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封建社会到了清代，虽说还有类似“康乾之治”的“回光返照”，但它已呈现“强弩之末”的颓势则是不争的事实。那个年代，贪墨公行，腐败丛生，官场“上下相蒙”“礼法徒设”，一派“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惨象。当然，“众醉独醒”者还是有的，乾隆元年（1736年），左都御史孙嘉淦在清高宗弘历登基之初，便上《三习一弊疏》，获乾隆“嘉纳，宣示”。
　　《三习一弊疏》被史誉为“大清第一名疏”。其中“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由是必生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等进谏箴言，显然是针对官场潜滋疯长的陋习、陋规有感而发的。清代官场的迎送之风盛行，所昭乃是“喜谀”“喜柔”“喜从”“喜小人”之“三习一弊”。关于此疏，一部《清史稿》和散见民间的稗史笔记多有记载，不说也罢。
　　笔者要说的是，当年林则徐以自己的清廉行为“回应”了《三习一弊疏》。
　　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广东海口因输入鸦片而发生一场中英冲突。也许是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曾力主禁烟有成效且有经验，道光皇帝便命他为钦差大臣赴广东处置“海口事件”。
　　倘按惯例，像林则徐这样的皇帝使者离京南下，旌旗浩荡，众员呼拥自不待言。但林则徐则不然，他“并无随带官员供事书吏，惟顶马一并跟丁六名，厨丁小夫三名，俱系随身行走”。如此简便，没带陪同的“副官”“警卫”“秘书”，并且“无前站发站之人”，即没有“打前站”的。
　　何为“打前站”？无非是事先告诉途经各处的地方长官，届时“首长”莅临要摆排场迎接，并预先安排好视察的路线图。精明的地方长官还会借机暗中探询上级领导的习惯爱好（诸如犬马声色、古玩名画等），以待投其所好。
　　可林则徐不信这一套！对腐败官场深恶痛绝的林则徐离京出发前夕，特意草拟了一份《本部堂奉旨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传牌稿》，申明：“仰沿途经过各州县、驿站官吏准此。”意思是沿途经过的地方都要传到，各地官吏都要照此办理。此《传牌稿》由离京后的第一站——良乡传至海口，无一例外，站站“准此”办理。那么，这一“传牌”中，林则徐做了哪些规定呢？
　　一是明确告示：所经之处不必迎迓。“傳牌”列出“所坐大轿一乘，自雇轿夫十二名;所带行李，自雇大车二辆，轿车一辆”“州县亦不必另雇轿夫迎接。至不通车路及应行水路之处，亦皆随地自雇夫船”。二是严禁大吃大喝。“传牌”云：“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菜，不必备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等靡费。”并坦诚地说：“此非客气，切勿故违！”三是不许随从者“拉虎皮作大旗”，向地方索要卡拿。“传牌”明令：“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即须扭禀;私送者，定行特参。”（“特参”即特别参劾罢官免职）。四是严肃礼法，不搞“下不为例”。
　　据史料记载，林则徐南下两个月期间，沿途确实严格按照《传牌稿》的一系列规定，没有官员迎送的场面，没有大摆宴席的奢靡，没有一个“需索者”，也没有一个“私送者”，整个行程不扰民。相反，林则徐还深入民间，搞了大量民情吏情的调查研究。
　　林则徐身体力行，真正将这次公差变成了一次调研考察之旅，一次廉政之旅。纵观我党在反腐倡廉过程中，也曾痛斥某些官员视察时又是“夹道迎送”，又是“山珍海味”，甚或“封路”扰民。如今，经过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狠煞“四风”，情形大有改观，但难免有个别漏网之鱼，在正风反腐高压态势下仍心存侥幸。
　　林则徐的《传牌稿》写在170多年前，但字字珠玑，尤其是“传牌”结尾处掷地有声的九个字：“言出法随，各凛遵勿违！”至今振聋发聩，介绍给今人读一读，对纠正时弊，遏制不正之风的蔓延，亦大有借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