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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07)02-0013-05
一、德国大学排行榜及其分类发展
由于所治专业领域的关系，对德国大学之发展向来关心。与德国学者交流之际，总不忘在闲暇时追问：洪堡精神今何如?答案似乎总是让我失望。在他们眼中，这似乎已是过分“高雅”乃至“不合时宜”的话题。“落花流水春去也”，昔日曾经让世人无比振奋的德国大学，今日竟如此“花果飘零”，让有识者无不辛酸感慨。
如今读到德国精英大学的评选结果，既在思考之外，又在意料之中。今人论说大学，美则哈佛、耶鲁，英则牛津、剑桥，日有东京、京都，中有北大、清华，惟论及欧陆大学，似乎无法以偏概全。尤其是德、法两国传统均颇相径庭，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在法国，最精英的大学不是所谓的巴黎诸大(1-13大)，而是大学校中的巴黎高师、巴黎理工等等；在德国，则各大学轩轾并立，难有鹤立鸡群者。而如今德国联邦教育部欲以庞大经费支持所谓精英大学之发展，殊不知是对美国亦步亦趋，而将其民族传统之精粹而弃之殆尽。
这并不就是说德国大学史上就没有领袖群伦的一流大学，在我看来，18世纪的哥廷根，19世纪的柏林，都曾起到这样的功用。可问题在于，这一传统，进入20世纪下半叶后为何就嘎然而止了呢?其中难道真有奥义存焉?柏林大学学术地位的衰落，与政治环境密切相应，纳粹的种族政策，使得德国学术迅速跌宕；而1945年后，洪堡大学与自由大学的分立，更使得柏林大学的传统一分为二，难得延续昔日的辉煌的局面。20世纪的德国，缺乏这样领袖群伦的大学，尤其是在柏林大学“无可奈何花落去”之后，现在的形势，多少有些“双峰并峙”的趋势，洪堡大学与自由大学，究竟会谱写怎样的大学史篇章，尚要拭目以待。在近来的德国精英大学评比中，两者一下一上，似乎略见端倪。
这份德国大学的名单，由德国科学评议会(Wissenschaftsrat)与德意志研究会(DFG)联手进行的评选，也不妨看作德国当代大学排名的一种相对权威版本。人选大学共十所，亦可看作德国大学的前十名，如果相对淡化其排序，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三类大学，即古典大学、工业大学、新兴大学。前者包括了全部三座德国古典大学城：海德堡、弗莱堡、图宾根。工大类型是德国的特色：亚琛工大、慕尼黑工大、卡尔斯鲁尔工大榜上有名。糟糕的是，赫赫有名的柏林工大却名落孙山。新兴大学则为：不莱梅大学、柏林自由大学、维茨堡大学、慕尼黑大学。
结果出来后，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2100万欧元的资助额度固然具有极大诱惑力，精英大学的名分更为其带来意想不到的声誉。作为新兴大学代表的不莱梅大学是一所非常有趣的大学，其校长固然对此始料未及，政客则以“巨大成功”褒扬之(市教育委员Willi Lemke语)。巴州占有两席，也就难怪科学部长将其归功为州科研政策的成功了。
落选的大学中，包括一向自居于柏林大学正统的柏林洪堡大学，其校长马克西斯(Christoph Mark-schies)将此次落选视作对本校的严重警告；莱比锡大学亦是历史名校，歌德曾在此求学，而且该校还培养出多名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精英人物，包括以改革北大而确立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基础的蔡元培，还有辜鸿铭、林语堂、周培源等人。其常务副校长施莱格尔(Martin Schlegel)虽然表示不会气馁，但失望之情仍一览无余。但这些大学有一共性，即都是原东德大学。实际上这也反映出德国统一后，原东德地区发展的一个标志，至少它们都未能达到规模宏大、传统悠久、基础设施发达等评价标准。
单纯以原东德地区作为评价标准的话，未免过于强化了政治色彩。实际上过于强调规模性，也是此次评选的一个视野误区。曼海姆大学校长阿恩特(Hans-Wolfgang Arndt)即对此表示遗憾：“只有大型大学的未来方案，而没有小型大学的入选可能。”应该说这一批评是相当到位的，而且涉及到大学理念问题。即便以美国大学的发展为例，像加州理工这样的小型精英大学，也始终名列前茅。
虽然各界人士反映不一，但并不妨碍其结果的“权威有效”。巨额资助纳入囊中是一方面，由此产生的巨大社会效应更不容忽视。但在这样一种“指标衡量”的背景下，我们要追问的是，如此做法，真的就能带来本国大学的世界地位上升?或者，再进一步追问的是，政府究竟应在大学发展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国家与大学之间，究竟该是怎样的关系?世界究竟需要的是划一的规则，还是多元的特色?
二、模仿与创造：19世纪的美人留德与21世纪的德国效美
在欧洲大学史上(甚至在世界范围内)，德国大学相对处于后来居上的地位。之所以能如此，乃在于其特色鲜明，始终带有其强烈的“德意志烙印”。这一点，尤其以19世纪柏林大学的建立而标示世界。如果说1930年代的纳粹上台，对德国大学与学术发展是致命一击，因为其驱逐学人之种族主义标准实在不值一驳，而如爱因斯坦等犹太人正是第一流的科学家；可1950年代以来，德国大学对美国大学与学术的亦步亦趋，同样深值反省。表面看来，前者荒唐可笑，后者则名正言顺。但究其实质，德国大学同样失去了其“传统根基”。漂浮无根，恐怕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德国大学史上最值得总结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将随着欧盟统一学制的建立而日益凸显。
必须指出是，在1990年代之后，德国统一并没有确立起德国人要走自己的道路的决心，我指的是“文化思想”领域，而非“政治军事”上的“德国的欧洲”(Deutschlands Europa)还是“欧洲的德国”(Euro-pas Deutschland)的争论。如此立论，并非是说知识精英如哈贝马斯等人没有自己的全盘思考，而是指德国作为一个原本极具独立品格概念的文明国度，而逐渐丧失其立足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英雄造时势，时势更造英雄。我们虽然为哈贝马斯这样的坚持启蒙立场的日耳曼精英而感动，但现代性在当代的发展，真的让人徒唤奈何?或许，这真的是一个不需要英雄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福柯将尼采的“上帝已死”推演到“凡人已死”，或许真的不无道理。当代的德国，与吾辈理念中的“德国概念”相去日远，与古典时代更是天壤有别。
我们要追问的是，“德国人失去自信力了吗?”
我们更想问的或许还是，“除了美国道路，这世界是否也允许每个有传统与自信的国家，走出自己的道路?”
德国人评选精英大学，乃至顶级科研中心、研究生院的措施，实际上也都是建设“一流大学”、争取国际竞争力的思路。由是观之，中国之将“一流大学”时时放在口边，原非特立独行之举。世界范围的“仿美潮流”，原是大势所趋。可问题在于，潮流所向，便是对的吗?便是真理吗?如果不是，怎么办?
精英大学，究竟意味着什么?精英大学的标准，究竟又是以什么样的尺度来确认?更重要的，或许还应是客观的历史沉淀。当然，西方的大学评比或排行，其尺度相对公正一些。大学校长都是很有身 份的学者，大致不会在官员面前太过“丢份”。至少不会有如此鲜明的所谓“跑步(部)前(钱)进”的“中国特色”。即便如此，当代的西方大学仍少让人感觉到昔日的“风骨俨然”。这或许仍是与民族传统与精神底气有关。且举两例。
日本民族，向来是个“认赌服输”的角色，它服膺强者，所以当年德国人强盛时，它以第二帝国为师；后来美国人将它打趴下了，它又“以美为师”。事实上，它也取得了相当“快餐式”的成功，因为无论是当年的“崛起环岛，称霸东亚”；还是二战后的经济腾飞，都说明日本人学先进还是有一套的。但日本人是最优秀的“摹仿者”，但决不是成功的“创造者”。而问题恰恰在于，人类文明的演进最需要的是“创造者”，而非“摹仿者”。法国是唯一的“逆潮流而动者”，当今世界对美国的对抗，如有最坚定者，当属法国人，尤其是在文化、思想层面的长驱直入，简直是势不可挡，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创造者”，虽然创造出来的成果未必没有“疵瑕”乃至“问题”。尽管他们的学者也在抱怨美国影响的无孔不入，譬如说计量考核制度。可无论如何，从普遍意义上看，法国人是在坚守自己的传统并进行了“转化性之创造”的。这一点或许正可以看作20世纪下半期以来德、法思想消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的学者在慨叹“世间已无蔡元培”，何止是蔡元培而已，如罗兰、洪堡、纽曼等象征着法、德、英等国大学理念的宏伟身影，也都陆续淡逝在历史的隧道之中。
美国的魔力，竟是如此不可阻挡。不仅是在政治领域的“霸权话语”，而且也还表现为文化层面的“席卷效应”。当前几年由留美学者主导的北大体制改革“无疾而终”时，真的暗自庆幸中国大学发展的“一息尚存”。可当世界范围内现代大学的肇创者的母国，德国人也终究以官方和大学的联手姿态对美国大学运营模式“引为模范”时，心头竟然是一阵惘然，难道真的是“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一百年”，现在竟轮到老师来拜学生为师了。
是啊，历史事实不容抹杀，虽然“美国直到187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按照柏林大学模式创立后，才真正拥有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可谁能料到“冰出于水而寒于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美国大学教育虽受德国影响，但却后来居上，“到1900年为止，横渡大西洋到欧洲伟大的学术研究中心，主要是德国的大学留学的差不多一万名美国学者，坚定地服膺于学术研究和以科研为基础的教学和学习的思想回到美国。”这一国际教育交流史上的划时代事件促使美国发生学术革命，并在1930年代后迅速崛起并取代德国成为世界高教与科研中心。
确实，洪堡的柏林大学改革，一举奠立下现代大学的基础、确立了现代大学的范式，长期被视作“体现德国理想主义的大理石雕像”。即便在德国本土，洪堡型的大学已濒临绝迹时，那些美国顶尖大学的代表人物仍然承认自己是洪堡的继承人，并将西方大学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归功于洪堡。由此可见洪堡在人类教育史上产生的影响真可谓是延绵不绝。
可这种事实，并不能使得务实的德国人，尤其是政府“高卧酣睡”。毕竟，洪堡属于历史，在各类世界大学排行榜中美国人几乎包圆名单前列，而德国大学则绝对无法接近前十。故此，由德国政府所主导的“美国化历程”无可阻挡，2006年10月13日，德国联邦政府的一个专家委员会在波恩宣布，卡尔斯鲁尔大学、慕尼黑大学及慕尼黑理工大学三所新精英大学(或称“日耳曼常青藤大学联盟”)在今后五年中将获得联邦政府1.2亿欧元的重点资助。这一指挥棒的落实，将使得当代德国大学无可奈何地“与狼共舞”，平等均衡发展的格局将让位于竞争求利的原则。问题在于，德国人曾经拥有的辉煌与骄傲，将随着美国原则的凸显而重新归来吗?而美国大学所取得的现世声名，真的就是现代大学的经典模式?
三、时代命题与洪堡遗产的当代意义
美国固然有其长处，这点不必否认；其大学理念在教学、科研之外，另加社会服务功能，确实独树一帜。但如此是否就可全盘照搬，甚至引为典范?这是需要仔细斟酌的。中国现代大学的建设过程可以说明此点，贯穿20世纪整个进程的，基本上是“以美为师”，除了1950-70年代特殊的“一边倒”政治背景下的“苏联模式”外，基本就是美国大学的一统天下(或至少是主导性话语)。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德、法等国的自乱阵脚，对自身的大学传统逐渐信心渐去，“一体化”的思路日益彰显。这似乎更加坚定了留美学人“以美为师”的论据与信心。而德国排行榜单的出现，意味着现代大学的洪堡模式几乎被彻底废弃(至少是精神上的)，德国人再也不用坚守洪堡的理念，这似乎也为当代中国甚嚣尘上的“仿美改制”提供了很好的样板。而我恰恰认为，这是必须极度警醒的，也是与现代大学理念的多元性是格格不入的。
不是说不要学习美国，而是应当强调本民族文化的传统与个性。中国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经验，那时对传统文化的“过犹不及”可以理解，但决不值得重复。以这样的眼光来看，欧盟一方面在强调自身的积极影响力和独立性，一方面却又在教育制度层面对美国亦步亦趋，这是殊不可解之事，说到底欧洲建设的根本问题，应当构建起属于自己的“文化核心”要义，这其中自然就包括学术／教育等基本规制。此物貌似空洞，但却最为有力，历史证明，各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极为重要。而对德国来说，洪堡的现代大学理念当得“千金不易”!
洪堡大学思想的核心最概括地说，有两点至为关键，一谓“由学术而达致修养”(Bildung durchWissenschaft)；一谓“寂寞与自由”(Einsamkeit und Freiheit)。前者之意义在于强调学术的尊严和独立，并将其与人本身的修养形成联系起来，这就使得貌似“海市蜃楼”的纯学术不是“无本之木”；后者之意义则充分显示出作为学术共同体成员的学者(无论教师或学生)，还是作为社会共同体成员的大学，都必须自律和自立。当然，洪堡最重要的身份，是国家机器的高层管理者(普鲁士教育司长)，可贵则在于，作为教育官僚，他能在制度建构上予现代大学以充分之保证。在他看来：国家“不应就其利益直接相关者要求大学，而应抱定以下信念：大学倘若实现自身目标，那也就实现了、并且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国家的目标，而这样的收效和影响的广大，远非国家之力所能及”。
可这些理念，大半与今日甚嚣尘上的美国式大学思维相去甚远，而不免落个“过于蹈空”的讥评。试问，当大学从校长到教授乃至学生，都津津以排名做目标，以经费为肥饵，如何保持寂寞?如何获得自由?而当政府以经济杠杆的手段，将一种运作规则以经济／政治双重压力摆放在大学人面前，虽然表面上大家还有“选择的自由”，但实际上留出选择的空间已经是极为有限。这情形，与当代中国大学里各类美式的“考核标准”或许不无异曲同工之效?至于说“由学术达致修养”，则多半是梦呓了罢!
如此，由德国的精英大学榜单扯开的话题未免略有些远了。但无论如何，面对欧盟统一学制(三、五、八)正以一种“标准尺度”吞噬着各具特色的欧洲大学的事实，德国上下近乎一致地准备融入此制度(放弃原有德国大学传统)，而法国人却不会将他们卓有特色的大学校丢开。这样的抉择，或许能见其效果于一时，但不太可能谋其功业于长远。也或许，只是我杞人忧天!
总体来说，大学排行始终是一个招人眼球的话题，德国精英大学的升降也不会因此而结束，虽然在吾辈眼中，始终有一个洪堡时代的柏林大学作为标尺，但彼德国已非此德国。昔日残破的普鲁士邦所透露出的精英风采，与今日貌似辉煌的统一德国的气象，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不由想起了杜牧的《阿房宫赋》：“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我也模仿一段：“呜呼!毁德国者，德国也，非他也。使德国自珍其传统，则足以拒美，则递数世可至万世而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谁得而族灭也?德人不暇自哀，而外人哀之；外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外人复哀外人也。”涌上心头的，竟是这样几句残诗：
故人洪堡已西游，精英大学战未休。
昔贤既乘黄鹤去，德邦空余大学楼?
(责任编辑：谢 闽)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07)02-0013-05
一、德国大学排行榜及其分类发展
由于所治专业领域的关系，对德国大学之发展向来关心。与德国学者交流之际，总不忘在闲暇时追问：洪堡精神今何如?答案似乎总是让我失望。在他们眼中，这似乎已是过分“高雅”乃至“不合时宜”的话题。“落花流水春去也”，昔日曾经让世人无比振奋的德国大学，今日竟如此“花果飘零”，让有识者无不辛酸感慨。
如今读到德国精英大学的评选结果，既在思考之外，又在意料之中。今人论说大学，美则哈佛、耶鲁，英则牛津、剑桥，日有东京、京都，中有北大、清华，惟论及欧陆大学，似乎无法以偏概全。尤其是德、法两国传统均颇相径庭，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在法国，最精英的大学不是所谓的巴黎诸大(1-13大)，而是大学校中的巴黎高师、巴黎理工等等；在德国，则各大学轩轾并立，难有鹤立鸡群者。而如今德国联邦教育部欲以庞大经费支持所谓精英大学之发展，殊不知是对美国亦步亦趋，而将其民族传统之精粹而弃之殆尽。
这并不就是说德国大学史上就没有领袖群伦的一流大学，在我看来，18世纪的哥廷根，19世纪的柏林，都曾起到这样的功用。可问题在于，这一传统，进入20世纪下半叶后为何就嘎然而止了呢?其中难道真有奥义存焉?柏林大学学术地位的衰落，与政治环境密切相应，纳粹的种族政策，使得德国学术迅速跌宕；而1945年后，洪堡大学与自由大学的分立，更使得柏林大学的传统一分为二，难得延续昔日的辉煌的局面。20世纪的德国，缺乏这样领袖群伦的大学，尤其是在柏林大学“无可奈何花落去”之后，现在的形势，多少有些“双峰并峙”的趋势，洪堡大学与自由大学，究竟会谱写怎样的大学史篇章，尚要拭目以待。在近来的德国精英大学评比中，两者一下一上，似乎略见端倪。
这份德国大学的名单，由德国科学评议会(Wissenschaftsrat)与德意志研究会(DFG)联手进行的评选，也不妨看作德国当代大学排名的一种相对权威版本。人选大学共十所，亦可看作德国大学的前十名，如果相对淡化其排序，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三类大学，即古典大学、工业大学、新兴大学。前者包括了全部三座德国古典大学城：海德堡、弗莱堡、图宾根。工大类型是德国的特色：亚琛工大、慕尼黑工大、卡尔斯鲁尔工大榜上有名。糟糕的是，赫赫有名的柏林工大却名落孙山。新兴大学则为：不莱梅大学、柏林自由大学、维茨堡大学、慕尼黑大学。
结果出来后，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2100万欧元的资助额度固然具有极大诱惑力，精英大学的名分更为其带来意想不到的声誉。作为新兴大学代表的不莱梅大学是一所非常有趣的大学，其校长固然对此始料未及，政客则以“巨大成功”褒扬之(市教育委员Willi Lemke语)。巴州占有两席，也就难怪科学部长将其归功为州科研政策的成功了。
落选的大学中，包括一向自居于柏林大学正统的柏林洪堡大学，其校长马克西斯(Christoph Mark-schies)将此次落选视作对本校的严重警告；莱比锡大学亦是历史名校，歌德曾在此求学，而且该校还培养出多名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精英人物，包括以改革北大而确立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基础的蔡元培，还有辜鸿铭、林语堂、周培源等人。其常务副校长施莱格尔(Martin Schlegel)虽然表示不会气馁，但失望之情仍一览无余。但这些大学有一共性，即都是原东德大学。实际上这也反映出德国统一后，原东德地区发展的一个标志，至少它们都未能达到规模宏大、传统悠久、基础设施发达等评价标准。
单纯以原东德地区作为评价标准的话，未免过于强化了政治色彩。实际上过于强调规模性，也是此次评选的一个视野误区。曼海姆大学校长阿恩特(Hans-Wolfgang Arndt)即对此表示遗憾：“只有大型大学的未来方案，而没有小型大学的入选可能。”应该说这一批评是相当到位的，而且涉及到大学理念问题。即便以美国大学的发展为例，像加州理工这样的小型精英大学，也始终名列前茅。
虽然各界人士反映不一，但并不妨碍其结果的“权威有效”。巨额资助纳入囊中是一方面，由此产生的巨大社会效应更不容忽视。但在这样一种“指标衡量”的背景下，我们要追问的是，如此做法，真的就能带来本国大学的世界地位上升?或者，再进一步追问的是，政府究竟应在大学发展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国家与大学之间，究竟该是怎样的关系?世界究竟需要的是划一的规则，还是多元的特色?
二、模仿与创造：19世纪的美人留德与21世纪的德国效美
在欧洲大学史上(甚至在世界范围内)，德国大学相对处于后来居上的地位。之所以能如此，乃在于其特色鲜明，始终带有其强烈的“德意志烙印”。这一点，尤其以19世纪柏林大学的建立而标示世界。如果说1930年代的纳粹上台，对德国大学与学术发展是致命一击，因为其驱逐学人之种族主义标准实在不值一驳，而如爱因斯坦等犹太人正是第一流的科学家；可1950年代以来，德国大学对美国大学与学术的亦步亦趋，同样深值反省。表面看来，前者荒唐可笑，后者则名正言顺。但究其实质，德国大学同样失去了其“传统根基”。漂浮无根，恐怕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德国大学史上最值得总结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将随着欧盟统一学制的建立而日益凸显。
必须指出是，在1990年代之后，德国统一并没有确立起德国人要走自己的道路的决心，我指的是“文化思想”领域，而非“政治军事”上的“德国的欧洲”(Deutschlands Europa)还是“欧洲的德国”(Euro-pas Deutschland)的争论。如此立论，并非是说知识精英如哈贝马斯等人没有自己的全盘思考，而是指德国作为一个原本极具独立品格概念的文明国度，而逐渐丧失其立足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英雄造时势，时势更造英雄。我们虽然为哈贝马斯这样的坚持启蒙立场的日耳曼精英而感动，但现代性在当代的发展，真的让人徒唤奈何?或许，这真的是一个不需要英雄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福柯将尼采的“上帝已死”推演到“凡人已死”，或许真的不无道理。当代的德国，与吾辈理念中的“德国概念”相去日远，与古典时代更是天壤有别。
我们要追问的是，“德国人失去自信力了吗?”
我们更想问的或许还是，“除了美国道路，这世界是否也允许每个有传统与自信的国家，走出自己的道路?”
德国人评选精英大学，乃至顶级科研中心、研究生院的措施，实际上也都是建设“一流大学”、争取国际竞争力的思路。由是观之，中国之将“一流大学”时时放在口边，原非特立独行之举。世界范围的“仿美潮流”，原是大势所趋。可问题在于，潮流所向，便是对的吗?便是真理吗?如果不是，怎么办?
精英大学，究竟意味着什么?精英大学的标准，究竟又是以什么样的尺度来确认?更重要的，或许还应是客观的历史沉淀。当然，西方的大学评比或排行，其尺度相对公正一些。大学校长都是很有身 份的学者，大致不会在官员面前太过“丢份”。至少不会有如此鲜明的所谓“跑步(部)前(钱)进”的“中国特色”。即便如此，当代的西方大学仍少让人感觉到昔日的“风骨俨然”。这或许仍是与民族传统与精神底气有关。且举两例。
日本民族，向来是个“认赌服输”的角色，它服膺强者，所以当年德国人强盛时，它以第二帝国为师；后来美国人将它打趴下了，它又“以美为师”。事实上，它也取得了相当“快餐式”的成功，因为无论是当年的“崛起环岛，称霸东亚”；还是二战后的经济腾飞，都说明日本人学先进还是有一套的。但日本人是最优秀的“摹仿者”，但决不是成功的“创造者”。而问题恰恰在于，人类文明的演进最需要的是“创造者”，而非“摹仿者”。法国是唯一的“逆潮流而动者”，当今世界对美国的对抗，如有最坚定者，当属法国人，尤其是在文化、思想层面的长驱直入，简直是势不可挡，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创造者”，虽然创造出来的成果未必没有“疵瑕”乃至“问题”。尽管他们的学者也在抱怨美国影响的无孔不入，譬如说计量考核制度。可无论如何，从普遍意义上看，法国人是在坚守自己的传统并进行了“转化性之创造”的。这一点或许正可以看作20世纪下半期以来德、法思想消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的学者在慨叹“世间已无蔡元培”，何止是蔡元培而已，如罗兰、洪堡、纽曼等象征着法、德、英等国大学理念的宏伟身影，也都陆续淡逝在历史的隧道之中。
美国的魔力，竟是如此不可阻挡。不仅是在政治领域的“霸权话语”，而且也还表现为文化层面的“席卷效应”。当前几年由留美学者主导的北大体制改革“无疾而终”时，真的暗自庆幸中国大学发展的“一息尚存”。可当世界范围内现代大学的肇创者的母国，德国人也终究以官方和大学的联手姿态对美国大学运营模式“引为模范”时，心头竟然是一阵惘然，难道真的是“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一百年”，现在竟轮到老师来拜学生为师了。
是啊，历史事实不容抹杀，虽然“美国直到187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按照柏林大学模式创立后，才真正拥有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可谁能料到“冰出于水而寒于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美国大学教育虽受德国影响，但却后来居上，“到1900年为止，横渡大西洋到欧洲伟大的学术研究中心，主要是德国的大学留学的差不多一万名美国学者，坚定地服膺于学术研究和以科研为基础的教学和学习的思想回到美国。”这一国际教育交流史上的划时代事件促使美国发生学术革命，并在1930年代后迅速崛起并取代德国成为世界高教与科研中心。
确实，洪堡的柏林大学改革，一举奠立下现代大学的基础、确立了现代大学的范式，长期被视作“体现德国理想主义的大理石雕像”。即便在德国本土，洪堡型的大学已濒临绝迹时，那些美国顶尖大学的代表人物仍然承认自己是洪堡的继承人，并将西方大学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归功于洪堡。由此可见洪堡在人类教育史上产生的影响真可谓是延绵不绝。
可这种事实，并不能使得务实的德国人，尤其是政府“高卧酣睡”。毕竟，洪堡属于历史，在各类世界大学排行榜中美国人几乎包圆名单前列，而德国大学则绝对无法接近前十。故此，由德国政府所主导的“美国化历程”无可阻挡，2006年10月13日，德国联邦政府的一个专家委员会在波恩宣布，卡尔斯鲁尔大学、慕尼黑大学及慕尼黑理工大学三所新精英大学(或称“日耳曼常青藤大学联盟”)在今后五年中将获得联邦政府1.2亿欧元的重点资助。这一指挥棒的落实，将使得当代德国大学无可奈何地“与狼共舞”，平等均衡发展的格局将让位于竞争求利的原则。问题在于，德国人曾经拥有的辉煌与骄傲，将随着美国原则的凸显而重新归来吗?而美国大学所取得的现世声名，真的就是现代大学的经典模式?
三、时代命题与洪堡遗产的当代意义
美国固然有其长处，这点不必否认；其大学理念在教学、科研之外，另加社会服务功能，确实独树一帜。但如此是否就可全盘照搬，甚至引为典范?这是需要仔细斟酌的。中国现代大学的建设过程可以说明此点，贯穿20世纪整个进程的，基本上是“以美为师”，除了1950-70年代特殊的“一边倒”政治背景下的“苏联模式”外，基本就是美国大学的一统天下(或至少是主导性话语)。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德、法等国的自乱阵脚，对自身的大学传统逐渐信心渐去，“一体化”的思路日益彰显。这似乎更加坚定了留美学人“以美为师”的论据与信心。而德国排行榜单的出现，意味着现代大学的洪堡模式几乎被彻底废弃(至少是精神上的)，德国人再也不用坚守洪堡的理念，这似乎也为当代中国甚嚣尘上的“仿美改制”提供了很好的样板。而我恰恰认为，这是必须极度警醒的，也是与现代大学理念的多元性是格格不入的。
不是说不要学习美国，而是应当强调本民族文化的传统与个性。中国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经验，那时对传统文化的“过犹不及”可以理解，但决不值得重复。以这样的眼光来看，欧盟一方面在强调自身的积极影响力和独立性，一方面却又在教育制度层面对美国亦步亦趋，这是殊不可解之事，说到底欧洲建设的根本问题，应当构建起属于自己的“文化核心”要义，这其中自然就包括学术／教育等基本规制。此物貌似空洞，但却最为有力，历史证明，各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极为重要。而对德国来说，洪堡的现代大学理念当得“千金不易”!
洪堡大学思想的核心最概括地说，有两点至为关键，一谓“由学术而达致修养”(Bildung durchWissenschaft)；一谓“寂寞与自由”(Einsamkeit und Freiheit)。前者之意义在于强调学术的尊严和独立，并将其与人本身的修养形成联系起来，这就使得貌似“海市蜃楼”的纯学术不是“无本之木”；后者之意义则充分显示出作为学术共同体成员的学者(无论教师或学生)，还是作为社会共同体成员的大学，都必须自律和自立。当然，洪堡最重要的身份，是国家机器的高层管理者(普鲁士教育司长)，可贵则在于，作为教育官僚，他能在制度建构上予现代大学以充分之保证。在他看来：国家“不应就其利益直接相关者要求大学，而应抱定以下信念：大学倘若实现自身目标，那也就实现了、并且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国家的目标，而这样的收效和影响的广大，远非国家之力所能及”。
可这些理念，大半与今日甚嚣尘上的美国式大学思维相去甚远，而不免落个“过于蹈空”的讥评。试问，当大学从校长到教授乃至学生，都津津以排名做目标，以经费为肥饵，如何保持寂寞?如何获得自由?而当政府以经济杠杆的手段，将一种运作规则以经济／政治双重压力摆放在大学人面前，虽然表面上大家还有“选择的自由”，但实际上留出选择的空间已经是极为有限。这情形，与当代中国大学里各类美式的“考核标准”或许不无异曲同工之效?至于说“由学术达致修养”，则多半是梦呓了罢!
如此，由德国的精英大学榜单扯开的话题未免略有些远了。但无论如何，面对欧盟统一学制(三、五、八)正以一种“标准尺度”吞噬着各具特色的欧洲大学的事实，德国上下近乎一致地准备融入此制度(放弃原有德国大学传统)，而法国人却不会将他们卓有特色的大学校丢开。这样的抉择，或许能见其效果于一时，但不太可能谋其功业于长远。也或许，只是我杞人忧天!
总体来说，大学排行始终是一个招人眼球的话题，德国精英大学的升降也不会因此而结束，虽然在吾辈眼中，始终有一个洪堡时代的柏林大学作为标尺，但彼德国已非此德国。昔日残破的普鲁士邦所透露出的精英风采，与今日貌似辉煌的统一德国的气象，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不由想起了杜牧的《阿房宫赋》：“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我也模仿一段：“呜呼!毁德国者，德国也，非他也。使德国自珍其传统，则足以拒美，则递数世可至万世而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谁得而族灭也?德人不暇自哀，而外人哀之；外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外人复哀外人也。”涌上心头的，竟是这样几句残诗：
故人洪堡已西游，精英大学战未休。
昔贤既乘黄鹤去，德邦空余大学楼?
(责任编辑：谢 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