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鞑靼十年前在乌兹别克
十年前的冬天，刚过完春节没几天，我作为新入职的毕业生，被公司派往乌兹别克斯坦当俄语翻译。比起只身闯荡海外的华商来说，驻外人员的生活简单也乏味——把一些华人平移到海外，做一些需要用到外语的工作而已。“异域感”是一种模糊而朦胧的东西，它像碎片一样被镶嵌在这个离北京只有三小时时差的小国。外派群体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运作体系，我们只是在这个铁打的营盘里流动的兵将。而第一次出国的年轻人们来到了陌生且比中国还落后的国家，便本能地放弃试探和融入当地的想法。每日宅且闷地数着日子过，靠网络延续自己的存在感。至于已经在此地工作和生活了很多年的“老油条”，各种三教九流、吃喝玩乐的地方早就熟记于心。作为远离家乡的异客，孤独的时刻总会毫无预兆地降临在我们的身边。
爱在古城之春
有一年春天，公司派我从首都塔什干到卉城布哈拉去跟进一个项目。我也因此认识了Y。他是在跟我差不多的时间被派出来的，因为他们公司的项目远离城市，所以在乌兹别克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郊外。城市太小，我跟Y便频繁偶遇在各种地方：篮球场、巴扎、加油站、餐馆、酒吧。毕竟是年龄相近的，所以在一点点的接近和试探中，我们变得熟悉了起来。
他不会说俄语，只说英语，大多数出来的时候身边会带着一个年轻的女助手，他既当翻译，也做一些文员的工作。女助手叫阿依古（Aygul），是一个异域美少女，也是本地大学英语系的学生，有着乌兹别克式黑亮的头发和眼眸，活泼开朗但嗓门不大，俄语、英语、乌兹别克语以及方言都说得很溜。
在出差结束的时候，我提出让Y带着我在本地转转这座丝绸之路上的古城。于是我们三个人就有了一个短暂而奇妙的相处经历：Y开车，阿依古坐副驾，我在后面，穿过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阿依古作为导游，一路讲解着城市的历史和现状，每次说到有趣的东西的时候，她都会向Y請教这个词在中文里怎么说，用带着微笑的语气重复一遍，再望向Y。她眼神中的玩笑与认真，穿过细长、浓密的睫毛，投射在Y的脸上。Y则是快乐又紧张地点着了一根又一根烟。
积雪正慢慢在春天的城市里融化掉，我看着他们的眼神交汇，似乎猜到了点什么。
被爱笼罩的夏天
转眼就到了夏天，我已经在乌兹别克待了半年，也到了回国休假的时刻。从塔什干飞往北京的飞机上，我又看到了Y跟阿依古，那一刻我的惊讶足以让空姐过来按住我，让我镇定点。此时的Y变得从容而镇定，他拉着阿依古的手，像握着自己的玉佩一样，向我还有其他的同事、朋友介绍他的女朋友。阿依古特别想要去中国，于是他们就准备在这个夏天环游。
我之前想过他们也许会公开恋情，不过没想到会是这么戏剧性的相遇。因为在那一刻，机舱里向他们投来了各种各样的目光—有人羡慕，比方说那种完全没机会接触异域风情的油腻老哥；有人嫉妒，没准哪位同事会翻遍规章制度找到举报理由；有人愤怒，保守的当地穆斯林信徒绝对不接受这样；有人高兴，年轻的乌国人和俄国人甚至想要开酒跳舞来庆祝下。他俩就在这个莫名的封闭空间里静静地坐着，相视而笑，一起看着美剧。
那个夏天，在朋友圈里时常会看到他俩的合照。年轻的身影穿梭在中国的风景中，这是一个被爱情笼罩的夏天。
冬雪再也不见
我再次来到古城布哈拉的时候，入冬后的第一场雪已经下了。在一个饭局上，我见到了Y，他们公司的人坐在一起，大家说，这是来给Y送行的，他换岗回国了。他脸上已经没有了爱情洋溢的神采，只是沉默地喝着酒。
阿依古家是本地的望族，是一个受宗教信仰和传统习俗约束很深的家庭，她对于自由生活的向往都倾注在Y的身上，但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Y从他们公司驻地去往机场的那天，阿依古宗族里的男丁出来了几十人，堵在门口，用尽各种言语和动作来辱骂和诅咒这段不应该存在的恋情和那个胆大妄为的男人。有人说，是阿依古的怀孕引起了整个宗族的震怒。有人说，是有人说Y其实在国内有女朋友。不过，我从来没有认真地向Y问清楚任何事情。饭局之后，我再没见过Y和阿依古，他们似乎已经完全消失在我的记忆里，就像消失的丝绸之路、金帐汗国、苏联一样。在那个春夏之交，布哈拉古城城墙上的微笑和眼神，构成了我对乌兹别克叹息式的一种怀念。
没有人能说清，这场爱情的起点和终点究竟在哪里。Y鼓起所有勇气，只是为了阿依古一次完美而自由的夏天之旅。
在乌兹别克的第一天
春日的深夜，我走进位于安静小巷子里的Tarona餐厅。那是我抵达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第一天，导游阿齐兹·拉赫马托夫（AzizRakhmatov）带我参观了孔雀蓝穹顶下的清真寺和圆顶集市（ChorsuBazaar），一切都很好，但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我模糊的不安最终被漂亮得如同舞台布景的餐厅证实了，它的灰泥高墙上装饰着刺绣真丝挂毯，架子上摆满了茶具和陶壶。除了我们，只有一队德国游客坐在一张长桌旁，他们的本地导游顶着一头摇滚明星式的乱发——我们是不是掉进了针对游客的圈套？也许我应该立即逃走，自寻出路。
忽然，阿齐兹兴奋异常，指着一个坐在餐厅后面、留着灰色卷发和胡须的男人说：“他是我们最有名的音乐家之一，Yalla乐队的一员，是乌兹别克斯坦的披头士！”他几乎在大喊大叫，然后冲上前去表达自己热切的崇拜之情。我们开始吃新鲜的番茄沙拉时，音乐家易卜拉欣·阿利耶夫（Ibragim Aliev）在屋子前面开始欢快地演唱，笔记本电脑投射出热烈得如同婚礼的背景，他通过手中的Qayroc演奏出复杂的节奏。Qayroc是一种传统的中亚乐器，由一对平坦的椭圆状石头制成，听上去如同矿石制成的响板发出的声音。我起先怀疑是阿齐兹安排了这场演出，不过很快这就不重要了。我已经起身跟整个餐厅的人一起舞蹈，领舞是阿利耶夫的妹妹，她身着橙色和珊瑚色的衣衫、白色系带坡跟鞋和黑色蓬蓬裙，好像是从1962年柯达彩色胶片上走出来的人物。她指导我们这群外国人扭动全身，优雅地张开和举起臂膀。音乐欢腾而富有感染力，混合了乌兹别克和苏联20世纪80年代的流行摇滚。阿利耶夫的妹妹说：“这是一种神奇的乐器，全世界所有人都为它疯狂。” 在来到乌兹别克斯坦之前，如果有人间我是否会在餐厅、大街和沙漠中的蒙古包里起舞，我的回答是：“当然不！”然而，现在的我喘着粗气，双耳嗡鸣。陌生的地方有时会产生魔力，迫使你做出一些完全陌生的举动。
布哈拉不可思议
两天之后，当我到达拥有两千五百年历史的城市布哈拉时，发现它好像完全被俄国人忽略了。在巨大的用花砖精心装饰的Kalon（大清真寺）前，一群男孩正在练习手鼓。这座清真寺重建于16世纪，三百年以前，在同一地点成吉思汗毁掉了前一座Kalon并且屠杀了30万人。我们从塔什干出发，搭乘现代化的列车一路向西，四个多小时之后来到布哈拉参加丝绸和香料节（Silk and Spices Festival）。虽然布满全城的条幅上都印着英文，但在我们走向Ark（城堡）旁的广场时，发现并不是游客，而是成千上万的乌兹别克人从全国各地赶来。根据地区不同，他们的衣服颜色和Ikat图案也不同，但都装饰着织锦或者天鹅绒镶边。他们穿着长袍和长裙、外套和宽腿裤，戴着各式帽子，紧箍在头上的叫作Doppis，另一些又高又圆，像是蛋糕。人们又唱又跳，在真人大小的木偶和一头顽劣的骆驼旁边组成游行队伍，空气中有一种欢快的气氛，就像游行的参与者—数量远超旁观者—一正在重拾此前不久还被否定的传统。
在时髦的Cafe Wishbone喝了冰咖啡，以及接受了当地报纸的采访和拍摄之后（作为一个西方游客，我显眼且奇怪），我开始在老城漫步。中世纪时期建成的穹顶投下甜美的阴影，我不时在其中穿行。大街和集市里满是载歌载舞的团队，他们一次又一次和善但是坚决地邀请我一起跳舞。我旋转着，从一个人转向另一个人，他们教我手势，“这里通往我的内心”（在左臂上方轻拍三下，然后举头向天）、“这是心跳”（勾起两个食指在胸前上下起伏）。
一个朋友的朋友在这里做博士论文，虽然她已经告诉我乌兹别克人非常热情、好客，我还不确定她到底是指什么。但是从我落地的那一刻起，我就被欢迎、拥抱，受邀到别人家里做客。没想到在当前的政治阴云之下，作为一个在穆斯林国家旅行的美国人，可以受到如此优待。我欢笑、跳舞，那些音乐在中东、东欧和中国都可以找到回应，毕竟这是世界的十字路口。
我同样没想到的是这里和塔什干着装风格的多元化。我特意带了几件长裙和长袖上衣，但发现其实在这里想怎么穿就怎么穿。一群大学女生穿着T恤、牛仔，戴着棒球帽。在塔什干的圆顶集市，许多女性摊贩高高挽起的发髻上系着薄面纱，身穿高腰长棉布裙。短裙并不多见，但是也没有人穿布卡——它们被苏联人禁止了。阿齐兹告诉我，政府担心原教旨主义者得势，所以只有年长的男性才被准许蓄须。警察可能会当街查问留络腮胡子的年轻人，这种命令带着无法否认的专制主义的印记。但同时事实是只有17%的穆斯林参与宗教仪式，很明显（至少我周围如此）这里更宽松和世俗化，并不是西方媒体经常报道的那种伊斯兰社会。其实这里很早就有多元宗教并存的历史，此前阿齐兹曾经指给我在很多清真寺和经学院的花砖上有基督教的十字和犹太教的星徽符号。这三种伟大的宗教确实在丝绸之路上都受到虔诚的信奉，即便在达伽马发现了海路航线、丝绸之路衰微之后依然如此。
下午，我们在高大清凉的室内集市访问手工艺人。在织布机旁，拉苏尔·米尔扎艾哈迈多夫（ RasulMirzaaHmedov）告诉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资助他写了两本关于纺织的书，并且突兀地提到2008年奥斯卡·德拉伦塔（Oscarde la Renta）将他的Ikat用在一个系列设计中。他使用的都是天然染料，比如石榴、茜草、洋葱、藏红花和胡桃。当我问他是否会为了满足市场需求而使用合成染料时，他看上去非常困惑地说：“我们不是工厂，是手工作坊。”
不管锻造刀剪的铁匠、刺绣彩色图案的Suzani绣工、用最小的毛笔勾勒细密画的画师，或者陶器匠人，他们都反复以至于抱歉地告诉我，他们的家族从事这项手艺的时间还不长——“只有六代人”，让我忍俊不禁。这种对于手艺自然而然的信仰也与近年来在西方备受推崇的手工艺不同。他们有一种毫不做作的谦逊，人们的日常举止以及对于那些设计和精密技艺的投入，好像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切是多么非凡。
就好像阿布杜拉·纳尔祖拉耶夫（ Abdullo Narzullaev），他周围堆满了精心描绘的盘子和碗，他递给我一张傳单，上面有希拉里·克林顿访问陶瓷工坊的照片，但是他更有兴趣的是四岁的孙女嚷嚷着要玩转盘，虽然传统上只允许女性描绘图案。萨利姆·伊克拉莫夫（Salimjo Ikramov）也确实保存着一张发黄的、小心装在镜框里的《纽约时报》，上面报道了他的家族手艺，但是他更想讨论的是钛合金相比大马士革钢的优劣，以及他如何在七岁的孙子放学之后亲自教授他，以免他错过了最佳学龄。在一间又一间铺子与这些创造美的人们相遇，使我陶醉，或者说，这里有一种解毒的功效，相对于巨大商厦里布满的空洞媚俗之物，不啻为一剂良药。
埃米尔帖木儿的东方爱情Afrosiyob快速列车（2011年从西班牙进口）不到三小时就把我们带到了撒马尔罕，当我们在绿树成荫的大道上行驶，经过水泥玻璃大厦时，这个城市第一眼看上去十分平凡。它至少有两干五百年的历史，直到我傍晚抵达雷吉斯坦（Registan）广场时，才感受到历史的脉动。雷吉斯坦（意思是沙地）是一座宏伟美丽的广场，三面排列着用花砖精心装饰的巨大的经学院，分别建于15-17世纪。此前，广场曾经聚集着手工艺人，用于宣示公告、执行处决，更早的时候则是一片沙海。
除了古老的硕大无比的建筑以及丰富无比的细节，这个城市还充满了故事，不仅仅是谢赫拉莎德和阿拉丁这样的虚构传说，很多故事围绕着14世纪的埃米尔帖木儿展开，他的国土曾经从德里一直延伸到君士坦丁堡。他的母亲是成吉思汗的后裔，他的子孙将伊斯兰向西、向南传播，缔造了莫卧儿王朝，建造了泰姬陵。
我发现帖木儿各种矛盾之处，虽然造成了百万人的死亡，但他精通多种语言，是象棋高手，并热爱建筑。我们经过的蓝绿色清真寺以及陵墓都曾经是帖木儿帝国的一部分，阿齐兹告诉我这位埃米尔的故事，其中就有比比哈努姆清真寺（BibiKhanoum）。在18位妻妾之中，比比哈努姆是帖木儿最宠爱的一位，这位中国公主无法生育，帖木儿为她建造了清真寺，但是建筑的过程被打断了，因为波斯建筑师也爱上了公主，关于他是否被人从高塔上丢下来，阿齐兹说：“我们现在还议论纷纷”。帖木儿是家家户户谈论的名字，历史的泡沫萦绕周围，在当下时代释放出迷雾。 在我抱怨了前一天空调开得过度、四处都安装了镜子的华丽餐厅之后，司机“英雄”（Hero）建议我们当晚去当地农家吃晚饭，体验当地风味。我本来以为坐在别人家的厨房，让陌生人纯粹出于经济原因来为你提供餐饮是件挺紧张的事。但我们进入的是一个郁郁葱葱的花园，樱桃树被果实压弯了枝条。餐桌上摆满了沙拉、新鲜水果、煎炸小吃、坚果和绿茶，所有食物都盛装在精美瓷器之中，我们几乎每顿饭都会遇到这种华贵的蓝白相间的图案。设计灵感来自棉花球，在这里已经种植和收获了几个世纪。
主厨扎尼法（Zanifa）是一位训练有素的会计师，向我们致意之后就消失了，男孩子们给我们端上DimlaMa，它是一种嫩牛肉炖汤。天黑之后，她才打破斋月禁食，与母亲一起同我们坐在一处。老母亲80岁了，仍然十分有活力，曾经是位生物学家。一切剧情都出乎意料：女主人多才多艺，斋戒中的主厨烹制出美味，以及母系氏族大家长的活力，她用乌兹别克语祝福我：“长命百岁，多子多孙，荣华富贵。”
这种惊喜一直伴随我到达努库斯（ Nukus），一位叫作伊戈尔·萨维茨基（Igor Savitsky）的艺术家在沙漠之中建造了一座博物馆，收藏了成千上万幅俄罗斯的前卫绘画。项目部分由苏联政府出资，但是后来遭受到苏联政府的批判。在如同珠宝盒一般的城市希瓦（Khiva），我得知当地一位19世纪的数学家阿尔·花刺子密（ Al-Khorezmi）创建了代数学，在欧洲“算法”（algorithmi）这个概念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一天下午，在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区（ Karakalpakstan）的克齐尔库姆沙漠（Kyzyl Kum），我们甚至被抛回了更久远的年代。我们开车到达Ellik Kala（50座城堡），零星分布的黏土城堡可以追溯至公元前四世纪，那时这里还是一块富饶的盆地。在苏联、蒙古人和伊斯兰教到来之前，这里的文明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谜，很可能尊奉的是琐罗亚斯德教——由波斯人在公元前六世纪创建的一个神教。有限的文物早就被运往俄罗斯和塔什干，山顶上的堡垒身型巨大，由于时间的消磨而松垮，唤起一种地质学意义上的时间感，衬托出人渺小的存在。
我们的蒙古包现在是酒店，与澳大利亚人和德国人共同分享，大多数居民已经搬到镇上居住了。山上还有一座Ayaz Kala（风之城堡）。女主人拉诺（Rano）完全是草原女性的风范，她的脸有着蒙古人的鲜明特征，穿着印花长衫和长裤，趿拉一双黑色丝绒的拖鞋，正指挥人们重新搭起一座红色柱子的蒙古包，一周之前它被沙尘暴吹跑了。一头温柔的骆驼摇晃着丰厚的金色毛发，将自己橡胶一样的鼻子探进一台70年代苏联军卡车的窗户里。
这里是乌兹别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就是这样一个不能再陌生的地方。多年以来我对它只有一些浅薄的印象-20世纪90年代早期，我的俄语老师来自塔什干，并且为逃离了它的苦难而感到庆幸；近年来，我特别着迷于乌兹别克的织物，比如lkat（一种之字形晕染的布料）和Suzani（几何和自然图案的丝绣），但这完全不足以形成对一个地方的整体认识。
“这个国家到底在哪儿啊？”朋友们问我。它在土耳其的东部偏北，跨过里海，包圍在“斯坦”国之间，南部有一小段边境线与阿富汗交界。这些中亚共和国曾经是苏联的组成部分，上起顺时针分别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随着我的准备日渐充分，我还可以告诉他们，乌兹别克有3，2叩万人口，是斯坦国中人口最多的；其中80%为穆斯林，同时——至少在名义上，它还是一个民主国家；国土大部分是半干旱的沙漠和草原，也覆盖了山岭、富饶的谷地、湖泊和大河。
当年苏联红军扫荡过中亚之后，斯大林在这里蛮横地划分了疆界，整个地区都深锁在铁幕之后，乌兹别克也概莫能外。很可能由于这个原因，在今天的西方，它几乎完全不为人知。但无论名字和国土的形状如何变更，这一地区的历史有几千年之久：它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过；被成吉思汗屠戮和统治过；它位于联系中国和罗马的丝绸之路的核心，无数驼队曾经驻扎和进行贸易，它们负载的货物包括纸张、玻璃、火药、肉桂，还有猎犬、蜂蜜、奴隶……以至于一切——更不用说思想和宗教，它也因而变得非常富有《一千零一夜》的作者把乌兹别克城市撒马尔罕设为背景，苏丹新娘谢赫拉莎德在这里讲述故事，阿拉丁在这里找到神灯。八世纪传来了伊斯兰教，接着到来和离开的是蒙古人。14世纪，这里兴起了一个幅员广阔的帝国，然后解体成为数个独立的伊斯兰汗国和酋长国，最终它们屈服于苏联67年的统治，并在1991年获得独立。直到现在，乌兹别克还徘徊着苏联的气息，不仅是在音乐和乏味的建筑里，还譬如政府要求提交在酒店过夜的证据，申请签证时要提供预计停留的地点，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外国人总是被局限在一个滥俗的旅游路线里。
十年前的冬天，刚过完春节没几天，我作为新入职的毕业生，被公司派往乌兹别克斯坦当俄语翻译。比起只身闯荡海外的华商来说，驻外人员的生活简单也乏味——把一些华人平移到海外，做一些需要用到外语的工作而已。“异域感”是一种模糊而朦胧的东西，它像碎片一样被镶嵌在这个离北京只有三小时时差的小国。外派群体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运作体系，我们只是在这个铁打的营盘里流动的兵将。而第一次出国的年轻人们来到了陌生且比中国还落后的国家，便本能地放弃试探和融入当地的想法。每日宅且闷地数着日子过，靠网络延续自己的存在感。至于已经在此地工作和生活了很多年的“老油条”，各种三教九流、吃喝玩乐的地方早就熟记于心。作为远离家乡的异客，孤独的时刻总会毫无预兆地降临在我们的身边。
爱在古城之春
有一年春天，公司派我从首都塔什干到卉城布哈拉去跟进一个项目。我也因此认识了Y。他是在跟我差不多的时间被派出来的，因为他们公司的项目远离城市，所以在乌兹别克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郊外。城市太小，我跟Y便频繁偶遇在各种地方：篮球场、巴扎、加油站、餐馆、酒吧。毕竟是年龄相近的，所以在一点点的接近和试探中，我们变得熟悉了起来。
他不会说俄语，只说英语，大多数出来的时候身边会带着一个年轻的女助手，他既当翻译，也做一些文员的工作。女助手叫阿依古（Aygul），是一个异域美少女，也是本地大学英语系的学生，有着乌兹别克式黑亮的头发和眼眸，活泼开朗但嗓门不大，俄语、英语、乌兹别克语以及方言都说得很溜。
在出差结束的时候，我提出让Y带着我在本地转转这座丝绸之路上的古城。于是我们三个人就有了一个短暂而奇妙的相处经历：Y开车，阿依古坐副驾，我在后面，穿过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阿依古作为导游，一路讲解着城市的历史和现状，每次说到有趣的东西的时候，她都会向Y請教这个词在中文里怎么说，用带着微笑的语气重复一遍，再望向Y。她眼神中的玩笑与认真，穿过细长、浓密的睫毛，投射在Y的脸上。Y则是快乐又紧张地点着了一根又一根烟。
积雪正慢慢在春天的城市里融化掉，我看着他们的眼神交汇，似乎猜到了点什么。
被爱笼罩的夏天
转眼就到了夏天，我已经在乌兹别克待了半年，也到了回国休假的时刻。从塔什干飞往北京的飞机上，我又看到了Y跟阿依古，那一刻我的惊讶足以让空姐过来按住我，让我镇定点。此时的Y变得从容而镇定，他拉着阿依古的手，像握着自己的玉佩一样，向我还有其他的同事、朋友介绍他的女朋友。阿依古特别想要去中国，于是他们就准备在这个夏天环游。
我之前想过他们也许会公开恋情，不过没想到会是这么戏剧性的相遇。因为在那一刻，机舱里向他们投来了各种各样的目光—有人羡慕，比方说那种完全没机会接触异域风情的油腻老哥；有人嫉妒，没准哪位同事会翻遍规章制度找到举报理由；有人愤怒，保守的当地穆斯林信徒绝对不接受这样；有人高兴，年轻的乌国人和俄国人甚至想要开酒跳舞来庆祝下。他俩就在这个莫名的封闭空间里静静地坐着，相视而笑，一起看着美剧。
那个夏天，在朋友圈里时常会看到他俩的合照。年轻的身影穿梭在中国的风景中，这是一个被爱情笼罩的夏天。
冬雪再也不见
我再次来到古城布哈拉的时候，入冬后的第一场雪已经下了。在一个饭局上，我见到了Y，他们公司的人坐在一起，大家说，这是来给Y送行的，他换岗回国了。他脸上已经没有了爱情洋溢的神采，只是沉默地喝着酒。
阿依古家是本地的望族，是一个受宗教信仰和传统习俗约束很深的家庭，她对于自由生活的向往都倾注在Y的身上，但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Y从他们公司驻地去往机场的那天，阿依古宗族里的男丁出来了几十人，堵在门口，用尽各种言语和动作来辱骂和诅咒这段不应该存在的恋情和那个胆大妄为的男人。有人说，是阿依古的怀孕引起了整个宗族的震怒。有人说，是有人说Y其实在国内有女朋友。不过，我从来没有认真地向Y问清楚任何事情。饭局之后，我再没见过Y和阿依古，他们似乎已经完全消失在我的记忆里，就像消失的丝绸之路、金帐汗国、苏联一样。在那个春夏之交，布哈拉古城城墙上的微笑和眼神，构成了我对乌兹别克叹息式的一种怀念。
没有人能说清，这场爱情的起点和终点究竟在哪里。Y鼓起所有勇气，只是为了阿依古一次完美而自由的夏天之旅。
在乌兹别克的第一天
春日的深夜，我走进位于安静小巷子里的Tarona餐厅。那是我抵达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第一天，导游阿齐兹·拉赫马托夫（AzizRakhmatov）带我参观了孔雀蓝穹顶下的清真寺和圆顶集市（ChorsuBazaar），一切都很好，但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我模糊的不安最终被漂亮得如同舞台布景的餐厅证实了，它的灰泥高墙上装饰着刺绣真丝挂毯，架子上摆满了茶具和陶壶。除了我们，只有一队德国游客坐在一张长桌旁，他们的本地导游顶着一头摇滚明星式的乱发——我们是不是掉进了针对游客的圈套？也许我应该立即逃走，自寻出路。
忽然，阿齐兹兴奋异常，指着一个坐在餐厅后面、留着灰色卷发和胡须的男人说：“他是我们最有名的音乐家之一，Yalla乐队的一员，是乌兹别克斯坦的披头士！”他几乎在大喊大叫，然后冲上前去表达自己热切的崇拜之情。我们开始吃新鲜的番茄沙拉时，音乐家易卜拉欣·阿利耶夫（Ibragim Aliev）在屋子前面开始欢快地演唱，笔记本电脑投射出热烈得如同婚礼的背景，他通过手中的Qayroc演奏出复杂的节奏。Qayroc是一种传统的中亚乐器，由一对平坦的椭圆状石头制成，听上去如同矿石制成的响板发出的声音。我起先怀疑是阿齐兹安排了这场演出，不过很快这就不重要了。我已经起身跟整个餐厅的人一起舞蹈，领舞是阿利耶夫的妹妹，她身着橙色和珊瑚色的衣衫、白色系带坡跟鞋和黑色蓬蓬裙，好像是从1962年柯达彩色胶片上走出来的人物。她指导我们这群外国人扭动全身，优雅地张开和举起臂膀。音乐欢腾而富有感染力，混合了乌兹别克和苏联20世纪80年代的流行摇滚。阿利耶夫的妹妹说：“这是一种神奇的乐器，全世界所有人都为它疯狂。” 在来到乌兹别克斯坦之前，如果有人间我是否会在餐厅、大街和沙漠中的蒙古包里起舞，我的回答是：“当然不！”然而，现在的我喘着粗气，双耳嗡鸣。陌生的地方有时会产生魔力，迫使你做出一些完全陌生的举动。
布哈拉不可思议
两天之后，当我到达拥有两千五百年历史的城市布哈拉时，发现它好像完全被俄国人忽略了。在巨大的用花砖精心装饰的Kalon（大清真寺）前，一群男孩正在练习手鼓。这座清真寺重建于16世纪，三百年以前，在同一地点成吉思汗毁掉了前一座Kalon并且屠杀了30万人。我们从塔什干出发，搭乘现代化的列车一路向西，四个多小时之后来到布哈拉参加丝绸和香料节（Silk and Spices Festival）。虽然布满全城的条幅上都印着英文，但在我们走向Ark（城堡）旁的广场时，发现并不是游客，而是成千上万的乌兹别克人从全国各地赶来。根据地区不同，他们的衣服颜色和Ikat图案也不同，但都装饰着织锦或者天鹅绒镶边。他们穿着长袍和长裙、外套和宽腿裤，戴着各式帽子，紧箍在头上的叫作Doppis，另一些又高又圆，像是蛋糕。人们又唱又跳，在真人大小的木偶和一头顽劣的骆驼旁边组成游行队伍，空气中有一种欢快的气氛，就像游行的参与者—数量远超旁观者—一正在重拾此前不久还被否定的传统。
在时髦的Cafe Wishbone喝了冰咖啡，以及接受了当地报纸的采访和拍摄之后（作为一个西方游客，我显眼且奇怪），我开始在老城漫步。中世纪时期建成的穹顶投下甜美的阴影，我不时在其中穿行。大街和集市里满是载歌载舞的团队，他们一次又一次和善但是坚决地邀请我一起跳舞。我旋转着，从一个人转向另一个人，他们教我手势，“这里通往我的内心”（在左臂上方轻拍三下，然后举头向天）、“这是心跳”（勾起两个食指在胸前上下起伏）。
一个朋友的朋友在这里做博士论文，虽然她已经告诉我乌兹别克人非常热情、好客，我还不确定她到底是指什么。但是从我落地的那一刻起，我就被欢迎、拥抱，受邀到别人家里做客。没想到在当前的政治阴云之下，作为一个在穆斯林国家旅行的美国人，可以受到如此优待。我欢笑、跳舞，那些音乐在中东、东欧和中国都可以找到回应，毕竟这是世界的十字路口。
我同样没想到的是这里和塔什干着装风格的多元化。我特意带了几件长裙和长袖上衣，但发现其实在这里想怎么穿就怎么穿。一群大学女生穿着T恤、牛仔，戴着棒球帽。在塔什干的圆顶集市，许多女性摊贩高高挽起的发髻上系着薄面纱，身穿高腰长棉布裙。短裙并不多见，但是也没有人穿布卡——它们被苏联人禁止了。阿齐兹告诉我，政府担心原教旨主义者得势，所以只有年长的男性才被准许蓄须。警察可能会当街查问留络腮胡子的年轻人，这种命令带着无法否认的专制主义的印记。但同时事实是只有17%的穆斯林参与宗教仪式，很明显（至少我周围如此）这里更宽松和世俗化，并不是西方媒体经常报道的那种伊斯兰社会。其实这里很早就有多元宗教并存的历史，此前阿齐兹曾经指给我在很多清真寺和经学院的花砖上有基督教的十字和犹太教的星徽符号。这三种伟大的宗教确实在丝绸之路上都受到虔诚的信奉，即便在达伽马发现了海路航线、丝绸之路衰微之后依然如此。
下午，我们在高大清凉的室内集市访问手工艺人。在织布机旁，拉苏尔·米尔扎艾哈迈多夫（ RasulMirzaaHmedov）告诉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资助他写了两本关于纺织的书，并且突兀地提到2008年奥斯卡·德拉伦塔（Oscarde la Renta）将他的Ikat用在一个系列设计中。他使用的都是天然染料，比如石榴、茜草、洋葱、藏红花和胡桃。当我问他是否会为了满足市场需求而使用合成染料时，他看上去非常困惑地说：“我们不是工厂，是手工作坊。”
不管锻造刀剪的铁匠、刺绣彩色图案的Suzani绣工、用最小的毛笔勾勒细密画的画师，或者陶器匠人，他们都反复以至于抱歉地告诉我，他们的家族从事这项手艺的时间还不长——“只有六代人”，让我忍俊不禁。这种对于手艺自然而然的信仰也与近年来在西方备受推崇的手工艺不同。他们有一种毫不做作的谦逊，人们的日常举止以及对于那些设计和精密技艺的投入，好像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切是多么非凡。
就好像阿布杜拉·纳尔祖拉耶夫（ Abdullo Narzullaev），他周围堆满了精心描绘的盘子和碗，他递给我一张傳单，上面有希拉里·克林顿访问陶瓷工坊的照片，但是他更有兴趣的是四岁的孙女嚷嚷着要玩转盘，虽然传统上只允许女性描绘图案。萨利姆·伊克拉莫夫（Salimjo Ikramov）也确实保存着一张发黄的、小心装在镜框里的《纽约时报》，上面报道了他的家族手艺，但是他更想讨论的是钛合金相比大马士革钢的优劣，以及他如何在七岁的孙子放学之后亲自教授他，以免他错过了最佳学龄。在一间又一间铺子与这些创造美的人们相遇，使我陶醉，或者说，这里有一种解毒的功效，相对于巨大商厦里布满的空洞媚俗之物，不啻为一剂良药。
埃米尔帖木儿的东方爱情Afrosiyob快速列车（2011年从西班牙进口）不到三小时就把我们带到了撒马尔罕，当我们在绿树成荫的大道上行驶，经过水泥玻璃大厦时，这个城市第一眼看上去十分平凡。它至少有两干五百年的历史，直到我傍晚抵达雷吉斯坦（Registan）广场时，才感受到历史的脉动。雷吉斯坦（意思是沙地）是一座宏伟美丽的广场，三面排列着用花砖精心装饰的巨大的经学院，分别建于15-17世纪。此前，广场曾经聚集着手工艺人，用于宣示公告、执行处决，更早的时候则是一片沙海。
除了古老的硕大无比的建筑以及丰富无比的细节，这个城市还充满了故事，不仅仅是谢赫拉莎德和阿拉丁这样的虚构传说，很多故事围绕着14世纪的埃米尔帖木儿展开，他的国土曾经从德里一直延伸到君士坦丁堡。他的母亲是成吉思汗的后裔，他的子孙将伊斯兰向西、向南传播，缔造了莫卧儿王朝，建造了泰姬陵。
我发现帖木儿各种矛盾之处，虽然造成了百万人的死亡，但他精通多种语言，是象棋高手，并热爱建筑。我们经过的蓝绿色清真寺以及陵墓都曾经是帖木儿帝国的一部分，阿齐兹告诉我这位埃米尔的故事，其中就有比比哈努姆清真寺（BibiKhanoum）。在18位妻妾之中，比比哈努姆是帖木儿最宠爱的一位，这位中国公主无法生育，帖木儿为她建造了清真寺，但是建筑的过程被打断了，因为波斯建筑师也爱上了公主，关于他是否被人从高塔上丢下来，阿齐兹说：“我们现在还议论纷纷”。帖木儿是家家户户谈论的名字，历史的泡沫萦绕周围，在当下时代释放出迷雾。 在我抱怨了前一天空调开得过度、四处都安装了镜子的华丽餐厅之后，司机“英雄”（Hero）建议我们当晚去当地农家吃晚饭，体验当地风味。我本来以为坐在别人家的厨房，让陌生人纯粹出于经济原因来为你提供餐饮是件挺紧张的事。但我们进入的是一个郁郁葱葱的花园，樱桃树被果实压弯了枝条。餐桌上摆满了沙拉、新鲜水果、煎炸小吃、坚果和绿茶，所有食物都盛装在精美瓷器之中，我们几乎每顿饭都会遇到这种华贵的蓝白相间的图案。设计灵感来自棉花球，在这里已经种植和收获了几个世纪。
主厨扎尼法（Zanifa）是一位训练有素的会计师，向我们致意之后就消失了，男孩子们给我们端上DimlaMa，它是一种嫩牛肉炖汤。天黑之后，她才打破斋月禁食，与母亲一起同我们坐在一处。老母亲80岁了，仍然十分有活力，曾经是位生物学家。一切剧情都出乎意料：女主人多才多艺，斋戒中的主厨烹制出美味，以及母系氏族大家长的活力，她用乌兹别克语祝福我：“长命百岁，多子多孙，荣华富贵。”
这种惊喜一直伴随我到达努库斯（ Nukus），一位叫作伊戈尔·萨维茨基（Igor Savitsky）的艺术家在沙漠之中建造了一座博物馆，收藏了成千上万幅俄罗斯的前卫绘画。项目部分由苏联政府出资，但是后来遭受到苏联政府的批判。在如同珠宝盒一般的城市希瓦（Khiva），我得知当地一位19世纪的数学家阿尔·花刺子密（ Al-Khorezmi）创建了代数学，在欧洲“算法”（algorithmi）这个概念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一天下午，在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区（ Karakalpakstan）的克齐尔库姆沙漠（Kyzyl Kum），我们甚至被抛回了更久远的年代。我们开车到达Ellik Kala（50座城堡），零星分布的黏土城堡可以追溯至公元前四世纪，那时这里还是一块富饶的盆地。在苏联、蒙古人和伊斯兰教到来之前，这里的文明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谜，很可能尊奉的是琐罗亚斯德教——由波斯人在公元前六世纪创建的一个神教。有限的文物早就被运往俄罗斯和塔什干，山顶上的堡垒身型巨大，由于时间的消磨而松垮，唤起一种地质学意义上的时间感，衬托出人渺小的存在。
我们的蒙古包现在是酒店，与澳大利亚人和德国人共同分享，大多数居民已经搬到镇上居住了。山上还有一座Ayaz Kala（风之城堡）。女主人拉诺（Rano）完全是草原女性的风范，她的脸有着蒙古人的鲜明特征，穿着印花长衫和长裤，趿拉一双黑色丝绒的拖鞋，正指挥人们重新搭起一座红色柱子的蒙古包，一周之前它被沙尘暴吹跑了。一头温柔的骆驼摇晃着丰厚的金色毛发，将自己橡胶一样的鼻子探进一台70年代苏联军卡车的窗户里。
这里是乌兹别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就是这样一个不能再陌生的地方。多年以来我对它只有一些浅薄的印象-20世纪90年代早期，我的俄语老师来自塔什干，并且为逃离了它的苦难而感到庆幸；近年来，我特别着迷于乌兹别克的织物，比如lkat（一种之字形晕染的布料）和Suzani（几何和自然图案的丝绣），但这完全不足以形成对一个地方的整体认识。
“这个国家到底在哪儿啊？”朋友们问我。它在土耳其的东部偏北，跨过里海，包圍在“斯坦”国之间，南部有一小段边境线与阿富汗交界。这些中亚共和国曾经是苏联的组成部分，上起顺时针分别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随着我的准备日渐充分，我还可以告诉他们，乌兹别克有3，2叩万人口，是斯坦国中人口最多的；其中80%为穆斯林，同时——至少在名义上，它还是一个民主国家；国土大部分是半干旱的沙漠和草原，也覆盖了山岭、富饶的谷地、湖泊和大河。
当年苏联红军扫荡过中亚之后，斯大林在这里蛮横地划分了疆界，整个地区都深锁在铁幕之后，乌兹别克也概莫能外。很可能由于这个原因，在今天的西方，它几乎完全不为人知。但无论名字和国土的形状如何变更，这一地区的历史有几千年之久：它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过；被成吉思汗屠戮和统治过；它位于联系中国和罗马的丝绸之路的核心，无数驼队曾经驻扎和进行贸易，它们负载的货物包括纸张、玻璃、火药、肉桂，还有猎犬、蜂蜜、奴隶……以至于一切——更不用说思想和宗教，它也因而变得非常富有《一千零一夜》的作者把乌兹别克城市撒马尔罕设为背景，苏丹新娘谢赫拉莎德在这里讲述故事，阿拉丁在这里找到神灯。八世纪传来了伊斯兰教，接着到来和离开的是蒙古人。14世纪，这里兴起了一个幅员广阔的帝国，然后解体成为数个独立的伊斯兰汗国和酋长国，最终它们屈服于苏联67年的统治，并在1991年获得独立。直到现在，乌兹别克还徘徊着苏联的气息，不仅是在音乐和乏味的建筑里，还譬如政府要求提交在酒店过夜的证据，申请签证时要提供预计停留的地点，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外国人总是被局限在一个滥俗的旅游路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