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转型期,物欲横流,导致道德虚无、精神饥渴的颓废之风蔓延。人们向历史取经,热望从浩瀚的国学海洋中汲取适合当代中国人精神文化需求的内容,并将之构建成文化体系以滋养大众。
　　
　　“国学”一词,发轫于二十世纪,在二十年代形成思潮。“国学”与“五四”,有太多的瓜葛,可以说它们是冤家对头。五四的主导语是“打倒孔家店”,目标直指国学的精神领袖、儒家的创始人孔夫子,而“国学”的复兴,则是对各种反孔思潮的反其道而行之。五四运动以后,域外各种思潮把中国当作试验场,涌入中国大陆,它们或者昙花一现,或者被中国固有的学说和主义改造成“中国特色”。而国学则被迫蛰伏,在八十年代急剧升温,形成持续至今长达三十年的“国学热”。
　　“国学”是与“西洋学”相对而言的。在西洋学进入中国以前,它被称为“汉学”,因为它以汉儒说经解经为主体,结合经史子集,形成浩瀚的学术体系。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在提及“国学”时,所指往往游移不定。所指大时,是格物致知、经世致用;所指小时,则诗词歌赋、占卜风水。其实,所谓“国学”,是指民族的思想方式,以及在思想方式指导下的群体行为规范。
　　
　　五四:质疑国学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整体迷惘,特别是知识精英陷入迷惘。帝制虽然废除,民主和宪政却遥遥无期,新派知识人比较中国和西方,尤其取近以日本为榜样,认定国学直接造成了中国的贫与弱。日本能够异军突起,就在于日本没有孔夫子;或者虽然过去有过,但是已经抛弃了孔夫子。中国不能崛起,在于背上的包袱太重,卸去历史,抛弃陈说,轻装上阵,中国就可以在日本之后,成为远东又一个军国主义国家。这是五四时期中国学人的共识,在这个背景下五四运动发生了。时光将近百年,时间证明,五四运动是一次激进的思潮,它的激进将国民引向偏激。比如对待儒家、对待孔子、对待国学。
　　儒家是一门学问,它既不是施政纲领,也不是政治教条,长期以来,中国人奉儒家为“宗教”,就在于它偏离政治很远。儒家主张忠孝,学习礼乐,目的在于让人们活得真实、文明、有尊严。如果由儒家承担中国历史的全部责任,这就把人的过错强加给了学术。马克思的学说在社会主义者手里是进步的,可以据此建立民主国家政权,但专制者同样可以取用马克思主义建立独裁统治,毛泽东说:希特勒从前也是社会主义者。可见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理解,共产党人和希特勒差距有多么巨大。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就像一个破产的富家子弟,其破产的原因在于不会经营,坐吃山空;不在于他说什么母语,穿什么衣服,理什么发型。旁证也在日本。日本的崛起没有借助打倒孔子,而在崛起之后也没有减少对孔子的尊敬。黑格尔认为孔子是一个喋喋不休的老头子,教给人做人做事的道理。这样的老人可能无关经邦济世,但他反复讲述的是前人和他自己生活经验的总结,给人以启发。世代流传,大浪淘沙,积成纯金。对这样一个智慧老人,西方宗教称之为“先知”。对先知的话不一定崇拜,但也不必吹毛求疵。国学是民族之学,中国国学以儒家为主体,包纳百家,举凡前人所创造,都是“国学”。否定甚至废除国学,否定的是自己民族的历史和传承,废除之后建立什么样的“学”?新派学人心里也不清楚。
　　公正地说,五四对儒家和国学的质疑虽然剧烈,但仍然是“君子战”,这很有趣,新派以儒家的态度对待他们的“敌人”儒家,这个态度就是要作“君子儒”,不作“小人儒”。尊孔派仍不失尊严,他们可以办杂志固守国学阵地,如《甲寅》《学衡》《禹贡》等,可以到对方的杂志上发表反驳文章。胡适的行为最可以说明问题。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打倒孔家店的急先锋,但他很快就从新文化的营垒中脱离,回归传统,研究他的“问题”去了。胡适的转变急剧而彻底,他较早看到了新文化的偏向,教导青年回归传统。一些青年讽刺胡适从新文化的营垒中堕落,把堕落的原因归结为他的年龄。其实,他并非因年纪的关系意志消沉,相反,他因为阅历的增加而生中正和平的包容之心,因为年龄的渐长而获得审时度势、反思思人的睿智。章太炎、梁启超也是这样的智者。
　　胡适到皇宫拜会清废帝宣统,人们关心他和废帝之间的称谓,尤其关心他如何称呼宣统。胡适的回答颇有君子坦荡荡的风度:“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胡适因这一句“皇上”招致冷嘲热讽,新派人士也不能告诉胡适,他究竟该怎么称呼废帝。胡适叫他“皇上”,与共和无损,是对历史的承认,也是对个人的尊重。
　　
　　“文革”:横扫国学
　　大陆的国学在“文革”时期经受了浩劫,这场浩劫“史无前例”。与五四对国学的“动口”不同,“文革”对待国学和国学的继承者们,不但动口,而且动手,后来索性只动手不动口。与五四相同,“文革”对国学的清除活动也从孔子开刀,当时有一句非常著名的口号:“批林必批孔,斩草要除根!”透出对传统国学的杀气。批林和批孔有没有关系,可以不论,只是“斩草除根”的断言,令人不寒而栗,这是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开战宣言。果然,一批狂热的青年学生在曲阜肆虐29天,焚烧孔府,挖掘孔子墓,孔子遭受了历史上最严重的侮辱。青年当然不知道孔子何许人,也不了解孔子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因为他们在长期“去孔化”的教育中,对传统文化和文化圣人没有敬畏之心。五四以来对孔子的持续贬损、对国学的极度蔑视,在“文革”中形成了大爆发。
　　孟子说人性善,荀子说人性恶,其实人的善恶只在一念间。“圣人”代表的道德律和“大人”代表的法律在这一念间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它们会在人的迷茫时刻将其拉回一念间的这一方面,而不是将其推向另一方面。“文革”颠倒历史,打碎世间法律,摧毁人们心中的道德律。国学倡导的,正是“文革”要清除的,比如父子相告。秦代实行连坐法,勒令邻里之间互相监督,一家犯法,邻里坐罪,但首告者可以免责。秦法没有亲属首告免责的规定,他们不连坐,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体的:一起押赴刑场。不连坐,而是株连,被株连的没有免责条件。秦法严酷,但它仍然按照亲族血缘关系,尽管是从严刑酷法角度来照顾的。秦法认为,家庭不可分割,家庭里的成员要死一起死,要活大家活。从正面理解的话,就可以发现秦法的人性化:家庭是最安全的地方,这里不该发生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但“文革”彻底瓦解了最严酷的秦法——它认为秦法还不够严酷。“文革”把群众人为地分成两派,挑动他们互相斗争,一直斗争到家里。因为单位也被分成两派,家庭成员恰恰被“分”在不同的派系,于是“家庭里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
　　而“文革”的宣言则是:“忠不忠,看行动;亲不亲,阶级分。”以阶级划分队伍当然可以,但深化到家庭内部,就是残害人心。一些青年为了显示自己的“忠”,积极主动地投靠家庭以外的“亲人”,最普遍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在户外张贴大字报,深刻揭露自己父母的罪行和隐私,同时宣告与自己罪恶的父母划清关系。
　　“文革”给国学以毁灭性的打击,打击主要在中国人的精神层面。“文革”烧书,书籍不久就解禁,重印加印,连从前没有出版的书也纷纷出笼。“文革”打倒学术权威,十几年后,这些权威仍是权威,那些被风潮裹挟、挺立潮头反孔的“宿儒”再一次洗心革面,重新认孔子作老师。现在的孔庙孔府孔林也修缮一新,规模更加大。但它最深刻的影响,在于湮灭了中国人的世道人心、中国人文精神的核心,瓦解了国学思维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宣扬的诚信、忠恕、仁德、宽容等等。
　　
　　劫后:沉思国学
　　国家板荡,乃思忠良;人有所缺,才想起需要。国人捕风捉影倾慕西洋学,追随百年,忽然发现西洋学与国学原来并不冲突。一个人可以读国学的《论语》,不妨碍他学习西洋学的《空气动力学》;或者一个人专门读《论语》,另一个人专门研究《空气动力学》。《空气动力学》考试不及格,很可能是他天资不足或者不用功,而不能责怪那位读《论语》的国学同学对他有干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大陆“围剿”国学最热闹的时候,著名的“亚洲四小龙”横空出世,这四个国家和地区是传统的儒家势力范围,属于周礼的“宾服”“绥服”地区。他们没有批林批孔,也没有孔家的祖坟供他们挖。孔庙倒是有,但他们不去拆,好好保留着,可经济却腾飞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我们对国学和其他学问一视同仁,国力却发生了飞跃,中国人向往半个世纪的经济“大跃进”实现了。
　　说国学推动了改革开放,显然不合事实,国学不承担那么宏大的“叙事”。同样,说国学阻碍了文明进步,妨碍科技创新,显然也是虚妄的结论。
　　外国人也评论国学的存废问题。印度人认为中国人太勤奋、太亢奋,找点事情让自己忙起来。美国人则认为中国人因为羡慕华尔街的财富疯掉了。而中国人自己则痛定思痛:孔子无辜,国学无罪,却横空遭此浩劫,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以儒学为主题的国学是智者的学问,是学者的学问。它不断深化自己,也不排斥域外文明,自秦汉至明清,阐释日新,而精神本质一贯,融成中国文化的主流。国学的百年之劫,无论是智者的无意之失,还是愚者无妄之举,都已经成为历史。经过这一场反复,国学更增加了闪光点:对无妄之灾的免疫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