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多样化，从未真正存在，1980年代对多样性的个人的生活空间或者生活方式的想象，最终被全球化的想象所替代。
　　
　　30多年前，我们几乎没有“酒店”这样的概念，甚至很少使用“宾馆”、“旅馆”类似的名称，而常常以“招待所”名之。一方面，它昭示着一种命名的平等性，另一方面，在实际的语境中，又处处炫耀着差异性——身份、地位、职业甚至等级。在我们居住的这座城市里，当年，同样有着形形色色的各类招待所，而招待所与招待所之间，通常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一一对应着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的社会地位。
　　在某种意义上，30多年前，招待所承担着的，正是这样的一种象征功能，一种异己的生活想象。但是，在20世纪的70年代末，那种异己的生活想象开始对更多的人发出召唤，某种新的差异性，比如经济的差异性，开始要求替代原有的权力的差异性。而在这样的替代过程中，某种记忆也开始被悄悄唤醒。
　　我们实际上，从未真正地与过去决裂，在命名问题上，也是如此。一方面是招待所的普及化，另一方面，某些名称，比如“国际饭店”，仍然顽强地被延续下来，甚至成为城市的某种象征。许多的外地人，在论及上海的时候，总是会涉及“国际饭店”，涉及“二十四层楼”这样的话题。酒店以及它们的高度，对一座城市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酒店地标
　　
　　今天，酒店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我们这个城市的标志物，坐上出租车，我们只要报出波特曼、喜来登或者任何一座四星级以上的酒店名称，司机都会准确无误地把我们送到目的地，酒店正在或者已经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酒店还在引领着这个城市的时尚，甚至引领着一种建筑美学——摩天玻璃大厦正是这种美学的建筑载体。
　　哲学家德里克曾经分析过陆家嘴建筑的“离地美学”。在所谓的“离地美学”中，高度正是其突出的美学标记。他说，“陆家嘴的摩天大楼似乎已考量着，替代原本那些象征‘东西交会’的建筑物，这些摩天大楼合法化了上海作为全球都会的候选资格。这个‘龙头’不单带领扬子江地区，更会带领全中国，迈向全球性的长征。而事实上，上海滩的建筑(这些上海历史和身份的象征受到历史文物法保护)也渐渐改变成商业和娱乐的中心，好使它们能跟全球性的愿景相一致，也为了符合那批空降上海这个‘高度发展’的新区域的外国企业家不知厌足的大胃口”。
　　这一全球化的过程，当然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正是在那个时代，“高度”开始成为一种美学象征或者一种美学炫耀。
　　
　　高度隐喻
　　
　　1983年1月1日的《文汇报》报道了当时正在破土兴建的上海宾馆：“本市目前最高的大楼——上海宾馆，昨天全部完成土建施工……这幢坐落在华山路乌鲁木齐路附近的宾馆，总建筑面积四万四千五百平方米。主楼地下一层，地上二十九层，总高度为九十一米。四至二十二层是客房层，设有客房六百套，每间客房有十件中国式家具……上海宾馆内外装饰十分讲究。大楼外墙面全部用优质材料饰面，楼内除乳胶漆平顶、墙布、墙纸、腊克木门、彩色水磨石地坪、硬木地板外，宴会厅及餐厅内还有大量的仿古木雕、沥粉贴金画面和各种精致灯具……”。
　　4月22日这一报道继续深化，高度被精确到“九十一点五米”，关键是比“上海国际饭店高五点五米”，因此这一后续报道很自然地以“黄浦江畔第一高楼”为其标题。“俯瞰”的功能一再被强调，“我们到设在二十三层楼的中西餐厅‘望海楼’、‘观云阁’和日本式餐厅樱花厅观看，通过外凸形折线窗，放眼望去，上海全城鳞次栉比的楼房，纵横交错的街道，全在视野之中。在晴朗的天气，客人在‘望海楼’用餐，还可以远眺浩瀚的东海呢”。有意思的是，在文章的结尾，上海宾馆还被赋予了某种深刻的意识形态涵义：“望海楼餐厅挂有明朝徐文长的对联：‘八百里山河知是何年图画，十万家灯火尽归此处楼台’。读着这副对联，使人联想到上海从7世纪的渔村和盐场，发展到今日现代化的大都市所经历的巨大变迁，而宾馆的建成不正显示着祖国的强盛和我国人民的智慧与力量吗”。
　　1983年，上海宾馆似乎成为我们这个城市一件很重要的事，从1月到8月，报纸给予了多次报道，也许，它蕴涵了一个时代的某种政治无意识，或者，它本身就已经成为一个现代性的深刻隐喻。
　　这一隐喻表达出1980年代中国急需改变自己的迫切愿望，因此，对“雄伟壮观”的追求便很自然地压倒了对“小桥流水”的欣赏。整个城市都在向更高攀登，相继开工的华亭宾馆层高90米，虹桥宾馆则高达103米，可是，这仍然不够，1984年11月2日的《文汇报》以图片报道的形式向我们宣示：“日前刚刚开业的广州花园酒店主楼高190米”，它暗示着上海的落后以及迎头赶上的决心。
　　
　　正是在1980年代，对现代化的急迫追求，深刻地表达出中国企图融入世界的愿望，因此，在这一大的背景之下，“中国”只能成为一个元素而被镶嵌在全球化的图景之中，正如1983年的上海宾馆，在豪华的现代设置中，每间房间尚有“十件中国家具”。
　　
　　速度崇拜
　　
　　1980年代的酒店高度，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那是一种直观的对速度的崇拜和追求。速度正是现代性的核心涵义之一，它意味着科学、技术、制度、管理、信心、思想、热情，甚至意识形态。1980年代的所谓的“深圳速度”正是以“建筑”的形式而被加以诠释。同样，在上海，因为“引进新的建筑技术，采用新的建筑方法”而“九十天建成一座六层楼”的“锦江饭店又一外商办公楼落成”成为《解放日报》1984年5月21日的正面报道的题目。而华亭宾馆则受到了批评，因为“这一宾馆自1979年国务院批准建造以来，至今已有五年之久，但目前在工地上还不到一点巍峨楼房的影子，只是刚刚开始在进行地下室的施工。而与它同时由国务院批准，规模差不多的南京金陵饭店、广州白天鹅宾馆，相继建成开业已有一两年，还有北京的长城饭店，最近也已完工”。
　　正如一首广告歌曲中所唱的那样，“我和这个城市一起长高”，长高的城市意味着“速度”的胜利，也更深刻地也是更直观地昭示着“新时期”的开始(“比上海国际饭店高五点五米”)，因此，它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国家政治的视角。
　　这种国家政治的视角通过“俯瞰”这一形式而生动地表现出来，几乎在上海所有的酒店，其最高层都设置着这样的观光餐厅或者咖啡厅、酒吧等等。当我们登上这样的高度，整个城市都在我们的俯瞰之下，我们拥有的正是一种征服感，或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神秘”共享
　　
　　然而，问题仍然存在。在1980年代的早期，上海几乎所有宾馆的大门，都对市民紧紧关闭。对当时的上海市民来说，宾馆是神秘的，是一种遥不可及的生活，是普通人无法想象的一个世界。显然，这种规定延续了招待所的传统——当时，在东湖路、瑞金路或者其他一些幽静的马路上，常常在绿树掩映中，坐落着一些神秘的建筑，那都是一些具有相当级别的“内部招待所”。这种传统在1980年代已经显得严重滞后。人们普遍要求的是对现代化的共享。正是在这种共享的要求下，传统的权力等级秩序受到了知识界的激烈批评。
　　在1984年8月15日的《文汇报》上，一篇署名“林兰”的文章《宾馆之门不妨开大一点》对此进行了公开的批评：
　　“出差到广州，有一点印象特别深，无论是东方宾馆、白天鹅宾馆，还是流花宾馆、中国大酒店，大门统统敞开。不管你是华侨、外宾还是普通市民，也不管你是持兑换券还是人民币，总之，欢迎一切顾客。当我走进这些高级宾馆时，既无外国人特别高贵的感觉，也不因手中没有兑换券而难堪。我倒为开放后的祖国骄傲：有这么多的具有世界一流水准的高级宾馆，引来了这么多的中外友人。
　　“回到上海，和同事一谈，大家不免对上海的宾馆有点抱怨。你看，从南京路上的和平饭店、国际饭店到茂名路上的锦江饭店，从苏州河畔的上海大厦到毗邻上海动物园的龙柏饭店，试问有几家是对一切顾客开放的?
　　“宾馆大门能不能开得大一点呢?”
　　在这篇短论中要求的平等，不仅是上下的平等，亦是中外的平等。这也正是1980年代中国企图融入世界的某种情绪性的反映，它要求的是一种对现代化的共享方式。
　　
　　家居横仿
　　
　　宾馆大门终于开得大了一点，随之而来的，是酒店客房从被观看到被模仿，一度导引了这个城市家居的装饰潮流。
　　首先引起注意的，是所谓的洗手间，过去，我们称之为“厕所”或者“马桶间”。名称的变化，显示了这一空间的功能性的扩展，如厕只是其中的一项功能。现在，它成了浴室、化妆间，或者，还兼具其他的功能。而其装饰的精致——大理石台面、壁砖、地砖、铸铁浴缸、花洒……，给人提供的是优雅的想象空间。这一空间的变化，或许可以称之为一场“卫生革命”，这一革命的真正意义，在于身体在这一空间所获得的充分的舒展。
　　身体的要求进一步延伸到卧室——地毯(在家庭则被硬木地板替代)替代了坚硬的水泥地坪；席梦斯替代了木绷或者棕绷，墙壁不再停留在石灰水阶段，而是壁纸或者乳胶漆；日光灯逐步退出这一空间，取而代之的则是吊灯或者吸顶灯，灯光显得昏暗，隐含的是白天(国家的、公共的、政治的、等等)因为这一区隔而无法继续延伸到夜晚(私人的、生活的，等等)；电视柜占据了房间的一个重要位置，它对应的正是电视在家庭的重要地位，对媒介信息的依赖将取代对现实生活的真正个人性的观察和思考；电话搁在床头柜上，这一细节后来被无数家庭模仿。
　　在1980年代，“家”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是一种社会意识的转换。于光远曾这样回忆：“‘文革’前我的观念是：无事不可对党组织讲，而只要涉及党的机密就从不向家人透露。‘文革’中，‘组织’把我视作坏人……我真不知如何去‘浓化’以他们为代表的组织观念。那时候有什么闷和愁，有什么苦与痛，只有对家人诉说，有什么困难只有同家人一起克服，有什么乐趣也就只有同家人分享。说实在的……经过六年‘文革’，我的家庭观念变得真够浓的。”
　　我们学习布置自己的家，以此作为从整齐划一的政治生活中退出的第一步。而我们学习的样本正是酒店的房间布置。殊不知，酒店房间只是一种“标准客房”，它是依据某种标准而进行的“复制”，也因此，酒店提供的，仍然是一种“标准”的、整齐划一的生活方式。
　　这一“标准”现在仍在“复制”着我们的生活方式。打开任何一家装潢公司的广告，我们所能看到的正是这一“标准”化的生产程序。无法不如此，因为“标准的”同时也就是“阶层的”，它构成了一种“标准”的中产阶层的生活
　　模式。即使在家居的装潢中，所谓的个人性并不曾真正体现。我们从阶级话语中退身而出，却在途中遭遇另一种阶层的话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自我认同。
　　
　　娱乐联想
　　
　　酒店还与娱乐业的重新萌生相联系。
　　1984年7月12日《解放日报》的一则报道引起了我的某种想象，这则报道说：“上海宾馆‘芳园’餐厅七月十二日起对外举办音乐茶座，开放时间为每天下午二时半至四时半，每位收费二元五角，其中包括饮料和西点。晚上还将播放彩色投影电视。”
　　我读到报道的时候，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有关上海娱乐业的治理和整顿，一直是1949年以后这个城市重要的改造主题之一。咖啡厅，这个曾经被视为“浪漫、悠闲、品位”等等的空间，在1949年以后所剩寥寥无几，而且常常作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符号而被批判。这一现象在1980年代以后，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
　　在1980年代乃至而后的各种叙事中，首先浮现的是“老上海”的生活形态。而且是被精心挑选过“老上海”的生活形态，不是“棚户区”，而是曾被排斥在“革命话语”之外的“百乐门”舞厅、黑社会、豪华公寓，等等。在这一意义上，1984年上海宾馆“芳园”餐厅音乐茶座的悄然开放，可以视为某种社会的“征兆”。
　　饶有意味的是，当年的“芳园”餐厅茶座已不复存在，它已转化为所有酒店大堂咖啡吧的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我们并没有多大可能领略所谓“老上海”的风情，比如那种咖啡厅的浪漫或者品位的小资情调。我们感觉更多的，可能只是一种会谈式的商务氛围。严格地说，所谓“西方”，在我们今天的想象中，已经分裂为两个“西方”，一个是欧洲的“西方”，它存在于某种传统的知识叙事中，并且常常依存于“老上海”的再现活动之中，而另一个则是活跃在今天全球化背景下的美国化的“西方”，是权力和财富的观念混合，这一个“西方”才是我们今天主要的想象对象，甚至是主要的想象动力。
　　所谓的多样化，从未真正存在，1980年代对多样性的个人的生活空间或者生活方式的想象，最终被全球化的想象所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