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韩国釜山出生，读小学、中学，然后来台湾读大学。
　　中学的时候，有个级任导师，名叫池复荣。
　　池老师个子矮矮的，戴圆圆的眼镜，神色和蔼。她讲一口流利的中文，但不是中国人。她父亲是韩国抗日名将，因此她在中国东北长大，辗转大江南北。
　　池老师除了是级任导师外，也教我们韩文。
　　我和她真正学到的，却是另外两件事。
　　我学的第一件事情，在一堂“周会”课上。
　　每个星期二下午的最后一堂，是级任导师担任的“周会”课。那天黄昏，夕阳从后面的窗口洒进来，把教室照得光亮耀目。我们在练习开会的议程。我提了一个案，进入表决的程序。由于没有人举手赞成，我觉得很尴尬，就嚷着说算了，我也不投了，撤销这个提案。
　　池老师站在教室最后一排。我沒看到她的人，但听到她说话的声音：“郝明义，你不能说就这样算了。就算没有一个人赞成你，你还是要为你自己的提案投一票。这是你自己的提案。”
　　我面红耳赤地举手投了自己一票，全班唯一的一票。
　　到底提了什么案，同学那么不捧场，已经毫无记忆。但那一堂课，对我影响深远。不论是日后求学，还是参加工作，每当我兴起什么别人认为荒唐的念头，或是没法接受的构想时，总会有个声音提醒我：“就算没有一个人赞成你，你还是要为你自己的提案投一票。这是你自己的提案。”
　　我学的第二件事情，在一次郊游中。
　　我们去一个沙滩。同学戏水，我就在岸边负责看管大家的鞋子。闲来无事，恶作剧把鞋子藏进沙里。
　　要回家的时候，大部分鞋子都找到了。有一只，却就是找不出来。我无地自容，但丝毫无助于鞋子的出现。天色越来越暗，场面有点混乱，这时出现了一个人。个头不小，酒气醺醺，手上拎了个东西，就是那只鞋。我们跟他要，他就是不给，欺负我们孩子。
　　这个当儿，池老师过去了。她矮矮的个子还不到那人的肩膀。她很简单地说了几句话，要鞋子。醉汉嬉皮笑脸的，有点不三不四。这个时候，突然“啪”的一声，她扬手给了那人结实的一记耳光。
　　听多了不要惹韩国醉汉，我的心悬在半空。
　　晚风中，池老师站在那人面前，一动不动地看着他。接下来，那个醉汉把鞋子交给她，咕哝了一声，走了。
　　太神奇了。一个个子那么矮小的女人，可以坚定地给一个大汉那么一巴掌。
　　那一巴掌，也像一粒种子，在我心里慢慢地发芽。事实上，只有多年后，我才感受到其中的力量：当你义无反顾的时候，不论对方是何种庞然巨物，不论你多么矮小，照样可以迎面给他一巴掌。
　　是的，池老师教我的，就是这两件事情。不多，不少。
　　（夏花摘自《故事：轮椅上的出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