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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第二册第二单元是杂文单元，所选入的课文，除《拿来主义》为老课文外，其它三篇《我若为王》《庄周买水》《剃光头发微》均是新课文。有人撰文说：“新教材思想上处处体现一个新字，新选入许多反映现代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如第二册第二单元，除《拿来主义》是传统篇目外，其余三篇均为新选篇目，都反映了现代社会问题，相对老教材来说，思想更开发更大胆，有利于培养学生个性和创造性思维，引导他们去关注身边人身边事。”但是笔者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比较深切地体会到编者的选择有失妥当。我们知道，教材编写的严肃性促使编者在选择课文时一般要取中庸审慎的立场态度，这是可以体谅的；而新的社会形势和教育环境要求教材作出相应的变化调整，于是人教社在教材篇目上也作了一定调整，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有时候，瞻前顾后的改革、改良或改变往往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的失败或者错误。
我们知道，杂文的特点是关注现实。惟其关注现实，所以没有隔膜，容易让人亲近。但是本单元四篇课文分别写于1934年、1940年、1988年、1983年。这样的时代对于我们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人阅读和理解是比较容易的。而对于教材当下学习接受的主体——90年代出生的孩子们来说，是他们不曾见过的有着深深隔膜的历史。不过教材编写者倒也有先见之明，本单元《单元导读》专门提示：“阅读杂文，要联系时代背景，领悟形象的阐述中所蕴涵的道理……”在实际教学中，确也验证了编者们的估计，孩子们阅读课文三遍之后普遍反映是“不知所云”，只有当教师对作品背景作详细解说之后，他们才略有所悟，若有所得。这样的教学过程如果是在古诗文学习中出现倒也情有可原，杂文学习如此艰难确实让人匪夷所思。笔者认为，其它文体选择篇目时代久远一点倒也无妨，对于新生而又速朽的杂文不如大胆选择新文章。
当然，新文章不单是个时间问题，写作年代倒也不是问题之根本所在。诚如《教师教学用书》（人教社语文第二册）第二单元单元说明所言：“一般来说，鉴赏杂文，要熟悉杂文的时代背景。然而，优秀的杂文，它所概括出来的社会‘类型’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读者不熟悉时代背景，也可以把握杂文的实质性内容。”姑且不论优秀与否，《拿来主义》论及的接受和继承文化遗产的问题，《我若为王》对王权意识和奴才思想的批判，《剃光头发微》所批评的弄权耍权的问题都可以说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意义，老师和学生一起讲讲读读倒也不错。但是，《庄周买水》所批评的“官倒”现象，作为社会转型期一种特定的社会现象已经基本退出历史舞台，要让学生明白，教师非得讲一大通“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相关知识不可。如此，语文课倒也真正具有了所谓“大语文”的人文光环。但是语文毕竟是语文，不是政治和历史，做过了头就是喧宾夺主。
《剃光头发微》是一篇颇有意思的文章，意思在它的写法上。吴庚振如是说：“作品用四分之三以上的篇幅，极力挥洒古代和现代种种关于剃头的故事，摆出一副真个要对‘剃光头’发微的架式，云山雾罩，但读到后边，我们才恍然大悟：作者的本意原来是要对那些滥施‘权威’者加以嘲讽。读完全篇，我们禁不住要拍案叫绝！”（《中国杂文鉴赏辞典》，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版）但是且慢，吴先生可以叫绝，我们却无论如何叫不出来。先让我们看一下文章的由头。作者写道：“不料，3月2日读到《人民日报》一封读者来信，却使我大大不舒服了一阵，那封来信正是关系到理发工人的。说是济南市一家理发店的理发工人，拒绝给一个‘乡下佬’剃平头，认为乡下佬只配剃光头。当‘乡下佬’碰了壁跑掉以后，一对男女理发师还说：‘乡下佬还想理平头，没门！’……”就这样一件事儿，要我及我的学生来看来想，无论如何扯不到“权威”上去。依拙见，这该是中国城乡二元对立社会结构的缩影，工人农民阶级兄弟情谊的意识形态表达在此映射荒诞无稽。如此说来，何满子先生在胡说八道了？也不尽然。这种现象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国具有普遍的意义，其间社会优越阶层——如这两个相对优越于乡下佬的城市里的男女理发工人——确也莫名其妙地就天然地具备了某种权威。问题的关键在于权威从何处来，而非权威的享有者该不该“滥用权威”。何满子先生似乎是在隔靴搔痒，舍本逐末。这样看来，何先生“用四分之三以上的篇幅，极力挥洒古代和现代种种关于剃头的故事，摆出一副真个要对‘剃光头’发微的架式，云山雾罩”，就显得有些可笑了。让我的学生读这些掌故学这种写法，我怕他们会变得缩头缩脑，或者油腔滑调。
《我若为王》的内容确实不难理解，文章旨在批判“王权意识”和“奴才思想”。有人说这两种思想在许许多多的国人脑子里是根深蒂固的，在生活中处处可见，学生中也时时出现，只不过我们不愿意承认罢了，这正是这篇文章的意义所在。我不敢苟同。鲁迅先生在《灯下漫笔》中确实描述了中国历史实际存在的两个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但是那毕竟已经是灰飞烟灭的历史，如果说我们的社会现在还有“王权意识”和“奴才思想”的残余是不错的，但是非得要我们90年代出生的孩子们从文中“读出自己”，自觉地去除奴性，自觉地做好社会的主人，据此来实现《我若为王》的现实教育意义实在让人有些啼笑皆非。更让人无法可想的是教材50页的课后练习三，为了让教师和学生更好地领会文章主旨及其现实意义，编者提供了一则1981年的时文材料《被民主遗忘的角落》，讲述了湖南的一个李皇帝和四川的一个朱皇帝的有关事迹。不知道这20多年前的偶然事件在今天还能不能称之为现实生活。
《我若为王》的主旨无疑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意义。但是笔者以为，由于作者聂绀弩本人的成长和时代拘囿，他自己在社会视野上的局限，在理想人格上的分裂矛盾（此处没有人身攻击，笔者以为人类的大多数包括笔者自己，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人格分裂矛盾之症状，但是我们不可以让具有此类病状的文章流毒后世），导致《我若为王》一文表现出自相矛盾、粗暴乖张、歇斯底里的病态面貌。作者的铺设无疑是高明的，但是作者在第六段“恍然大悟：我生活在这些奴才们中间，连我所敬畏的尊长和师友也无一不是奴才，而我自己也不过是一个奴才的首领”，于是第七段“我深深地憎恶一切奴才或奴才相，连同敬畏的尊长和师友们。请科学家不要见笑，我以为世界之所以还大有待于改进者，全因为有这些奴才的缘故。生活在奴才们中间，作奴才们的首领，我将引为生平的最大耻辱，最大的悲哀。我将变成一个暴君，或者反而正是明君：我将把我的臣民一齐杀死，连同尊长和师友，不准一个奴种留在人间。我将没有一个臣民，我将不再是奴才们的君主”。
这样的表达是可怕的，可怕在于他的蛮不讲理，世界之所以还大有待于改进者，全是因为有这些奴才的缘故吗？试问，奴才何以产生，是这些奴才本身就是奴才的种，是这些奴才除了奴才别无可做？世间哪有生来就愿意做奴才的道理？奴才们做奴才是因为他（她、它）们有不可冒犯的主子在。笔者以为奴才思想的根在王权，在制度和思想。聂绀弩先生愤怒昏了头，不分青红皂白，将所有奴才一起杀死，还自以为有做“明君”的侥幸。殊不知聂皇帝“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冤魂盈野。试想，有这样暴戾的君王在，有谁胆敢不做那听话的奴才？但可怜得很，上意难以揣摩，有谁知道皇帝也有做厌了的时候？天地良心，又有谁知道皇帝居然会讨厌奴才呢？奴才们的可怜可痛由此可见一斑。
文章第八段：“我若为王，将终于不能为王，却也真的为古今中外最大的王了。‘万岁，万岁，万万岁！’我将和全世界的真的人们一同三呼。”聂皇帝陶醉在了那假想的圣王气象里，文章也似乎功德圆满了。可是我们看到了可怕的屠戮和践踏，看到了不可冒犯的威严，盛气凌人的蔑视和不容置疑的判决。聂绀弩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杀死了奴才，反对了王权，却又无可救药地做了他口口声声反对的敌人的最坚定的支持者。
问题不止于此，《我若为王》第二段让人无法释怀。“我若为王，自然我的妻就是王后了。我的妻的德性，我不怀疑，为王后只会有余的。但纵然没有任何德性，纵然不过是个娼妓，那时候，她也仍旧是王后。一个王后是如何地尊贵呀，会如何地被人们像捧着天上的星星一样捧来捧去呀，假如我能够想象，那一定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在聂绀弩先生的辞典里，“没有任何德性”和“娼妓”无疑是画了等号的。聂先生受封建流毒之深由此可见一斑。为什么“娼妓”就“没有任何德性”？为什么“娼妓”就是堕落耻辱的标志？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娼妓出卖着肉体，低垂着尊严，遭受着精神的践踏，背负着灵魂的枷锁。试问，是她自己愿意做这世人都认为下贱的娼妓吗？有谁愿意身体不得自由又灵魂遭受鞭挞？也许聂先生应当去欧洲一游，去阿姆斯特丹红灯区表达自己道德的批判才是找对了地方。显而易见，问题的症结依然是在强大的制度和思想上。“娼妓”及其他奴才们作为制度和思想的受害者理应得到同情和拯救。
由此，我不禁想到了晏阳初先生，那个领导“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和“平民教育运动国际委员会”的晏阳初先生。“他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本来可以安安稳稳地做一名‘高等华人’，但是他却走向了贫瘠而忧伤的乡村，为全球乡村改革奋斗六十年。他身体力行，含辛茹苦，屡战屡败而矢志不移，不仅泽被同胞而且将文明的种子播撒于亚洲、非洲和南美。”（余杰）晏阳初作为“优越”的智识阶层，并没有像有的人那样理所当然地陶醉在优越的感觉里，相反他把诚恳和尊重给予了那些最下等的奴才们，他首先“自我革命”，虚心诚意深入农村，做农民的学生，与农民亦师亦友，向农民传授新知识新技术，践行他给予“人民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的主张。我以为真理总是最朴素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强者只有把拳头伸向更强者才可见其强，如果恰恰相反在弱者面前逞强显露的就是委琐和卑劣了。
最后，说一点题外的话。其实，我们知道，“不论你想要说什么，有理不在声高，有理不在概念大，有理不在刻薄狠毒。杂文要抛弃‘杂文腔’。不要一上来就给人一种架势：‘你知道吗，我这可是杂文噢！’给人的感觉，这文字间是拧着个眉毛上来的。”（刘运辉）这样的杂文面目可憎，食之无味，弃之可喜，乐得腾出时间和功夫读点有趣有用的书。
综上所述，笔者向教材的编写者们提出商榷：本单元保留《拿来主义》作为杂文的典范，其余能否撤换？如鲁迅先生所言“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拿些精品，拿些新货，比如周国平，比如王小波，比如余杰，让我们给予孩子们的杂文世界真正流淌新鲜的空气，感应时代的脉搏，张扬爱和思想的旗帜。
陈鹏，邓敏，中学语文教师，现居湖北宜昌。
我们知道，杂文的特点是关注现实。惟其关注现实，所以没有隔膜，容易让人亲近。但是本单元四篇课文分别写于1934年、1940年、1988年、1983年。这样的时代对于我们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人阅读和理解是比较容易的。而对于教材当下学习接受的主体——90年代出生的孩子们来说，是他们不曾见过的有着深深隔膜的历史。不过教材编写者倒也有先见之明，本单元《单元导读》专门提示：“阅读杂文，要联系时代背景，领悟形象的阐述中所蕴涵的道理……”在实际教学中，确也验证了编者们的估计，孩子们阅读课文三遍之后普遍反映是“不知所云”，只有当教师对作品背景作详细解说之后，他们才略有所悟，若有所得。这样的教学过程如果是在古诗文学习中出现倒也情有可原，杂文学习如此艰难确实让人匪夷所思。笔者认为，其它文体选择篇目时代久远一点倒也无妨，对于新生而又速朽的杂文不如大胆选择新文章。
当然，新文章不单是个时间问题，写作年代倒也不是问题之根本所在。诚如《教师教学用书》（人教社语文第二册）第二单元单元说明所言：“一般来说，鉴赏杂文，要熟悉杂文的时代背景。然而，优秀的杂文，它所概括出来的社会‘类型’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读者不熟悉时代背景，也可以把握杂文的实质性内容。”姑且不论优秀与否，《拿来主义》论及的接受和继承文化遗产的问题，《我若为王》对王权意识和奴才思想的批判，《剃光头发微》所批评的弄权耍权的问题都可以说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意义，老师和学生一起讲讲读读倒也不错。但是，《庄周买水》所批评的“官倒”现象，作为社会转型期一种特定的社会现象已经基本退出历史舞台，要让学生明白，教师非得讲一大通“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相关知识不可。如此，语文课倒也真正具有了所谓“大语文”的人文光环。但是语文毕竟是语文，不是政治和历史，做过了头就是喧宾夺主。
《剃光头发微》是一篇颇有意思的文章，意思在它的写法上。吴庚振如是说：“作品用四分之三以上的篇幅，极力挥洒古代和现代种种关于剃头的故事，摆出一副真个要对‘剃光头’发微的架式，云山雾罩，但读到后边，我们才恍然大悟：作者的本意原来是要对那些滥施‘权威’者加以嘲讽。读完全篇，我们禁不住要拍案叫绝！”（《中国杂文鉴赏辞典》，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版）但是且慢，吴先生可以叫绝，我们却无论如何叫不出来。先让我们看一下文章的由头。作者写道：“不料，3月2日读到《人民日报》一封读者来信，却使我大大不舒服了一阵，那封来信正是关系到理发工人的。说是济南市一家理发店的理发工人，拒绝给一个‘乡下佬’剃平头，认为乡下佬只配剃光头。当‘乡下佬’碰了壁跑掉以后，一对男女理发师还说：‘乡下佬还想理平头，没门！’……”就这样一件事儿，要我及我的学生来看来想，无论如何扯不到“权威”上去。依拙见，这该是中国城乡二元对立社会结构的缩影，工人农民阶级兄弟情谊的意识形态表达在此映射荒诞无稽。如此说来，何满子先生在胡说八道了？也不尽然。这种现象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国具有普遍的意义，其间社会优越阶层——如这两个相对优越于乡下佬的城市里的男女理发工人——确也莫名其妙地就天然地具备了某种权威。问题的关键在于权威从何处来，而非权威的享有者该不该“滥用权威”。何满子先生似乎是在隔靴搔痒，舍本逐末。这样看来，何先生“用四分之三以上的篇幅，极力挥洒古代和现代种种关于剃头的故事，摆出一副真个要对‘剃光头’发微的架式，云山雾罩”，就显得有些可笑了。让我的学生读这些掌故学这种写法，我怕他们会变得缩头缩脑，或者油腔滑调。
《我若为王》的内容确实不难理解，文章旨在批判“王权意识”和“奴才思想”。有人说这两种思想在许许多多的国人脑子里是根深蒂固的，在生活中处处可见，学生中也时时出现，只不过我们不愿意承认罢了，这正是这篇文章的意义所在。我不敢苟同。鲁迅先生在《灯下漫笔》中确实描述了中国历史实际存在的两个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但是那毕竟已经是灰飞烟灭的历史，如果说我们的社会现在还有“王权意识”和“奴才思想”的残余是不错的，但是非得要我们90年代出生的孩子们从文中“读出自己”，自觉地去除奴性，自觉地做好社会的主人，据此来实现《我若为王》的现实教育意义实在让人有些啼笑皆非。更让人无法可想的是教材50页的课后练习三，为了让教师和学生更好地领会文章主旨及其现实意义，编者提供了一则1981年的时文材料《被民主遗忘的角落》，讲述了湖南的一个李皇帝和四川的一个朱皇帝的有关事迹。不知道这20多年前的偶然事件在今天还能不能称之为现实生活。
《我若为王》的主旨无疑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意义。但是笔者以为，由于作者聂绀弩本人的成长和时代拘囿，他自己在社会视野上的局限，在理想人格上的分裂矛盾（此处没有人身攻击，笔者以为人类的大多数包括笔者自己，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人格分裂矛盾之症状，但是我们不可以让具有此类病状的文章流毒后世），导致《我若为王》一文表现出自相矛盾、粗暴乖张、歇斯底里的病态面貌。作者的铺设无疑是高明的，但是作者在第六段“恍然大悟：我生活在这些奴才们中间，连我所敬畏的尊长和师友也无一不是奴才，而我自己也不过是一个奴才的首领”，于是第七段“我深深地憎恶一切奴才或奴才相，连同敬畏的尊长和师友们。请科学家不要见笑，我以为世界之所以还大有待于改进者，全因为有这些奴才的缘故。生活在奴才们中间，作奴才们的首领，我将引为生平的最大耻辱，最大的悲哀。我将变成一个暴君，或者反而正是明君：我将把我的臣民一齐杀死，连同尊长和师友，不准一个奴种留在人间。我将没有一个臣民，我将不再是奴才们的君主”。
这样的表达是可怕的，可怕在于他的蛮不讲理，世界之所以还大有待于改进者，全是因为有这些奴才的缘故吗？试问，奴才何以产生，是这些奴才本身就是奴才的种，是这些奴才除了奴才别无可做？世间哪有生来就愿意做奴才的道理？奴才们做奴才是因为他（她、它）们有不可冒犯的主子在。笔者以为奴才思想的根在王权，在制度和思想。聂绀弩先生愤怒昏了头，不分青红皂白，将所有奴才一起杀死，还自以为有做“明君”的侥幸。殊不知聂皇帝“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冤魂盈野。试想，有这样暴戾的君王在，有谁胆敢不做那听话的奴才？但可怜得很，上意难以揣摩，有谁知道皇帝也有做厌了的时候？天地良心，又有谁知道皇帝居然会讨厌奴才呢？奴才们的可怜可痛由此可见一斑。
文章第八段：“我若为王，将终于不能为王，却也真的为古今中外最大的王了。‘万岁，万岁，万万岁！’我将和全世界的真的人们一同三呼。”聂皇帝陶醉在了那假想的圣王气象里，文章也似乎功德圆满了。可是我们看到了可怕的屠戮和践踏，看到了不可冒犯的威严，盛气凌人的蔑视和不容置疑的判决。聂绀弩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杀死了奴才，反对了王权，却又无可救药地做了他口口声声反对的敌人的最坚定的支持者。
问题不止于此，《我若为王》第二段让人无法释怀。“我若为王，自然我的妻就是王后了。我的妻的德性，我不怀疑，为王后只会有余的。但纵然没有任何德性，纵然不过是个娼妓，那时候，她也仍旧是王后。一个王后是如何地尊贵呀，会如何地被人们像捧着天上的星星一样捧来捧去呀，假如我能够想象，那一定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在聂绀弩先生的辞典里，“没有任何德性”和“娼妓”无疑是画了等号的。聂先生受封建流毒之深由此可见一斑。为什么“娼妓”就“没有任何德性”？为什么“娼妓”就是堕落耻辱的标志？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娼妓出卖着肉体，低垂着尊严，遭受着精神的践踏，背负着灵魂的枷锁。试问，是她自己愿意做这世人都认为下贱的娼妓吗？有谁愿意身体不得自由又灵魂遭受鞭挞？也许聂先生应当去欧洲一游，去阿姆斯特丹红灯区表达自己道德的批判才是找对了地方。显而易见，问题的症结依然是在强大的制度和思想上。“娼妓”及其他奴才们作为制度和思想的受害者理应得到同情和拯救。
由此，我不禁想到了晏阳初先生，那个领导“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和“平民教育运动国际委员会”的晏阳初先生。“他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本来可以安安稳稳地做一名‘高等华人’，但是他却走向了贫瘠而忧伤的乡村，为全球乡村改革奋斗六十年。他身体力行，含辛茹苦，屡战屡败而矢志不移，不仅泽被同胞而且将文明的种子播撒于亚洲、非洲和南美。”（余杰）晏阳初作为“优越”的智识阶层，并没有像有的人那样理所当然地陶醉在优越的感觉里，相反他把诚恳和尊重给予了那些最下等的奴才们，他首先“自我革命”，虚心诚意深入农村，做农民的学生，与农民亦师亦友，向农民传授新知识新技术，践行他给予“人民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的主张。我以为真理总是最朴素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强者只有把拳头伸向更强者才可见其强，如果恰恰相反在弱者面前逞强显露的就是委琐和卑劣了。
最后，说一点题外的话。其实，我们知道，“不论你想要说什么，有理不在声高，有理不在概念大，有理不在刻薄狠毒。杂文要抛弃‘杂文腔’。不要一上来就给人一种架势：‘你知道吗，我这可是杂文噢！’给人的感觉，这文字间是拧着个眉毛上来的。”（刘运辉）这样的杂文面目可憎，食之无味，弃之可喜，乐得腾出时间和功夫读点有趣有用的书。
综上所述，笔者向教材的编写者们提出商榷：本单元保留《拿来主义》作为杂文的典范，其余能否撤换？如鲁迅先生所言“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拿些精品，拿些新货，比如周国平，比如王小波，比如余杰，让我们给予孩子们的杂文世界真正流淌新鲜的空气，感应时代的脉搏，张扬爱和思想的旗帜。
陈鹏，邓敏，中学语文教师，现居湖北宜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