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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其实还有政府行为的另一只看得见的手，这是一只“闲不住的手”。政府会伸出万能之手，协助企业投资，设置各种许可、审批的前置条件，在各方面体现着对企业的关怀，操了本应该由企业操的心。但是权力的作用可能是建设性的，也可能是破坏性的，对权力的不当使用可能会给全社会造成更大损失。
这只闲不住的手已经忙活了几千年。
在《我国市场发育的道路选择》一文中，我分析了自古以来世界各国商品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的不同背景、特点和历史过程，归纳出市场发育的英国式道路和中国式道路：市场自然发育成熟，到一定阶段提出规范市场交易行为的要求时，政府通过立法建立市场规则完善市场机制的道路为英国式道路;市场一直处于政府控制和保护之下，很少获得自由发展机会，政府以直接行政干预代替市场规则主导市场运行的发育道路为中国式道路。
我国早在西周时就是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统一的政治上层建筑使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与西欧大为不同。西欧国家封建势力集中在农村，城市是在封建政治体系之外独立存在的自治城市，享有“市民权”，取得了工商业自由发展的机会，城市实际上是工商业的聚集地。中国古代的城市却是封建统治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工商业的发展要受到来自封建制度的“礼法”、“王制”等等方面的限制。自汉代以后，主要的工商业都垄断在国家手中，由政府直接组织经营。直到洋务派认为必须“师夷长技以制夷”，兴办近代工业仍不免“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几种形式，在这里起作用的是上级命令和长官意志。真正的商品生产——民间城市手工业，一方面受自给自足的农村家庭手工业的排挤，另一方面又受官办工业的压迫，举步维艰。市场的发育一直处于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政府的直接干预取代了市场规则的作用，是我国市场发育的基本特点。
政府习惯了审批制度和项目管理，对市场主体行为总是不放心，以为经济资源只有掌握在政府手中才能规范有效使用，放由市场调节就一定会造成资源浪费。其实，权力和资源都集中在政府手中，在资源配置失调时，其他力量无法进行纠正，往往要等后果十分明显，经济濒于崩溃之时，政府才会不得已进行调整，其损失更大。
有这样一句俗语，教会鹦鹉说供求，鹦鹉也是经济学家。在竞争性市场中，供求变动是价格变化的主导因素，价格波动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市场的自我平衡机制使价格成为优化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价格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调节着整个经济运行。
当价格根据供求变化的规律受到人为限制时，竞争的条件不完全具备，价格会扭曲，市场机制协调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的能力就受到限制。当然，市场机制自身也存在缺陷，“看不见的手”是通过价格自发波动调节资源配置的，会导致经济周期性波动、资源浪费、通货膨胀和收入分配不公。
从理论上讲，计划经济能够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各部门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但实际情况却走向反面，所有曾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在经历短暂的繁荣之后，面临的都是资源严重浪费、物资极度匮乏，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和创新意愿低落、科技停滞、生产力发展缓慢的局面。相比之下，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由于国家适当干预，垄断没有上升为主宰性的力量，社会充满竞争活力，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稳步增长。在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的竞争中，市场机制占尽优势。原因很简单，计划机制是一种集中决策机制，各方面关系主要通过多层次的命令体制协调，信息主要是上下传递，滞后而且容易失真，即使决策者有强烈的责任心把工作做好，也很难做到准确决策，而这难以准确的决策却影响全局。市场机制是一种分散决策机制，各方面关系主要通过价格协调，信息主要是横向传递，简单而且直接，决策者与自身利益相关，往往能做到准确决策，即使决策失误影响的也仅是他自己。
我国是有几千年政府管制传统的国家，走的是与市场经济国家完全不同的发育道路。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市场发育道路是一个从“放”到“收”再到“管”的发展过程，一开始的时候政府什么都不管，只起一个“守夜人”的作用，任市场自由发展，只是当市场发育遇到秩序混乱的障碍而市场自身的力量又难以克服的时候，才要求政府立法建立市场规则加以规范，限制市场失灵，政府管的是不得不管的事。我国的情况正相反，从古至今政府什么都管，管死了，管不下去了，才开始放权，走的是从“管”到“放”的发展道路。所以，我们遇到的问题都是政府管得太多、放得不够的问题。这与市场经济国家加强政府干预大不同，对这一点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我国目前所推动的依法治国、“转变政府职能”就是把原来无所不管的政府转变为一个有效的政府，给市场发育创造更大的空间。必须结束几千年来政府对市场的直接行政干预代替市场规则的作用的传统，给市场自然发育的机会，让市场机制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发挥决定性作用。
政府不仅要从直接干预企业经营中脱身，还要从政府取代市场规则中脱身，将政府职能定位在创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规则并监督规则执行上来，这就是“定规则、当裁判”，这就是法治。政府宏观管理限定在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创造市场机制有效运行的环境，二是弥补市场机制自身的缺陷。禁止限制竞争的行为，维护竞争的市场结构、保护自由竞争;禁止市场竞争过程中的商业欺诈、歧视、假冒等各种不道德行为，提供公平交易准则和平台。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这只闲不住的手已经忙活了几千年。
在《我国市场发育的道路选择》一文中，我分析了自古以来世界各国商品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的不同背景、特点和历史过程，归纳出市场发育的英国式道路和中国式道路：市场自然发育成熟，到一定阶段提出规范市场交易行为的要求时，政府通过立法建立市场规则完善市场机制的道路为英国式道路;市场一直处于政府控制和保护之下，很少获得自由发展机会，政府以直接行政干预代替市场规则主导市场运行的发育道路为中国式道路。
我国早在西周时就是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统一的政治上层建筑使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与西欧大为不同。西欧国家封建势力集中在农村，城市是在封建政治体系之外独立存在的自治城市，享有“市民权”，取得了工商业自由发展的机会，城市实际上是工商业的聚集地。中国古代的城市却是封建统治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工商业的发展要受到来自封建制度的“礼法”、“王制”等等方面的限制。自汉代以后，主要的工商业都垄断在国家手中，由政府直接组织经营。直到洋务派认为必须“师夷长技以制夷”，兴办近代工业仍不免“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几种形式，在这里起作用的是上级命令和长官意志。真正的商品生产——民间城市手工业，一方面受自给自足的农村家庭手工业的排挤，另一方面又受官办工业的压迫，举步维艰。市场的发育一直处于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政府的直接干预取代了市场规则的作用，是我国市场发育的基本特点。
政府习惯了审批制度和项目管理，对市场主体行为总是不放心，以为经济资源只有掌握在政府手中才能规范有效使用，放由市场调节就一定会造成资源浪费。其实，权力和资源都集中在政府手中，在资源配置失调时，其他力量无法进行纠正，往往要等后果十分明显，经济濒于崩溃之时，政府才会不得已进行调整，其损失更大。
有这样一句俗语，教会鹦鹉说供求，鹦鹉也是经济学家。在竞争性市场中，供求变动是价格变化的主导因素，价格波动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市场的自我平衡机制使价格成为优化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价格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调节着整个经济运行。
当价格根据供求变化的规律受到人为限制时，竞争的条件不完全具备，价格会扭曲，市场机制协调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的能力就受到限制。当然，市场机制自身也存在缺陷，“看不见的手”是通过价格自发波动调节资源配置的，会导致经济周期性波动、资源浪费、通货膨胀和收入分配不公。
从理论上讲，计划经济能够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各部门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但实际情况却走向反面，所有曾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在经历短暂的繁荣之后，面临的都是资源严重浪费、物资极度匮乏，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和创新意愿低落、科技停滞、生产力发展缓慢的局面。相比之下，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由于国家适当干预，垄断没有上升为主宰性的力量，社会充满竞争活力，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稳步增长。在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的竞争中，市场机制占尽优势。原因很简单，计划机制是一种集中决策机制，各方面关系主要通过多层次的命令体制协调，信息主要是上下传递，滞后而且容易失真，即使决策者有强烈的责任心把工作做好，也很难做到准确决策，而这难以准确的决策却影响全局。市场机制是一种分散决策机制，各方面关系主要通过价格协调，信息主要是横向传递，简单而且直接，决策者与自身利益相关，往往能做到准确决策，即使决策失误影响的也仅是他自己。
我国是有几千年政府管制传统的国家，走的是与市场经济国家完全不同的发育道路。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市场发育道路是一个从“放”到“收”再到“管”的发展过程，一开始的时候政府什么都不管，只起一个“守夜人”的作用，任市场自由发展，只是当市场发育遇到秩序混乱的障碍而市场自身的力量又难以克服的时候，才要求政府立法建立市场规则加以规范，限制市场失灵，政府管的是不得不管的事。我国的情况正相反，从古至今政府什么都管，管死了，管不下去了，才开始放权，走的是从“管”到“放”的发展道路。所以，我们遇到的问题都是政府管得太多、放得不够的问题。这与市场经济国家加强政府干预大不同，对这一点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我国目前所推动的依法治国、“转变政府职能”就是把原来无所不管的政府转变为一个有效的政府，给市场发育创造更大的空间。必须结束几千年来政府对市场的直接行政干预代替市场规则的作用的传统，给市场自然发育的机会，让市场机制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发挥决定性作用。
政府不仅要从直接干预企业经营中脱身，还要从政府取代市场规则中脱身，将政府职能定位在创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规则并监督规则执行上来，这就是“定规则、当裁判”，这就是法治。政府宏观管理限定在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创造市场机制有效运行的环境，二是弥补市场机制自身的缺陷。禁止限制竞争的行为，维护竞争的市场结构、保护自由竞争;禁止市场竞争过程中的商业欺诈、歧视、假冒等各种不道德行为，提供公平交易准则和平台。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