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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内民主从属于民主，是民主理论在政党领域的具体体现。纯粹民主、精英民主、代议制民主、宪政民主、政党民主各从某一侧面给发展党内民主提供了借鉴性资源。建设党内民主，需要树立党员为本的理念，遵循民主政治运作的规则与程序，保障党员权利与规范政党权力，构建党员权利与政党权力的动态均衡机制，选择既循序渐进又适时突破的“增量党内民主”道路，推进党的现代化增量转型。
关键词：民主理论；党内民主；“增量党内民主”道路；党的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1）11-0048-03
一、党内民主的特点及内涵
（一）党内民主的一般属性
党内民主从属于民主，是民主一般原则在政党领域的具体反映，是民主政治的一部分，符合民主政治的基本属性与一般规范, 纯粹民主、精英民主、代议制民主、宪政民主、政党民主各从某一侧面给发展党内民主提供了借鉴性资源。首先，在政党权力的终极归属上，即“谁来做主”的问题，引入“人民主权”思想,应该明确政党的一切权力属于全体党员，党员是政党的主人，党员是政党的权力源泉。一个政党存在的必要性，需要通过保障和实现党员的民主权利来证明。其次在政党权力实践操作中，即“如何做主”的问题，吸纳“混合民主”思想精华,构建“混合党内民主制”。一是参与形式上，吸收“代议制民主”思想，保障政党权力“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对剥离。所有黨员通过委托—代理程序选举产生优秀党务管理层或管理者（各级党组织，党员代表、委员或常委等）来专业治理政党或国家事务，党员间接行使权力成为党内民主运作的基本形式，党员直接治理政党事务成为辅助形式。相应扩大党员有序政治参与的广度与深度、提升党员亲自参政的能力与水平已成为时代政治发展必然趋势。委托代理关系中，广大党员赋予党组织、党员干部“公权力”，同时，对让渡的权力具有全程问责及必要收回的权利，保证权力与责任的一致性，权力的“终极所有权”始终掌握在党员群众手中。[1]二是政治权力运作中，借鉴“宪政民主”思想，一方面依法治党，任何党员不能有凌驾于法律的特权，保证政党权力运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实现政党法治；另一方面，科学分解、合理配置政党权力，建立政党内部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既分离又协作的动态均衡机制，健全党员权利与政党权力的制约与平衡机制，以“权利制约权力”。三是政党职能上，党内民主属于一个政党内部的民主，需要符合政党基本属性及政治运作一般规律。
（二）党内民主的中国语境
路径依赖是一个重要学理概念。建设党内民主需要基于中国语境统筹考量，既要考虑历史传统熏染下政治文化、政治心理的惯性，又要着眼既有的权力架构和真实国情。从政党产生历史看，中国共产党是从国民党统治体制外催生的“外生党”，是历经暴力革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而执掌国家政权的政党。一部共和国的历史，充分证明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基本道理，可以说我国是“先有党而后有国”。而与中国国情不同，西方的政党是在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建立后由于阶层利益不同或政治立场分歧而在议会或政府内部博弈并产生政治派系的“内生党”，可以说是“先有国而后有党”。政治体制上，中国共产党是长期执政的唯一领导党，行政、立法、司法、政协等政治机构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各司其职开展工作。政党关系上，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式的“合作型政党制度”，“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是鲜明的特征。
在中国既有的政党体制、政党关系与政党文化下，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具有鲜明的特点：
1.党内民主的性质。政党层面，党内民主可以理解为集中性质的约束性民主，是保证政党权威的参与式民主。党内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民主，更不是民粹主义民主。对于一个政党、一个组织而言，关键之处在于保证组织的内聚力与战斗力，这是党集中力量的根本所在。没有了集中统一、步调一致的支撑，政党会沦为“一盘散沙”、“一群乌合之众”。尤其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纪律严明、步调一致、高效执行是我党鲜明的组织优势，这是我党90年来在革命、建设及改革时期不断取得胜利，经过历史检验而弥足珍贵的不二法宝。新时期建设党内民主，必然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的优良历史传统，充分发挥党的传统组织优势。[1]
2.党内民主的目的。民主具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重性质，建设党内民主需要把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内在统一。在政党层面，推进党内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基于世情、国情、党情、社情、民情的时代变迁而自觉进行的适应性调整与战略部署，以满足党员群众日益增长的民主诉求，实现党的现代化转型。在政权层面，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性在于重塑党的领导权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保证长期执政、科学执政与民主执政。[1]作为具有强烈时代责任感、走过90年光辉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建设党内民主需要服从时代发展与治国理政的大局，明确保障党员主体权利、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分别是党内民主建设的直接目标、现实目标与根本目标，需要不断推进党的现代化增量转型，建设中国特色民主政治模式。
3.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关系。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建设党内民主不可回避的话题是人民民主。作为长期的执政党，在国家政权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党内民主对于国家与社会的民主具有巨大辐射作用。一方面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具有相互适应性，两者相辅相成，良性互动。党内民主对于人民民主具有主导、示范和带动作用，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民民主的高度发展依赖于党内民主的纵向深入。激发党内创造活力,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利用党的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性平台，最广泛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齐头并进是中国共产党90年来自身建设和62年来治国理政凝练成的重要结论；另一方面需要增加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衔接与兼容机制,最大限度减少两者可能不相适应之处。民主推进进程中,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发展速度力度上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有时也会形成人民民主对党内民主的“倒逼机制”，需要党的主动回应，避免因发展的滞后性而失去对人民民主引导的主动权。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需要中间衔接机制,方能更好过渡与带动，比如党际民主、政党民主、社会民主等的发展。目前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实践试点中遇到的一些现象，比如在农村选举中，党员选举产生的村支部书记与村民选举产生的村主任 “两个一把手”如何“兼容”的问题等亟待制度性构建。
根据党内民主的一般属性及自身特点，可以把党内民主界定为：党内民主是指基于党员为本的理念，遵循民主运作的规则与程序，保障党员权利与规范政党权力，构建党员权利与政党权力的制约均衡机制，推进党内政治生活规范化、制度化的过程。
二、建设党内民主的对策建议
（一）选择循序渐进的“增量党内民主”道路
建设党内民主是一项宏大复杂的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审慎而行。在当代中国推进党内民主建设，一方面要吸取前苏联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采用“休克疗法”来“改造整个社会主义大厦”，致使政党分裂、国家解体的惨痛教训；另一方面要学习西方发达国家执政党巧妙治国理政的经验智慧，选择既循序渐进、又适时突破的“增量党内民主”道路。一是坚持原有的基本政党制度不动摇。增量党内民主是对原有基本制度的完善而不是改弦易张。发展党内民主要坚持符合国情的“合作型政党制度”，不能选择西方国家的“竞争型政党制度”。二是要有足够的民主存量。民主建设并非一日之功，需要循序渐进式的增长，保障党内民主已有成果不消减而逐步增加，基本的政党政治架构不改弦而逐步健全，为政党变革提供深厚的积淀。三是积极巩固和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和党内民主试点。要有允许试错的宽容态度，在不断试点反馈的基础上进行动态调整，上下联动，左右配合，取得累积性成果。四是构建风险防范体系，助力党内民主建设。由于党内民主本身的双重性、发展中的权变性及处理问题可能的失当性，推进党内民主必然面临各种风险，需要树立科学的风险防范意识，构建严密的风险防范体系，提高党判断风险、预防风险、抵御风险与化解风险的能力。五是适时超越现有民主存量，实现党内民主整体性发展。厚积而薄发，能够在民主元素逐步增长、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基础上寻求新的突破、新的飞跃，把局部性、试验性的党内民主升华为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制度性变革，既要避免“一蹴而就”的急性病，也要防范“小修小补”的慢性病。
（二）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主要途径
1.优先保障党员权利、彰显党员主体责任是建设党内民主的首要选择。在政党机理层面，促使政党产生、发展、壮大甚至灭亡的内在原因在于广大党员对所属政党心理归属感的程度，党员归属感萌发直接依赖于党员权益真实性的保障。党内民主，是对党内关系的深刻调整，这种调整核心在于治理理念从“以组织为本”向“以党员为本”的根本转变。以党员为根本，就是党内生活中全体党员是政党事业的主人，是政党权力的源泉，是政党使命的归宿，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党员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把最终实现广大党员全面而自由发展作为最终落脚点，把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优先保障党员权利、彰显党员主体责任作为推进党内民主的首要选择。尤其在世情、国情、党情、社情、民情深刻变化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已不是一个举起民主旗帜、夺取政权的“地下党”革命组织，而是一个践行民主承诺、长期执政的“阳光性”政治组织；已不是创立初期少数职业革命家的集合体，而是一个拥有8000万党员的群众性政党。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客观变化，决定了建设党、发展党和巩固党的理念必须与时俱进。纵观中国共产党90年的发展史，充分证明了党内民主建设好时正是我们党最有凝聚力、最赢得民心的时刻。[1]在当前新形势下，建设党内民主迫切需要与着重保障广大党员的以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五权”为主轴的控制性民主权利，强化党员的使命意识与责任意识，有效回应广大党员群众对民生改善与民权保障的政治诉求，体现党员权利与党内权力的应然制衡，在党内民主先行先试中带动人民民主又好又快发展。保障党员的知情权，需要推进党务公开，坚持重要文件党内先传达，重大问题、重要人事安排党内先讨论，重大决策部署党内先发动；保障党员的表达权，需要合理开放党内言论，重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三不主义”，鼓励党员说真话，倡导党员说实话，允许党员说错话；保障党员参与权，需要完善党员利益诉求表达与权益保障机制，扩大党员对党内事务各层次、各领域的有序政治参与，促使党员全程参与公共事务治理中，架起党员、领导干部及党组织间良性互动的桥梁，共同应对政党转型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保障党员选举权，一方面需要提升党员民主意识与素质，尊重党员选举意志,增强选举的真实性与有效性；另一方面要增加选人用人各环节的民主因素，推进竞争型选人模式，构建科学严密的选举程序；保障党员的监督权，需要落实党员“自下而上”的实质性监督权利，探索健全党代表提案制度和党代会质询机制，创造条件让广大党员来评价党内事务治理状况，保证权力始终在阳光下运行。
2.规范政党权力、优化权力结构是建设党内民主的根本保障。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国传统党政体制深受革命战争年代的命令思维及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影响。传统的党政体制形成发展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在历史上也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传统党政模式在当代民主政治运作中暴露了越来越多的弊端，集中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党内权力结构失衡，权力资源过于集中。二是以党代政，党政关系异化。邓小平同志1980 年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尖锐指出了政党权力不规范的问题：“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2]实践证明，如果缺乏强有力的硬性约束手段，权力往往会异化得肆无忌惮，吞噬公共权益。规范政党权力运作，一方面在于科学分解过分集中的权力，构建“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制约均衡机制。推进党内民主建设，需要优化党内权力结构，理顺常委会、全委会、党代会“内三会”的关系，形成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对分离与相互协调的权力运行机制，着力改变传统模式下有的常委会尤其个别书记权力过于集中、全委会作用弱化、党代会职能虚化的状况，注重发挥全委会对重大问题的决策作用，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完善党委讨论决定“三重一大”问题(即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票决制和党委集体领导制，形成常委会向全委会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全委会向党代会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常委会、全委会向党代会负责的制度。权力纵向配置上，变革传统金字塔式的管理模式，构建扁平化的弹性组织结构。另一方面，需要理顺党政关系，厘清黨政职能，形成科学化的党政关系。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科学界定执政党与国家政权的不同职能，理顺党政关系、党际关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在执政党与国家政权关系上，要做到党政分离而不分家，权力相互制约而不掣肘，坚持党政分开法制化。作为执政党，首先要管好自身，从严治党，依法治党，保证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其次要掌好船舵，把握航向，提高治国理政能力。
3.按照民主规则与程序，健全党员权利与政党权力的制约均衡机制是建设党内民主的核心工程。建设党内民主是一项实质民主与程序民主有机结合的系统工程，需要创新性制度体系与严密的民主程序及时跟进，防止政治参与超越现有制度承载力而产生不稳定因素。推进党内民主建设，要按照民主的规则与程序，根据党员权利与党内权力的应然制衡、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设计一整套环环相扣、无缝链接、精细运作的制度链。党内民主“权利与权力良性互动制度”的构建，集中体现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集中执行、民主监督四个层面，其中民主选举是基点，民主决策是起点，集中执行是中点，民主监督是终点，终点链接起点，起点呼应终点，循环往复。
党内选举是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关键环节，与之伴随的往往是党员广泛参与背景下的选举竞争。激烈的竞争无法回避，科学严密的竞争规则与选举程序制定则是维持选举有序进行的重中之重。缺乏优质规则的保障，竞争就会演变为恶性纷争，无论是对民众、政党还是国家，只会产生消极的后果。特别是政治领域的竞争规则，既要集思广益形成严密可行的操作程序，又要审慎统筹好各方的现实利益。深化党内选举，需要严格标准条件，严格程序步骤，改进候选人提名方式，拓宽党员直接选举范围，完善差额选举制度，尤其注重健全“党管干部”与“自由选举”上下兼容的制度机制。
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需要健全重大事项决策前信息收集与民意调研机制、决策方案咨询论证机制、决策确定合法化机制、决策实施评估反馈机制与决策后果担当回应机制等民主决策程序，强化公众参与、专家咨询、风险评估，集体讨论、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纠错干预与责任追究等约束程序，问计于民，问政于民，广泛听取党员、群众、基层干部意见建议，进一步着力推行和完善各级党委讨论重大问题和任免重要干部票决制与责任制，保证党的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与依法决策。
党的民主决策一旦经过合法性程序进入行动领域，需要明晰主体权责，凸显执行效力，坚决贯彻执行“众人之志”，保证政令畅通。这种集中性质的约束性民主恰是党内民主的应然要求，更是维护民主权威的一种必然体现。
构建全方位的监督网络体系，强化党内监督整体效能,成为规范政治权力的必要选择。一是需要增强各级纪委的独立性，整合体制内资源，着力改变“上级监督不到、下级不敢监督、同级监督不了”和“一把手”监督不力的现状。同时保持民主党派的政治特色，充分发挥民主党派效能，健全党际监督。二是构建广大党员“自下而上”监督与党组织“自上而下”监督的互动机制。要充分发挥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舆情监测作用，健全党员权利救济保障制度，完善政治问责制度，创新组织体制和工作机制，保证党员干部“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三是加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关口前移，源头反腐，制度反腐。最终以刚性的制度规范力、柔性的机制活力、严密的风险防范体系为主线保障党内民主高效运转起来。
参考文献：
[1]庄文明.党内民主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J].甘肃理论学
刊，2010,（6）.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4：329.
[责任编辑：孙 巍]
关键词：民主理论；党内民主；“增量党内民主”道路；党的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1）11-0048-03
一、党内民主的特点及内涵
（一）党内民主的一般属性
党内民主从属于民主，是民主一般原则在政党领域的具体反映，是民主政治的一部分，符合民主政治的基本属性与一般规范, 纯粹民主、精英民主、代议制民主、宪政民主、政党民主各从某一侧面给发展党内民主提供了借鉴性资源。首先，在政党权力的终极归属上，即“谁来做主”的问题，引入“人民主权”思想,应该明确政党的一切权力属于全体党员，党员是政党的主人，党员是政党的权力源泉。一个政党存在的必要性，需要通过保障和实现党员的民主权利来证明。其次在政党权力实践操作中，即“如何做主”的问题，吸纳“混合民主”思想精华,构建“混合党内民主制”。一是参与形式上，吸收“代议制民主”思想，保障政党权力“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对剥离。所有黨员通过委托—代理程序选举产生优秀党务管理层或管理者（各级党组织，党员代表、委员或常委等）来专业治理政党或国家事务，党员间接行使权力成为党内民主运作的基本形式，党员直接治理政党事务成为辅助形式。相应扩大党员有序政治参与的广度与深度、提升党员亲自参政的能力与水平已成为时代政治发展必然趋势。委托代理关系中，广大党员赋予党组织、党员干部“公权力”，同时，对让渡的权力具有全程问责及必要收回的权利，保证权力与责任的一致性，权力的“终极所有权”始终掌握在党员群众手中。[1]二是政治权力运作中，借鉴“宪政民主”思想，一方面依法治党，任何党员不能有凌驾于法律的特权，保证政党权力运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实现政党法治；另一方面，科学分解、合理配置政党权力，建立政党内部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既分离又协作的动态均衡机制，健全党员权利与政党权力的制约与平衡机制，以“权利制约权力”。三是政党职能上，党内民主属于一个政党内部的民主，需要符合政党基本属性及政治运作一般规律。
（二）党内民主的中国语境
路径依赖是一个重要学理概念。建设党内民主需要基于中国语境统筹考量，既要考虑历史传统熏染下政治文化、政治心理的惯性，又要着眼既有的权力架构和真实国情。从政党产生历史看，中国共产党是从国民党统治体制外催生的“外生党”，是历经暴力革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而执掌国家政权的政党。一部共和国的历史，充分证明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基本道理，可以说我国是“先有党而后有国”。而与中国国情不同，西方的政党是在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建立后由于阶层利益不同或政治立场分歧而在议会或政府内部博弈并产生政治派系的“内生党”，可以说是“先有国而后有党”。政治体制上，中国共产党是长期执政的唯一领导党，行政、立法、司法、政协等政治机构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各司其职开展工作。政党关系上，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式的“合作型政党制度”，“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是鲜明的特征。
在中国既有的政党体制、政党关系与政党文化下，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具有鲜明的特点：
1.党内民主的性质。政党层面，党内民主可以理解为集中性质的约束性民主，是保证政党权威的参与式民主。党内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民主，更不是民粹主义民主。对于一个政党、一个组织而言，关键之处在于保证组织的内聚力与战斗力，这是党集中力量的根本所在。没有了集中统一、步调一致的支撑，政党会沦为“一盘散沙”、“一群乌合之众”。尤其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纪律严明、步调一致、高效执行是我党鲜明的组织优势，这是我党90年来在革命、建设及改革时期不断取得胜利，经过历史检验而弥足珍贵的不二法宝。新时期建设党内民主，必然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的优良历史传统，充分发挥党的传统组织优势。[1]
2.党内民主的目的。民主具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重性质，建设党内民主需要把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内在统一。在政党层面，推进党内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基于世情、国情、党情、社情、民情的时代变迁而自觉进行的适应性调整与战略部署，以满足党员群众日益增长的民主诉求，实现党的现代化转型。在政权层面，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性在于重塑党的领导权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保证长期执政、科学执政与民主执政。[1]作为具有强烈时代责任感、走过90年光辉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建设党内民主需要服从时代发展与治国理政的大局，明确保障党员主体权利、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分别是党内民主建设的直接目标、现实目标与根本目标，需要不断推进党的现代化增量转型，建设中国特色民主政治模式。
3.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关系。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建设党内民主不可回避的话题是人民民主。作为长期的执政党，在国家政权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党内民主对于国家与社会的民主具有巨大辐射作用。一方面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具有相互适应性，两者相辅相成，良性互动。党内民主对于人民民主具有主导、示范和带动作用，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民民主的高度发展依赖于党内民主的纵向深入。激发党内创造活力,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利用党的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性平台，最广泛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齐头并进是中国共产党90年来自身建设和62年来治国理政凝练成的重要结论；另一方面需要增加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衔接与兼容机制,最大限度减少两者可能不相适应之处。民主推进进程中,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发展速度力度上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有时也会形成人民民主对党内民主的“倒逼机制”，需要党的主动回应，避免因发展的滞后性而失去对人民民主引导的主动权。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需要中间衔接机制,方能更好过渡与带动，比如党际民主、政党民主、社会民主等的发展。目前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实践试点中遇到的一些现象，比如在农村选举中，党员选举产生的村支部书记与村民选举产生的村主任 “两个一把手”如何“兼容”的问题等亟待制度性构建。
根据党内民主的一般属性及自身特点，可以把党内民主界定为：党内民主是指基于党员为本的理念，遵循民主运作的规则与程序，保障党员权利与规范政党权力，构建党员权利与政党权力的制约均衡机制，推进党内政治生活规范化、制度化的过程。
二、建设党内民主的对策建议
（一）选择循序渐进的“增量党内民主”道路
建设党内民主是一项宏大复杂的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审慎而行。在当代中国推进党内民主建设，一方面要吸取前苏联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采用“休克疗法”来“改造整个社会主义大厦”，致使政党分裂、国家解体的惨痛教训；另一方面要学习西方发达国家执政党巧妙治国理政的经验智慧，选择既循序渐进、又适时突破的“增量党内民主”道路。一是坚持原有的基本政党制度不动摇。增量党内民主是对原有基本制度的完善而不是改弦易张。发展党内民主要坚持符合国情的“合作型政党制度”，不能选择西方国家的“竞争型政党制度”。二是要有足够的民主存量。民主建设并非一日之功，需要循序渐进式的增长，保障党内民主已有成果不消减而逐步增加，基本的政党政治架构不改弦而逐步健全，为政党变革提供深厚的积淀。三是积极巩固和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和党内民主试点。要有允许试错的宽容态度，在不断试点反馈的基础上进行动态调整，上下联动，左右配合，取得累积性成果。四是构建风险防范体系，助力党内民主建设。由于党内民主本身的双重性、发展中的权变性及处理问题可能的失当性，推进党内民主必然面临各种风险，需要树立科学的风险防范意识，构建严密的风险防范体系，提高党判断风险、预防风险、抵御风险与化解风险的能力。五是适时超越现有民主存量，实现党内民主整体性发展。厚积而薄发，能够在民主元素逐步增长、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基础上寻求新的突破、新的飞跃，把局部性、试验性的党内民主升华为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制度性变革，既要避免“一蹴而就”的急性病，也要防范“小修小补”的慢性病。
（二）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主要途径
1.优先保障党员权利、彰显党员主体责任是建设党内民主的首要选择。在政党机理层面，促使政党产生、发展、壮大甚至灭亡的内在原因在于广大党员对所属政党心理归属感的程度，党员归属感萌发直接依赖于党员权益真实性的保障。党内民主，是对党内关系的深刻调整，这种调整核心在于治理理念从“以组织为本”向“以党员为本”的根本转变。以党员为根本，就是党内生活中全体党员是政党事业的主人，是政党权力的源泉，是政党使命的归宿，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党员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把最终实现广大党员全面而自由发展作为最终落脚点，把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优先保障党员权利、彰显党员主体责任作为推进党内民主的首要选择。尤其在世情、国情、党情、社情、民情深刻变化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已不是一个举起民主旗帜、夺取政权的“地下党”革命组织，而是一个践行民主承诺、长期执政的“阳光性”政治组织；已不是创立初期少数职业革命家的集合体，而是一个拥有8000万党员的群众性政党。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客观变化，决定了建设党、发展党和巩固党的理念必须与时俱进。纵观中国共产党90年的发展史，充分证明了党内民主建设好时正是我们党最有凝聚力、最赢得民心的时刻。[1]在当前新形势下，建设党内民主迫切需要与着重保障广大党员的以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五权”为主轴的控制性民主权利，强化党员的使命意识与责任意识，有效回应广大党员群众对民生改善与民权保障的政治诉求，体现党员权利与党内权力的应然制衡，在党内民主先行先试中带动人民民主又好又快发展。保障党员的知情权，需要推进党务公开，坚持重要文件党内先传达，重大问题、重要人事安排党内先讨论，重大决策部署党内先发动；保障党员的表达权，需要合理开放党内言论，重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三不主义”，鼓励党员说真话，倡导党员说实话，允许党员说错话；保障党员参与权，需要完善党员利益诉求表达与权益保障机制，扩大党员对党内事务各层次、各领域的有序政治参与，促使党员全程参与公共事务治理中，架起党员、领导干部及党组织间良性互动的桥梁，共同应对政党转型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保障党员选举权，一方面需要提升党员民主意识与素质，尊重党员选举意志,增强选举的真实性与有效性；另一方面要增加选人用人各环节的民主因素，推进竞争型选人模式，构建科学严密的选举程序；保障党员的监督权，需要落实党员“自下而上”的实质性监督权利，探索健全党代表提案制度和党代会质询机制，创造条件让广大党员来评价党内事务治理状况，保证权力始终在阳光下运行。
2.规范政党权力、优化权力结构是建设党内民主的根本保障。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国传统党政体制深受革命战争年代的命令思维及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影响。传统的党政体制形成发展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在历史上也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传统党政模式在当代民主政治运作中暴露了越来越多的弊端，集中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党内权力结构失衡，权力资源过于集中。二是以党代政，党政关系异化。邓小平同志1980 年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尖锐指出了政党权力不规范的问题：“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2]实践证明，如果缺乏强有力的硬性约束手段，权力往往会异化得肆无忌惮，吞噬公共权益。规范政党权力运作，一方面在于科学分解过分集中的权力，构建“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制约均衡机制。推进党内民主建设，需要优化党内权力结构，理顺常委会、全委会、党代会“内三会”的关系，形成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对分离与相互协调的权力运行机制，着力改变传统模式下有的常委会尤其个别书记权力过于集中、全委会作用弱化、党代会职能虚化的状况，注重发挥全委会对重大问题的决策作用，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完善党委讨论决定“三重一大”问题(即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票决制和党委集体领导制，形成常委会向全委会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全委会向党代会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常委会、全委会向党代会负责的制度。权力纵向配置上，变革传统金字塔式的管理模式，构建扁平化的弹性组织结构。另一方面，需要理顺党政关系，厘清黨政职能，形成科学化的党政关系。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科学界定执政党与国家政权的不同职能，理顺党政关系、党际关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在执政党与国家政权关系上，要做到党政分离而不分家，权力相互制约而不掣肘，坚持党政分开法制化。作为执政党，首先要管好自身，从严治党，依法治党，保证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其次要掌好船舵，把握航向，提高治国理政能力。
3.按照民主规则与程序，健全党员权利与政党权力的制约均衡机制是建设党内民主的核心工程。建设党内民主是一项实质民主与程序民主有机结合的系统工程，需要创新性制度体系与严密的民主程序及时跟进，防止政治参与超越现有制度承载力而产生不稳定因素。推进党内民主建设，要按照民主的规则与程序，根据党员权利与党内权力的应然制衡、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设计一整套环环相扣、无缝链接、精细运作的制度链。党内民主“权利与权力良性互动制度”的构建，集中体现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集中执行、民主监督四个层面，其中民主选举是基点，民主决策是起点，集中执行是中点，民主监督是终点，终点链接起点，起点呼应终点，循环往复。
党内选举是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关键环节，与之伴随的往往是党员广泛参与背景下的选举竞争。激烈的竞争无法回避，科学严密的竞争规则与选举程序制定则是维持选举有序进行的重中之重。缺乏优质规则的保障，竞争就会演变为恶性纷争，无论是对民众、政党还是国家，只会产生消极的后果。特别是政治领域的竞争规则，既要集思广益形成严密可行的操作程序，又要审慎统筹好各方的现实利益。深化党内选举，需要严格标准条件，严格程序步骤，改进候选人提名方式，拓宽党员直接选举范围，完善差额选举制度，尤其注重健全“党管干部”与“自由选举”上下兼容的制度机制。
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需要健全重大事项决策前信息收集与民意调研机制、决策方案咨询论证机制、决策确定合法化机制、决策实施评估反馈机制与决策后果担当回应机制等民主决策程序，强化公众参与、专家咨询、风险评估，集体讨论、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纠错干预与责任追究等约束程序，问计于民，问政于民，广泛听取党员、群众、基层干部意见建议，进一步着力推行和完善各级党委讨论重大问题和任免重要干部票决制与责任制，保证党的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与依法决策。
党的民主决策一旦经过合法性程序进入行动领域，需要明晰主体权责，凸显执行效力，坚决贯彻执行“众人之志”，保证政令畅通。这种集中性质的约束性民主恰是党内民主的应然要求，更是维护民主权威的一种必然体现。
构建全方位的监督网络体系，强化党内监督整体效能,成为规范政治权力的必要选择。一是需要增强各级纪委的独立性，整合体制内资源，着力改变“上级监督不到、下级不敢监督、同级监督不了”和“一把手”监督不力的现状。同时保持民主党派的政治特色，充分发挥民主党派效能，健全党际监督。二是构建广大党员“自下而上”监督与党组织“自上而下”监督的互动机制。要充分发挥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舆情监测作用，健全党员权利救济保障制度，完善政治问责制度，创新组织体制和工作机制，保证党员干部“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三是加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关口前移，源头反腐，制度反腐。最终以刚性的制度规范力、柔性的机制活力、严密的风险防范体系为主线保障党内民主高效运转起来。
参考文献：
[1]庄文明.党内民主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J].甘肃理论学
刊，2010,（6）.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4：329.
[责任编辑：孙 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