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经济发展一般规律显示，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主要受到该国社会总储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贸易开放程度的正面影响，社会总储蓄越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贸易开放程度越深，一国的对外投资水平就越高。中国国内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飞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于中国私人部门能够较容易的获得廉价资金支持，而形成这一资金支持的渠道，占首要地位的就是国内的巨额储蓄。依托生命周期理论，本文论述了在我国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下，针对老龄人口增加带来的社会总储蓄变化给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带来的影响，借鉴国外经验进行比较分析，提出了相应建议。
关键字：人口老龄化;对外投资;储蓄;养老金
中图分类号：F83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245/j.issn.2096-6776.2021.10.14
1 中国人口结构和投资变化情况
按照1956年联合国发布的《人口老龄化及社会经济后果》沿用至今的国际惯例，一国或地区的65岁人口超过7%时，这个国家或地区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从2001年就进入了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达到7%的人口老龄化社会结构，并且老龄化占比增速在逐年加快。
目前，我国的人口呈现老龄化人口占比升高、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降低、人均预期寿命持续延长的特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结构给我国经济社会的消费、投资、出口三大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点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其中，对外投资是主权国家为获取外汇收入或挤入国外市场向其他国家或地区进行的投资。近年来，国内对外直接投资飞速增长，其中资金支持是最为关键和主要的，而形成资金支持的渠道最重要就是国内的巨额储蓄。在人口老龄化的条件下，对外投资是否会因其带来人力资本变化、储蓄变化而产生相应巨变，受到不良的影响？按照我国目前的人口结构来看，劳动力人口占比下降，劳动力素质提升，劳动资本的價格升高，工资上涨，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国内劳动密集型企业就会外迁，国内对外直接投资将在这一情况下增加，这对我国经济发展是有利的。
一段时期内我国将出现大量的老年人口，其主动消费会变得很少，而其投资储蓄行为将深深影响经济社会的资本流动。学界以生命周期理论作为起点和长期不变的核心依据，得到人口结构与储蓄之间的研究因侧重点不同，结论较为不一。有研究表明，储蓄率促进经济增长，尤其是私人部门储蓄对经济的增长具有更为明显的作用。居民储蓄作为国民储蓄中最关键的组成部分之一，在国内是相对于公共部门储蓄更为稳定的，但其也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体现着一国经济运行的结果，同时，对投资、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等其他经济发展指标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提出储蓄和消费变化规律的生命周期理论，在1985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Modigliani（1970）之前便指出，从长期的角度考虑，人口结构是真正影响储蓄率变化的因素。忽略极少的税和费，非劳动力人群主要指少儿和老年，没有因雇佣关系而产生的劳动收入，几乎是纯消费者，不过，虽然没有劳动收入，其中的老年人往往存在源自前期劳动收入的个人积蓄或其他投资回报品;另一部分占人口结构比例大的劳动力人口，在国民经济中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在整个经济系统中，劳动力人口的劳动收入减去其消费、投资形成的储蓄，通过各种制度安排，如税收、养老金制度等转移至被赡养的人口。因为人口老龄化，没有收入而只有消费的老龄人口往往会使得储蓄率降低，但这只看到了生命周期理论中“负担效应”的结果。尽管如此，仍需警惕在出生率下降，老龄人口占比升高出现消费增加、储蓄减少，最终导致一国资本积累减少的情况，因为在这一情况下，可进行对外投资的总资金也会随之减少，如果资本（K）下降的速度小于劳动力（L）下降的速度，资本劳动比（K/L）减小，资本的边际产出（MPK）就会下降，资本为了追逐更高的收益率，会主动外迁，特别是资本密集型企业，而这一情况将对我国经济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
近年来，国际化的储蓄率趋势呈上升势态，高储蓄率国家或个人也反应出更强的抗灾害、伤病能力。我国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快速增长，是居民储蓄率升高的一部分原因，刨除这一层影响，人口结构对储蓄率的影响是十分关键的。老龄人群因为自身消费需求在不断减少，并且伴随着消费经验累积增多，往往具有较低的消费倾向，并且其在劳动期间就为养老做了很多投资或储蓄，故而居民储蓄率也随着这一群体数量的增多而存在不断上升的可能性，这就是生命周期理论中另一种“预期效应”的体现。在我国过去40多年开创性地提出并严格地执行了“计划生育”政策的背景下，少年人口占比降低，原本用于扶养青少年的收入现在缺乏特定用途而无法支出，我国短暂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劳动力年龄人口远高于需抚养的人口，带来了较高的储蓄率和快速的经济增长;若在这批人口老龄化时，国家和居民个人能充分依托其原本为养老而已充分备足的储蓄或投资的资本力量，那么我国可以依托这部分老龄人口的累积资本实现二次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
我国老龄人口生活资金的来源，除子女等家庭模式赡养外，主要依靠职工养老保险、社会保险和农村“新农合”三个途径，另外还有依靠个人在前期劳动时的大量储蓄或投资。但对于前一种多数情况下老年人的收入来源，我国有相对比较保守的规定：国家政策规定，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结余额，除预留相当于两个月的支付费用外，应全部购买国家债券和存入专户，不得投资其他金融产品。这一严格规避风险的投资政策也使得养老基金的投资收益较低，几乎快要低于通货膨胀率，国债与储蓄的投资方式都无法达到保值增值的目的，这将导致养老金的购买力下降，也就不能起到真正的保障作用。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近万亿元，而其中九成存入银行，都跑不过通货膨胀率，面对巨大的养老群体支出负担，国家对养老基金收益率的管理是值得重点关注和亟待提高的。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储蓄—投资之间存在稳健的相关性，而且越大的经济体，投资和储蓄的相关性越高。中国政府在投资行为决定中起主动作用，未来仍然要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使居民储蓄更有效、迅速地转化成企业投资。 2 国外成功经验
在养老金制度、管理、可持续性及收益率上，国外有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美国在1949～1984年间，依托调整缴费率来增加养老基金收入，但从缴费率入手的方式相当于提高工资税率，会对劳动供给产生消极影响，最终造成总福利的损失，因此，各国都对是否采用提高缴费率来缓解养老难题的方式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
澳大利亚有一种做法是限制高收入群体的养老金，规定每人每月领取养老金不能超过规定的数额，这一做法相对公平。除了控制参数，引入市场机制是提高养老保险基金管理运作效率的最有效的方式，国内很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建议加入国家的力量，以国家的名义扶持各大银行推行、鼓励民众参与，甚至可以以政府来管理或认定专业的金融管理机构成员来运作这笔资金。总的来说，世界各国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还是普遍选择了养老保险基金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尽管存在风险，但是可以通过调整持有比例来分散一部分风险，利用市场始终是唯一能让养老资金池“活”起来、不被時间拖垮的办法，也是能让国家的财富增值的最好办法。只有国家财富积累增多了，对外投资才能从基数上扩大。
如果老龄人口持续增加，而劳动力人口持平或减少，则实施逐渐扩大的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制度会进一步加大国家资本的亏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鼓励私人储蓄给国家避免了这种亏空的局面，其设置了很多个人退休养老的储蓄项目，并将项目制度化，由此实现了其养老资金在国家层面的“减负增富”效应，国家财富积累增多，从而其可对外投资的资金量也上涨。
进一步地，对外投资收益率是下一步需要关注的。目前国际上，对外投资收益率最高的国家分别是美国、德国和英国。三个发达国家在利用国家储蓄对外投资并实现了高收益率的路径方法上，有很多值得学习的经验。
3 政策建议
3.1 扩大养老金增值可循环保障路径，提高养老资金池收益率
我国养老金实行收现付制度，如今劳动力紧缺的情况让原本这部分收益率近乎亏损的专用资金结余资金池周转显得尤为困难。若养老金制度忽略个人责任，过度强调国家作用，还是会陷入到社会福利的陷阱，国家还是应当提出促进私人养老金储蓄的政策，鼓励商业银行有针对性地设立适宜的养老金融产品，必要时介入国家人员管理，以期加强养老金基金管理公司在经济中的作用，实现资金池的保值升值，增加社会财富，促进对外投资。
3.2 完善我国资本市场，为个人的资产投资提供更高的保障
现阶段我国资本市场尚不成熟、不完善，限制了居民的私人投资，同时也会阻碍生命周期财富的形成。商业银行没有政府支撑，不敢轻易发布面向老年人的金融产品，并且即使发布了，老年诈骗的频繁出现也会使得很多老年群体对银行存款以外的金融投资不信任、恐惧、抵触，最终银行推出的产品也无法实现效用;另外，老年人学习接受新事物能力几乎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其用机器、手机等便捷操作不如人工服务觉得习惯和稳妥，再一个，很多老年人除了年岁已高，快速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有限外，可能还存在一些伤残疾病，需要大声与其说话、需要阅读盲文、行动不便、说话口齿不清、肢体持续颤抖等，银行等金融机构针对老年人存在的这些现实问题，可以针对性地提供服务，或是培养、引进专门的服务人员，或是人性化地对其子女亲属的代理权进行规定，使得老龄人口盘活其养老资金、养老储蓄有更便捷、收益更高的途径，进而实现整个社会更多的财富积累和资本收益，使国内私人部门更便捷地进行国外投资。
3.3 刺激国内消费，间接助力对外投资
居民手中的储蓄仍有一大部分依旧是在代际之间发生转移的，尤其是在尚未进入高收入水平的中国，储蓄率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变老而缓慢下降。在“未富先老”的状况下，采取各种措施刺激消费，弥补老龄人口自身消费不足给整体经济增长带来的消极影响，在总体上向好后，激励私人部门对外投资，努力打通我国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4 结语
尽管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但劳动力成本上升会带来的企业对外投资是好的，另外储蓄率的变化在“预期效应”和“负担效应”之间还存在可能上升或可能下降的变化，如果老龄人口无任何资金储蓄，仅仅造成社会整体的更多消费，则不利于储蓄率的维持，国家的资本积累减少，社会负担增加，私人部门进行对外投资减少;如果能够实现二次人口红利，则我国老龄化人口结构下，居民储蓄仍然可以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并且期望通过更高的收益率来实现个人财富、社会资本力量的增强，最终使对外投资向好发展。不管哪一种情况下，借鉴国外经验，都需要政府在养老金和针对老年人的金融投资产品上多加考虑，澳大利亚限额、新加坡鼓励储蓄和投资、美国市场化的推行和高收益率的实现，都是可以综合借鉴的，毕竟还是需要先跑赢货币的时间价值，盘活养老资金，才能增加个人、社会的资本实力，进而才有利于对外投资，促进国内整体经济发展与内外循环。
参考文献
蔡昉，都阳.中国的储蓄率变化、决定因素和影响[J].新金融评论，2020（03）：18-37.
陈冲，朱孟楠.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的调节策略——基于跨境资本流动的研究[J].亚太经济，2021（01）：34-48+150.
吕建兴，孙文凯.人口老龄化、养老金与国际资本流动：影响机制与实证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5（10）：20-34.
孟卫军，张健明，沈勤，秦莉.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国际经验[J].人口与经济，2010（05）：76-79+85.
王树.老龄化、二次人口红利与家庭储蓄率[J].当代经济科学，2020，42（06）：88-95.
汪伟.经济增长、人口结构变化与中国高储蓄[J].经济学（季刊），2010，9（01）：29-52.
赵立.商业银行老年群体金融服务发展问题研究——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城子坦营业所为例[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21（04）：51-53.
张苏，李泊宁.人口老龄化与养老金可持续性研究进展[J].经济学动态，2021（02）：126-142.
张爽.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趋势研究[J].中国国情国力，2021（03）：53-56.
郑基超，刘晴.人口老龄化引致的国际资本流动及启示[J].兰州学刊，2013（01）：92-98.
南开大学计算机学院 杨征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王钰彬
广西师范大学 陈伍香
关键字：人口老龄化;对外投资;储蓄;养老金
中图分类号：F83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245/j.issn.2096-6776.2021.10.14
1 中国人口结构和投资变化情况
按照1956年联合国发布的《人口老龄化及社会经济后果》沿用至今的国际惯例，一国或地区的65岁人口超过7%时，这个国家或地区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从2001年就进入了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达到7%的人口老龄化社会结构，并且老龄化占比增速在逐年加快。
目前，我国的人口呈现老龄化人口占比升高、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降低、人均预期寿命持续延长的特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结构给我国经济社会的消费、投资、出口三大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点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其中，对外投资是主权国家为获取外汇收入或挤入国外市场向其他国家或地区进行的投资。近年来，国内对外直接投资飞速增长，其中资金支持是最为关键和主要的，而形成资金支持的渠道最重要就是国内的巨额储蓄。在人口老龄化的条件下，对外投资是否会因其带来人力资本变化、储蓄变化而产生相应巨变，受到不良的影响？按照我国目前的人口结构来看，劳动力人口占比下降，劳动力素质提升，劳动资本的價格升高，工资上涨，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国内劳动密集型企业就会外迁，国内对外直接投资将在这一情况下增加，这对我国经济发展是有利的。
一段时期内我国将出现大量的老年人口，其主动消费会变得很少，而其投资储蓄行为将深深影响经济社会的资本流动。学界以生命周期理论作为起点和长期不变的核心依据，得到人口结构与储蓄之间的研究因侧重点不同，结论较为不一。有研究表明，储蓄率促进经济增长，尤其是私人部门储蓄对经济的增长具有更为明显的作用。居民储蓄作为国民储蓄中最关键的组成部分之一，在国内是相对于公共部门储蓄更为稳定的，但其也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体现着一国经济运行的结果，同时，对投资、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等其他经济发展指标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提出储蓄和消费变化规律的生命周期理论，在1985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Modigliani（1970）之前便指出，从长期的角度考虑，人口结构是真正影响储蓄率变化的因素。忽略极少的税和费，非劳动力人群主要指少儿和老年，没有因雇佣关系而产生的劳动收入，几乎是纯消费者，不过，虽然没有劳动收入，其中的老年人往往存在源自前期劳动收入的个人积蓄或其他投资回报品;另一部分占人口结构比例大的劳动力人口，在国民经济中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在整个经济系统中，劳动力人口的劳动收入减去其消费、投资形成的储蓄，通过各种制度安排，如税收、养老金制度等转移至被赡养的人口。因为人口老龄化，没有收入而只有消费的老龄人口往往会使得储蓄率降低，但这只看到了生命周期理论中“负担效应”的结果。尽管如此，仍需警惕在出生率下降，老龄人口占比升高出现消费增加、储蓄减少，最终导致一国资本积累减少的情况，因为在这一情况下，可进行对外投资的总资金也会随之减少，如果资本（K）下降的速度小于劳动力（L）下降的速度，资本劳动比（K/L）减小，资本的边际产出（MPK）就会下降，资本为了追逐更高的收益率，会主动外迁，特别是资本密集型企业，而这一情况将对我国经济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
近年来，国际化的储蓄率趋势呈上升势态，高储蓄率国家或个人也反应出更强的抗灾害、伤病能力。我国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快速增长，是居民储蓄率升高的一部分原因，刨除这一层影响，人口结构对储蓄率的影响是十分关键的。老龄人群因为自身消费需求在不断减少，并且伴随着消费经验累积增多，往往具有较低的消费倾向，并且其在劳动期间就为养老做了很多投资或储蓄，故而居民储蓄率也随着这一群体数量的增多而存在不断上升的可能性，这就是生命周期理论中另一种“预期效应”的体现。在我国过去40多年开创性地提出并严格地执行了“计划生育”政策的背景下，少年人口占比降低，原本用于扶养青少年的收入现在缺乏特定用途而无法支出，我国短暂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劳动力年龄人口远高于需抚养的人口，带来了较高的储蓄率和快速的经济增长;若在这批人口老龄化时，国家和居民个人能充分依托其原本为养老而已充分备足的储蓄或投资的资本力量，那么我国可以依托这部分老龄人口的累积资本实现二次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
我国老龄人口生活资金的来源，除子女等家庭模式赡养外，主要依靠职工养老保险、社会保险和农村“新农合”三个途径，另外还有依靠个人在前期劳动时的大量储蓄或投资。但对于前一种多数情况下老年人的收入来源，我国有相对比较保守的规定：国家政策规定，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结余额，除预留相当于两个月的支付费用外，应全部购买国家债券和存入专户，不得投资其他金融产品。这一严格规避风险的投资政策也使得养老基金的投资收益较低，几乎快要低于通货膨胀率，国债与储蓄的投资方式都无法达到保值增值的目的，这将导致养老金的购买力下降，也就不能起到真正的保障作用。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近万亿元，而其中九成存入银行，都跑不过通货膨胀率，面对巨大的养老群体支出负担，国家对养老基金收益率的管理是值得重点关注和亟待提高的。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储蓄—投资之间存在稳健的相关性，而且越大的经济体，投资和储蓄的相关性越高。中国政府在投资行为决定中起主动作用，未来仍然要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使居民储蓄更有效、迅速地转化成企业投资。 2 国外成功经验
在养老金制度、管理、可持续性及收益率上，国外有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美国在1949～1984年间，依托调整缴费率来增加养老基金收入，但从缴费率入手的方式相当于提高工资税率，会对劳动供给产生消极影响，最终造成总福利的损失，因此，各国都对是否采用提高缴费率来缓解养老难题的方式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
澳大利亚有一种做法是限制高收入群体的养老金，规定每人每月领取养老金不能超过规定的数额，这一做法相对公平。除了控制参数，引入市场机制是提高养老保险基金管理运作效率的最有效的方式，国内很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建议加入国家的力量，以国家的名义扶持各大银行推行、鼓励民众参与，甚至可以以政府来管理或认定专业的金融管理机构成员来运作这笔资金。总的来说，世界各国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还是普遍选择了养老保险基金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尽管存在风险，但是可以通过调整持有比例来分散一部分风险，利用市场始终是唯一能让养老资金池“活”起来、不被時间拖垮的办法，也是能让国家的财富增值的最好办法。只有国家财富积累增多了，对外投资才能从基数上扩大。
如果老龄人口持续增加，而劳动力人口持平或减少，则实施逐渐扩大的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制度会进一步加大国家资本的亏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鼓励私人储蓄给国家避免了这种亏空的局面，其设置了很多个人退休养老的储蓄项目，并将项目制度化，由此实现了其养老资金在国家层面的“减负增富”效应，国家财富积累增多，从而其可对外投资的资金量也上涨。
进一步地，对外投资收益率是下一步需要关注的。目前国际上，对外投资收益率最高的国家分别是美国、德国和英国。三个发达国家在利用国家储蓄对外投资并实现了高收益率的路径方法上，有很多值得学习的经验。
3 政策建议
3.1 扩大养老金增值可循环保障路径，提高养老资金池收益率
我国养老金实行收现付制度，如今劳动力紧缺的情况让原本这部分收益率近乎亏损的专用资金结余资金池周转显得尤为困难。若养老金制度忽略个人责任，过度强调国家作用，还是会陷入到社会福利的陷阱，国家还是应当提出促进私人养老金储蓄的政策，鼓励商业银行有针对性地设立适宜的养老金融产品，必要时介入国家人员管理，以期加强养老金基金管理公司在经济中的作用，实现资金池的保值升值，增加社会财富，促进对外投资。
3.2 完善我国资本市场，为个人的资产投资提供更高的保障
现阶段我国资本市场尚不成熟、不完善，限制了居民的私人投资，同时也会阻碍生命周期财富的形成。商业银行没有政府支撑，不敢轻易发布面向老年人的金融产品，并且即使发布了，老年诈骗的频繁出现也会使得很多老年群体对银行存款以外的金融投资不信任、恐惧、抵触，最终银行推出的产品也无法实现效用;另外，老年人学习接受新事物能力几乎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其用机器、手机等便捷操作不如人工服务觉得习惯和稳妥，再一个，很多老年人除了年岁已高，快速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有限外，可能还存在一些伤残疾病，需要大声与其说话、需要阅读盲文、行动不便、说话口齿不清、肢体持续颤抖等，银行等金融机构针对老年人存在的这些现实问题，可以针对性地提供服务，或是培养、引进专门的服务人员，或是人性化地对其子女亲属的代理权进行规定，使得老龄人口盘活其养老资金、养老储蓄有更便捷、收益更高的途径，进而实现整个社会更多的财富积累和资本收益，使国内私人部门更便捷地进行国外投资。
3.3 刺激国内消费，间接助力对外投资
居民手中的储蓄仍有一大部分依旧是在代际之间发生转移的，尤其是在尚未进入高收入水平的中国，储蓄率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变老而缓慢下降。在“未富先老”的状况下，采取各种措施刺激消费，弥补老龄人口自身消费不足给整体经济增长带来的消极影响，在总体上向好后，激励私人部门对外投资，努力打通我国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4 结语
尽管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但劳动力成本上升会带来的企业对外投资是好的，另外储蓄率的变化在“预期效应”和“负担效应”之间还存在可能上升或可能下降的变化，如果老龄人口无任何资金储蓄，仅仅造成社会整体的更多消费，则不利于储蓄率的维持，国家的资本积累减少，社会负担增加，私人部门进行对外投资减少;如果能够实现二次人口红利，则我国老龄化人口结构下，居民储蓄仍然可以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并且期望通过更高的收益率来实现个人财富、社会资本力量的增强，最终使对外投资向好发展。不管哪一种情况下，借鉴国外经验，都需要政府在养老金和针对老年人的金融投资产品上多加考虑，澳大利亚限额、新加坡鼓励储蓄和投资、美国市场化的推行和高收益率的实现，都是可以综合借鉴的，毕竟还是需要先跑赢货币的时间价值，盘活养老资金，才能增加个人、社会的资本实力，进而才有利于对外投资，促进国内整体经济发展与内外循环。
参考文献
蔡昉，都阳.中国的储蓄率变化、决定因素和影响[J].新金融评论，2020（03）：18-37.
陈冲，朱孟楠.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的调节策略——基于跨境资本流动的研究[J].亚太经济，2021（01）：34-48+150.
吕建兴，孙文凯.人口老龄化、养老金与国际资本流动：影响机制与实证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5（10）：20-34.
孟卫军，张健明，沈勤，秦莉.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国际经验[J].人口与经济，2010（05）：76-79+85.
王树.老龄化、二次人口红利与家庭储蓄率[J].当代经济科学，2020，42（06）：88-95.
汪伟.经济增长、人口结构变化与中国高储蓄[J].经济学（季刊），2010，9（01）：29-52.
赵立.商业银行老年群体金融服务发展问题研究——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城子坦营业所为例[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21（04）：51-53.
张苏，李泊宁.人口老龄化与养老金可持续性研究进展[J].经济学动态，2021（02）：126-142.
张爽.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趋势研究[J].中国国情国力，2021（03）：53-56.
郑基超，刘晴.人口老龄化引致的国际资本流动及启示[J].兰州学刊，2013（01）：92-98.
南开大学计算机学院 杨征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王钰彬
广西师范大学 陈伍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