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初，河南南阳市宣布，将于9月28日至10月7日举办“中国·南阳2016诸葛亮文化旅游节”，主会场定在南阳卧龙岗，当地此前多次公开表态，称这里是诸葛亮出山前的隐居地。而南阳的这一高调宣传，引起了邻居湖北襄阳的不满。
　　8月18日，襄阳市委宣传部在官方公众号上发表了名为《某地将办诸葛亮文化节：李逵和李鬼，怎相处？》的文章，称诸葛亮躬耕地位于古隆中，在今襄阳境内，并非如南阳宣称的卧龙岗。文章历数襄阳曾经举办过的历届“诸葛亮文化旅游节”，直言“咱们襄阳的活动怎么跑到别处办去了”，并暗指南阳的这一节庆系“李鬼”。 实际上，襄阳和南阳的“诸葛亮之争”，从清代开始已逾百年，学界至今无定论。
　　争办“诸葛亮文化节”凸显利益短视
　　长期以来，各地对于名人故乡或者著名景点的归属争夺就没有停止的迹象。从“李白故居”“徐福故里”，到“三国二乔故里”“诸葛亮文化节”的争夺，都折射出人们对文化符号认同的窘境。许多地方争夺名人，逐渐沦为了一种以追逐经济利益为底色的文化复制，本应诉诸文化创造，却被商业化和逐利性所消磨殆尽。梳理各地追逐名人效应的原因，不容忽视的因素有两个：一是某些已成名的地方想要一家独大，行利益垄断之实；二是上级部门对某些地区间的名人争夺抱着一种模棱两可的暧昧态度，毕竟经济发展指标要完成，这手心手背都是肉。总而言之，名人故里之争的实质还是“政府搭台、经济唱戏、文化补漏”，追求经济利益还是基本价值导向。
　　平心而论，这场“诸葛亮文化节”之争，最终不管谁胜出，被伤害的始终还是文化本身。无论是南阳还是襄阳，为了文化开发或商业宣传而借“诸葛亮文化节”一用，都没有什么不妥。可关键问题是，他们其实大可不必为谁来主办而大费口舌，争一时之高下。各地都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可以挖掘。追求真正的文化发展，还是应该多积尺寸之功，多在增加文化内涵上做文章。各地唯有告别利益短视，不图一时半会儿的虚名，潜心培育地方文化品牌，才能真正让文化助力于当地经济发展。
　　文化更需要创新和包容
　　各地对于名人效应的争夺，本质上体现了其文化供给侧改革的乏力。从供给侧一端想办法、造产品，以刺激消费、发展经济，无可厚非。然而，作为文化产业的要素，文化资源有其特殊性。无论是华而不实、虚张声势，还是牵强附会、生搬硬套，这样的文化供给其实都是短命的。一些地方甚至不惜对历史进行阉割和臆造，人为地制造“假古董”“假遗产”，这更是对历史文化的背叛。
　　所以，名人争夺战，不是因为历史文化的贫乏，而是缘于创新思维、创新能力的贫乏。一味地在“故人”堆里打转，打不开思路，就看不见蓝海。事实上，文化产业最根源的发展动能还是在于创新能力。像米老鼠、机器猫、哈利波特、皮卡丘这样全世界都耳熟能详的文化品牌，古旧吗，真实吗？文化是思想、胸襟和见地的集合，是传承和解构文化传统的能力，是亲近现代文明和文明进步的反射，是思辨力，是幻想无际，是尖锐的批判和匪夷所思的探索。而这正是我们所缺乏的。
　　南阳和襄阳为争“正统”，都指称对方为“李鬼”。其实，说到诸葛亮，还有哪个城市比成都更有发言权？这一座城、一个人，彼此成就，演绎了一段谁也夺不走的历史。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成都的许多名人，其实都不是成都土著。杜甫草堂、武侯祠、薛涛井等，都在成都保存了千年，成为了成都醒目的名片。然而，诸葛亮、杜甫、薛涛，也都是客居成都而已。其实，一个文化多元的城市，一定是一个包容的城市。过分狭隘，人难成大器，城难成名城，不见文化的富矿，却只有文化的贫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