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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杰
1952年9月生于西安。曾先后获得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主任、教授、博导，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研究所所长。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战略与政策系主任、教授、博导，兼任全国13个省市的经济顾问，15家企业经济顾问，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学会等5家学会的副会长。1991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特殊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是我国很有影响的著名的经济学家。
自1979年起至今，20余年共发表论文400余篇，出版专著20余本。最近的研究方向为：企业制度创新及企业技术创新的制度保证，企业产权制度与资本市场的内在结合及互动性，企业中货币资本与人力资本内在结合的产权制度体现，宏观经济对企业经营战略的约束性的体制表现等。与上述研究方向相关的最近的著作为：《新经济与企业裂变》、《中国企业的二次创业》、《资本经营论纲》、《现代产权制度辨析》、《企业前沿问题》、《市场经济前沿问题》、《企业制度安排》、《企业战略选择》、《企业文化塑造》、《驱动财富进程》、《解码财富方程》。
中国政府近几年来非常关注民生问题，例如2007年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竟高达七千多亿，因而人们都发出感谢政府的呼声，这些感谢之声可以从各个媒体的广泛报道中看到。我们认为，政府关注民生是非常英明之举，这对于建立和谐社会有着战略性的重大意义。但问题是我们到底应该感谢谁？我认为我们应该感谢的是纳税人，因为政府用于民生的资金是纳税人缴纳的税收，政府仅仅是对财富进行转移支付的主体，而并不是财富的创造主体。我们关注民生的财富来自于纳税人。我们在普通的感谢政府的呼声中，却忘记了最应该感谢的纳税人，因此，我们应该感谢纳税人！
大家知道，企业创造的财富最终会分成为三个部分，一个是成本，一个是利润，一个是税收，这就说明政府税收来自于企业所创造的财富，是对企业所创造的财富的分配。同时，在成本中获得高收入的人，以及在利润中分得高收入的人，都要上所得税，这些也是政府税收的重要来源。因此，政府用于民生的财富，全部来自于纳税人的各种税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感谢政府与表扬政府不是一回事。感谢政府是指政府是“圣上”，而我们是“臣民”，政府在“恩惠”于我们，因而感谢政府并不是法治社会的概念；而表扬政府，则是指政府干了他应该干的事，人民是主人，而政府是“仆人”，这是法治社会的概念。因此，在民本的社会中，纳税人才是需要真正感谢的社会阶层。
关注民生是需要物质财富的，而物质财富是需要创造出来的，因此，关注民生的基础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谁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或者说，谁对财富的创造贡献大？在权责利对称的条件下，如果排除掉权钱交易和垄断这些非正常因素，应该说纳税者就是财富创造的主要贡献者。大家知道，关注民生的重要工作是社会增加公共产品的提供，也就是政府加大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的支出，而这些公共产品支出的增加，首先是需要有政府收入的增加，当然主要是税收的增加，也就是纳税人的税收的增加。就个人和企业所得税来说，在税率不变的条件下，纳税人所得税的增加，说明他们收入在增加，在贡献与收入相对称的条件下，税收的增加标志着纳税人创造的财富在增加，因而纳税人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关注民生需要有纳税人的财富的不断增加。
我记得前年我们在讨论将个人所得税纳税起征点提高到1 600元的时候，有人说低收入的工薪阶层是主要的个人所得税纳税主体，因而他们预言一旦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个人所得税收入必然会下降。但后来的实践表明，我们提高起征点后，个人所得税收入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大幅度地提升了，这就说明高收入者才是个人所得税的主要贡献者。因此，我们要感谢纳税人，就应该感谢高收入的纳税人。我们应该善待高收入的纳税人，因为他们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是民生问题的推动者。
关注民生的关键，是要推动社会财富的创造，而要推动社会财富的创造，就需要有良好的社会经济体制，能够调动所有人创造财富的积极性，那些创造财富的人在自己收入增加的同时，也为社会贡献着税收，而税收正是我们关注民生的物质基础。由此可见，民生需要有良好的社会体制，同时需要有更多的纳税人的更多纳税，所以创造良好的社会经济体制，形成纳更多税收的纳税人，是我们关注民生的基础和前提，我们希望形成良好的民生的这种基础和前提，这正是政府应有的责任和职能。
我们应该将纳税与财富创造、社会责任连起来。在正常条件下，纳税多的人，一般都是在财富创造上和社会责任上贡献比较大的人。当然，有人会讲到影视明星和体育明星的高收入和纳税问题，认为他们虽然纳税多，但似乎对财富创造的贡献并不大。这实际上是不对的，他们所从事的第三产业，虽然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有所不同，但也是社会财富的生产部门，不能认为第三产业不创造社会财富，因为财富包括物质产品和服务。影视明星和体育明星的收入来自于票房价值和广告收入，购票者与广告买主同这些影视明星和体育明星之间是一种相互自愿的交易，交易是双方自我选择的结果，是一种社会契约，我们对此不应有非议，我们所要求的只是这种交易要有良好的秩序和合法。在合法的基础上，高收入带来了高税收，这说明影视明星和体育明星完成了自己应有的社会责任。
需要指出的是，有些社会活动对人类进步有重要意义，但现在从事这些活动的人都是低收入，因而往往并不纳税或纳税很少，这似乎很难用纳税情况来说明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例如，有些从事科学创新活动的人，尤其是基础科学创新活动的人，他们的收入并不高，因而当然纳税少甚至不纳税，但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却是很大的，这种情况似乎用纳税多少很难说明对社会的贡献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对于从事这些活动的人的评价标准仍然是行政标准，行政标准往往收入就很低，国家应该提高他们的收入。当然，如果是市场评价的话，他们的收入就应该高，从而纳税也就多。例如研究历史和国学的人，过去收入并不高，当然纳税也很少，甚至不纳税，但近几年对历史知识和国学的社会需求上升很快，从而使这些人的市场价值越来越高，像易中天、于丹这些人的收入快速上升，当然他们的纳税也会很多，从纳税数量上讲，可以说他们对社会贡献很大。因此，纳税状况与市场价值相关，而市场价值越高，就说明贡献越大，同时也就更好地完成了社会责任。总之，应该将纳税与贡献及社会责任连起来，社会应该感谢纳税人！
在社会经济部门的划分上，人们往往将有些部门称之为产业化部门，而将有些称之为非产业化部门。产业化部门是以市场评价为基准的，非产业化部门是以非市场价值为基准的。在整个社会经济部门中，非产业化部门是少量的，它们所涉及到的是公共产品服务，因而其考评标准并不是市场价值。但是大量的产业化部门的考量标准则是市场价值，其市场价值越高，就说明对财富创造的贡献越大，当然其因为市场价值高而收入高，收入高则税收高，而税收高则说明其对社会责任贡献大。由此可见，税收状况基本上可以说明财富创造及社会责任的贡献程度，所以，我们应该感谢纳税人！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
1952年9月生于西安。曾先后获得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主任、教授、博导，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研究所所长。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战略与政策系主任、教授、博导，兼任全国13个省市的经济顾问，15家企业经济顾问，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学会等5家学会的副会长。1991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特殊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是我国很有影响的著名的经济学家。
自1979年起至今，20余年共发表论文400余篇，出版专著20余本。最近的研究方向为：企业制度创新及企业技术创新的制度保证，企业产权制度与资本市场的内在结合及互动性，企业中货币资本与人力资本内在结合的产权制度体现，宏观经济对企业经营战略的约束性的体制表现等。与上述研究方向相关的最近的著作为：《新经济与企业裂变》、《中国企业的二次创业》、《资本经营论纲》、《现代产权制度辨析》、《企业前沿问题》、《市场经济前沿问题》、《企业制度安排》、《企业战略选择》、《企业文化塑造》、《驱动财富进程》、《解码财富方程》。
中国政府近几年来非常关注民生问题，例如2007年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竟高达七千多亿，因而人们都发出感谢政府的呼声，这些感谢之声可以从各个媒体的广泛报道中看到。我们认为，政府关注民生是非常英明之举，这对于建立和谐社会有着战略性的重大意义。但问题是我们到底应该感谢谁？我认为我们应该感谢的是纳税人，因为政府用于民生的资金是纳税人缴纳的税收，政府仅仅是对财富进行转移支付的主体，而并不是财富的创造主体。我们关注民生的财富来自于纳税人。我们在普通的感谢政府的呼声中，却忘记了最应该感谢的纳税人，因此，我们应该感谢纳税人！
大家知道，企业创造的财富最终会分成为三个部分，一个是成本，一个是利润，一个是税收，这就说明政府税收来自于企业所创造的财富，是对企业所创造的财富的分配。同时，在成本中获得高收入的人，以及在利润中分得高收入的人，都要上所得税，这些也是政府税收的重要来源。因此，政府用于民生的财富，全部来自于纳税人的各种税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感谢政府与表扬政府不是一回事。感谢政府是指政府是“圣上”，而我们是“臣民”，政府在“恩惠”于我们，因而感谢政府并不是法治社会的概念；而表扬政府，则是指政府干了他应该干的事，人民是主人，而政府是“仆人”，这是法治社会的概念。因此，在民本的社会中，纳税人才是需要真正感谢的社会阶层。
关注民生是需要物质财富的，而物质财富是需要创造出来的，因此，关注民生的基础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谁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或者说，谁对财富的创造贡献大？在权责利对称的条件下，如果排除掉权钱交易和垄断这些非正常因素，应该说纳税者就是财富创造的主要贡献者。大家知道，关注民生的重要工作是社会增加公共产品的提供，也就是政府加大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的支出，而这些公共产品支出的增加，首先是需要有政府收入的增加，当然主要是税收的增加，也就是纳税人的税收的增加。就个人和企业所得税来说，在税率不变的条件下，纳税人所得税的增加，说明他们收入在增加，在贡献与收入相对称的条件下，税收的增加标志着纳税人创造的财富在增加，因而纳税人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关注民生需要有纳税人的财富的不断增加。
我记得前年我们在讨论将个人所得税纳税起征点提高到1 600元的时候，有人说低收入的工薪阶层是主要的个人所得税纳税主体，因而他们预言一旦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个人所得税收入必然会下降。但后来的实践表明，我们提高起征点后，个人所得税收入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大幅度地提升了，这就说明高收入者才是个人所得税的主要贡献者。因此，我们要感谢纳税人，就应该感谢高收入的纳税人。我们应该善待高收入的纳税人，因为他们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是民生问题的推动者。
关注民生的关键，是要推动社会财富的创造，而要推动社会财富的创造，就需要有良好的社会经济体制，能够调动所有人创造财富的积极性，那些创造财富的人在自己收入增加的同时，也为社会贡献着税收，而税收正是我们关注民生的物质基础。由此可见，民生需要有良好的社会体制，同时需要有更多的纳税人的更多纳税，所以创造良好的社会经济体制，形成纳更多税收的纳税人，是我们关注民生的基础和前提，我们希望形成良好的民生的这种基础和前提，这正是政府应有的责任和职能。
我们应该将纳税与财富创造、社会责任连起来。在正常条件下，纳税多的人，一般都是在财富创造上和社会责任上贡献比较大的人。当然，有人会讲到影视明星和体育明星的高收入和纳税问题，认为他们虽然纳税多，但似乎对财富创造的贡献并不大。这实际上是不对的，他们所从事的第三产业，虽然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有所不同，但也是社会财富的生产部门，不能认为第三产业不创造社会财富，因为财富包括物质产品和服务。影视明星和体育明星的收入来自于票房价值和广告收入，购票者与广告买主同这些影视明星和体育明星之间是一种相互自愿的交易，交易是双方自我选择的结果，是一种社会契约，我们对此不应有非议，我们所要求的只是这种交易要有良好的秩序和合法。在合法的基础上，高收入带来了高税收，这说明影视明星和体育明星完成了自己应有的社会责任。
需要指出的是，有些社会活动对人类进步有重要意义，但现在从事这些活动的人都是低收入，因而往往并不纳税或纳税很少，这似乎很难用纳税情况来说明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例如，有些从事科学创新活动的人，尤其是基础科学创新活动的人，他们的收入并不高，因而当然纳税少甚至不纳税，但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却是很大的，这种情况似乎用纳税多少很难说明对社会的贡献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对于从事这些活动的人的评价标准仍然是行政标准，行政标准往往收入就很低，国家应该提高他们的收入。当然，如果是市场评价的话，他们的收入就应该高，从而纳税也就多。例如研究历史和国学的人，过去收入并不高，当然纳税也很少，甚至不纳税，但近几年对历史知识和国学的社会需求上升很快，从而使这些人的市场价值越来越高，像易中天、于丹这些人的收入快速上升，当然他们的纳税也会很多，从纳税数量上讲，可以说他们对社会贡献很大。因此，纳税状况与市场价值相关，而市场价值越高，就说明贡献越大，同时也就更好地完成了社会责任。总之，应该将纳税与贡献及社会责任连起来，社会应该感谢纳税人！
在社会经济部门的划分上，人们往往将有些部门称之为产业化部门，而将有些称之为非产业化部门。产业化部门是以市场评价为基准的，非产业化部门是以非市场价值为基准的。在整个社会经济部门中，非产业化部门是少量的，它们所涉及到的是公共产品服务，因而其考评标准并不是市场价值。但是大量的产业化部门的考量标准则是市场价值，其市场价值越高，就说明对财富创造的贡献越大，当然其因为市场价值高而收入高，收入高则税收高，而税收高则说明其对社会责任贡献大。由此可见，税收状况基本上可以说明财富创造及社会责任的贡献程度，所以，我们应该感谢纳税人！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