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言厚曾是中南大学教授，作为国内最权威的大学评价咨询专家之一，他曾带领课题组发表过《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这份调查报告给高考状元崇拜者们狠狠泼了一瓢冷水—1977年至2012年36年间的高考状元，几乎没有一个成为做学问、经商、从政等方面的顶尖人才。消息一出，迅速引发社会热议。
　　状元中缺少顶尖人才 “从我们调查的结果看，高考状元的发展方向主要是学者、中层以上的企业管理者。”蔡教授说。
　　蔡言厚坦言，他们课题组在进行大学评价排行时发现，社会公认的杰出政治家校友榜、院士校友榜、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校友榜、富豪企业家校友榜上的顶尖人才，几乎无一是当年的“高考状元”，而这些人高中时的学习成绩多在第十名左右。
　　“高考状元职业发展低于社会预期，这同样出乎我们课题组成员的预料。”
　　蔡言厚介绍，从高考状元工作的领域来看，选择在学界工作的状元最多，约占总数的两成，可以说学术研究是高考状元的职业最爱。其次选择在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约有四成多的状元选择国内攻读研究生、海外留学或移居海外。
　　报告其他结论同样引起关注：高考状元“阴盛阳衰”趋势日益明显，理科状元阵地男性尚能坚守，文科状元阵地已是女性天下；北大清华是高考状元就读“首选”；文理科状元首选专业多集中于经济管理、信息、国际关系、法律、生命科学、计算机等热门专业，而事关国计民生的传统基础专业，光顾的状元寥寥无几。
　　什么阻碍高考状元成才 在蔡言厚的资料夹中有一份略显泛黄的报纸。这张他搜集于1980年的报纸刊登了美国一项关于超常人创新能力的研究：1921年到1923年间，美国斯坦福大学一位名为I·M·特尔门的心理学教授选择1528名智商130以上的中小学生，对他们的成长经历进行长达50年的追踪，由于历时久远，该研究最后由他的学生完成。
　　结果表明，早年智力水平并不能正确反映今后的工作成就，有成就的人往往并非家长和教师认为的非常聪明的人。
　　除去智力因素，蔡言厚认为：“阻碍中国高考状元成才的重要障碍就是对名牌大学、热门专业的盲目崇拜。”很多高考状元在选大学时多看牌子，很少关注大学的发展环境。挑专业时，他们往往被“适应市场的需要”和“天价奖学金”所吸引，忽视自身的兴趣与特长，更多的是随大流奔热门，很少立志长远，结果很多高考状元不得不中途转换专业，不仅浪费了自身的宝贵精力，同时也浪费了教育资源。而毕业后进入其他专业领域，减缓了他们脱颖而出的速度，降低了杰出人才的产出率。
　　“调查显示，大多数高考状元青睐经济管理专业，但这个专业光学是不行的，还需要一定的实际经验。目前的应试教育模式，更多引导学生去背东西，关注书本上的东西，而非鼓励创新，很少强调人际交往和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这些恰恰是职场中所必需的。”
　　“1999年扩招起至今，随着高考状元‘曝光过度’，种种怪现象相伴而生。”蔡言厚讲述，对考生及家长而言，争当高考状元已是普遍心态，对大学及中学而言，能否招收到或培养出高考状元成为衡量办学质量的重要标志，对商家而言，能否有效利用高考状元，已成为提升影响力的市场营销策略，“状元经济”的催生毫不意外……
　　“高考状元的诞生有其偶然性和必然性，是考生的天赋、情商、志向和勤奋，家庭的生活条件、生存环境和教育方式，学校的教育理念、办学水平，教学方法和考场发挥的完美结合，因此，我认为高考状元这个概念本身没有特别的意义。”蔡言厚强调。
　　不以一时成败论人生 据蔡言厚观察，许多家长试图将高考状元、神童们的成长经历复制在自己孩子身上。20世纪70年代末，全中国媒体都聚焦在天才少年宁铂身上，蔡言厚的一位朋友便以此为模板培养自己的儿子，一度剥夺了儿子所有的交友、玩耍时间，甚至在长达十几年里不让他看一眼电视。结果，尽管孩子学业成绩优异，但性格内向，与人交往存在障碍。“一个孩子能否最终成才，关键看他（她）的兴趣爱好是否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是否有足够空间发挥自己的潜能。”而兴趣、敬业、持之以恒正是该报告中提及的众多杰出人才的共同特征。
　　20世纪90年代，浙江杭州一名小学老师依照教学经验发现“第十名现象”。他经过10年调查，发现第十名左右的学生有着难以预想的潜能和创造力。这给了蔡言厚极大的理论支持。
　　“永远不要去争第一！”蔡言厚反复向身边的人强调，当遇到亲戚或朋友对成绩不好的孩子进行说教时，蔡言厚会不失时机地搬出这套理论。
　　在蔡言厚眼中，那些成绩一般甚至糟糕的孩子或许拥有过人的天赋，并很可能做出令人信服的成绩。“我们的中学、大学更应不拘一格选人才。”
　　蔡言厚讲述，放眼百年大学史，“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并不罕见。历史学家吴晗，在考试中数学是零分，仍被清华大学录取；梁漱溟没考取大学，不妨碍他当上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沈从文更是连小学都没有毕业，却执掌中国国立大学的教席。摘自《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