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哥嫂故地重游，回到四十年前参加建设的黄龙滩电站。回来后，他们兴奋地告诉我，当年咱家居住的芦席棚，已变成畅通无阻的高速公路，堵河两岸的荒滩已改造成花园，黄龙滩电站坝体也由咱们葛洲坝施工单位进行加高，看起来更加雄伟壮观了。
　　时光一下将我的记忆拉回到了1973年秋天。那年，我上小学二年级，随父母从丹江口水库转战黄龙滩水电站。之前，父亲从丹江口调到三百公里外的黄龙滩电站工作，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几人留守在丹江口。我们水电人的家是流动的家，父亲到哪里，一家老小就背着行李跟随到哪里。黄龙滩水电站位于鄂西北汉江第一大支流——堵河之上，像大多数的水电站一样，黄龙滩电站坐落在一个贫脊荒凉的深山沟里，两岸大山上长满了直耸云霄的大松树、挂满了果实的核桃树和绕树而生的粗壮藤条。堵河水有时像咆哮的雄狮，有时又像一个安静的小姑娘。
　　101黄龙滩工程指挥部下属单位是按部队建制的团、连来进行编制的，指挥部共有四个团，其中三团、四团分布在堵河两岸，父亲所在的单位属四团三连。初到黄龙滩，我们把家安在堵河左岸离河边不远的一排排用芦席作墙、油毡为顶搭成的俗称“芦席棚”里，四团下属的安机队、汽车队和拌和队的家属子女都居住在这里。“芦席棚”没有自来水，也没有通电，好在我们这些“水电二代”孩子们对艰苦的环境和生活早已习以为常，没有水，我们就扛着铁锹在干枯的河边挖坑取水；没有电，蜡烛为我们带来光明。白天，我和小伙伴爬到海拔800米的山顶上，在“干打垒”的简易教室里上课；晚上，我们在暗淡的烛光下做功课，伴着江水拍打河岸的涛声进入梦乡，度过了快乐的每一天。我们住的地方名叫枣园村，一个名字像诗一般的地方。虽说叫枣园，我们却从未见过一棵枣树，更没有见到一粒枣。
　　上世纪七十年代生活物资极度匮乏，在离我家五里地的黄龙镇是黄龙滩电站最繁华的地段了，可是那里没有冰棍儿，没有棒棒糖，没有照相馆，没有电影院，所有我们小孩子希望得到的东西都没有。看场电影要跑到几公里外的小峡沟露天广场才能饱一回眼福，猪油葱花油盐炒米饭是孩子们难得的美食，一年能吃到一餐猪肉饺子更是让我们全家开心惬意、欢呼雀跃的事情。
　　春天来了，父母利用工作闲暇，在紧挨我家芦席棚边上的一块鹅卵石荒滩上开垦出一片六七平方米大小的菜园。初夏，我们在地里点上几粒扁豆、葫芦种子，浇水，施肥，没过多长时间，扁豆、葫芦苗悄悄地出土，生根发芽了。惊喜中，我和哥哥忙着做秧架，搭瓜棚，秧苗开始茁壮成长了。
　　秧苗生长茂盛无比，由菜地向四周蔓延，顺从地爬上高高的秧架。夏日时节，菜园已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遮阳棚。直到有一天，我惊奇地发现，扁豆秧上生长出一串串紫色的晶莹剔透的小花骨朵，含苞待放。扁豆开花了，小花朵里还孕育着绿豆般大小的小豆角。到了初秋，一串串小花骨朵变成了一串串月芽儿似的紫扁豆，倒挂在扁豆秧上。在我的眼里，紫扁豆已不是普通的蔬菜，而是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不忍下锅入口。葫芦开花了，葫芦藤上挂满了一朵朵洁白的五瓣花朵，没过多长时间，花朵变成了一个个虎头虎脑的小葫芦，像一盏盏电灯挂在葫芦架上，又好像是夏夜天上的星星。小伙伴们做完功课躲藏在菜园后的扁豆秧下打牌、下棋，邻居叔叔阿姨们端着饭碗来到葫芦架下谈天说地。傍晚，我坐在葫芦架旁仰望深邃的天空，数着天上的星星，静静地听着河水流淌……
　　赛虎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我家的。
　　赛虎是一只一岁多的小土狗。那时，人们在山间野外发现野狼的踪迹，我们时常在简陋房屋里听到野狼在深夜寂静的长空凄厉地吼叫。由于父亲频繁出差，我们娘儿几个还真有点儿害怕，于是赛虎来到了我家。赛虎的皮毛黄灰相间，尾巴下垂，眉宇间透出一股杀气，远看像一匹山间野狼。赛虎来到家里没两天就和我们兄妹混熟了，每当我们放学回来，它就腾地一下子从家里冲出门外，用前爪扑到我们的胸前后背摇头摆尾，以示亲热。那时，人们的精神生活很是单调，难得的一场露天电影也跑到几公里以外的小峡沟，母亲担心孩子们的安全，总是阻止我们前去观看。自从有了赛虎的陪伴，我们看电影就来去自由了。有段时间，堵河水下降了许多，穿行两岸的唯一交通工具——小木船无法摆渡了，赛虎配合哥哥在水里拼命拖着不会游泳、坐在皮划子里的我，到右岸的三团二连去见一个清秀漂亮的姐姐。若干年后，这个清秀的姐姐成了我的嫂嫂。
　　三年多的日子里，我和赛虎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76年，我们举家搬迁葛洲坝时，不忍把赛虎落下，专门做了个大木笼将它一起装在搬家大货车上，可是在车辆辗转丹江口时，赛虎还是不小心走失了，再也没能找回来。
　　……
　　光阴如箭，岁月如梭。我来到葛洲坝整整四十年了，如今人到中年，浮躁繁杂，很多事情在记忆中已经模糊淡忘了，可是在黄龙滩电站的童年生活却清晰如故，紫扁豆、葫芦花和赛虎常在我的脑海中萦绕，每当遇到困惑难解不能自已时，思绪便回到纯净的童年……
　　责任编辑：邓雯雯