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衷心爱戴的伟大领袖，他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还是杰出的诗人政治家。他从少年时代起及在后来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中不间断创作的宛若耀眼星辉的大量格律诗词，不仅生动地记录了他以其更高境界对古典格律诗推动大规模创新实践的活动轨迹，还高度艺术化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逐步壮大，并引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追求民族独立、砸碎千年锁链彻底站起来的“天翻地覆慨而慷”这一宏大场景。
毛泽东同志终生酷爱古典格律诗词，并对其形成现代化语境，尤其是赋予其积极浪漫主义的文风范例，付出了艰辛探索，并取得卓越成就。他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眼光，把“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1]的古典格律诗词作为切入点，怀着“诗人兴会更无前”的满腔热情，坚信“旧体诗要发展、要改造，一万年也打不倒”[1]，为形塑具有悠久历史的旧体诗以新气象、中国古典文风以新气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以新风貌、师古不泥、从善如流的新风尚，构建祖国传统优秀文化遗产“古为今用”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新文化觀，乃至游荡在六亿神州上空的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的新幽灵，身先士卒、躬身笃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提倡继承并积极参与创新实践的祖国传统优秀文化遗产，历史性地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坚定文化自信的合理内在遵循及强有力支撑。
毛泽东同志历来主张“艺术上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倡导立足于中国实际、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其诗词创作积极借鉴古典格律诗词中凝聚和闪耀着时代光芒及高远、辽阔的意象，行诗风格虽然不失婉约，但历来偏于豪放，源于古典，又高于古典，气韵豪迈、气象不凡，其骨子里透出来的超拔豪迈、铿锵音韵及高洁情调，既是对具有强大艺术生命力的中国传统优秀诗歌中大胆怀疑、勇于探索、乐观豁达以及积极浪漫主义的革命斗争精神的传承与珍重，又是对其提出的“通过一定的”承载民族文化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理论的积极而坚定的尝试，并深刻影响其成为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具有积极浪漫主义风范的伟大政治家，以至于熟悉他的外国人评价他不仅是一位政治家，还是一位诗人，而首先是诗人。
我认为，加强对毛泽东同志格律诗词创作思想的研究与学习，不仅对我国今后在诗歌创作上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更对深刻理解与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宏大时空观之下的意象美与人格美。毛泽东同志酷爱格律诗词不仅是因其初识格律诗词的时代，白话文及新诗在文学艺术领域尚未形成主流体裁或主要表达载体，应该说主要是因其强烈地感受到了我国古代诗人，尤其是政治家诗人笔下世界所展示出来的涵纳万象、吐纳山河、辗转乾坤的时空观及宇宙观，为其宏大意象所吸引、所折服。自《诗经》以来，中国的诗歌创作深受儒家传统礼教思想之影响，不可能挣脱封建伦理纲常的窠臼，充满了悲怨忧思、悲凉幽远、凄厉哀婉、悲歌忧生的消沉气息、挥之不去的幽闭内敛而逃避现实的伤感情结，在屈原、曹操等历代诗人或政治家诗人的诗歌中仅有的一点“兴观群怨”的突破精神以及意欲在浩瀚如烟的诗歌王国里一展特立独行之雄风又深感力不从心的艺术实践，也在或“真”或“贵”间浅尝辄止，隐而不彰。
毛泽东同志对先秦、汉魏六朝及宋元明清的诗词歌赋，几乎烂熟于心，对那些敢于突破个体困境的思考，强烈关照生命与人的主体意识而胸怀天下的诗人与政治家诗人的华茂词采甚感敬佩，正如明代著名诗人胡应麟在《诗薮》中所述，中国古典诗词“蓄神奇于温厚，寓感怆于和平，意愈浅愈深，词愈近俞远，篇不可句摘，句不可字求”，尤其是其中“虽囿于感情羁绊，悲怆欲绝仍对整个生命价值寻觅不止的浅蛟于渊的深长思绪”，将有限的生命融入无限的宇宙之中的宏阔视野及远大志向，深深地影响了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3]纵观毛泽东同志所创作的新格律诗词，无不闪烁着古典格律诗词中所展现出来的崇高壮美的浪漫主义光芒，无不以前所未有的笔触再现那些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及历史与政治担当的诗人或政治家诗人的傲骨风范、雄伟气魄，这也正是他长期专注于古典格律诗词的研究与创作而毕生追求不懈的主要动力。
毛泽东同志显然从旧体诗中看到了作者在诗歌创作上因时代及视野的局限而表现出的孤独忧愁、无奈感叹的苦闷心境，强烈地感受到他们对时间“不舍昼夜”的流逝而发出“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的人生感叹。但他还看到了其所喜爱的诗人或政治家诗人，尽管在政治上受到迫害，或遭贬谪或被流放而远离故土，致使个人的政治理想与伟大抱负不能实现，却仍至死不渝地坚守自己的不变信念，深爱并渴望祖国早日统一，而绝不背叛的高尚节操及不甘消沉、坚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的积极浪漫主义的不屈风骨与斗争精神，这种精神不断地、深刻地影响并震撼了青年毛泽东的心灵，从而铸就其日后成为那一个“有秉山川之秀，追踪古先生其人者”的历史地位，成就其“为国之华、为邦之望，使人与地俱传”的一代历史巨人。
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无不通过其艺术才华及富有鲜明的人民性、时代性、战斗性的艺术作品来直抒胸臆、展现其胸襟及表达其政治情怀的冲动，刘邦、项羽、曹操、曹植、诸葛亮、洪秀全、孙中山等无一不是。但毛泽东独具慧眼、感情真挚，在“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等对无限的时空感怀中，读出了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等对有限生命的超拔及追求、一种忧国忧民、不与黑暗势力妥协、坚守政治理想和抱负的伟大风骨，在动荡不安、朝不保夕、“百年忽我遒”等对生命无常、万物盛衰有时的无奈感叹及有限时光中，感受并悟出政治家诗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悲天悯人的高尚情怀、对他们虽参透人生真谛然却发出“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不戚年往，忧世不治”、“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等卓越的政治家抱负与宏大理想境界、“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等藐视困难的大无畏革命斗争精神，尤其为在这漫漫长夜、时空无限、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忧思中艰难崛起的诗人和政治家诗人的人格魅力所激励，深刻感悟到正是他们以其前无古人、格调高昂激越、内涵博大精微的壮丽诗篇，建立并支撑起中国传统优秀诗歌的文化大厦，孕育出千百年来以统一天下为己任的中华民族的博大胸怀。 受到中国古典进步诗人的偉大风骨之影响，毛泽东同志对那些“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敢于坚持真理，甚至以身殉志的屈原、辛弃疾、陈亮、文天祥、岳飞、“三李”，再到“三曹”等伟大诗人总是给予高度赞扬，并用他们的诗作来鼓舞人民树立起改天换地“而今迈步从头越”的雄伟抱负，从中看出他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厚爱，对历代优秀的进步诗人、政治家诗人的敬佩与仰慕。
鞭挞落后腐朽的封建传统礼教的匕首，改造中国的文艺利器。旧体诗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它发祥于我国古代文化的摇篮之中，其得以延绵发展几千年而不消亡，固然受到以仁为基础的儒家、以关照自然为基础的道家、以佛性论为基础的禅宗等美学思想以重大影响，尤其为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专制体制所需要，但历史表明，诞生于朝代更替、社会动荡、战乱频仍、死生无常的时代中的伟大诗人及瑰丽诗篇，往往具有形塑中国诗歌根脉、推动并引领中国诗歌发展走向封建主义专制反面的洪荒之伟力，其在阔大的世界与渺小的个体之间形成强烈反差下闪现出来的超拔与豁达，充满着不甘堕落、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积极进取的乐观精神，一种不念私我、只为天下的壮志豪情，人生幻化、终当空无的崇高境界，绝不是封建专制社会下的产物，而是很早就孕育于中国古代许多神话故事、中国汉民族改造自然、战胜自然的长期实践活动之中。
两千年来，“怒而不怨”、“温柔敦厚”的诗歌创作准则极大地束缚及约束了整个诗坛的文风及历代进步诗人的诗格、品性及气韵，扼杀了历代杰出诗人的鸿鹄壮志、傲然风骨、高洁情操，还严重地阻碍了我国古典诗歌的进步与发展。面对中国历代王朝更迭及社会动荡带来的兴衰，一部分士大夫甘心维护和支持落后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以保全自身的高管俸禄，苟且偷生;一部分仁人志士，却拔地而起，由慨叹时空、彷徨苦闷而淡然超脱转向自觉生命意识、实现其政治抱负及进步理想，表现在古典格律诗词创作上构成了一首首慷慨激昂、坚守自我、奋发有为的历史狂歌。从屈原、曹操、曹植到辛弃疾、文天祥、陈亮，他们的死、他们的呐喊，唤醒了人民大众对他们的爱戴，也警醒了历代国君要树立礼贤下士、倾听仁人志士呼声的观念，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与人类的不断进步。
毛泽东同志在对古典格律诗词的研究与创新上的丰富实践，奠定了他深厚的文化素养，由此坚定了其对稳定地长久地作用于中华民族的传统优秀文化基因的自信，激发了他以格律诗词为武器，去其旧体诗之糟粕、弘扬旧体诗之精华、同封建传统旧文化彻底决绝的巨大动力。毛泽东同志说：“写诗，就要写出自己的胸怀和情操，这样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才能使人感奋……积极浪漫主义的主要精神是不满现状，用一种革命的热情憧憬将来，这种思潮在历史上曾发生过进步作用。一种艺术作品如果只是单纯地记述现状，而没有对将来的思想追求，就不能鼓舞人们前进。在现状中看出缺点，同时看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这才是革命的精神，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有这样的精神。”[4]毛泽东同志正是以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与立场来从事他的格律诗词的创作与实践，他时时为对封建传统礼教深恶痛绝的诗人或政治家诗人时不我待的时代紧迫感所触动，他笔下的风雷中毫无沉郁与苍凉，把古典格律诗给予历代诗人以精神上及超越事物现象的巨大感染力，成功地应用到新型格律诗中，并以其为文艺利器而引领与指导中国人民积极参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实践中。正如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把中国的农民当作中国革命推翻三座大山的生力军那样，他也第一次把旧体诗中表达个体或自我的内心世界的呐喊，变成中国人民的心声，把作为一个人的主体变成作为一个民族的主体，把诗人或政治家诗人的个人理想与政治抱负，提升为人民的愿望与憧憬，变成具有浩瀚伟力的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这是多么伟大的升腾呀。
结论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语言经历过多少千年的演变和考验，一般地来说，是丰富的，精炼的。我国历史上的文化和思想界的领导人物一贯地重视语言的选择和使用，并产生过许多善于使用语言的巨匠。我们应当继续发扬我国语言地光辉传统。”[5]他开天辟地地第一次把执政党放在不是统治人民而是与人民同呼吸共患难的位置，设身处地从他们的角度出发来理解屈原等历代进步诗人或政治家诗人的家国情怀，对几千年来为国捐躯、为民请愿的诗人文学家的高尚情怀予以高度评价，并为他们生不逢时，不能为实现建设美好国家的愿望而不得不“远游自离去、追随彭咸归去！”的无奈选择寄予了无限的同情。自此，毛泽东同志的新格律诗词内容，一扫旧体诗中古代诗人因遭贬谪、受委屈、气无力而充满自我遗失、人生慨叹、怀才不遇、彷徨迷茫、力不从心，以忧郁、哀怨为主题的气息，篇篇发出人民的呼声，首首展现出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而“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豪迈气象。
毛泽东的诗词不仅与个人感受息息相关，更与中国革命的历次具体实践及场景紧密相连，他在诗歌创作方面的辉煌建树，充分反映了他老人家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所具有的强烈自信，突破了“西化”、“俄化”、“复古”的历史困境，用创作并创新中国传统格律诗词的亲身实践，向人民指明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方向，其赋予格律诗词具有新时代意味的思想内涵，必将重塑并固牢中华民族得以星火相传的文化根脉。
参考文献
[1]刘汉民编著《毛泽东与梅白谈诗》：《毛泽东说文谈艺实录》，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117页.
[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1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21-122页.
[5]源自吕臻的《毛泽东谈文章写作之道》
（中国友谊促进会 100054）
毛泽东同志终生酷爱古典格律诗词，并对其形成现代化语境，尤其是赋予其积极浪漫主义的文风范例，付出了艰辛探索，并取得卓越成就。他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眼光，把“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1]的古典格律诗词作为切入点，怀着“诗人兴会更无前”的满腔热情，坚信“旧体诗要发展、要改造，一万年也打不倒”[1]，为形塑具有悠久历史的旧体诗以新气象、中国古典文风以新气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以新风貌、师古不泥、从善如流的新风尚，构建祖国传统优秀文化遗产“古为今用”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新文化觀，乃至游荡在六亿神州上空的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的新幽灵，身先士卒、躬身笃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提倡继承并积极参与创新实践的祖国传统优秀文化遗产，历史性地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坚定文化自信的合理内在遵循及强有力支撑。
毛泽东同志历来主张“艺术上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倡导立足于中国实际、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其诗词创作积极借鉴古典格律诗词中凝聚和闪耀着时代光芒及高远、辽阔的意象，行诗风格虽然不失婉约，但历来偏于豪放，源于古典，又高于古典，气韵豪迈、气象不凡，其骨子里透出来的超拔豪迈、铿锵音韵及高洁情调，既是对具有强大艺术生命力的中国传统优秀诗歌中大胆怀疑、勇于探索、乐观豁达以及积极浪漫主义的革命斗争精神的传承与珍重，又是对其提出的“通过一定的”承载民族文化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理论的积极而坚定的尝试，并深刻影响其成为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具有积极浪漫主义风范的伟大政治家，以至于熟悉他的外国人评价他不仅是一位政治家，还是一位诗人，而首先是诗人。
我认为，加强对毛泽东同志格律诗词创作思想的研究与学习，不仅对我国今后在诗歌创作上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更对深刻理解与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宏大时空观之下的意象美与人格美。毛泽东同志酷爱格律诗词不仅是因其初识格律诗词的时代，白话文及新诗在文学艺术领域尚未形成主流体裁或主要表达载体，应该说主要是因其强烈地感受到了我国古代诗人，尤其是政治家诗人笔下世界所展示出来的涵纳万象、吐纳山河、辗转乾坤的时空观及宇宙观，为其宏大意象所吸引、所折服。自《诗经》以来，中国的诗歌创作深受儒家传统礼教思想之影响，不可能挣脱封建伦理纲常的窠臼，充满了悲怨忧思、悲凉幽远、凄厉哀婉、悲歌忧生的消沉气息、挥之不去的幽闭内敛而逃避现实的伤感情结，在屈原、曹操等历代诗人或政治家诗人的诗歌中仅有的一点“兴观群怨”的突破精神以及意欲在浩瀚如烟的诗歌王国里一展特立独行之雄风又深感力不从心的艺术实践，也在或“真”或“贵”间浅尝辄止，隐而不彰。
毛泽东同志对先秦、汉魏六朝及宋元明清的诗词歌赋，几乎烂熟于心，对那些敢于突破个体困境的思考，强烈关照生命与人的主体意识而胸怀天下的诗人与政治家诗人的华茂词采甚感敬佩，正如明代著名诗人胡应麟在《诗薮》中所述，中国古典诗词“蓄神奇于温厚，寓感怆于和平，意愈浅愈深，词愈近俞远，篇不可句摘，句不可字求”，尤其是其中“虽囿于感情羁绊，悲怆欲绝仍对整个生命价值寻觅不止的浅蛟于渊的深长思绪”，将有限的生命融入无限的宇宙之中的宏阔视野及远大志向，深深地影响了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3]纵观毛泽东同志所创作的新格律诗词，无不闪烁着古典格律诗词中所展现出来的崇高壮美的浪漫主义光芒，无不以前所未有的笔触再现那些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及历史与政治担当的诗人或政治家诗人的傲骨风范、雄伟气魄，这也正是他长期专注于古典格律诗词的研究与创作而毕生追求不懈的主要动力。
毛泽东同志显然从旧体诗中看到了作者在诗歌创作上因时代及视野的局限而表现出的孤独忧愁、无奈感叹的苦闷心境，强烈地感受到他们对时间“不舍昼夜”的流逝而发出“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的人生感叹。但他还看到了其所喜爱的诗人或政治家诗人，尽管在政治上受到迫害，或遭贬谪或被流放而远离故土，致使个人的政治理想与伟大抱负不能实现，却仍至死不渝地坚守自己的不变信念，深爱并渴望祖国早日统一，而绝不背叛的高尚节操及不甘消沉、坚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的积极浪漫主义的不屈风骨与斗争精神，这种精神不断地、深刻地影响并震撼了青年毛泽东的心灵，从而铸就其日后成为那一个“有秉山川之秀，追踪古先生其人者”的历史地位，成就其“为国之华、为邦之望，使人与地俱传”的一代历史巨人。
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无不通过其艺术才华及富有鲜明的人民性、时代性、战斗性的艺术作品来直抒胸臆、展现其胸襟及表达其政治情怀的冲动，刘邦、项羽、曹操、曹植、诸葛亮、洪秀全、孙中山等无一不是。但毛泽东独具慧眼、感情真挚，在“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等对无限的时空感怀中，读出了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等对有限生命的超拔及追求、一种忧国忧民、不与黑暗势力妥协、坚守政治理想和抱负的伟大风骨，在动荡不安、朝不保夕、“百年忽我遒”等对生命无常、万物盛衰有时的无奈感叹及有限时光中，感受并悟出政治家诗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悲天悯人的高尚情怀、对他们虽参透人生真谛然却发出“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不戚年往，忧世不治”、“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等卓越的政治家抱负与宏大理想境界、“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等藐视困难的大无畏革命斗争精神，尤其为在这漫漫长夜、时空无限、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忧思中艰难崛起的诗人和政治家诗人的人格魅力所激励，深刻感悟到正是他们以其前无古人、格调高昂激越、内涵博大精微的壮丽诗篇，建立并支撑起中国传统优秀诗歌的文化大厦，孕育出千百年来以统一天下为己任的中华民族的博大胸怀。 受到中国古典进步诗人的偉大风骨之影响，毛泽东同志对那些“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敢于坚持真理，甚至以身殉志的屈原、辛弃疾、陈亮、文天祥、岳飞、“三李”，再到“三曹”等伟大诗人总是给予高度赞扬，并用他们的诗作来鼓舞人民树立起改天换地“而今迈步从头越”的雄伟抱负，从中看出他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厚爱，对历代优秀的进步诗人、政治家诗人的敬佩与仰慕。
鞭挞落后腐朽的封建传统礼教的匕首，改造中国的文艺利器。旧体诗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它发祥于我国古代文化的摇篮之中，其得以延绵发展几千年而不消亡，固然受到以仁为基础的儒家、以关照自然为基础的道家、以佛性论为基础的禅宗等美学思想以重大影响，尤其为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专制体制所需要，但历史表明，诞生于朝代更替、社会动荡、战乱频仍、死生无常的时代中的伟大诗人及瑰丽诗篇，往往具有形塑中国诗歌根脉、推动并引领中国诗歌发展走向封建主义专制反面的洪荒之伟力，其在阔大的世界与渺小的个体之间形成强烈反差下闪现出来的超拔与豁达，充满着不甘堕落、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积极进取的乐观精神，一种不念私我、只为天下的壮志豪情，人生幻化、终当空无的崇高境界，绝不是封建专制社会下的产物，而是很早就孕育于中国古代许多神话故事、中国汉民族改造自然、战胜自然的长期实践活动之中。
两千年来，“怒而不怨”、“温柔敦厚”的诗歌创作准则极大地束缚及约束了整个诗坛的文风及历代进步诗人的诗格、品性及气韵，扼杀了历代杰出诗人的鸿鹄壮志、傲然风骨、高洁情操，还严重地阻碍了我国古典诗歌的进步与发展。面对中国历代王朝更迭及社会动荡带来的兴衰，一部分士大夫甘心维护和支持落后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以保全自身的高管俸禄，苟且偷生;一部分仁人志士，却拔地而起，由慨叹时空、彷徨苦闷而淡然超脱转向自觉生命意识、实现其政治抱负及进步理想，表现在古典格律诗词创作上构成了一首首慷慨激昂、坚守自我、奋发有为的历史狂歌。从屈原、曹操、曹植到辛弃疾、文天祥、陈亮，他们的死、他们的呐喊，唤醒了人民大众对他们的爱戴，也警醒了历代国君要树立礼贤下士、倾听仁人志士呼声的观念，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与人类的不断进步。
毛泽东同志在对古典格律诗词的研究与创新上的丰富实践，奠定了他深厚的文化素养，由此坚定了其对稳定地长久地作用于中华民族的传统优秀文化基因的自信，激发了他以格律诗词为武器，去其旧体诗之糟粕、弘扬旧体诗之精华、同封建传统旧文化彻底决绝的巨大动力。毛泽东同志说：“写诗，就要写出自己的胸怀和情操，这样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才能使人感奋……积极浪漫主义的主要精神是不满现状，用一种革命的热情憧憬将来，这种思潮在历史上曾发生过进步作用。一种艺术作品如果只是单纯地记述现状，而没有对将来的思想追求，就不能鼓舞人们前进。在现状中看出缺点，同时看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这才是革命的精神，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有这样的精神。”[4]毛泽东同志正是以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与立场来从事他的格律诗词的创作与实践，他时时为对封建传统礼教深恶痛绝的诗人或政治家诗人时不我待的时代紧迫感所触动，他笔下的风雷中毫无沉郁与苍凉，把古典格律诗给予历代诗人以精神上及超越事物现象的巨大感染力，成功地应用到新型格律诗中，并以其为文艺利器而引领与指导中国人民积极参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实践中。正如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把中国的农民当作中国革命推翻三座大山的生力军那样，他也第一次把旧体诗中表达个体或自我的内心世界的呐喊，变成中国人民的心声，把作为一个人的主体变成作为一个民族的主体，把诗人或政治家诗人的个人理想与政治抱负，提升为人民的愿望与憧憬，变成具有浩瀚伟力的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这是多么伟大的升腾呀。
结论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语言经历过多少千年的演变和考验，一般地来说，是丰富的，精炼的。我国历史上的文化和思想界的领导人物一贯地重视语言的选择和使用，并产生过许多善于使用语言的巨匠。我们应当继续发扬我国语言地光辉传统。”[5]他开天辟地地第一次把执政党放在不是统治人民而是与人民同呼吸共患难的位置，设身处地从他们的角度出发来理解屈原等历代进步诗人或政治家诗人的家国情怀，对几千年来为国捐躯、为民请愿的诗人文学家的高尚情怀予以高度评价，并为他们生不逢时，不能为实现建设美好国家的愿望而不得不“远游自离去、追随彭咸归去！”的无奈选择寄予了无限的同情。自此，毛泽东同志的新格律诗词内容，一扫旧体诗中古代诗人因遭贬谪、受委屈、气无力而充满自我遗失、人生慨叹、怀才不遇、彷徨迷茫、力不从心，以忧郁、哀怨为主题的气息，篇篇发出人民的呼声，首首展现出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而“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豪迈气象。
毛泽东的诗词不仅与个人感受息息相关，更与中国革命的历次具体实践及场景紧密相连，他在诗歌创作方面的辉煌建树，充分反映了他老人家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所具有的强烈自信，突破了“西化”、“俄化”、“复古”的历史困境，用创作并创新中国传统格律诗词的亲身实践，向人民指明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方向，其赋予格律诗词具有新时代意味的思想内涵，必将重塑并固牢中华民族得以星火相传的文化根脉。
参考文献
[1]刘汉民编著《毛泽东与梅白谈诗》：《毛泽东说文谈艺实录》，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117页.
[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1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21-122页.
[5]源自吕臻的《毛泽东谈文章写作之道》
（中国友谊促进会 10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