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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从中亚东侵，对于宗教在新疆的角色和影响，人们经历了复杂而漫长的认识过程。
与此同时，新疆、特别是经济落后的南疆地区，在短短十数年内也从保守、封闭到开放，变化有之，冲击亦有之，而现代宗教观念显然尚未被普遍接受。
新世纪以来，在新疆的宗教及社会问题中，撕扯人心的已非单一的分裂势力，而是以全球性意识形态思潮存在的伊斯兰极端思想。
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像自治区领导所提出的“以现代文化对冲极端思想”，全面构筑新疆治理体系，在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阿吉这位宗教领袖去世之后，人们期待看到更加快速扎实的改变。
2014年7月30日晨，中国最大清真寺——新疆喀什艾提尕尔清真寺主持者，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阿吉遭遇暴力恐怖袭击遇难。
他是20年来第二位遭遇严重暴力恐怖袭击的新疆宗教领袖。
1996年，当时的艾提尕尔清真寺主持者阿荣汗·阿吉被恐怖分子连刺23刀，后因抢救及时幸免于难。
居玛·塔依尔遇刺前两天，喀什莎车县发生严重暴力恐怖事件，造成37名无辜民汉群众死亡。
据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通报，该暴恐团伙自2014年斋月以来，选择偏僻地点，以吃斋饭为名多次聚集，通过非法“台比力克”活动，煽动拉拢人员，进行策划准备。
所谓“台比力克”，原指一种讲经活动，是恐怖组织“伊扎布特”惯用的组织、宣传形式。在反恐白皮书等官方文件中，称之为“蛊惑、诱骗青少年和妇女加入‘伊扎布特’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主要手段。
在新疆特别是几乎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南疆维吾尔族群体中，对宗教话语权的争夺日趋激烈。
仅从近年来自治区相关部门的公报看，地下讲经点、“台比力克”等非法宗教场所的查获数量已一再增加。
同样如官方公报所述，极端宗教势力在南疆的发展，已成为引发一系列暴力恐怖事件的直接动因。
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从中亚东侵，对于宗教在新疆的角色和影响，人们经历了复杂而漫长的认识过程。
与此同时，新疆、特别是经济落后的南疆地区，在短短十数年内也从保守、封闭到开放，变化有之，冲击亦有之，而现代宗教观念显然尚未被普遍接受。
新世纪以来，在新疆的宗教及社会问题中，撕扯人心的已非单一的分裂势力，而是以全球性意识形态思潮存在的伊斯兰极端思想。
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像自治区领导所提出“以现代文化对冲极端思想”，全面构筑新疆治理体系，在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阿吉这位宗教领袖去世之后，人们期待看到更加快速扎实的改变。
平凡社区中的宗教领袖
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阿吉也是艾提尕尔清真寺的伊玛目、哈提甫。
虽然对于其名称有各种解释，但“艾提尕尔”在新疆通常指最高等级的清真寺。在新疆的和田、哈密以及和田地区的于田县，都有叫做艾提尕尔的清真寺。喀什这一座，其影响范围是整个中亚地区。
伊玛目是穆斯林礼拜的领导者，拥有“领拜”的地位。礼拜时任何人都不能先于伊玛目鞠躬、抬头，等等。
一个经常被提起的情节是，艾提尕尔清真寺的伊玛目每天清晨都要到清真寺，向整个喀什诵咏经文，召唤信众从睡梦中醒来，进行祈祷。
哈提甫是讲经人，负责传授《古兰经》和解答人们的疑惑。
而大毛拉，除了敬称，具有领导者、主持者的意味。阿吉则是对德高望重、知识渊博者的称呼。
总之，居玛·塔依尔是全疆乃至全中国穆斯林中最有声望和影响力的宗教人士之一。
但是第一次见到他的人也许会有点失望：他从外表看来，并不是那种拥有唤醒城市力量的人——身形瘦削，就像大病初愈。加上显而易见的眼疾，和喀什街头最常见的维吾尔族老人似乎并无区别。
新疆伊斯兰教协会常务副会长科然摩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大毛拉是德高望重、宗教学识非常渊博的人，众所公认，他也是一位谦虚、简朴而清廉的人。
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阿吉的日常生活，与人们想象中的宗教领袖截然不同。
2010年夏，“7·5”事件一年之际，本刊记者在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阿吉的家中采访了他。
大毛拉的家在距离艾提尕尔清真寺几公里外的一个普通社区里。社区临近公路的地方有一所外墙崭新的中型清真寺。在主持艾提尕尔清真寺之前，他就负责这所寺院。
和当时喀什的大多数社区一样，大毛拉居住的社区里还都是土路，路边可见散落的垃圾。众多高矮不等的二层小楼中的一座，就是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阿吉的住所，木制的门窗框油漆斑驳。
按照大多数维吾尔族住所惯有的陈设方式，院子里靠窗摆着一张木床，有些邋遢的小孙子好奇地看着访客，转瞬又开始专注于床头的雕花——它似乎是整个院内最奢侈的装饰。
除了墙上挂着的大幅地毯——明显没有大巴扎上售卖的那些精美——大毛拉一楼待客的房间里没有任何饰物和家电。
他和访客就在有些起电的化纤地毯上谈话。
在所有公开场合，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阿吉都头戴色兰，身着条纹袷袢。
色兰是包头的头巾，这个发音也是伊斯兰教的礼仪用语：祝您平安。这句祝福，从宗教的角度来说并非仅仅意味着一般的幸运和安全，而是来自穆斯林信徒之于和平的期待。或者说，它是蕴含于和平之下的平安。
袷袢是一种无领对开长衫，是最传统的维吾尔族长者的服装。
不过，大毛拉的想法并非如他的穿着这样保守。他说：《古兰经》上有1200多条关于穆罕默德时代社会生活的教导，但这位先知“并没有要求后人们一定要回到他的时代，像他一样生活”。
他举例说：《古兰经》里说，真主为人们征服了太阳、月亮、土地、海洋等许多资源，但如何利用却要看我们自己。 大毛拉说，现在有人反对发展，要回到过去的社会，这是被别人利用的。“假借宗教的名义，要使新疆回到过去的时代，想拖延新疆的发展。而且，贫穷落后可以让他们更容易影响其他人。”
“他们既不能代表伊斯兰教，也不能代表新疆人民。”大毛拉告诉本刊记者。
科然摩评价他“思路清晰，是一个很开明的人”。
平和者和他热爱的宗教
“7·5”事件后，新疆不同民族、信仰的民众之间，疆内外民众之间，就民族和宗教问题产生了极大误解。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阿吉为此深深忧虑。
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他就热点问题一一回应，没有任何回避甚至犹豫。
对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与暴力之间的关系，他说，即使在圣地麦加，也有佛教徒、基督教徒等非穆斯林，“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古兰经》上从来没有讲要把他们赶走。”而在《古兰经》等伊斯兰教经典上，也从来没有关于暴力和武力传教的主张。
对于伊斯兰教的“圣战”问题，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阿吉说，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创建穆斯林社会时受到武力进攻，他才带领穆斯林反抗。穆罕默德还指示信徒说：“你们为主道而抵抗进攻你们的人，你们不要过分，因为真主必定不喜爱过分者。”
大毛拉表示，穆斯林有五种基本功课“念、礼、斋、课、朝”，就是“五功”，有人说应该加上“圣战”是“六功”，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情。
每次回答后，他都会静静地等待下一个提问，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大毛拉一直从容地辨析着很多关于伊斯兰教的误读、曲解。
他称，当前新疆伊斯兰教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被人利用而引起误解。
谈话至此，他的肢体动作明显强烈，特别是讲到南疆的困境。他说，贫穷使人变得脆弱，于是就容易受别人影响。
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阿吉一直致力于向穆斯林阐述“正道”。而这也是艾提尕尔清真寺几任主持者一直坚持的“正行”，即使为此付出鲜血与生命的代价。
1996年5月12日凌晨，当时的艾提尕尔清真寺主持者，同样身为伊玛目、哈提甫的阿荣汗·阿吉，与儿子在前往艾提尕尔清真寺做礼拜的路上，遭遇“伊斯兰反对党”成员袭击，身中20余刀，因救治及时幸免于难。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司马义·铁力瓦尔地后来对媒体说，被捕的恐怖分子供认，袭击阿荣汗·阿吉，就是因为他在艾提尕尔清真寺说，伊斯兰教是一个和平的宗教。
公开报道曾讲述：一位境外穆斯林要求在艾提尕尔清真寺做领拜，阿荣汗·阿吉“柔中带刚”地说，根据政策外国人不得干预中国的宗教事务，“我也曾去过你们的国家，你们同样不允许我在你们国家领拜。”
遇袭之后，阿荣汗·阿吉的身体状况已经很难领导信众，他的继任者是沙迪克·卡热·阿吉，再之后的继任者是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阿吉。
2014年8月1日，出席新疆宗教界声讨“7·30”暴恐事件座谈会的艾提尕尔清真寺副哈提甫阿布都卡德尔·沙吾提说，在大毛拉的生活中，不时会受到来自宗教极端分子的威胁，在宗教极端分子眼里，大毛拉无疑是他们制造恐怖活动的“最大障碍”。
在归真前，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阿吉一直在与极端宗教势力对抗，争取维吾尔族年轻人站到爱国爱教的旗帜下。
正道者和他爱护的年轻人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唁电中称：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阿吉是“捍卫伊斯兰正道的烈士”。而在友人看来，他“旗帜鲜明，立场坚定”。
“不管何时何地，大毛拉在传扬伊斯兰教教义的同时，不忘引导广大信教群众爱国爱教。特别是对年轻一代，大毛拉付出了很多的努力。”阿布都卡德尔·沙吾提说，大毛拉在讲经解经时花费更多精力让年轻人树立正信、明辨是非。
“就在他遇害的当天，我们在清真寺做完礼拜后，大毛拉还在向身边的年轻人传扬正信，让他们要远离邪恶，不要受坏人的影响。可没想到，却在回家途中惨遭毒手……”
大毛拉曾多次对副哈提甫说，有一天或许他会死在暴恐分子手上，但是他丝毫不害怕，因为他从未做过恶事。
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阿吉曾多次于重要节点在中央电视台等官方媒体上谴责暴力恐怖活动。在简短的“表态”背后，是他对于新疆问题更深层次的认识和思考。
作为南疆最有声望的宗教领袖，“很多群众会向我讲他们生活的烦恼。”在2010年的那次专访中，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阿吉对本刊记者说，他在内地游历后发现，新疆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维吾尔族群众不太愿意念书，义务教育结束后就去挣钱，文化水平高的人不多。而内地“利用科学技术的情况要比新疆好得多，群众对知识的重视程度也比我们高得多”。
他举例说，新疆维吾尔族孩子初中升高中的比例不到30%，高中上大学的比例不到10%。
贫穷与知识水平落后形成恶性循环。
比如教育落后特别是“双语”教育滞后，汉语不好的维吾尔族青年在参加公务员考试中“就会觉得与汉族有差别”。
他以“7·5”事件为例：由于大量维吾尔族青年辍学后无法外出就业，滞留在农村无所事事，“一些坏分子就用利益把他们吸引到乌鲁木齐，给他们钱，让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再给他们买火车票第二天回喀什。”
新疆境内爱国爱教人士与外来极端教派争夺青年人的斗争，已非一日。
主流伊斯兰教派别主张“中正之道”、追求和平，其基本教义中有大量坚守中道、反对极端的思想。
如《古兰经》中说：“我这样以你们为中正的民族，以便你们作证世人，而使者作证你们。”又如，“最优美的事是中正之事。”“你们谨防宗教上的过激，你们之前的民族就因为宗教上的过激而灭亡。”
自清末开始，新疆境内的伊斯兰教就以逊尼派为主流，目前形成了哈乃斐教法学派为主，有部分什叶派、苏菲派等信众。 哈乃斐教法学派提倡灵活、宽容。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阿吉说，由此上溯的上千年里，新疆的维吾尔族穆斯林都可以穿自己喜爱的衣服。
然而从上世纪80年代起，其所代表的正统派正受到外来教派的强烈挑战，后者要求女人必须穿黑衣、蒙脸、不能工作，男人不能歌舞。
由此，新疆被全球伊斯兰极端思潮渗入，也成为自北非、中东、阿富汗、中亚向东“圣战”链条中的一环。
“正道”需要年轻继承者
伊斯兰世界最大的两个派别是逊尼派和什叶派。
什叶派认为穆罕默德之后选举的三任哈里发都是非法的，只有来自穆罕默德族裔的第四任哈里发及其后代才是伊斯兰世界的领导者。
20世纪中后期，什叶派原教旨主义在伊朗革命成功，建立了第一个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指导下的国家政权。
伊斯兰复兴运动总的思想倾向是主张正本清源、返朴归真，净化信仰、消除异教徒，按照纯正伊斯兰教义来规范言行，并以此解决现实中遇到的各种社会问题。
不过也有声音认为，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与其说是宗教运动，不如说是一场含有宗教意义的政治运动。
它的目标是建立神职人员占统治地位的伊斯兰教政权，但又不是恢复传统的哈里发制度，更不要求完全打破现代社会的基础。
按照东西方学界通行的一种分析，伊朗革命之后，伊斯兰教以一种独立于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之外的意识形态登上历史舞台。
很快，美国利用就伊斯兰复兴运动中的原教旨主义团体和保守派别在阿富汗对抗苏联，并由此形成了巴基斯坦西北部与阿富汗之间的“圣战”地带。
1983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在白宫接见了来自阿富汗的“圣战者”。至今，估计仍有阿富汗战争时美国支援的数亿美元资金和武器沉淀在这一地区，使其成为塔利班等极端宗教势力的根据地。
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逐步伊斯兰化，中亚的伊斯兰极端思潮渗入新疆，迅速发展信众。
如作为逊尼派一支的瓦哈比派出现于18世纪中叶，几乎是整个伊斯兰世界最保守的派别。为了抵制偶像崇拜，它甚至捣毁过穆罕默德陵墓。
瓦哈比派最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传入新疆，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宗教改革”的名义大肆攻击正统派宗教人士、吸收信众。
号称新疆暴恐势力鼻祖的阿不力克木·买合苏木就属于这一派别，并培养了所谓的“八百弟子”，他们后来大多成为新疆暴恐组织的骨干。作为新疆第一个恐怖组织“东突伊斯兰党”的创始人，阿不力克木·买合苏木也一直以改革派宗教人士的面目出现。
另一个例子是中国人熟悉的“伊扎布特”——即所谓伊斯兰解放党。这个1952年成立于耶路撒冷的极端组织最初以讲经的形式在约旦各清真寺吸纳成员、宣传极端思想，最终被约旦政府禁止。
它后来在中东多国发动叛乱未果，但是在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中得到壮大。到90年代进入新疆时，曾自称是逊尼、什叶派等之外的“世界伊斯兰教的第五大教派”。但其纲领明确说，要把伊斯兰教鼎盛时期的势力范围组成一个国家，这仍是要打破已有国家体系，建立政教合一的新政权，即伊斯兰教的政治化。
新疆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晓霞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到1990年巴仁乡反革命暴乱后，自治区政府负责人即发现外来教派的挑战。
“与传统教派不同，接受该观点的人以‘安拉独大’反对现实政府，以鼓吹‘圣战’煽动分裂活动，以宗教派别之争掩盖夺取政权的目的。但政府相关部门对其与非法宗教活动、与宗教极端势力关系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渐深入和清晰的过程。”她说。
而根据回忆文章，一直到阿荣汗·阿吉遇刺，仍有不少当地领导干部认为此事源自简单的教派冲突。
其实，阿荣汗·阿吉一直非常重视正统教派的接班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后成长起来的教职人员当时要么去世、要么因身体原因难以胜任。
阿荣汗·阿吉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要有意识地培养爱国爱教的年轻一代教职人员，解决很多宗教场所人员空白、不能满足群众信仰需求的情况。
1994年前后，他曾多次提出正确对待宗教问题、培养宗教接班人的建议。因此，中央最终决定拨款500万元人民币在喀什建设经文学校。
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阿吉向本刊证实了阿荣汗·阿吉对于“正道”建设的努力。他说，正是在阿荣汗·阿吉担任艾提尕尔清真寺主持者时，很多干部对于伊斯兰教的误解有所改观。
平和中道之声需被更多人服膺
在新疆，有关宗教的争论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宗教问题。
伊斯兰教进入前，佛教在新疆占有绝对优势。可以作为证据的是唐玄奘《大唐西域记》所记载的该地诸多佛教寺庙。
9世纪中后期统治新疆西部的喀喇汗国王子萨图克·布拉格汗信仰伊斯兰教的苏菲派——由苦修渐变为神秘主义，在世界各地有诸多互无关系的教团。
他借用中亚伊斯兰教势力推翻了执政、信奉萨满教的叔父，成为新疆历史上第一位信仰伊斯兰教的地方政权首领。之后，伊斯兰政权控制了喀什至和田的南疆地区。
伊斯兰教在新疆的第二次传播始自14世纪前叶。当时东察合台汗国可汗秃黑鲁帖木儿为了摆脱信奉佛教、基督教等部落首领控制，成为新疆地区第一位接受伊斯兰教的蒙古可汗。
1645年起，源头为兄弟的两个苏菲派教团——也就是后来被称为“白山派”、“黑山派”的两个教派，在推进政教合一政权的进程中激烈斗争，多次发生上千人的屠杀事件。
失势的派别又成为外国势力进入新疆的先导，里应外合引发叛乱。最终到19世纪上半期，清朝军队彻底击败当地政教合一的政权力量，此后大量苏菲派信徒改信逊尼派，后者也逐渐成为新疆乃至中国主流的伊斯兰教派。
事实上，瓦哈比等极端教派也是那之后第一批在中国引发大规模政治问题的伊斯兰教派。 新疆问题权威专家、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中心理事长厉生此前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9·11”事件后，伊斯兰极端教派一度被美国重点打击，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平衡”作用，美国的态度始终非常暧昧。
最近的这种特殊“平衡”，则是极端宗教势力对世俗政权为主的多个阿拉伯国家发动攻击。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与伊斯兰复兴运动并行的是以阿拉伯民族独立、解放为目标的阿拉伯民族复兴运动——“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泛阿拉伯统一论的、非伊斯兰教逊尼派原教旨主义的阿拉伯民族复兴社会主义”。
其党派在伊拉克、埃及、叙利亚、利比亚等国家都取得执政地位，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宗教势力占主导的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相比，显示出明显的反帝反殖民特征。
可以作为对比的是：2011年初，反政府势力分别在利比亚和巴林发动游行。西方盟国很快支持了利比亚的反政府行动，并最终导致了卡扎菲政权的覆灭。
但在国王握有实权的巴林，先是安全部队镇压了街头的抗议者，造成多人伤亡。后来，沙特、阿联酋向巴林派驻军警，巩固了逊尼派政府。
西方媒体也认为，全球范围内的伊斯兰极端势力都得到了来自以瓦哈比派为主流的沙特的支持。
当时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的表态是：“美国不赞成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的这种武装镇压的方式，对此表示巨大的失望和遗憾。我们呼吁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保持克制，尊重巴林人民的权利，敦促巴林双方的对话，而不是破坏这一进程。”
伊拉克等地的阿拉伯复兴运动政权被外部势力颠覆后，英国、美国等西方媒体已经表示，目前在叙利亚等地的反政府武装中至少有半数极端教派的武装人员。
特别是瓦哈比派等，则希望以独立于逊尼派的姿态成为新的主要宗教派别，并以政教合一的形式“建国”。
以极端势力为主、在叙利亚战争中壮大的ISIS，在叙利亚、伊拉克等地也疯狂攻击其他教派，采取炸毁其他派别圣地的极端措施。目前多方面信息证实，在叙利亚内战中有来自中国的极端分子参与。
在自北非延伸至中国新疆的漫长空间内，以宗教名义出现的极端势力正在推行其政治企图。而这一区域内温和、正统的宗教派别，都将被其视为“阻碍”。
正如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阿吉所说，对于居住在新疆的维吾尔族来说，“没有人侵犯我们，但是现在很多‘东突’分子都是从遥远的欧洲和西亚、从黑海那边来到我们这里，以吉哈德的名义使用暴力，这是假借宗教的名义，与吉哈德的精神不相符。”
既然施暴者假宗教之名，那么宗教界中的正面力量就更为可贵，更需要发挥影响力。如同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阿吉生前每天清晨的诵经声那样，平和、中道之声，需要被更多人听到、被更多人服膺。
与此同时，新疆、特别是经济落后的南疆地区，在短短十数年内也从保守、封闭到开放，变化有之，冲击亦有之，而现代宗教观念显然尚未被普遍接受。
新世纪以来，在新疆的宗教及社会问题中，撕扯人心的已非单一的分裂势力，而是以全球性意识形态思潮存在的伊斯兰极端思想。
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像自治区领导所提出的“以现代文化对冲极端思想”，全面构筑新疆治理体系，在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阿吉这位宗教领袖去世之后，人们期待看到更加快速扎实的改变。
2014年7月30日晨，中国最大清真寺——新疆喀什艾提尕尔清真寺主持者，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阿吉遭遇暴力恐怖袭击遇难。
他是20年来第二位遭遇严重暴力恐怖袭击的新疆宗教领袖。
1996年，当时的艾提尕尔清真寺主持者阿荣汗·阿吉被恐怖分子连刺23刀，后因抢救及时幸免于难。
居玛·塔依尔遇刺前两天，喀什莎车县发生严重暴力恐怖事件，造成37名无辜民汉群众死亡。
据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通报，该暴恐团伙自2014年斋月以来，选择偏僻地点，以吃斋饭为名多次聚集，通过非法“台比力克”活动，煽动拉拢人员，进行策划准备。
所谓“台比力克”，原指一种讲经活动，是恐怖组织“伊扎布特”惯用的组织、宣传形式。在反恐白皮书等官方文件中，称之为“蛊惑、诱骗青少年和妇女加入‘伊扎布特’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主要手段。
在新疆特别是几乎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南疆维吾尔族群体中，对宗教话语权的争夺日趋激烈。
仅从近年来自治区相关部门的公报看，地下讲经点、“台比力克”等非法宗教场所的查获数量已一再增加。
同样如官方公报所述，极端宗教势力在南疆的发展，已成为引发一系列暴力恐怖事件的直接动因。
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从中亚东侵，对于宗教在新疆的角色和影响，人们经历了复杂而漫长的认识过程。
与此同时，新疆、特别是经济落后的南疆地区，在短短十数年内也从保守、封闭到开放，变化有之，冲击亦有之，而现代宗教观念显然尚未被普遍接受。
新世纪以来，在新疆的宗教及社会问题中，撕扯人心的已非单一的分裂势力，而是以全球性意识形态思潮存在的伊斯兰极端思想。
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像自治区领导所提出“以现代文化对冲极端思想”，全面构筑新疆治理体系，在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阿吉这位宗教领袖去世之后，人们期待看到更加快速扎实的改变。
平凡社区中的宗教领袖
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阿吉也是艾提尕尔清真寺的伊玛目、哈提甫。
虽然对于其名称有各种解释，但“艾提尕尔”在新疆通常指最高等级的清真寺。在新疆的和田、哈密以及和田地区的于田县，都有叫做艾提尕尔的清真寺。喀什这一座，其影响范围是整个中亚地区。
伊玛目是穆斯林礼拜的领导者，拥有“领拜”的地位。礼拜时任何人都不能先于伊玛目鞠躬、抬头，等等。
一个经常被提起的情节是，艾提尕尔清真寺的伊玛目每天清晨都要到清真寺，向整个喀什诵咏经文，召唤信众从睡梦中醒来，进行祈祷。
哈提甫是讲经人，负责传授《古兰经》和解答人们的疑惑。
而大毛拉，除了敬称，具有领导者、主持者的意味。阿吉则是对德高望重、知识渊博者的称呼。
总之，居玛·塔依尔是全疆乃至全中国穆斯林中最有声望和影响力的宗教人士之一。
但是第一次见到他的人也许会有点失望：他从外表看来，并不是那种拥有唤醒城市力量的人——身形瘦削，就像大病初愈。加上显而易见的眼疾，和喀什街头最常见的维吾尔族老人似乎并无区别。
新疆伊斯兰教协会常务副会长科然摩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大毛拉是德高望重、宗教学识非常渊博的人，众所公认，他也是一位谦虚、简朴而清廉的人。
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阿吉的日常生活，与人们想象中的宗教领袖截然不同。
2010年夏，“7·5”事件一年之际，本刊记者在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阿吉的家中采访了他。
大毛拉的家在距离艾提尕尔清真寺几公里外的一个普通社区里。社区临近公路的地方有一所外墙崭新的中型清真寺。在主持艾提尕尔清真寺之前，他就负责这所寺院。
和当时喀什的大多数社区一样，大毛拉居住的社区里还都是土路，路边可见散落的垃圾。众多高矮不等的二层小楼中的一座，就是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阿吉的住所，木制的门窗框油漆斑驳。
按照大多数维吾尔族住所惯有的陈设方式，院子里靠窗摆着一张木床，有些邋遢的小孙子好奇地看着访客，转瞬又开始专注于床头的雕花——它似乎是整个院内最奢侈的装饰。
除了墙上挂着的大幅地毯——明显没有大巴扎上售卖的那些精美——大毛拉一楼待客的房间里没有任何饰物和家电。
他和访客就在有些起电的化纤地毯上谈话。
在所有公开场合，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阿吉都头戴色兰，身着条纹袷袢。
色兰是包头的头巾，这个发音也是伊斯兰教的礼仪用语：祝您平安。这句祝福，从宗教的角度来说并非仅仅意味着一般的幸运和安全，而是来自穆斯林信徒之于和平的期待。或者说，它是蕴含于和平之下的平安。
袷袢是一种无领对开长衫，是最传统的维吾尔族长者的服装。
不过，大毛拉的想法并非如他的穿着这样保守。他说：《古兰经》上有1200多条关于穆罕默德时代社会生活的教导，但这位先知“并没有要求后人们一定要回到他的时代，像他一样生活”。
他举例说：《古兰经》里说，真主为人们征服了太阳、月亮、土地、海洋等许多资源，但如何利用却要看我们自己。 大毛拉说，现在有人反对发展，要回到过去的社会，这是被别人利用的。“假借宗教的名义，要使新疆回到过去的时代，想拖延新疆的发展。而且，贫穷落后可以让他们更容易影响其他人。”
“他们既不能代表伊斯兰教，也不能代表新疆人民。”大毛拉告诉本刊记者。
科然摩评价他“思路清晰，是一个很开明的人”。
平和者和他热爱的宗教
“7·5”事件后，新疆不同民族、信仰的民众之间，疆内外民众之间，就民族和宗教问题产生了极大误解。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阿吉为此深深忧虑。
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他就热点问题一一回应，没有任何回避甚至犹豫。
对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与暴力之间的关系，他说，即使在圣地麦加，也有佛教徒、基督教徒等非穆斯林，“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古兰经》上从来没有讲要把他们赶走。”而在《古兰经》等伊斯兰教经典上，也从来没有关于暴力和武力传教的主张。
对于伊斯兰教的“圣战”问题，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阿吉说，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创建穆斯林社会时受到武力进攻，他才带领穆斯林反抗。穆罕默德还指示信徒说：“你们为主道而抵抗进攻你们的人，你们不要过分，因为真主必定不喜爱过分者。”
大毛拉表示，穆斯林有五种基本功课“念、礼、斋、课、朝”，就是“五功”，有人说应该加上“圣战”是“六功”，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情。
每次回答后，他都会静静地等待下一个提问，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大毛拉一直从容地辨析着很多关于伊斯兰教的误读、曲解。
他称，当前新疆伊斯兰教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被人利用而引起误解。
谈话至此，他的肢体动作明显强烈，特别是讲到南疆的困境。他说，贫穷使人变得脆弱，于是就容易受别人影响。
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阿吉一直致力于向穆斯林阐述“正道”。而这也是艾提尕尔清真寺几任主持者一直坚持的“正行”，即使为此付出鲜血与生命的代价。
1996年5月12日凌晨，当时的艾提尕尔清真寺主持者，同样身为伊玛目、哈提甫的阿荣汗·阿吉，与儿子在前往艾提尕尔清真寺做礼拜的路上，遭遇“伊斯兰反对党”成员袭击，身中20余刀，因救治及时幸免于难。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司马义·铁力瓦尔地后来对媒体说，被捕的恐怖分子供认，袭击阿荣汗·阿吉，就是因为他在艾提尕尔清真寺说，伊斯兰教是一个和平的宗教。
公开报道曾讲述：一位境外穆斯林要求在艾提尕尔清真寺做领拜，阿荣汗·阿吉“柔中带刚”地说，根据政策外国人不得干预中国的宗教事务，“我也曾去过你们的国家，你们同样不允许我在你们国家领拜。”
遇袭之后，阿荣汗·阿吉的身体状况已经很难领导信众，他的继任者是沙迪克·卡热·阿吉，再之后的继任者是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阿吉。
2014年8月1日，出席新疆宗教界声讨“7·30”暴恐事件座谈会的艾提尕尔清真寺副哈提甫阿布都卡德尔·沙吾提说，在大毛拉的生活中，不时会受到来自宗教极端分子的威胁，在宗教极端分子眼里，大毛拉无疑是他们制造恐怖活动的“最大障碍”。
在归真前，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阿吉一直在与极端宗教势力对抗，争取维吾尔族年轻人站到爱国爱教的旗帜下。
正道者和他爱护的年轻人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唁电中称：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阿吉是“捍卫伊斯兰正道的烈士”。而在友人看来，他“旗帜鲜明，立场坚定”。
“不管何时何地，大毛拉在传扬伊斯兰教教义的同时，不忘引导广大信教群众爱国爱教。特别是对年轻一代，大毛拉付出了很多的努力。”阿布都卡德尔·沙吾提说，大毛拉在讲经解经时花费更多精力让年轻人树立正信、明辨是非。
“就在他遇害的当天，我们在清真寺做完礼拜后，大毛拉还在向身边的年轻人传扬正信，让他们要远离邪恶，不要受坏人的影响。可没想到，却在回家途中惨遭毒手……”
大毛拉曾多次对副哈提甫说，有一天或许他会死在暴恐分子手上，但是他丝毫不害怕，因为他从未做过恶事。
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阿吉曾多次于重要节点在中央电视台等官方媒体上谴责暴力恐怖活动。在简短的“表态”背后，是他对于新疆问题更深层次的认识和思考。
作为南疆最有声望的宗教领袖，“很多群众会向我讲他们生活的烦恼。”在2010年的那次专访中，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阿吉对本刊记者说，他在内地游历后发现，新疆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维吾尔族群众不太愿意念书，义务教育结束后就去挣钱，文化水平高的人不多。而内地“利用科学技术的情况要比新疆好得多，群众对知识的重视程度也比我们高得多”。
他举例说，新疆维吾尔族孩子初中升高中的比例不到30%，高中上大学的比例不到10%。
贫穷与知识水平落后形成恶性循环。
比如教育落后特别是“双语”教育滞后，汉语不好的维吾尔族青年在参加公务员考试中“就会觉得与汉族有差别”。
他以“7·5”事件为例：由于大量维吾尔族青年辍学后无法外出就业，滞留在农村无所事事，“一些坏分子就用利益把他们吸引到乌鲁木齐，给他们钱，让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再给他们买火车票第二天回喀什。”
新疆境内爱国爱教人士与外来极端教派争夺青年人的斗争，已非一日。
主流伊斯兰教派别主张“中正之道”、追求和平，其基本教义中有大量坚守中道、反对极端的思想。
如《古兰经》中说：“我这样以你们为中正的民族，以便你们作证世人，而使者作证你们。”又如，“最优美的事是中正之事。”“你们谨防宗教上的过激，你们之前的民族就因为宗教上的过激而灭亡。”
自清末开始，新疆境内的伊斯兰教就以逊尼派为主流，目前形成了哈乃斐教法学派为主，有部分什叶派、苏菲派等信众。 哈乃斐教法学派提倡灵活、宽容。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阿吉说，由此上溯的上千年里，新疆的维吾尔族穆斯林都可以穿自己喜爱的衣服。
然而从上世纪80年代起，其所代表的正统派正受到外来教派的强烈挑战，后者要求女人必须穿黑衣、蒙脸、不能工作，男人不能歌舞。
由此，新疆被全球伊斯兰极端思潮渗入，也成为自北非、中东、阿富汗、中亚向东“圣战”链条中的一环。
“正道”需要年轻继承者
伊斯兰世界最大的两个派别是逊尼派和什叶派。
什叶派认为穆罕默德之后选举的三任哈里发都是非法的，只有来自穆罕默德族裔的第四任哈里发及其后代才是伊斯兰世界的领导者。
20世纪中后期，什叶派原教旨主义在伊朗革命成功，建立了第一个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指导下的国家政权。
伊斯兰复兴运动总的思想倾向是主张正本清源、返朴归真，净化信仰、消除异教徒，按照纯正伊斯兰教义来规范言行，并以此解决现实中遇到的各种社会问题。
不过也有声音认为，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与其说是宗教运动，不如说是一场含有宗教意义的政治运动。
它的目标是建立神职人员占统治地位的伊斯兰教政权，但又不是恢复传统的哈里发制度，更不要求完全打破现代社会的基础。
按照东西方学界通行的一种分析，伊朗革命之后，伊斯兰教以一种独立于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之外的意识形态登上历史舞台。
很快，美国利用就伊斯兰复兴运动中的原教旨主义团体和保守派别在阿富汗对抗苏联，并由此形成了巴基斯坦西北部与阿富汗之间的“圣战”地带。
1983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在白宫接见了来自阿富汗的“圣战者”。至今，估计仍有阿富汗战争时美国支援的数亿美元资金和武器沉淀在这一地区，使其成为塔利班等极端宗教势力的根据地。
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逐步伊斯兰化，中亚的伊斯兰极端思潮渗入新疆，迅速发展信众。
如作为逊尼派一支的瓦哈比派出现于18世纪中叶，几乎是整个伊斯兰世界最保守的派别。为了抵制偶像崇拜，它甚至捣毁过穆罕默德陵墓。
瓦哈比派最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传入新疆，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宗教改革”的名义大肆攻击正统派宗教人士、吸收信众。
号称新疆暴恐势力鼻祖的阿不力克木·买合苏木就属于这一派别，并培养了所谓的“八百弟子”，他们后来大多成为新疆暴恐组织的骨干。作为新疆第一个恐怖组织“东突伊斯兰党”的创始人，阿不力克木·买合苏木也一直以改革派宗教人士的面目出现。
另一个例子是中国人熟悉的“伊扎布特”——即所谓伊斯兰解放党。这个1952年成立于耶路撒冷的极端组织最初以讲经的形式在约旦各清真寺吸纳成员、宣传极端思想，最终被约旦政府禁止。
它后来在中东多国发动叛乱未果，但是在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中得到壮大。到90年代进入新疆时，曾自称是逊尼、什叶派等之外的“世界伊斯兰教的第五大教派”。但其纲领明确说，要把伊斯兰教鼎盛时期的势力范围组成一个国家，这仍是要打破已有国家体系，建立政教合一的新政权，即伊斯兰教的政治化。
新疆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晓霞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到1990年巴仁乡反革命暴乱后，自治区政府负责人即发现外来教派的挑战。
“与传统教派不同，接受该观点的人以‘安拉独大’反对现实政府，以鼓吹‘圣战’煽动分裂活动，以宗教派别之争掩盖夺取政权的目的。但政府相关部门对其与非法宗教活动、与宗教极端势力关系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渐深入和清晰的过程。”她说。
而根据回忆文章，一直到阿荣汗·阿吉遇刺，仍有不少当地领导干部认为此事源自简单的教派冲突。
其实，阿荣汗·阿吉一直非常重视正统教派的接班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后成长起来的教职人员当时要么去世、要么因身体原因难以胜任。
阿荣汗·阿吉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要有意识地培养爱国爱教的年轻一代教职人员，解决很多宗教场所人员空白、不能满足群众信仰需求的情况。
1994年前后，他曾多次提出正确对待宗教问题、培养宗教接班人的建议。因此，中央最终决定拨款500万元人民币在喀什建设经文学校。
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阿吉向本刊证实了阿荣汗·阿吉对于“正道”建设的努力。他说，正是在阿荣汗·阿吉担任艾提尕尔清真寺主持者时，很多干部对于伊斯兰教的误解有所改观。
平和中道之声需被更多人服膺
在新疆，有关宗教的争论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宗教问题。
伊斯兰教进入前，佛教在新疆占有绝对优势。可以作为证据的是唐玄奘《大唐西域记》所记载的该地诸多佛教寺庙。
9世纪中后期统治新疆西部的喀喇汗国王子萨图克·布拉格汗信仰伊斯兰教的苏菲派——由苦修渐变为神秘主义，在世界各地有诸多互无关系的教团。
他借用中亚伊斯兰教势力推翻了执政、信奉萨满教的叔父，成为新疆历史上第一位信仰伊斯兰教的地方政权首领。之后，伊斯兰政权控制了喀什至和田的南疆地区。
伊斯兰教在新疆的第二次传播始自14世纪前叶。当时东察合台汗国可汗秃黑鲁帖木儿为了摆脱信奉佛教、基督教等部落首领控制，成为新疆地区第一位接受伊斯兰教的蒙古可汗。
1645年起，源头为兄弟的两个苏菲派教团——也就是后来被称为“白山派”、“黑山派”的两个教派，在推进政教合一政权的进程中激烈斗争，多次发生上千人的屠杀事件。
失势的派别又成为外国势力进入新疆的先导，里应外合引发叛乱。最终到19世纪上半期，清朝军队彻底击败当地政教合一的政权力量，此后大量苏菲派信徒改信逊尼派，后者也逐渐成为新疆乃至中国主流的伊斯兰教派。
事实上，瓦哈比等极端教派也是那之后第一批在中国引发大规模政治问题的伊斯兰教派。 新疆问题权威专家、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中心理事长厉生此前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9·11”事件后，伊斯兰极端教派一度被美国重点打击，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平衡”作用，美国的态度始终非常暧昧。
最近的这种特殊“平衡”，则是极端宗教势力对世俗政权为主的多个阿拉伯国家发动攻击。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与伊斯兰复兴运动并行的是以阿拉伯民族独立、解放为目标的阿拉伯民族复兴运动——“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泛阿拉伯统一论的、非伊斯兰教逊尼派原教旨主义的阿拉伯民族复兴社会主义”。
其党派在伊拉克、埃及、叙利亚、利比亚等国家都取得执政地位，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宗教势力占主导的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相比，显示出明显的反帝反殖民特征。
可以作为对比的是：2011年初，反政府势力分别在利比亚和巴林发动游行。西方盟国很快支持了利比亚的反政府行动，并最终导致了卡扎菲政权的覆灭。
但在国王握有实权的巴林，先是安全部队镇压了街头的抗议者，造成多人伤亡。后来，沙特、阿联酋向巴林派驻军警，巩固了逊尼派政府。
西方媒体也认为，全球范围内的伊斯兰极端势力都得到了来自以瓦哈比派为主流的沙特的支持。
当时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的表态是：“美国不赞成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的这种武装镇压的方式，对此表示巨大的失望和遗憾。我们呼吁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保持克制，尊重巴林人民的权利，敦促巴林双方的对话，而不是破坏这一进程。”
伊拉克等地的阿拉伯复兴运动政权被外部势力颠覆后，英国、美国等西方媒体已经表示，目前在叙利亚等地的反政府武装中至少有半数极端教派的武装人员。
特别是瓦哈比派等，则希望以独立于逊尼派的姿态成为新的主要宗教派别，并以政教合一的形式“建国”。
以极端势力为主、在叙利亚战争中壮大的ISIS，在叙利亚、伊拉克等地也疯狂攻击其他教派，采取炸毁其他派别圣地的极端措施。目前多方面信息证实，在叙利亚内战中有来自中国的极端分子参与。
在自北非延伸至中国新疆的漫长空间内，以宗教名义出现的极端势力正在推行其政治企图。而这一区域内温和、正统的宗教派别，都将被其视为“阻碍”。
正如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阿吉所说，对于居住在新疆的维吾尔族来说，“没有人侵犯我们，但是现在很多‘东突’分子都是从遥远的欧洲和西亚、从黑海那边来到我们这里，以吉哈德的名义使用暴力，这是假借宗教的名义，与吉哈德的精神不相符。”
既然施暴者假宗教之名，那么宗教界中的正面力量就更为可贵，更需要发挥影响力。如同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阿吉生前每天清晨的诵经声那样，平和、中道之声，需要被更多人听到、被更多人服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