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虚心纳谏的故事，流传千载，而一说到李世民纳谏，又必提到魏征，仿佛唯魏征是敢于犯颜谏诤之臣，其他人都是没嘴葫芦。其实，贞观一朝敢于直言进谏者甚众，跟皇帝唱反调的人大有人在，有的人胆量之大，言辞之激烈，令人赞叹，而李世民容忍和采纳谏言的胸襟气度，也令后人敬佩。
　　贞观初年，李世民为使“子孙长久，社稷永安”，听取了大臣萧瑀的建议，欲实行封建制，让朝臣议之。时任礼部侍郎（相当于今之副部长）的李百药上长篇奏疏《封建论》，言辞非常尖锐，说这一制度，是一种倒退，并举历史之例，指出分封世袭制给国家带来的灾难，说封邦建国之后，那些受封的家族就会以门第自傲，不愿再靠才干进取，并且会一代比一代骄奢横暴。数代之后，王室一旦衰弱，那些被朝廷依为屏障的所谓藩国，就会变成仇敌，以致战争不断。实行封建制还是郡县制，事关国家的政治制度，在某些昏暴之君当政的朝代，反对皇帝想要推行的政治制度，是要被贬官乃至坐牢砍头的，但李世民却听从他的谏言，不仅取消了封建诸侯之议，而且委之以教导太子的重任。
　　贞观九年（635年），高祖李渊驾崩，李世民下诏为老爹大建陵寝，其规模仿照汉高祖刘邦之长陵，务从隆厚。时任秘书监（掌管国家藏书与编校之事）的虞世南上书谏阻，说修高陵大墓，用很多珍宝陪葬，是害了亲人，不算是孝，薄葬才是长久之计。汉武帝的茂陵中堆满珍宝，后来赤眉军攻入长安，掘开茂陵，还未拿完。无故聚敛百姓财富，太无意义。甚至引用魏文帝为自己善后所作的《终制》之言：自古至今，未有不亡之国，无有不被发掘之墓，等到金缕玉衣被烧被抢，骸骨并尽，就太可悲了，如果违背我的诏制，举行厚葬，那就等于让我被戮尸于地下，又死一次啊！由于言辞过于激烈，李世民不予理睬，他上书再谏。公卿也随之上书，请遵高祖遗诏，务从节俭。李世民只好缩减规模，节俭从事。李世民喜于秋冬狩猎，虞世南又上书谏阻，劝其停下猎车，收起长戟，射禽斗兽之事，任用群下为之。虞世南多次犯颜直谏，毫不隐讳，李世民反而待他更加亲近尊重。
　　贞观四年（630年），李世民下诏发兵修建洛阳宫乾阳殿，以备巡幸。时任给事中（掌管批改百官奏章）的张玄素，闻讯上书力谏，说李世民承百代君王之后，处凋敝萧条之时，必须节之以礼制，以自身做出表率，若大兴土木，修建宫殿，恐将重蹈秦、隋两朝的覆辙。这简直是危言耸听，恐吓皇帝了。他甚至说：“陛下役使受战争创伤的百姓，承袭隋朝灭亡的弊端，祸乱恐怕又要超过炀帝呀！”李世民看罢奏书，怒曰：“你说我不如炀帝，我可如桀、纣？”张玄素毫不畏惧，直言对曰：“若不罢此役，恐怕将像隋朝一样导至变乱。”李世民听他说得有理，不但收回成命，而且赏赐他彩帛两百匹，以示表彰。
　　贞观一朝，直言进谏之所以蔚然成风，不但因李世民鼓励朝臣谏言，使其制度化，而且谕令有司：“诏敕不便于时，即宜执奏，不得顺旨执行。”所谓“顺旨”，即顺应皇上旨意，也即做应声虫。据史籍载，李世民曾多次对应声虫表示厌恶，他曾严厉批评一些只会顺旨行事的官员说：“此来唯觉阿旨顺情，唯唯茍过，遂无一言谏诤者，岂是道理？”李世民游园时，见一棵树枝叶繁茂，赞为嘉木，随行大臣宇文士及也跟着赞不绝口，他很是厌恶，正色说：“魏征常劝我远佞人，我一直不知佞人是谁，曾怀疑是你，果然不错。”对于那些敢于谏诤的朝臣，李世民则予以重用或赏赐，故群臣多以媚上为耻，敢谏为忠。连在隋朝“无所谏诤，但悦媚取容而已”的重臣裴矩，归唐后也一反常态，变成了直言敢谏之臣。反之，李世民若是像那些专制暴君一样拒谏饰非，闻过则怒，对谏言者贬官治罪，乱捕滥杀，使进谏成了“找死”的代名词，满朝文武则不是变成立仗马、秋后蝉，就是变成了应声虫，中国历史上像关龙逄、比干那样敢于冒死进谏的人毕竟不多。由此可见，君主是否拥有善于纳谏的胸襟至关重要。
　　（作者系著名杂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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