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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京作为明清都城，城内外很多寺庙都曾为太监养老地。至清代，养老场所主要有佛寺和道教庙宇，组织方式一般分为加入养老义会和皈依道教或佛教两类。位于皇城内的万寿兴隆寺和位于京郊的立马关帝庙分别代表了这两种不同的养老场所与组织方式。二座寺庙均始建于明代，清代先后成为太监庙后，寺庙的格局和建筑特征发生相应变化，并出现不同建筑等级形制的杂糅，反映出清末期后建筑等级规制不再被严格遵循的现象。
关键词：万寿兴隆寺；立马关帝庙；养老义会，太监庙
太监于寺庙养老由来已久，北京作为明清两朝都城，旧都寺庙，多与太监有关。明代太监势力极大，捐助兴建或重修了大量佛寺，并多于佛寺养老安葬。至清代早中期，虽然清廷对太监管理更加严厉，但太监借助佛寺养老，安葬于寺院坟地的做法还比较普遍。至清代晚期，太监多投身道教，以白云观为首的道教庙宇成为更普遍的养老场所。从养老方式看，“清代太监组织有二：一是当和尚或当道士；一是加入养老义会。”二者的差异在于是否皈依佛教或道教，以及是否需要交纳会费。今北京所存万寿兴隆寺和立马关帝庙不但代表了清代太监庙两种不同的组织方式，还反映了养老场所由佛寺向道观转移的过程，是研究北京清代太监庙的很好实例。
万寿兴隆寺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北长街39号，东临福佑寺，南有昭显庙。庙内曾有米汉雯撰“兴隆寺重刊碑”。据碑文，此地曾为明兵仗局，后敕建佛堂，奉香火于一方。至清代定鼎以来，废兵仗局，正式辟为寺庙，由僧人主持寺庙焚修等事务。至“顺治年间，大殿倾圮，难以口正。至康熙二十年时，有僧人实资主持募化重修，口金碧焕然。二十八年，有乐善贺登云等倡募增建东西配殿，廊庑其将颓者，修而葺之，其未备者，置而立之。至如殿宇巍峨，幡棹口植，更弘法界鼓胜于前者何多也。”“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敕改为万寿兴隆寺。前殿外额日‘显灵尘世’，殿中额曰‘摩利支天’，中殿额日兴隆寺，又有墨刻心经宝塔一轴，皆圣祖御书。”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因行僧宽素与内监官宦接交，每见老景衰病之秋，其困苦颠连而无所告。今有同志乐善者，愿与行僧结一善缘，就依本寺，建立养老义会，每人各出三十金，交纳常住，以作功德事，用其养老送死之规，自有条约，然入此会须要僧俗一体，彼此相谅，后来者继续乐善不患无人，而此举者自不朽矣。”可见最初设立养老义会时，万寿兴隆寺仍为僧人庙产，太监和僧人人会需缴纳三十金，经费既用于庙内香火又用于养老。养老太监需与僧人同住，但并非皈依。然而由于太监养老需求的增加和僧人对兴隆寺的经营不善，嘉庆十六年（1811年），“总管刘福庆、总管张祥、首领牛进忠，置得万善兴隆寺庙宇一座，内原有养老太监等住宿养老，每人各交钱伍拾伍吊文。因庙内原有香火地，俱系僧人真庆典当，愚等俱行赎回，仍不足用。总管刘福庆陆续置买房间地亩，以为永远香火及养老太监等食用不缺。”从此时起，万寿兴隆寺地产完全由太监所有，成为由太监自我管理和专供太监养老的太监庙。
此后，兴隆寺内的信仰开始呈现多元化的状态，如道光十九年（1839年）“兴隆寺养老义会捐资题名碑”提到太监捐资修补庙内韦驮殿、娘娘殿、海神殿及戏楼等，可见兴隆寺已由单一的佛教信仰过渡到儒释道混杂的状态，实际也是对养老义会初设时“僧俗一体”的延续。至1928年北京寺庙调查时，庙内有“菩萨、关帝、罗汉、真武、火神等神像，俱泥胎。”这种无固定信仰的模式也是万寿兴隆寺与其他佛教或道教太监庙的一个重要区别。
另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太监入万寿兴隆寺养老需缴纳会费。“凡人会者，须有人介绍。若入庙，尚须品性端正，纳入会费银二十两。三年后，准进庙食宿。死亡有棺，为作佛事，葬于公地，春秋祭扫。”直到清代覆灭，万寿兴隆寺才开始接纳一些未曾缴纳过会费的太监。除入会者所缴纳的会费外，寺内经费主要来源于有地位太监的布施，即各官的总管或首领太监。有的布施钱财物品，有的布施田地房屋，而这些田地房屋的租金也是经费的重要来源之一。此外寺庙还不时通过兴办庙会来获取经费，如“兴隆寺邀请善会碑”记载“同治五年五月初十日、十二日邀请善会恭庆三圣海神圣诞，敬神演戏三台。共进香资钱八千十八吊文、银四十四两。共用香资钱四千六百九十二吊三百八十文。除使下存香资钱三千三百二十五吊六百二十文，银四十四两，交与万寿兴隆寺公中费用。”除此之外，据碑文记载，兴隆寺还办过献花会、马王会等以获取庙内所需经费。新中国成立后，几乎全北京的太监均被移居至兴隆寺，由政府发放生活费等直至所有太监去世。
万寿兴隆寺最早关于格局与形制的记录来自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的《京城全图》（图1），图中寺庙格局与现存格局的北侧相同，东西两进院，南北仅一进院。太监购买后，不断扩建，至道光十九年（1839年），已有山门殿、韦驮殿、娘娘殿、大悲坛、海神殿及南侧戏楼，可知建筑群规模布局已基本成型，接近今天的状态。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拳匪衅至启兵端，联军入城盘踞各处一年之久，以致本庙各殿佛像均被拆毁遗失大半无存……嗣经本庙主持刘守智于二十八年处心募化，理应照旧修补整齐，方足以资观感”。至1928年，寺庙“面积四亩七分八厘，佛殿二十一间，住房三十一间；附属公共墓地五十六亩，位于平西张化村……均由太监居住。”新中国成立后至今，万寿兴隆寺规模格局保存比较完好，现存文物建筑85间，东临北长街，西至中南海，南临后宅胡同，北至原庆丰司南侧胡同（图2、3）。
万寿兴隆寺的山门面对北长街，现为北长街39号院入口（图4）。北侧有随墙门一座，现为37号院入口。正门面阔三间，进深五檩，坐西向东，歇山顶调大脊筒瓦屋面，脊顶砖雕双龙戏珠，垂脊为仙人骑鸡引四小兽。檐下悬云龙纹石额，书“万寿兴隆寺”。木质檩枋上可见旋子彩画，檐垫板绘一斗三升斗拱。明间开券门，券门两侧分别有正方形菱状砖雕文字“万古长春”。门前原有垂带踏跺四级，现改为台阶五级。内部梁架主要绘旋子彩画，局部绘苏式彩画，门内侧残存倒挂楣子（图5、6）。 山门内一进院正殿三间，进深七檩，前后出廊，南次间为过廊，可通往二进院。硬山顶调大脊筒瓦屋面，垂脊为仙人骑鸡引四小兽。檐下绘旋子彩画。南次间过廊廊心墙为软芯菱格纹，梁架间绘有旋子彩画，象眼部分可见几何形刻画线纹。殿外原悬挂匾额“显灵尘世”，殿中悬匾额“摩利支天”，为康熙手书，现均无存。正殿前有古柏一株。左配殿为硬山顶过垄脊筒瓦屋面，右配殿为硬山顶合瓦屋面。形式不一，应为不同时期改建（图7、8、9）。
二进院正殿三间，进深五檩，硬山顶调大脊，脊兽残，屋面为筒瓦搭配黄琉璃仰瓦并黄琉璃剪边，下部为民房遮盖。原有康熙御书匾额“兴隆寺”，现已无存。左右配殿各三间，左配殿为硬山顶调大脊筒瓦屋面，右配殿为硬山顶过垄脊筒瓦屋面，与乾隆《京城全图》对照，右侧配殿屋面应为后改（图10）。
南北路建筑的南段位于后宅胡同北侧，现为后宅胡同9号院，院落坐北朝南，院门位于最南侧东端，原为如意门做法，进深五檩，入口两侧连接倒座房。因年久坍塌，现已重修，重修后的大门采用清水脊合瓦屋面，如意门做法未保留。
一进院中部为坐南朝北戏台一座，扮戏房三间，硬山顶过垄脊合瓦屋面，可见绿琉璃瓦滴水。前出六檩卷棚悬山顶抱厦，筒瓦屋面，为戏台所在，檩枋处依稀可见彩绘。其余部位被民房遮挡（图12、13）。
戏台北侧正殿三间，硬山顶，现为机瓦屋面。前后檐装修均已拆改。原有左右耳殿各一，现无存。东西配殿各五间，均为硬山顶过垄脊筒瓦屋面，采用简瓦裹垄做法，仰瓦和滴水处亦有使用黄琉璃瓦的情况，应均为后期修补所致。
二进院正殿五间，硬山顶过垄脊筒瓦屋面，采用筒瓦裹垄做法。西侧接耳房，殿前栽古柏两株。东配殿为硬山顶过垄脊筒瓦屋面，北次间为过廊通往东侧院落。西配殿屋顶已拆改（图14）。
三进院现属北长街35号院（图11、1 5），正殿坐北朝南，面阔五间，硬山顶调大脊，脊兽残，正脊两端有卷草砖雕，中部为花卉砖雕，北侧屋面几乎全部保留黄琉璃瓦，南侧屋面则采用筒瓦屋面黄琉璃瓦剪边，檐下绘旋子彩画。殿前一株银杏，据介绍树龄在200300年间。三进院东西配殿各三间，均为硬山顶过垄脊筒瓦屋面。东配殿采用筒瓦裹垄做法，搭配黄琉璃瓦剪边。西配殿建筑后修，屋面为筒瓦搭配黄琉璃瓦仰瓦及剪边，檩枋后期重绘苏式彩画。
正殿东侧为面阔三间，进深七檩房屋一座，东次间为过道，即北长街35号院入口，入口外墙作清水脊样式，内部梁架绘旋子彩画，内侧有倒挂楣子。入口东侧并排还有两座建筑，均为硬山顶过垄脊筒瓦屋面，间杂黄色或绿色琉璃瓦。
整个建筑群占地规模较大，但因非一次性建造，布局并不规整，主要建筑沿东西和南北两路展开。建筑等级规制也不统一。因清代早期敕改为万寿兴隆寺，建筑等级可能相对较高，体现在东西路建筑多保留黄琉璃瓦调大脊和旋子彩画的做法。而清代中后期新建或新修的建筑则多过垄脊筒瓦或合瓦屋面的建筑形式。有趣的是，在万寿兴隆寺成为太监庙后，寺内建筑不再严格遵循等级做法，出现了不同等级瓦面和彩画杂糅的现象，尤其是瓦面出现了筒瓦与黄琉璃瓦共同使用及黄剪边的做法。这一现象应为后期对建筑修缮时，将晚期的筒瓦叠加在早期的琉璃瓦上所致，这一方面反映出万寿兴隆寺建筑等级逐渐下降，一方面也反映出清晚期后建筑等级做法不再被严格遵循的现象。现院内私搭乱建严重，建筑损毁较大，因地处皇城风貌区，有关部门应尽早外迁过多的居民，拆除私搭乱建，秉着修旧如旧的原则，恢复建筑群原貌，并借助地处故宫博物院西偏的地理位置，开放展示明清太监的生活历史，与故宫一同达到展示宫廷文化的目的。
与借助寺庙兴办养老义会不同，随着晚清道教传播日渐兴盛，大量太监开始皈依全真教龙门派，并从中分出“霍山派”这一专门的太监道教宗派，于是另一类太监庙应运而生。此类太监庙与养老义会最大的区别在于入庙的太监需皈依道教，且无需缴纳会费，因此吸引了大量地位较低的太监栖身于此，成为道教弟子，以达到在庙中养老送终的目的。其中位于海淀区蓝靛厂的立马关帝庙便是此类太监庙的代表。
立马关帝庙位于海淀区蓝靛厂东南角。庙内奉祀关羽，山门内左侧有泥塑枣红色立马一匹，故名。始建于明，据光绪六年（1880年）立“关帝庙碑”载：“大明嘉靖二十二年，有道士李明道募化重修立马关帝庙五圣殿宇。”因此，立马关帝庙明确纪年始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可知它始建年代应早于嘉靖二十二年。据此，笔者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找到“新建关王庙碑”拓片一幅，该碑发现于北京海淀区彰化村，刻于明嘉靖四年（1525年）四月，许锦撰，顾经书并篆。可惜碑文弥漫不清，正文仅依稀可见“皇明……都城西……顺天府宛平县香山乡……敬有会首栗口董洪等……与其修口凡梁木土石……今已工完，敬立碑……之安口之祜则其重口于无……念善之所至其神之灵……”等字样。虽无明确记载，但从地理位置上看，此碑位于立马关帝庙偏南侧临近的村庄；从时代上看，符合早于嘉靖二十二年的条件。且经笔者对文献的查找，未发现附近区域内有关于其他明代关帝庙的记载。据此，笔者判断此碑应来自于立马关帝庙，而嘉靖四年（1525年）可能即为立马关帝庙的始建年代。此外，《日下旧闻考》载庙内曾有万历十八年（1590年）所立石碑两通，一为大理寺卿洪声远撰，一无撰人姓名，内容皆为是年二月靛园厂公役王从智有神灵附体一事。今这两通碑皆无考。
“至大清雍正四年，道士王本阳自置此庙，传与门徒黄义通接办焚修。黄义通传与道士李礼清等五人；又传与道士王嘉鹤等；王嘉鹤等传与道士刘祥德等七人；刘祥德之徒王宗岳焚修至今，并未收门徒，因已年老，恐无人接办焚修之续，今烦京都西安门内养蜂夹道清凉兴国寺主持贾德禄，并同顺堂刘宝德说合，情愿将此庙引众善人等接办焚修。有众善人等情愿接办焚修，王宗岳将本庙首本字具帐目家具等项，送与众善人等。自送之后，如有王宗岳娘家人并亲族人等师兄师弟争论此庙，有王宗岳立字为证。众善人自接庙之后，发心募化重修，永为修息之所，事已勒石。立送庙守善道士王宗岳；说和引善人贾德禄、刘宝德；入庙众善人等。大清光绪六年二月初九日。”可见自雍正四年（1726年）至光绪六年（1880年），立马关帝庙主持延续世系明确。除《日下旧闻考》载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曾奉敕重修，庙宇的日常修缮事宜应由道人掌管，而最终因道士经营不善将庙宇转让于众善人。而据此碑阴面刻于光绪七年（1881年）的碑文记载：“京之西长春桥蓝靛厂旧有明嘉靖年间取建关帝庙，历年久远，渐就倾颓，若置而不修，无以安神灵而昭福佑，善人君子所不忍也。兹李乐元、刘诚印等二十八人等共发宏愿葺而新之。”可知，所谓众善人即以刘诚印为首的全真教霍山派门徒太监。而自光绪七年（1881年）始，立马关帝庙便成为由太监道士掌管，供出官太监养老的太监庙。
关键词：万寿兴隆寺；立马关帝庙；养老义会，太监庙
太监于寺庙养老由来已久，北京作为明清两朝都城，旧都寺庙，多与太监有关。明代太监势力极大，捐助兴建或重修了大量佛寺，并多于佛寺养老安葬。至清代早中期，虽然清廷对太监管理更加严厉，但太监借助佛寺养老，安葬于寺院坟地的做法还比较普遍。至清代晚期，太监多投身道教，以白云观为首的道教庙宇成为更普遍的养老场所。从养老方式看，“清代太监组织有二：一是当和尚或当道士；一是加入养老义会。”二者的差异在于是否皈依佛教或道教，以及是否需要交纳会费。今北京所存万寿兴隆寺和立马关帝庙不但代表了清代太监庙两种不同的组织方式，还反映了养老场所由佛寺向道观转移的过程，是研究北京清代太监庙的很好实例。
万寿兴隆寺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北长街39号，东临福佑寺，南有昭显庙。庙内曾有米汉雯撰“兴隆寺重刊碑”。据碑文，此地曾为明兵仗局，后敕建佛堂，奉香火于一方。至清代定鼎以来，废兵仗局，正式辟为寺庙，由僧人主持寺庙焚修等事务。至“顺治年间，大殿倾圮，难以口正。至康熙二十年时，有僧人实资主持募化重修，口金碧焕然。二十八年，有乐善贺登云等倡募增建东西配殿，廊庑其将颓者，修而葺之，其未备者，置而立之。至如殿宇巍峨，幡棹口植，更弘法界鼓胜于前者何多也。”“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敕改为万寿兴隆寺。前殿外额日‘显灵尘世’，殿中额曰‘摩利支天’，中殿额日兴隆寺，又有墨刻心经宝塔一轴，皆圣祖御书。”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因行僧宽素与内监官宦接交，每见老景衰病之秋，其困苦颠连而无所告。今有同志乐善者，愿与行僧结一善缘，就依本寺，建立养老义会，每人各出三十金，交纳常住，以作功德事，用其养老送死之规，自有条约，然入此会须要僧俗一体，彼此相谅，后来者继续乐善不患无人，而此举者自不朽矣。”可见最初设立养老义会时，万寿兴隆寺仍为僧人庙产，太监和僧人人会需缴纳三十金，经费既用于庙内香火又用于养老。养老太监需与僧人同住，但并非皈依。然而由于太监养老需求的增加和僧人对兴隆寺的经营不善，嘉庆十六年（1811年），“总管刘福庆、总管张祥、首领牛进忠，置得万善兴隆寺庙宇一座，内原有养老太监等住宿养老，每人各交钱伍拾伍吊文。因庙内原有香火地，俱系僧人真庆典当，愚等俱行赎回，仍不足用。总管刘福庆陆续置买房间地亩，以为永远香火及养老太监等食用不缺。”从此时起，万寿兴隆寺地产完全由太监所有，成为由太监自我管理和专供太监养老的太监庙。
此后，兴隆寺内的信仰开始呈现多元化的状态，如道光十九年（1839年）“兴隆寺养老义会捐资题名碑”提到太监捐资修补庙内韦驮殿、娘娘殿、海神殿及戏楼等，可见兴隆寺已由单一的佛教信仰过渡到儒释道混杂的状态，实际也是对养老义会初设时“僧俗一体”的延续。至1928年北京寺庙调查时，庙内有“菩萨、关帝、罗汉、真武、火神等神像，俱泥胎。”这种无固定信仰的模式也是万寿兴隆寺与其他佛教或道教太监庙的一个重要区别。
另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太监入万寿兴隆寺养老需缴纳会费。“凡人会者，须有人介绍。若入庙，尚须品性端正，纳入会费银二十两。三年后，准进庙食宿。死亡有棺，为作佛事，葬于公地，春秋祭扫。”直到清代覆灭，万寿兴隆寺才开始接纳一些未曾缴纳过会费的太监。除入会者所缴纳的会费外，寺内经费主要来源于有地位太监的布施，即各官的总管或首领太监。有的布施钱财物品，有的布施田地房屋，而这些田地房屋的租金也是经费的重要来源之一。此外寺庙还不时通过兴办庙会来获取经费，如“兴隆寺邀请善会碑”记载“同治五年五月初十日、十二日邀请善会恭庆三圣海神圣诞，敬神演戏三台。共进香资钱八千十八吊文、银四十四两。共用香资钱四千六百九十二吊三百八十文。除使下存香资钱三千三百二十五吊六百二十文，银四十四两，交与万寿兴隆寺公中费用。”除此之外，据碑文记载，兴隆寺还办过献花会、马王会等以获取庙内所需经费。新中国成立后，几乎全北京的太监均被移居至兴隆寺，由政府发放生活费等直至所有太监去世。
万寿兴隆寺最早关于格局与形制的记录来自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的《京城全图》（图1），图中寺庙格局与现存格局的北侧相同，东西两进院，南北仅一进院。太监购买后，不断扩建，至道光十九年（1839年），已有山门殿、韦驮殿、娘娘殿、大悲坛、海神殿及南侧戏楼，可知建筑群规模布局已基本成型，接近今天的状态。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拳匪衅至启兵端，联军入城盘踞各处一年之久，以致本庙各殿佛像均被拆毁遗失大半无存……嗣经本庙主持刘守智于二十八年处心募化，理应照旧修补整齐，方足以资观感”。至1928年，寺庙“面积四亩七分八厘，佛殿二十一间，住房三十一间；附属公共墓地五十六亩，位于平西张化村……均由太监居住。”新中国成立后至今，万寿兴隆寺规模格局保存比较完好，现存文物建筑85间，东临北长街，西至中南海，南临后宅胡同，北至原庆丰司南侧胡同（图2、3）。
万寿兴隆寺的山门面对北长街，现为北长街39号院入口（图4）。北侧有随墙门一座，现为37号院入口。正门面阔三间，进深五檩，坐西向东，歇山顶调大脊筒瓦屋面，脊顶砖雕双龙戏珠，垂脊为仙人骑鸡引四小兽。檐下悬云龙纹石额，书“万寿兴隆寺”。木质檩枋上可见旋子彩画，檐垫板绘一斗三升斗拱。明间开券门，券门两侧分别有正方形菱状砖雕文字“万古长春”。门前原有垂带踏跺四级，现改为台阶五级。内部梁架主要绘旋子彩画，局部绘苏式彩画，门内侧残存倒挂楣子（图5、6）。 山门内一进院正殿三间，进深七檩，前后出廊，南次间为过廊，可通往二进院。硬山顶调大脊筒瓦屋面，垂脊为仙人骑鸡引四小兽。檐下绘旋子彩画。南次间过廊廊心墙为软芯菱格纹，梁架间绘有旋子彩画，象眼部分可见几何形刻画线纹。殿外原悬挂匾额“显灵尘世”，殿中悬匾额“摩利支天”，为康熙手书，现均无存。正殿前有古柏一株。左配殿为硬山顶过垄脊筒瓦屋面，右配殿为硬山顶合瓦屋面。形式不一，应为不同时期改建（图7、8、9）。
二进院正殿三间，进深五檩，硬山顶调大脊，脊兽残，屋面为筒瓦搭配黄琉璃仰瓦并黄琉璃剪边，下部为民房遮盖。原有康熙御书匾额“兴隆寺”，现已无存。左右配殿各三间，左配殿为硬山顶调大脊筒瓦屋面，右配殿为硬山顶过垄脊筒瓦屋面，与乾隆《京城全图》对照，右侧配殿屋面应为后改（图10）。
南北路建筑的南段位于后宅胡同北侧，现为后宅胡同9号院，院落坐北朝南，院门位于最南侧东端，原为如意门做法，进深五檩，入口两侧连接倒座房。因年久坍塌，现已重修，重修后的大门采用清水脊合瓦屋面，如意门做法未保留。
一进院中部为坐南朝北戏台一座，扮戏房三间，硬山顶过垄脊合瓦屋面，可见绿琉璃瓦滴水。前出六檩卷棚悬山顶抱厦，筒瓦屋面，为戏台所在，檩枋处依稀可见彩绘。其余部位被民房遮挡（图12、13）。
戏台北侧正殿三间，硬山顶，现为机瓦屋面。前后檐装修均已拆改。原有左右耳殿各一，现无存。东西配殿各五间，均为硬山顶过垄脊筒瓦屋面，采用简瓦裹垄做法，仰瓦和滴水处亦有使用黄琉璃瓦的情况，应均为后期修补所致。
二进院正殿五间，硬山顶过垄脊筒瓦屋面，采用筒瓦裹垄做法。西侧接耳房，殿前栽古柏两株。东配殿为硬山顶过垄脊筒瓦屋面，北次间为过廊通往东侧院落。西配殿屋顶已拆改（图14）。
三进院现属北长街35号院（图11、1 5），正殿坐北朝南，面阔五间，硬山顶调大脊，脊兽残，正脊两端有卷草砖雕，中部为花卉砖雕，北侧屋面几乎全部保留黄琉璃瓦，南侧屋面则采用筒瓦屋面黄琉璃瓦剪边，檐下绘旋子彩画。殿前一株银杏，据介绍树龄在200300年间。三进院东西配殿各三间，均为硬山顶过垄脊筒瓦屋面。东配殿采用筒瓦裹垄做法，搭配黄琉璃瓦剪边。西配殿建筑后修，屋面为筒瓦搭配黄琉璃瓦仰瓦及剪边，檩枋后期重绘苏式彩画。
正殿东侧为面阔三间，进深七檩房屋一座，东次间为过道，即北长街35号院入口，入口外墙作清水脊样式，内部梁架绘旋子彩画，内侧有倒挂楣子。入口东侧并排还有两座建筑，均为硬山顶过垄脊筒瓦屋面，间杂黄色或绿色琉璃瓦。
整个建筑群占地规模较大，但因非一次性建造，布局并不规整，主要建筑沿东西和南北两路展开。建筑等级规制也不统一。因清代早期敕改为万寿兴隆寺，建筑等级可能相对较高，体现在东西路建筑多保留黄琉璃瓦调大脊和旋子彩画的做法。而清代中后期新建或新修的建筑则多过垄脊筒瓦或合瓦屋面的建筑形式。有趣的是，在万寿兴隆寺成为太监庙后，寺内建筑不再严格遵循等级做法，出现了不同等级瓦面和彩画杂糅的现象，尤其是瓦面出现了筒瓦与黄琉璃瓦共同使用及黄剪边的做法。这一现象应为后期对建筑修缮时，将晚期的筒瓦叠加在早期的琉璃瓦上所致，这一方面反映出万寿兴隆寺建筑等级逐渐下降，一方面也反映出清晚期后建筑等级做法不再被严格遵循的现象。现院内私搭乱建严重，建筑损毁较大，因地处皇城风貌区，有关部门应尽早外迁过多的居民，拆除私搭乱建，秉着修旧如旧的原则，恢复建筑群原貌，并借助地处故宫博物院西偏的地理位置，开放展示明清太监的生活历史，与故宫一同达到展示宫廷文化的目的。
与借助寺庙兴办养老义会不同，随着晚清道教传播日渐兴盛，大量太监开始皈依全真教龙门派，并从中分出“霍山派”这一专门的太监道教宗派，于是另一类太监庙应运而生。此类太监庙与养老义会最大的区别在于入庙的太监需皈依道教，且无需缴纳会费，因此吸引了大量地位较低的太监栖身于此，成为道教弟子，以达到在庙中养老送终的目的。其中位于海淀区蓝靛厂的立马关帝庙便是此类太监庙的代表。
立马关帝庙位于海淀区蓝靛厂东南角。庙内奉祀关羽，山门内左侧有泥塑枣红色立马一匹，故名。始建于明，据光绪六年（1880年）立“关帝庙碑”载：“大明嘉靖二十二年，有道士李明道募化重修立马关帝庙五圣殿宇。”因此，立马关帝庙明确纪年始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可知它始建年代应早于嘉靖二十二年。据此，笔者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找到“新建关王庙碑”拓片一幅，该碑发现于北京海淀区彰化村，刻于明嘉靖四年（1525年）四月，许锦撰，顾经书并篆。可惜碑文弥漫不清，正文仅依稀可见“皇明……都城西……顺天府宛平县香山乡……敬有会首栗口董洪等……与其修口凡梁木土石……今已工完，敬立碑……之安口之祜则其重口于无……念善之所至其神之灵……”等字样。虽无明确记载，但从地理位置上看，此碑位于立马关帝庙偏南侧临近的村庄；从时代上看，符合早于嘉靖二十二年的条件。且经笔者对文献的查找，未发现附近区域内有关于其他明代关帝庙的记载。据此，笔者判断此碑应来自于立马关帝庙，而嘉靖四年（1525年）可能即为立马关帝庙的始建年代。此外，《日下旧闻考》载庙内曾有万历十八年（1590年）所立石碑两通，一为大理寺卿洪声远撰，一无撰人姓名，内容皆为是年二月靛园厂公役王从智有神灵附体一事。今这两通碑皆无考。
“至大清雍正四年，道士王本阳自置此庙，传与门徒黄义通接办焚修。黄义通传与道士李礼清等五人；又传与道士王嘉鹤等；王嘉鹤等传与道士刘祥德等七人；刘祥德之徒王宗岳焚修至今，并未收门徒，因已年老，恐无人接办焚修之续，今烦京都西安门内养蜂夹道清凉兴国寺主持贾德禄，并同顺堂刘宝德说合，情愿将此庙引众善人等接办焚修。有众善人等情愿接办焚修，王宗岳将本庙首本字具帐目家具等项，送与众善人等。自送之后，如有王宗岳娘家人并亲族人等师兄师弟争论此庙，有王宗岳立字为证。众善人自接庙之后，发心募化重修，永为修息之所，事已勒石。立送庙守善道士王宗岳；说和引善人贾德禄、刘宝德；入庙众善人等。大清光绪六年二月初九日。”可见自雍正四年（1726年）至光绪六年（1880年），立马关帝庙主持延续世系明确。除《日下旧闻考》载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曾奉敕重修，庙宇的日常修缮事宜应由道人掌管，而最终因道士经营不善将庙宇转让于众善人。而据此碑阴面刻于光绪七年（1881年）的碑文记载：“京之西长春桥蓝靛厂旧有明嘉靖年间取建关帝庙，历年久远，渐就倾颓，若置而不修，无以安神灵而昭福佑，善人君子所不忍也。兹李乐元、刘诚印等二十八人等共发宏愿葺而新之。”可知，所谓众善人即以刘诚印为首的全真教霍山派门徒太监。而自光绪七年（1881年）始，立马关帝庙便成为由太监道士掌管，供出官太监养老的太监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