让他终于精神失常的这件事，说来却有一点荒唐。56岁这年，郭永合跟儿媳上了床。这事儿出来后，儿子大声斥骂他，把他从老房子赶出去，说自己在这村里简直没脸做人了。只有他从这村里消失，自己才有尊严。
出了这事儿后郭永合就疯了。那条常年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断了，这个做了一辈子老好人，胆小如鼠的老人，晚年一次出格，而命运没有原谅他。
现在提起这事儿，疯了的郭永合显得坦然而沾沾自喜：“我儿媳就是我的学生，上学时就爱慕我，”他悄悄说，“我的孙子就是我的儿子，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他成了儿子和妻子的羞耻，一村人的笑柄，一个可怜、可恨又滑稽的角色。他在村里四处传扬，虽说疯人疯话，到底还有几分真，为此儿子觉得老爸非离了这村子不可。
儿子给郭永合在县城租了房子，让他一个人住在那里，最好不要回来，不要四处乱说。可郭永合时而发起病来，走到县城广场上，拿出农村老师的架势对人指指点点，你的发型不对，你吐痰不对，你广场舞跳得不好;还议论些国家大事，卫生搞得不好，当官的不是好东西，有些小流氓看他疯疯癫癫，上去就打。郭永合只能抱头逃，几次被巡警抓回村里。
免费送治精神病那段时间，郭永合终于有了个去处。他被送到咸阳市精神病专科医院。因为集中收治，人多空间又小，同送去救治的又多是些有攻击性的“武疯子”，动不动就打起来，郭永合不打人，于是成了挨打的对象，他在这儿挨的打比在外面还多。
可这已经是一家人看来最好的去处了。如果公安局不管，他连这去处都没有。
队长王运生说，精神病的管理最难也最棘手，“国家政策是民政、财政、疾控中心都管一部分，可这么多部门同时管，到头来就等于谁都不管，两个部门根本衔接不起来。出了精神病杀人案才想起来抓，其实治好一个农村精神病，就等于预防了四五起杀人案。”
王振义大夫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每个县都可以有一个收容机构，目前精神病院的费用和场所都有限，根本容不下这么多人，如果可以在县一级办一些精神病收容机构，这些多余的人也好歹有个去处。
但没有这样的地方，县与县之间互相扔“武疯子”仍然是最常见的做法。谁家有疯子谁家认倒霉，在这黄土千里，沟壑纵横的山村里，人们对这些不得不采取的残忍措施早已习以为常。
他们互相嘲笑，彼此轻视。当郭永合的妻子提起那些更重一层的病人，可以看出她带着那么一点儿兴奋和优越感，像说一件好玩儿的事情：“那人把衣服过下来泡在粥锅里，拿出来拧一拧穿身上就是不脱，说洗干净了。”说时很带劲儿，似乎完全忘记了村里人就是这样传着她家的事，而她自己正为这传言而备受伤害。
郭永合的儿子身材高大，说起爸爸会是一种严厉的口吻：“他的心态就是胆小怕事，遇到事情不能勇敢面对，采取逃避。人死如灯灭，哪里有鬼？”让他相信父亲是出于生病才这样是一件很难的事。从他出生起，父亲就是这样子了，他瞧不起父亲的怯懦。他甚至没有见过父亲在被这病改变前是一个怎样的人。
甚至郭永合自己也没机会知道。恐惧、幻觉跟随了他的整个一生，他无从知晓，一个没有幻觉、没有恐惧的人生该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