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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至今，已经走过艰难而辉煌的百年路程。100年来，在中共党史的每个历史时期、每个历史“拐点”上，都有鲜为人知的重要人物与事件，影响着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前行方向。
一位女性为中共的诞生作出了特殊贡献
1921年6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通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代表到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下旬，除旅法小组因路途遥远未能派代表外，其他各地代表陆续抵达上海。由于当时革命活动处于秘密状态，所以，参加会议的外地代表，统一安排居住在以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的名义临时租借的私立博文女校内。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召开，参会人员共有13位党内人士，分别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共产国际派马林（荷兰人）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出席了会议。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共开了7次会议，各地代表在党的性质、纲领和组织原则等主要问题上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1921年7月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时，突然有一陌生男子闯进了会场，当询问他时，他答称走错了地方。其实这个人是法租界巡捕房的一个暗探，他的行动引起了与会人员的警觉。会议立即中断，代表们迅速分头离开。十几分钟后，法国巡捕赶来，包围并搜查了会场，但一无所获。
提到一大，尤其要提到的一大中唯一的一位女性王会悟，她是李达的夫人，一大会址，是在她的建议下选择的。她一直为一大做后勤保障工作，第六次会议因变故紧急休会后，这位“中共一大奇女子”又献计改址嘉兴南湖，亲自做向导，从上海乘火车转移到嘉兴，再从狮子汇渡口登上渡船到湖心岛，最后转登预订的游船，并在游船中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船上，中共一大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庄严诞生。王会悟以其智慧和勇气，确保了一大的顺利召开和圆满结束，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出了特殊贡献。
“周博长谈”帮助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
遵义会议前的中央领导核心是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形成的，毛泽东在这次全会上虽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没有进入中央书记处，不参与中央决策。长征的开始阶段，尽管毛泽东是“跟着走”的状态，但他不时地向有关领导人提出建议，以改变长征过程中的被动局面。红军在湘江战役受到重创后，周恩来主持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都采纳了他的意见，这个时候毛泽东实际上参与了中央决策，可视为他在遵义会议上进入中央常委的前奏。
对改组中央领导核心产生很大影响的，还有两次重要谈话。一次是遵义会议前的“张王橘谈”。黎平会议后军委纵队到达黄平老城东门内橘林休息时，张闻天和王稼祥交流看法，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随后这个信息在高级将领中传开，大家都贊成毛泽东出来指挥。这为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作了舆论准备。
另一次是遵义会议后的“周博长谈”。遵义会议上，严厉批评博古，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这是博古未曾想到的。对此，他一直想不通。1935年2月5日，在红军一渡赤水到达云南威信一个“鸡鸣三省”村子进一步改组中央时，周恩来同他有一次长谈。周恩来的谈话推心置腹，大意是：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擅长农民运动，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对毛泽东，要看大处，希望你能抛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这个大局。这一席谈话，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顺利实现了史称的“博洛交权”，张闻天成为一把手。
毛泽东这时不是一把手，为什么说他成了领导核心呢？还是如周恩来对博古所说的：谁做“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军权，谁来领导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起到了这个作用。正是基于此，我们可以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是周恩来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中国革命的转折也由此开始。
革命失败的紧急关头 毛泽东决定上山
回湖南，准备上山，这是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时做出的抉择。他做出这样的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大革命的失败教训了共产党人，毛泽东首先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在“八七会议”（1927年8月7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和党内同志的要求，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上发言指出：“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来的，我们独不管……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基于对共产国际的认识，他知道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中国式的道路只能由中国人自己在实践中摸索。基于对革命出路的认识，他做了上山开展武装斗争的准备。所以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拒绝了请他留在党中央工作的要求，力争回湖南任省委书记。湖南是他的家乡，他在此创建了党组织，领导过安源等地工人罢工，创建了20多个农村支部，他熟悉那里的山山水水和群众，他在湖南有很高的威望，是众人皆知的毛委员。他知道经历过革命的湖南群众特别有战斗性。
“八七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赶回湖南，领导起义，当秋收起义受挫后，当即决定部队不打长沙，而向井冈山进发。这个行动既是撤退又是进攻，从敌人力量雄厚的城市撤退，向敌人力量薄弱的乡村进攻。从而，在中国出现了世界未有的怪现象：“在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长期地存在。” （综合 《中共党史拐点中的人物与事件》《浴血荣光》《中国妇女报》等）
一位女性为中共的诞生作出了特殊贡献
1921年6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通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代表到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下旬，除旅法小组因路途遥远未能派代表外，其他各地代表陆续抵达上海。由于当时革命活动处于秘密状态，所以，参加会议的外地代表，统一安排居住在以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的名义临时租借的私立博文女校内。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召开，参会人员共有13位党内人士，分别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共产国际派马林（荷兰人）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出席了会议。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共开了7次会议，各地代表在党的性质、纲领和组织原则等主要问题上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1921年7月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时，突然有一陌生男子闯进了会场，当询问他时，他答称走错了地方。其实这个人是法租界巡捕房的一个暗探，他的行动引起了与会人员的警觉。会议立即中断，代表们迅速分头离开。十几分钟后，法国巡捕赶来，包围并搜查了会场，但一无所获。
提到一大，尤其要提到的一大中唯一的一位女性王会悟，她是李达的夫人，一大会址，是在她的建议下选择的。她一直为一大做后勤保障工作，第六次会议因变故紧急休会后，这位“中共一大奇女子”又献计改址嘉兴南湖，亲自做向导，从上海乘火车转移到嘉兴，再从狮子汇渡口登上渡船到湖心岛，最后转登预订的游船，并在游船中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船上，中共一大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庄严诞生。王会悟以其智慧和勇气，确保了一大的顺利召开和圆满结束，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出了特殊贡献。
“周博长谈”帮助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
遵义会议前的中央领导核心是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形成的，毛泽东在这次全会上虽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没有进入中央书记处，不参与中央决策。长征的开始阶段，尽管毛泽东是“跟着走”的状态，但他不时地向有关领导人提出建议，以改变长征过程中的被动局面。红军在湘江战役受到重创后，周恩来主持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都采纳了他的意见，这个时候毛泽东实际上参与了中央决策，可视为他在遵义会议上进入中央常委的前奏。
对改组中央领导核心产生很大影响的，还有两次重要谈话。一次是遵义会议前的“张王橘谈”。黎平会议后军委纵队到达黄平老城东门内橘林休息时，张闻天和王稼祥交流看法，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随后这个信息在高级将领中传开，大家都贊成毛泽东出来指挥。这为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作了舆论准备。
另一次是遵义会议后的“周博长谈”。遵义会议上，严厉批评博古，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这是博古未曾想到的。对此，他一直想不通。1935年2月5日，在红军一渡赤水到达云南威信一个“鸡鸣三省”村子进一步改组中央时，周恩来同他有一次长谈。周恩来的谈话推心置腹，大意是：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擅长农民运动，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对毛泽东，要看大处，希望你能抛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这个大局。这一席谈话，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顺利实现了史称的“博洛交权”，张闻天成为一把手。
毛泽东这时不是一把手，为什么说他成了领导核心呢？还是如周恩来对博古所说的：谁做“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军权，谁来领导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起到了这个作用。正是基于此，我们可以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是周恩来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中国革命的转折也由此开始。
革命失败的紧急关头 毛泽东决定上山
回湖南，准备上山，这是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时做出的抉择。他做出这样的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大革命的失败教训了共产党人，毛泽东首先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在“八七会议”（1927年8月7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和党内同志的要求，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上发言指出：“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来的，我们独不管……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基于对共产国际的认识，他知道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中国式的道路只能由中国人自己在实践中摸索。基于对革命出路的认识，他做了上山开展武装斗争的准备。所以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拒绝了请他留在党中央工作的要求，力争回湖南任省委书记。湖南是他的家乡，他在此创建了党组织，领导过安源等地工人罢工，创建了20多个农村支部，他熟悉那里的山山水水和群众，他在湖南有很高的威望，是众人皆知的毛委员。他知道经历过革命的湖南群众特别有战斗性。
“八七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赶回湖南，领导起义，当秋收起义受挫后，当即决定部队不打长沙，而向井冈山进发。这个行动既是撤退又是进攻，从敌人力量雄厚的城市撤退，向敌人力量薄弱的乡村进攻。从而，在中国出现了世界未有的怪现象：“在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长期地存在。” （综合 《中共党史拐点中的人物与事件》《浴血荣光》《中国妇女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