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有“以史证诗”之法，其门人王永兴归纳此法云：“以宋贤治史之法治诗。”即注意“时间、空间、人事相结合之法”。而用此法证诗的典范之作是《元白诗笺证稿》，陈寅恪曾直呼白居易之诗“诚足当诗史”，此笺证稿充分地展示了以史证诗的具体操作过程，及作者对“诗史”的认识。
　　王永兴说：“古今史家以时间、空间之法考证史实者多矣，但罕有人能如先生之精湛细密。因先生之考据使用可信之史料外，复注重人情事理。此亦宋贤考异之法而先生又有发展之明证也。”“人事”即“人情事理”，即从史料推导出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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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寅恪笺证白氏《长恨歌》，一面指出“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于事理时空的不合史实；另一面又不忘点醒“文人描写，每易过情，斯故无足怪也”“长恨歌乃唐代‘驳杂无实’‘文备众体’之小说中之歌诗部分”，文章体制有别云。事实上陈先生对史与诗的异同有独到的见解，《金明馆丛稿初编·读哀江南赋》乃云：“古今读哀江南赋者众矣，莫不为其所感，而所感之情，则有浅深之异焉。其所感较深者，其所通解亦必较多。兰成作赋，用古典以述今事。
　　古事今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也。”可惜陈氏并未自觉地将此卓识贯穿于以史证诗的实践中，尤其未将“所感之情”与“幻觉”二事进一步发挥，以揭示文学虚构之特质，反而有时难免将评史的标准混同乃至取代文学批评之标准。如《元白诗笺证稿》笺证《卖炭翁》，将诗与韩愈《顺宗实录》对照后下结论云：“传世之顺宗实录，乃昌黎之原本，故犹得从而窥见当日宫市病民之实况，而乐天此篇竟与之吻合。于此可知白氏之诗，诚足当诗史。比之少陵之作，殊无愧色。”
　　评“诗史”而偏重在史而不究诗心，其影响甚巨，乃至掩盖了其“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的卓识。后之学者大多才气、学力、见识难企及之，更是囿于文献一端，泥于从史料到诗文的单一逻辑，弊端更著，故今以考据史实代替文学鉴赏者往往有之。然而就“以史证诗”的提法自身检讨，我认为此提法本身也存在着某些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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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料并不等于历史真相，即使是《史记》这样的“信史”，它也只是历史的叙述，必然是要带上主观的倾向性与某些想象；何况史料也不可能完全保存（不妨说，所存事迹只是历史事件全体的九牛一毛），所以虽然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参照，却难以借此全面恢复当时的语境。这对当代读者而言已属常识，可不必深论。
　　语境不仅是指那些“二重证据”所能验证的部分，还应当包括那些难以确证的精神领域“虚”的方面。事实上“宋贤以治史之法治诗”时，其佼佼者对杜甫“诗史”的认识已关注到这一问题。
　　强调的便是个体对现实感触的力度、广度与深度，而非事件的“纯记录”。清浦起龙《读杜心解》卷首说得更明白：“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则杜之为“诗史”，是诗与史之化合，是通过个人对时代现实的切身感受，灌注了自己饱满的感情，以一人之心来感应、反映一国之心，折射时代精神，是主客观交感互动的结果。故浦氏于该书《读杜提纲》中又说杜甫“慨世还是慨身”，且挑明了“史家只载得一时事迹，诗家直显出一时气运。诗之妙，正在史笔不到处”。
　　史记迹而诗能传神，故读诗不仅要核之史更要究其心。要知诗中之史，更要明诗人之心。古人这些看法，相当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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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人熟知的“三吏”“三别”是杜甫“诗史”的代表作。写作年代为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三月。是月，六十万唐军大败于邺，郭子仪以朔方军断河阳桥保东京（洛阳），局势十分危急。当时洛阳百姓处境如何，史无详载。《资治通鉴》卷二二一“肃宗乾元二年三月”条仅简单地提到：“东京士民惊骇，散奔山谷。”约略其时，杜甫由洛阳回华州，写路上见闻为此组诗，不但揭露当时唐政府毫无章法、惨无人道的征兵政策，还写出当地民众义无反顾地支持保家卫国战争的爱国主义精神，可谓与史载“士民惊骇，散奔山谷”云云背道而驰！何者为“真相”？两相比较，史册好比疏漏残缺的账本，杜诗却是精彩的影视。
　　“诗史”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当时历史的主流，补史家所遗之民心思唐的“气运”，而且与当时的现实相向建构，建构一种集体的爱国主义情怀。可见诗人深得中国史家“反思致用”之精神，为今人与后人“立心”，是以史为鉴、建构未来之精义。
　　史有诗心，诗有史据，理、事、情融为一体，斯为杜甫之“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